山不转水转（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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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生产队，我叫大伯的有三个。

一个是父亲一母同胞的大伯，晚清的遗老遗少，头上梳着女人一样的剪发，像刚剪过辫子，钢针一样在脑后瀑着，让人想起南霸天。他是父亲的大哥，家庭成分好，伦理纲常一丝不苟。在父亲和叔叔面前，总是板着脸，好像借他谷子还他糠似的，一动嘴就是发号施令，俨然一付江湖老大。而对婶婶们和我们这些侄子，从不正眼相看，说话时字字都透着威严，让人一见就想躲开。

二房大伯好些，见过世面，比较开明，待人接物也洒脱，和气。其实，他比父亲小一岁，我该叫他大叔。可二房好多比我年龄大的都叫他大伯，我也只能顺势而为，不然，还得费一番口舌。就算大家都知道他比父亲小一岁，父亲也不会多个什么。大伯鼻孔阔大，能塞两枚栗子。长脚大手，身子了长。当过兵，后转业在云南工作，退休后带着四个白杨树苗一样高挑的儿女回老家这儿安度晚年。他在我们面前总是刻意做出一付和颜悦色的样子。可是，戎马生涯的他总让他的客气大打折扣。回家时前妻已离世，续娶的夫人姓张，依大伯我又叫她张姆。张姆前夫姓吕，曾是信用社职员。两人有一对可爱的儿女。离婚时，两个孩子按性别分别判给二人。张姆跟了大伯后，她的女儿与大伯前房的四个儿女势同水火。因此，大伯与张姆关系一直紧张。几年后，两人分道扬镳。

另一个大伯是九房的。大长脸，高鼻子，彬彬有礼，谈笑自若，见了孩子都要点头哈腰。他之所以这么低三下四，是因为在总户数占一半是地主富农成分的六队，他的成分是最高的，其“待遇”也从“优”。解放前，家里开着铺子，钱粮丰足，衣食无忧。解放后，便成了改造的对象。摘帽前，大队或生产队，冬季开会，烤火取暖的木柴，都归他提供。那些柴都是他出工时，中途别人在地头休息，说笑，他不顾劳累争分夺秒去树林里砍下的。收工时别人标箭一样回家，而他则忍饥挨饿辛辛苦苦地扛一捆柴回去。有些事挪不掉，不如早些谋划，免得临渴掘井。那些柴他抽空儿剁好，整整齐齐地码着，开会时人家一通知，他就用柴架子（两根竹片弯成的锥形三角形）满脸堆笑地挑到会场。到了会场后，顾不得喘气，先问烧几堆火？得到准确答复后，先把火生燃，又把柴架足，生怕某人冻着，被人议论，引起公愤，上纲上线，现行批斗。为了让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心甘情愿的，他人人讨好，个个巴结，嘱咐每个人都烤暖和，别冻着。那卑躬屈膝唯唯诺诺样子，像个刚进门的媳妇生怕被公婆挑出毛病。火生燃，他就在会场外候着，防止没柴了，被人抓住把柄，小题大做。胆小怕事的毛病一旦养成，连自己的孩子在外被人欺负了，他也是息事宁人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然，张姆（此张姆非彼张姆）去世后，留下八个儿女，他不一一带大，个个交待，咋有脸去地下相见？直到会议结束，他才安心地回家。其实呀，他那么卑微苟且，不光是七个孩子让他不敢大意，而是他的大儿子，我们叫哥哥（音guō以下叠字同）的，已经农校毕业了，又分配到陕北佳县林业局工作。六十年代初，农校毕业生，不逊于现在的名牌大学生。哥哥是村里第一个拿着文凭端上公家饭碗的，是大伯一生的骄傲和荣耀。

