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沐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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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伯
二伯的背如果拉直了，身高不止1米50，可他的背像彩虹一样无法拉直，身高也就不到1米50。他背上永远顶着一只罗锅，从我记事起，到他去世止。
他的罗锅腰不是天生的，是青年萌芽，中年成形，晚年定型的。就是说，他的罗锅腰里堆积的是体力劳动的辛苦，凝聚的是忧患人生的忧愁。
祖父祖母生4子2女，六伯童年夭亡，大伯中年病故。活到老年的4人，在67岁到80多岁去世；二伯是67岁，享寿最少。
活到成年的5个老兄弟姊妹中，只有他没有正式结过婚。大伯去世后，留下遗孀刘氏和一子，还有前妻一女；大姑母生1子3女；二姑母育1子1女，只可惜儿子夭亡、女儿早逝；我父亲早夭3子，存活5男2女；只有二伯膝下荒凉。
二伯后来与大伯母一起生活，算“叔招嫂”。我们家乡有句俗语说：“要得好，叔招嫂。”他们践行了。其实，这也是情势所迫。二伯虽然在镇江做工人，获得过无数羡慕的目光，但人家羡慕的是那个时期工人头上的光环，他等于残疾人，想找合意的老婆并不容易；伯母一个人带孩子负重前行，其中艰辛难与外人道；双方走到一起，正可以同舟共济。大约他们是在40岁左右同居的，伯母可能还不到40岁。不知道他们是没想要孩子，还是二伯不能生孩子，总之，他们没有生育。
二伯出生于1913年9月，大约在20多岁被熟人带到镇江谋生，后到一个建筑公司的竹器厂做工人，听说经常给工厂搭毛竹厂房，辛苦劳累是家常便饭。罗锅腰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岗位上渐渐“炼成”的。这标志着他完成了由健康、亚健康到残疾人的转变。其他兄弟姊妹都是健全人。
祖父是解放前去世的，那时我还在浩渺无垠的天地游荡，当然不知道二伯他们的反应。祖母1963年秋末去世，二伯从镇江赶了回来。他佝偻着身子，竭力抬头，身体一耸一耸的吃力的快步走着，在他是相当于跑了！他气喘吁吁地跑进灵堂，跪倒哭泣的情形，10岁的我都看见了。他的悲痛和伤感应该比别人多一些内容，个中的苦涩酸辣，只有他自己咀嚼！
二伯哭了一阵，被人劝阻、拉起。祖母80多岁了，寿终正寝，该算喜丧。再说，他本是豁达人，不会沉湎于悲伤。他掏出手帕擦了眼泪，就跟亲戚们谈路上的情形，说有个年轻人看见他努力赶路，就讥笑他：这个驼子跑那么快，倒像奔丧去。他们哪里晓得，我正是奔丧呢！
他没有自己的孩子，喜欢别人的孩子。看见我们这些侄儿、侄女，和外甥、外甥女，笑容是那么亲切，眼神是那么和善。他在我们面前从来没有说过“喜欢”两个字，但我能从他的笑容和眼神里读出来。
1967年春节，我是和堂外甥德祥一起到镇江度过的。这自然是二伯和伯母的安排。我们跟着伯母，第一次乘上了轮船。后来还经历了许多第一次：第一次吃盖浇饭，第一次到江南，第一次欣赏长江、8号码头、中等城市的风貌，第一次看见造反派站在铁栅门里散发传单，第一次坐沙发椅子……。
看见我们来到，二伯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缝，说难得来，让学金带你们好好地玩玩。学金是我的堂哥，伯母的儿子，跟着二伯在镇江读书。那时候局势一团乱麻，连电影院都关门了，金山寺也不对外开放，好玩的地方不多。但没有见过大世面的我们很容易满足。
二伯一家住在宋管营9号，离闹市区大市口、五条街只有5分钟左右的距离，开始路不熟，没人带我们还不敢去。离人民公园更近，但冬天的公园没什么好看的景色，只有一些缺精少神的美人松，萎靡不振的矮冬青，垂头丧气的芭蕉。去过一趟北固山甘露寺，只记得半截黑铁塔默默地站在荒草里。
见我们两个人吃饭菜很吼，尤其见了肉类，毫不掩饰地显出饿虎般的馋相，伯父就对伯母说：明个早晨，给他们一个人一碗鸡肉，让他们吃够！
除夕，伯父给了我们压岁钱红包，数目我忘记了，只记得跟德祥对视而笑。
在镇江印象最深的让二伯开心大笑的一件事，是我们两个小土包子在理发店争坐沙发椅子，碰落一把推剪，推剪跌断了一根齿。两个人面面相觑，互相推诿、埋怨。师傅说，推剪20块钱呢，你们得赔偿。我们只有理发的两毛钱，人家就让我们站在一旁。堂哥见我们久久不回，跑来探看，才知道缘故，只好先假意批评我们两句，再跟人家打招呼。幸亏理发店是公营的，没有真要赔偿。但师傅给我理发时，明显下手很粗，扯下我几根头发，我自觉理亏，只好忍住，心想，这就当赔偿的吧！回家后，跟伯父伯母说起人家要我们赔钱的事，我说：我分文不得，拿什么赔他？他们开心地大笑，伯父笑得呛咳起来。
