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笔力遒劲,为文刚劲而有古风,赋文与策论尤精。但其为人性情内敛,不果决于事,常怀犹疑,故其一生悲苦,为文孤峭,寒冷入骨。
同为散文大家,欧阳修与柳宗元可谓两个极端。欧阳修被贬滁州,为治有声色,百姓富足,遂有太守与众同乐的佳话,一篇《醉翁亭记》,道尽这个学究天人,治地有方的学者的傲岸高洁之情。他屡讫致仕,终在蔡州任退休。
青年柳宗元锐意改革,因参与王叔文领导的贞元革新,一度成为政坛、文坛新秀,后因革新失败被贬永州,自此消沉沦落,牢骚满腹,写下了《解祟赋》《惩咎赋》《囚山赋》《梦归赋》等文,与贾谊一样,成为愤青。
观其为文,都是后悔自己少不更事,参加了永贞革新。他几乎没有反思这场革新到底有没有必要?他们前期的努力到底值不值得?他们到底输在了哪里?他只是哀叹,年少无知,行为孟浪,自称罪人,作为一个政治家,稍嫌立场不够坚定。
屈原把自己气死了,贾谊把自己哭死了,柳宗把自己后悔死了。这47年的人生,前半程可谓春风得意,21岁的少年进士,朝中大佬提携的才俊;而后半程屡遭贬谪,人生不如意,以此为极。
据宋人刘斧《青琐高议·柳子厚补遗》记载,因痛惜柳宗元英年草逝,柳州百姓为之立祠,香火旺盛,柳遂成神。柳宗元成神之后,极为刚烈,人或稍有不敬,他即为祟,或风或雨或雹,甚至降下灾祸,蛇虫乱行,让人横死。
人们受不了,就找到韩愈,请他写了一篇祭文烧给柳宗元,他才消停下来。
柳宗元弃世时,韩愈从潮州调回袁州(今江西宜春)任刺史,曾写过一篇《祭柳子厚文》。这篇文中写道:非我知子,子实命我;犹有鬼神,宁敢遗堕?念子永归,无复来期。设祭棺前,矢心以辞。呜呼哀哉,尚飨!韩愈自然不可能到柳棺前亲自致祭,可见是委托乡民代为祭祀。至于是劝解柳神放下心事还是遥祭好友,则无从考证。
据《柳子厚补遗》记载,柳神为祟后,谢宁又请韩愈写了一篇祭文:公生爱此民,死当福此民。何辄为怪蛇异物,惊惧之至死者?公平生不足,愤懑不能发泄。今欲施于彼民,民何辜焉?谢宁说甚可惊,始终何戾也?无为怪异之迹,败子平生之美名。余与子厚甚厚,其听吾言。
这篇短文烧于柳庙后,蛇不复出,柳再不为祟,成为保一方平安的正神。
后来,韩愈又写下《柳州罗池庙碑》纪念这件事:余谓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之,以食其土,可谓灵也已。作迎享送神诗,遗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可见,韩愈坚信柳已成神,而且是他的前篇祭文安抚了柳宗元。
这则故事虽然不经,但也看得出来柳宗元一生孤苦,在世人心目中与屈原、贾谊是一个类型,最终都死于精神内耗,死于自身意志的崩溃。
清袁枚在《柳子厚祠》一诗中写道:“金章紫绶照江滨,王者衣冠古逐臣。但说权门难托足,谁知文士易成神。宫庭慷慨伊周事,湘水凄凉屈贾身。剩有《荔支丹》一曲,至今歌遍楚南人”讲的也是这件事。可见自古人们都将屈贾柳并为一谈。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簑笠翁,独钓寒江雪。”里透露出的孤寂与绝望,才是柳宗元真实的心态,无助、凄凉而彷徨。而《小石潭记》《钴鉧潭记》《始得西山宴游记》等文不过是强装欢颜,故做安宁,扮给外人看的伪装,一戳就破。
“泾水黄,陇野茫。负太白,腾天狼。有鸟鸷立,羽翼张。钩喙决前,钜趯傍。怒飞饥啸,翾不可当。”那个四十五度角仰望星空,写出如此雄文的斜杠青年柳宗元,则永远地留在永州和柳州人民的心里,成为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印迹。
“柳州柳剌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柳拂天。”千载而过,或许只有这首儿歌才能给柳宗元些许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