在户族里，像大伯一样，我叫大哥的也有好几个。虽然那些大哥声音洪亮，孔武有力，不卑不亢，可与泥土打交道的他们，蓄着光头，身穿布衣，脚着草鞋。唯独大伯那个儿子气宇轩昂，谈吐不凡，所以在称呼上袭用了邻省的叫法。仿佛一众高材生里那个留洋的被叫作海归。这里除了我们母亲都是竹溪人，他的学历和前程也明摆着。俗世的势利，连亲弟奶兄也不例外。不过这也是实情，改革开放前哥哥就担任佳县林业局的局长了，一直到八五年下海。

2

从空中鸟瞰，全大队自然分布如同一枚巨大的鱼钩。十个生产队依次分布在鱼钩上。九十队是钩基，沿公路颀长的钩柄是五六七八队，三四队是钩底，一二队则是钩尖。六队与二队处在钩柄与钩尖的位置，两处有一条小路，像数字六最后一笔把两队连在一起，这样，六队去二队就不用走大路了。

哥哥当年像所有荷尔蒙旺盛的青年男子一样很轻松的就把王姐钓到手了。至今还听哥哥那辈人说，王姐到哥哥家看家时，由哥哥三妹领着，穿过老林朳，绕过孤老地，从屋后山梁上下来。为了先睹王姐的芳容，或是侦察王姐合不合自己的意？哥哥提前躲在孤老地头上一块枞树秧子里。那茂密的枞树，加工过似的，细而长，箭群一样顶着天空。

先小人后君子的哥哥就躲在那茂密的枞树秧子里。在枞树秧子里，他能清晰地看到别人，别人看不到他。想必他和家人也提前商量好了，如果他对王姐满意，就佯装偶遇高兴地跟她们回家。如果不满意，他便溜之大吉，然后让家人设法把王姐打发回去。他和王姐很快走到了一起，并连续生了三个儿女，可见，王姐在他眼里第一印象不错。其实呀，两个人的结合并不是第一印象能起多大作用，而是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让你在一刹那间放弃择偶标准，转而对现实妥协。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哥哥娶王姐也是迫不得已。在六队，哥哥家家庭成分是最高的，这种家庭的儿子再突出和优秀，没有一个根正苗红的女子敢嫁他。而王姐家跟哥哥家也是半斤八两，虽然王姐父亲没有遭受哥哥父亲那种歧视，但在遍是贫雇农的二队，王姐家是唯一的地主。这种人家的女儿，也没有一个立场分明的小伙敢娶她？共同的遭遇决定了“歪歪锅配歪歪灶”。

哥哥和王姐在家庭人口上也门当户对。哥哥下面有三个弟弟四个妹妹，忽啦一下，都半桩子高了。有合适的人家，接二连三的得一一嫁娶。可是，许多女子不愿嫁进这样的人家，除住房紧张，小叔子作恶，小姑子作妖是媳妇进门后最大的难题，大大小小侍候够了，最后却落不下一句好。为了给弟弟妹妹们作个表率，哥哥只好委曲求全。

王姐是父母头生女儿，她下面还有五个弟弟四个妹妹，如果把她父母算进去，就是一个加强班。像这样的家庭，许多小伙望而却步。除了结婚时要多办不少礼行，还得面临连襟攀比，舅子拆台。而那时家大口阔最大的问题就是吃饭。为了早些给家里减轻负担，当务之急就是把自己嫁出去。就这样，两个惺惺相惜同病相怜的头雁很快就飞到了一起。于是，东沟那条不起眼的溪流与门前的大河很自然地汇聚到了一起。