还有一件可笑的事。到镇江两天，我们两个愣头青赶时髦，戴起从老家带来的“红卫兵”袖章，神气活现地在街上大摇大摆地漫步。忽见迎面走来几个青年，指着我们嘲笑：“小老保！”有人喊：“打倒保皇派！”我们吓慌了，连忙除下袖章，藏进口袋，再也不敢在街上招摇。
我们住的是一间空置的公房，门窗不完备，但稻草床、厚棉被，加上两个少年通脚睡，一点不觉得冷。早晨，我们被广播喇叭里的《东方升起了红太阳》歌曲唤醒，感觉十分新鲜，兴奋得手舞足蹈。
刷牙、洗脸全是从附近的古井里打出冒热气的井水。我们是第一次见识古井，第一次学会用铁皮桶在井里打水。那口井很深，青石井圈上有7、8道绳索磨出的深深浅浅的凹槽，深的足有两厘米。说不定韩世忠、梁红玉的军队也在这口井里汲取过甘泉呢！
快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我们要跟着伯母返家了，真有些恋恋不舍。伯父也舍不得我们，郑重地说：下回再来。
然而，没有下回了。毕竟来去、吃喝都要他破费，况且，我们渐渐成为青年，有了青年的责任与任务。也许正因为唯一，才更让人怀念，少年时代的这一段快乐时光，包括窘迫可笑的遭遇，都在记忆中不可磨灭，弥足珍贵。
二伯还曾经带给我和众多亲戚、邻居另外一种快乐——说书。二伯喜欢听王少堂的评书，也能学他给别人和自己消遣、享受。那是他回来过年，或者参加家族的喜庆大事，大家有空闲的时候。他坐在堂屋八仙桌旁，四面老幼听众或坐或站，有人嗑着葵花，静听他娓娓道来。他戴着藏青色鸭舌帽，穿着深天蓝色对襟布纽罩衣，脸庞瘦削，但泛着酒后的红润。他声音浑厚、低沉，不紧不慢，一句句含着无穷韵味的话语从薄薄的唇间缓缓流出。他手抓茶杯把，不时啜上一口。他两眼不大而且有些浑浊，但却闪射着睿智、诙谐、快活的光芒。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武松》，最精彩的有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大闹飞云浦、醉打蒋门神等章回。二伯说到惊险处，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说到武松的神勇，我恨不能五体投地，拜英雄为师；说到恶人的凶残，我就恨得牙根发痒；说到插科打诨的可笑情节，我跟众人一样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比如，说武松为了向施恩证明自己身体已经恢复，要去举石狮子，一个痨病鬼听到消息，对人吹牛皮说，我也能举起500斤的石狮子，要跟武松比个高低，后头武松一出现，他就慌忙躲到一边去了。二伯说的当然比我这个叙述复杂、生动、逼真得多，仿佛是他亲眼所见。
二伯长期生活在镇江，语言难免带有那里的特色。譬如，我们说上头，他说高头；我们叫小孩子为小霞子，他叫小把戏；我们说huō茶，他讲普通话“hē茶”。这不仅不影响我们听书的兴趣，反而觉得他的语言更新奇有味，引人入胜。
每逢二伯说书，我都会着魔一样站在一角聆听，成年人也着魔一样全神贯注。大哥和我能讲故事，应该跟听过二伯说书有关。
他给了别人许多乐趣，却从来没有吐露过自己在外受苦的情形。他把凄苦和忧愁留给了自己，大概只有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才会牛马反刍一样慢慢地回味咀嚼吧？
我没有去过他工作了几十年的竹器厂，更没有看见过他鸵鸟一般忙碌的身影，只听见他跟伯母说过：年轻人嘴上无毛做事不牢，我不爬上架子怎么办？当时我没有介意，而今一想就明白了，到50多岁，他背负小山，还要爬上高高的竹架，操作给年轻工人看。我想象着他攀爬竹架的样子，就隐隐心酸。
1980年8月5日，二伯人生谢幕的时候，我看到了。那时，他已经退休在老家休养好几年。接到他病危的电话，我从工作单位——交通很不方便的射阳湖镇卫生院赶回来。他躺在堂屋床上微微喘息，第一次让我看到了痛苦的面容。他见了我，喘息着吃力地说了一句话：“耽误、上班、做啥！”后来，我去一公里外的芦村镇办件事，回来时，二伯已经溘然长逝。
一位吃过许多苦却从不诉苦的残疾老人，给过别人许多愉悦自己跟着愉悦的可敬先辈，给我少年时代留下过快乐经历和美好回忆的慈祥伯父，去和自己的父母、弟兄相会了！
这样的人，值得我怀念，更值得我仿效。
2018、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