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沐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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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辈子总有些永远忘不了的人。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几种：或对自己有大恩，或跟自己有深仇，或共事长，或相处好，或对方人格高尚、魅力强大，才华横溢，使人印象深刻，或那人相貌异常，让人过目不忘，如此等等。
然而，老师未必在此之列。
学生能永远记住一些老师，可能除了少年记忆难以磨灭之外，还有一种特殊情感在起作用。
我的原始学历是准初中。当时差个把月学期才结束，但为了从军，只好放弃最后一小段学业。所以，我的初中毕业证书是含水分的，至于文化知识，更加马尾穿豆腐——不能提了。读罢初级小学4年之后，读高级小学2年之间，十年开始了。1966至1968年底，曾经“打回老家去”，就地做农活2年多。1969年复课后，又进入芦村中学，稀里糊涂地学习近2年，能学多少东西可想而知。参军后，被形势所迫，只好自我补课，一直到1996年，通过自学考试，才勉强拿到一张南师大的本科毕业证书。总之，截止自考毕业，我自学近30年，在学校接受师教的时间，却只有8年而已。
然而，就在那3段8年学历中，却有幸遇上了几位难以忘怀的老师。
我的小学就读于离家1里多路的问老庄公办小学，时间是61至64年，启蒙老师是陈公讳羡之。
陈老师是这所小学唯一的老师，或者是我唯一记得的该校老师。印象中，他身材高大，亲切、温和、慈祥、宽厚，对我们从来没有疾言厉色，更没有打骂过。因此，我对他没有丝毫畏惧之心。
但他并不是无原则迁就学生的人。
有一次，我和本村3个小同学赴校途中心血来潮，跑进田野玩“掷螺壳”游戏，玩得忘乎所以，竟然迟到约两节课。他当然要追问原因。可能是那3个伙伴在“危急关头”将我“出卖”，也许是我自己坦白交代了，他确定“罪魁祸首”是我，就让我站到黑板旁边示众，以儆效尤。年幼无知的我当时脸不红，心没跳，似乎很具备地下党的素养。不过，从此以后，这么出格的疯玩再也没有过。
有段时间，他在学生家轮流带饭。轮到我家时，总是由我带路。记得经常是他走在前面，我亦步亦趋。他高大的身板，宽阔的脊背，稳健的步伐，让矮小的我十分敬仰，至今还深深地印在脑海，时时浮现。可惜，到芦村读高小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若干年后，听说他已经作古，我自然地回忆起当年带路、挂黑板的情景，心中泛起难言的忧伤。
尊敬的启蒙老师，你虽然一生平淡无奇，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对我也没有过特别关照，但是你从“人、手、足，口、耳、木”，从汉语拼音a.o.b，从1+1=2教起，召唤我和许多同我一样的无知童子，从蒙昧的荒野里一步步走上文明的大路，你是一位父母之外我应当永远纪念的第一人。你亲切、温和、慈祥、宽厚、高大的形象，已经深深铭刻在学生心中。
1965年，我到芦村中心小学读5年级，至今记得比较清晰的有这几位老师——有戴深度近视眼镜、鼻子经常不断地发出“嗤嗤”声、善于画漫画的朱主任，有身强力壮能让骚扰女学生的小哑巴望风而逃的王文强先生，有永远衣冠楚楚头发一丝不乱、说话带较重鼻音的印丰先生，有把本地英雄人物的故事讲得活灵活现让所有学生无比神往的颜同庆先生，有和蔼可亲能和学生谈笑风生的陈怀仁先生。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位仁老了。
记得仁老做过我的班主任，教过语文、音乐。那时，在教室的东北角，放着一架手弹脚踏的老式风琴。每逢音乐课，教罢理论，他就会背向我们（风琴位置限制），坐在风琴这一面，一边弹奏一边领唱，还不断地侧过头来，以示招呼。“金瓶似的小山——唱！”说“唱”的同时他头转向我们一侧，我们就一起放开喉咙大声歌唱起来，带着童腔的嘹亮歌声在教室里回旋，从门窗飞出，飘向四面八方。那是多么快乐的时光啊！
然而，也有沉重的记忆。