如果实在要用俗世的眼光评判哥哥和王姐之间有什么差别？细研两人是否般配，那只能说，哥哥有文凭，又端着公家饭碗。而王姐因为家庭成分高，人口多，没进过学校门。两人在文化素质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可是，像哥哥这样端着公家饭碗，娶农村老婆的情况比比皆是，可那些男人并没有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哥哥母亲去世的早，失去自由的父亲常年带着七个弟妹出出进进，那时他又处在事业的上升期，急需一个女人进门张罗。不然，远在千里之外的他，如何能安心工作？所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而王姐也不像其他男人在外工作的女人心安理得地做个家庭妇女。别的妇女都是队里活忙时才出工，王姐却一天不落，早出晚归。其实，像她家那条件，每月给队里缴点钱，就能拿到满分和满勤，就能分到足够的口粮。队里一直很人性，除年终经济分配按劳动日分，其他全是按人口分，这样在吃饭上不会出现多大差别。可王姐似乎不想那么做，好像出工她心里才踏实。上完娃娃坡之后，她就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持家过日子。寒来暑往，日月交替，她像个男劳力一样每天在队里出工，风雨无阻。这是其他在外工作人家的妇女比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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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记事起，哥哥就一直在外面，王姐则带着三个孩子在屋里，起早睡晚，苦刨苦做。她家有两间房子，一间是从正房摆头墙接出的，那是间卧室，从卧室东边一个耳门出来，顺着一米高的石阶下来，便是一间厦房，里面依次放着案板，砌着土灶，一口火塘。出厦房门，右侧是厕所，前面是一块连着队里保管室和另外三家邻居的院坝。

院坝的边上，有一块小桌大的四方黑火石。站在黑火石那儿，对面的山川，半个村子的全貌，公路上的车流，哗哗流淌的河水都尽收眼底。而背后，则是王姐卧室的外墙，是队里一块大型黑板，上面展示队里的规划、年终收入，后来又用作批林批孔的专栏。

白天，王姐或她的孩子们就坐在黑火石上歇息，吃饭。晚上，黑火石就成了全队孩子的活动中心。先是几个小孩各占据一角，掏出从河里捡来的白火石，打火镰一样在黑火石上划，看谁的火星大，火星多。一会儿，来的人多了，开始躲猫儿，杀羊。

大家玩得很开心，可常春兄妹三人一边站在墙根静静地看着，一边等着王姐。

王姐一到夜里就会积极地去保管室记工分。王姐那人做事非常认真，记工分时必须亲自去，生怕别人给她少记。可到了保管室，她翻出自己的工分本拿着，等别人争先恐后地记完了，才把工分本递给记工员。

过日子方面，王姐也是精打细算。孩子们穿的，她都是扯回布自己裁自己缝，决不花钱请缝纫机扎。饮食上近于苛刻，吃玉米面糊汤时，糊汤煮熟后，每人舀一碗晾着，然后把锅巴铲起来，放点油盐一炒，就是全家的下饭菜。做米饭，少得可怜的大米里，不是红苕，就是玉米面。若是这两样都没有，她就把米饭舀起来，把锅巴煮成稀米汤。孩子们偶尔也会抱怨，但她总是讪笑着开导他们，那意思是有饭吃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

常春不高兴时嘴总是噘着，过一会儿，就释然了。头往左甩一下，让右边的头发掠到左边，遮住疤痕。常春的左额有一块杯盖大的疤痕，那是王姐不在家，常春不小心自己烫伤的。因为处理不当，烫伤痊愈后就顽固的保持那种明亮的样子。常春因为那块疤很自卑，为了遮住那块疤，他自小就蓄着分头。可分头让常春吃过不少亏。当他跟别人打架时，人家眼疾手快揪住他的头发乱扯，常春疼得嗷嗷叫，却拿人家没办法。

王姐常常为常春头上的疤痕深深自责。她在支使常春做事时，就少了底气。每次使唤常春，脸上先挂着笑，头轻轻地不易察觉地摇着，提前否认一般，用商量的口气央求说：去抱点柴，或去抬桶水。语气很不自信。那样子，如果常春不动身，她随时收回刚才的话，然后自己去做。可常春很懂事，院坝边黑火石旁她家的柴场一年四季堆着响干的柴，灶门口的枞树毛也大堆大堆的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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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去王姐家找常春玩。我对常春，不像其他的伙伴，先恶作剧的咳嗽一声，等常春注意力转过来，就下意识的手往左额摸一下，嘲笑他左额上的疤。常春对我比较信任。他家厦房门有一扇门轴是坏的，如果外面锁着或里面栓着，只要卸掉门轴坏的那扇门，人就可以进去。有次常春为了进去拿东西，竟当着我的面，把锁着的门卸下一扇，进去拿了东西后，出来又把门恢复原状。当时我问常春，你们这门不怕贼进屋？常春说，也没人晓得，你可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不会，常春就信了。

王姐在家时，见了我们也不驱赶。如果她心烦了，她就不声不响的去卧室。等她一走，我们玩得更随便了。在乡下，随便的人家都比较老憨（懦弱之意）。确实，王姐没吵过我们，没打过常春兄妹，在队里也没跟人红过脸。

可是有一天，王姐却发飙了，那天，我听挑水的父亲回来说，王姐跟狗娃子打起来了。王姐不光把狗娃子脸抓烂了，还把狗娃子的水桶砸碎了。当时我就想，王姐怎么跟狗娃子能打起来呀？狗娃子姓T，在队里是独姓。二十多岁，有一把力气。狗娃子仗着家庭成分好，父亲当过队长，堂兄是大队支书，在队里横行霸道。在队里，他不仅越爼代庖替队长做这主做那主，还明目张胆的霸占队里的财物。有一次，队里派出的社员开回的工分数额不合他的意，他说社员占了队里的便宜，于是就用箩筐硬行把队里干透的稻谷挑一担回去。当时社员们都眼睁睁地看着，没人敢声张。最恐怖的是，他有一杆猎枪，动不动要拿枪吹这个吹那个。虽然还没有一个人成为他枪下的死鬼，但也没有一个人尝试着想成为他枪下的冤魂。就这么一个鬼不惹，别人躲还来不及呢，而老憨得像绵羊一样的王姐却敢把他的脸抓烂，把他家的水桶砸碎。女人跟男人动人，抓脸是基本功，可砸水桶性质就严重了，那侮辱如同把人家灶上的锅子捣个大窟窿，而受害人会跟你拚命。但反过来想，王姐如果没有遭受奇耻大辱，她也不会去跟人拚命。但不管怎么说，王姐也不该跟姓T的动手。我在为王姐担心的同时，飞跑着出去想看看王姐怎么逃过一劫？可等我跑出去时，外面早已偃旗息鼓。

T家没吵没闹，但这并不意味着T家会善罢甘休，兴许更大的报复正向王姐逼近！王姐家也很安静，估计那会儿王姐已吓得魂不附体，正缩在家里一边后悔，一边想着怎么赔人家水桶。

过了一天，没有动静；又过一天，还是没动静。于是，我松了一口气，估计姓T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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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王姐第四个孩子出生了，可惜生下地就丢（指夭折）了。那会儿，我再次为王姐担心。我在可怜那孩子不该夭折时，也抱怨哥哥的大妹怎么那么不小心？哥哥的大妹是远近闻名的接生婆，技术娴熟，没失过手。很快又听说，王姐生这个孩子时没请接生婆，全程都是王姐自己 完成的，于是，我把迁怒于哥哥大妹的不满又还给王姐。王姐也是，不知道生孩子吓人呀？连接生婆都不请，以为自己是野物？这下好了，孩子丢了，看她怎么跟哥哥交待？估计她会把哥哥瞒着，可她又能瞒多久呢？哥哥一旦知道了，准没她好果子吃！在哥哥那辈人中，家里生三个孩子是少的，五个六个很正常，而每个人都以家里孩子多为有福。哥哥也不例外，他是拿工资的，养四个孩子很轻松，可王姐把那孩子弄丢了。作为王姐，她肯定也不是故意的。医疗落后，许多人家都丢过孩子，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有些人家因为嫌女孩，还故意溺毙呢，但王姐不会。她才一个女儿，再养一个很合适。而哥哥自己有四个妹妹，大伯身上都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哥哥更不会有。这么说来，那孩子还未出肚子皮就死了。