有一天，本班一同学丢了一支铅笔，怀疑一位衣着较差平时不大说话的小唐同学，想翻他的书包。他却脸色通红，两眼含泪，紧紧抱住书包，死活不给检查。旁边的同学，包括我都认为他做贼心虚，催促他放开手，有人甚至跃跃欲试想上前抢夺。正在纠缠不下，仁老进来了。问清原委，他立刻板起脸来，批评了我们，大意是：“你们这样是错误的，怎么能乱怀疑同学呢？”接着他又跟唐同学说了几句，意思是你可以自己决定，打开书包，或者不打开书包，谁都不能强迫你；你不打开书包，也不能证明是你拿了铅笔。不料，唐同学主动打开了书包，取出所有书本、文具，然后把空包给人看，把桌肚也让人看。丢笔的见没有他丢的铅笔，吃惊而又尴尬，怀疑者、妄判者也一个个傻了眼。这件事过去近50年了，却好像发生在昨天，让我想起来就汗颜不已。
八九年前，我去故乡公干，曾经带了一点随手薄礼，拜访过仁老。不料有一天，他竟然不顾高龄，亲自上宝应来，登上5楼的我家送了一些土特产。偏偏我不在家，没能接待。
最近几年，我退居二线，先后忙于买新房、装修、搬迁，痛送老母，女儿结婚，又写了几部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剧本，忙得没有章法，跟仁老不大联系了，但我永远惦记着这位可敬的老师。
1969年春天，我进入芦村中学。那时是春天开学，春节前学期结束，初中、高中都是二年制。所以，70年12月我离开芦中时，离两年还差个把月，勉强算毕业。
在芦中，对两位老师印象最深。
第一位是柳骥先生。那时，柳老师也才25岁左右，戴一副眼镜，面容清癯白皙，走路头微微上扬，脖子老是伸得长长地展望前方的样子。讲课声音不紧不慢，平缓温和，使人听得熨帖；板书非常工整，一丝不苟，让我十分惊羡。就是这样一位斯斯文文的青年老师，却被批斗了一次，我还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发言。原因是中学有位历史有些问题的老师叫朱静，当时50多岁了，学识在全校数一数二，因此柳老师曾经请教过他几次。这就犯了大忌。
那时我对集体活动态度是积极的，觉得贫下中农子弟应该紧跟。然而，对柳老师却没有一点坏印象。中学李校长兼支书是个风风火火的人，每次做报告都声嘶力竭，面红耳赤，唾液纷飞。他亲自布置我和另外两同学写批判稿，也许是我们成分好、作文也写得好一点的缘故。这件事我不能不接受，更不能跟校长站到对立面去，替柳老师说话，何况那时我确认柳老师错了。我上台的时候，只有些紧张，倒没有什么激动或者光荣感。我发言中间偷眼观察柳老师，发现他脖子似乎缩短许多，头低下了，镜片里面闪着泪光。这时，我忽然觉得有些内疚。这内疚直到如今还隐藏在心底。
许多年后，柳老师到教育局工作，后来又担任县政协秘书长，我就经常能见到他了。不过，我从来没提过那次特殊大会，没有向他表示过歉意。在这里，我真诚地说一声：“柳老师，学生那次对不起您！”
还有一位是吴敬梓先生。他是无锡人，平时说话和讲课，方言味都很重，开始我们几乎听不懂，一段时间以后才慢慢习惯。他是一位看起来很严肃，其实对人非常随和、温和的老师。和柳老师一样，浑身书卷气，让人觉得中学老师就应该是这样的。他对我做的一件事，让我永生不忘。那时，报纸、电台、广播天天说形势大好，可就是缺钱用、吃不饱。我家人口多，劳力少，年年超支。一次，我的代伙费没处着落了，十分灰心，想退学。跟班主任吴老师谈这件事时，脆弱的我居然滴下泪来。没想到，他一边安慰我，鼓励我坚强，一边掏出两三块钱的纸币给我，让我做代伙费，好投米给食堂。这钱，当时几乎够我一个月的代伙费了！可我连感谢都忘记表示，只是感动、激动。后来，他还帮助我增加助学金。这样，我终于将学业坚持下来。可惜，离开芦中东闯西荡，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有一次听说他调回无锡了，想见面就更难了。至今我还欠着他的钱。现在，我就是拿两万块钱还这个情都是应该的；然而，他会接受吗？
我的老师当然远不止上面几位。他们仅仅是代表。他们不但教我知识，还给过我雪中送炭的帮助，更教我如何做人。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他们的，就在这里恭恭敬敬地对他们鞠一躬，并且表白一下我的心声——
愿陈羡之先生之灵与大地同在！
祝各位健在的老师健康长寿，天天快乐。
2013、4、24 于雨竹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