那婴儿的确是死了。死时用布袋装着，放在队里大茅厕里，下午就提到山上葬了。

似乎没有人同情王姐，相反，许多人在背后不停地议论，好像王姐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就连哥哥的父亲，弟妹都对王姐有气，那分明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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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哥哥回来了，他回来是跟王姐离婚的。那天，哥哥和王姐就在他们卧室里互相摊牌，而常春和他的妹妹、弟弟就在厦房里，神色黯然，坐立不安，像三个等在手术室外的家属焦急地等着里面的结果。结果很快出来了，孤立无援的王姐早已做好了被抛弃的准备，有备而回的哥哥也一步步实施他的计划。除常春跟着王姐，两个小的哥哥都要领走。王姐虽然不愿意，但又不得不接受。四个孩子，一个生下来就丢了，而常春不仅留下了一生的创伤，连学都辍了。作为母亲，她很失败。她没资格再抏养两个小的。常春已经报废了，可以跟着她遭罪，但两个小的不能再耽误，于是，王姐狠心答应了。

哥哥如愿以偿地把两个小的带到了陕北，由他和张姐抚养。张姐是哥哥在陕北新处的对象，是教师。在培养孩子方面，张姐比王姐有着绝对的优势。最重要的是，张姐不生育，会把两个孩子视为已出，让人一百个放心。然而，那不地道也明摆着，像是个阴谋，连我都为王姐愤愤不平，觉得哥哥喜新厌旧，是陈世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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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回来的次数更少了，我几乎把他忘记了。说实话，我跟他只是叔伯弟兄，我出生时，他早在陕北工作了。我跟他的关系还没有院子其他兄长们炽热。他能多看我一眼，很大程度上是他三弟抱养给了我父母。父亲退伍后又做过小学教师，他在感激父母缓解他们家大口阔的困境时，对父亲的经历有那么一点兴趣。后来，我长大了，与他的弟弟们处了邻居。这样，他回家探亲时总会来我家坐会，嘘寒问暖，并教会我对果树的嫁接技术，管理方法，还从陕北给我寄回各种嫁接工具。有一次，他帮单位从十堰接车，顺路回家，还专门去八道拉一汽车煤回来，让几家分着烧。从那时起，我对他的印象加深了，觉得他是个好人，出手大方。在帮大伯给他写信时，我和他也单独通信。

八五年，中国华能精煤神府公司成立，他辞去了多年从事的林业工作，下海去神木做了绿化科的科长。听大伯说，他那儿需要大批劳力，我便蠢蠢欲动。大伯知道我的想法后，让我主动给他写信。信寄出去了，也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在信里顾左而言他地描述了毛乌素沙漠的恶劣环境，建议我不要去他那儿。接着，他又避重就轻，大谈他下海的苦衷。而在信的最后，也勇敢地说出了他和王姐离婚的原因。于是，我理解他了，也同情他，知道他不是陈世美，同时也决定不再麻烦他。

以后大伯不再让我帮他写信了，我跟他联系也中断了。

前几年，他的二弟跟我谈到他，说他计划百年后葬于故里，因为张姐不同意，他就改变了主意。那会儿我就想，他葬不葬故里，并不没什么，他在故里仅有的经历就是出生、成长，之后他就是佳县的一棵树，经风沐雨；是陕北的一块砖，哪儿需要往哪儿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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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姐不与人交往，也不跟人说话。圆圆的脸上再也看不到笑容。她头上的剪发不再生动地在脑后束个短刷，而是自暴自弃地任其披着。她家有一亩多田地，那点活儿只够常春一个人侍弄。王姐一下子清闲了，她常常失神地背着挎箩从院子后山上去，绕过孤老地，穿过老林朳回娘家。那是她唯一可去的地方。可她总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

不久，一个男人在王姐家出现了，那就是离婚后妻子嫁给二房大伯，年龄跟王姐父亲不相上下，从信用社退休的老吕。好像故意添堵似的，老吕要娶王姐为妻。开始王姐不同意，甚至还对老吕爆粗口。这时哥哥弟兄们也不想王姐一错再错，更怕王姐嫁人后常春没人看管，暗地就醖酿要教训老吕，让老吕知难而退。可这时王姐却一反常态，铁了心要嫁给老吕。对王姐来说，院子把她的心伤透了，一次又一次。她恨不能马上离开院子，远走高飞，去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她那决绝的样子，也要与院子一刀两断，哪怕是刀山火海，她也要去。而且，她也想为自己活一次，哪怕只是一次。她自从小到大，就没为自己活过，她不能再错过了。她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常春，但常春已经长大了，能独立生活了。越是这时候，她越不想面对他。于是，王姐义无反顾地跟老吕去了安康。

王姐那一走，再也没回院子。只是，让人放心不下的是，老吕那个性情暴躁的儿子会不会接受她？

    王姐走后，家里就剩常春一个人了。

长春自小能吃苦，去山上砍柴时，我们可以敷衍了事地砍一把被大人戏称鸦雀窝的柴，而他每次都砍一捆比他身子还粗一倍的柴回家。他的力气很大，他的肩膀皮帆布一样，能经受任何粗砺的东西硌压，他的脚更特别，赤脚在乱石渣上走都没事儿，即使在荆棘遍布树林里，他也如履平地。而冬天，还能赤脚在雪地里打猪草。

在爷爷叔叔们的安排下，常春先跟姑父学了两年木匠。因为接受能力差，被姑父嫌弃，就放弃了。过了两年，在爷爷叔叔们的操办下，他结婚了，并连续生了两个孩子。这时，哥哥带到陕北的两孩子已学有所成，哥哥这时也能腾出手来关心长春了。于是，常春一家都去了陕北。至此，哥哥和王姐的三个孩子都绕在哥哥身边，而王姐却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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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听到王姐的消息是前不久的事，近四十年了，第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感觉特别新奇。她走了这么多年，一直不知道她的音讯，人们早把她忘记了。可是，她却出车祸了。震惊之余，觉得她的儿女都在陕北，车祸的消息应该传到陕北才对，怎么传到这儿来了？很快又听说，她是在高速东出口出事的，这么说，老吕早就谢世了，王姐早回平利生活了。只是不知道她在哪儿落脚？有没有家？

过了两天，常春在群里发讣告，说他兄妹三人将在他二叔门前为王姐设灵，不收礼，不送花圈，略备薄席。这时，我才知道，常春兄妹仨已从陕北回来了，他们已着手处理好王姐的后事。可常春兄妹在他二叔门前为王姐设灵，这么说来，王姐一直像浮萍一样没有家。

常春兄妹在他二叔门前给王姐设灵，不用说那是哥哥的主意。虽说借人停丧，不借人成双风习已久，但也不是每个人都乐意接受。心思缜密心眼比筛子还多的常春二叔决不会让别人的丧事在自己门前办，那是多大的忌讳呀？何况，为他儿子的事，耿耿于怀的他也不会买常春兄妹的账。有一次，我问常春二叔，他儿子怎么不在陕北干了？常春二叔没好气地说，在某部门独当一面的哥哥女儿，因当年哥哥弟兄针对过王姐，她不再管他儿子的事。言外之意，就是让他哪来哪去，好自为之。这样一来，他儿子在陕北就没法待了。而设灵又特别忌讳，常春二叔肯定不会答应。但哥哥说话了，他只好勉为其难。这么一看，哥哥对王姐还有一丝儿顾念。

山不转，水转。王姐回来了，就埋在院子的北面，那儿与院子隔河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