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沐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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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比我大9岁。
他小时候的事，母亲津津乐道的是他3岁上私塾、练毛笔字的经历。这件事，我在《大哥与春联》里讲述过。要点是冬天手上带着冻疮、流着血，暑热天满头满身大汗不停止地苦练。把字练好，这仅仅符合打好传统文化基础的一个起码要求，比练字更重要的是读书。
他的开蒙塾师外号刘麻子，大名叫刘兆良，听说是清末秀才，做过国民党的低级文官，在政坛混不下去，回乡种地，年纪大了，就做起孩子王。《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童必修课，他不可能不教，四书五经有没有教过大哥，我就不知道了。
新中国成立时，大哥5岁。几年后，他进入芦村中心小学读书，接受正规的现代教育。这所小学曾是民国省立学校，很有名气。二哥和我，都是步大哥后尘，在这里完成的小学学业。
大哥在氾水中学读的初中。氾水离家10公里，只能住校。初中毕业后，他回村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做过几年生产队会计。四清运动时搞“人人过关”，他被审查。结果，审查组发现他不仅没有贪污，还是个人才，被公社冼金城副社长看中，调去农技站做技术员。文革期间又调公社做文书、秘书。镇党委书记是他为官的顶峰。
大哥官品如何，那是组织评价和群众口碑的内容，我侧重谈作为儿子、兄长、丈夫的大哥，在亲朋面前的大哥，自我修为的大哥。
大哥对父母是孝顺的，确凿无疑比我做得好。这里仅举一例——母亲晚年都是跟他一起生活的，这一点，大嫂也功不可没。他们从来没有跟我们几个弟妹提过母亲的生活费。有人家按月轮流赡养父母，多一天少一天也会引发口舌，这不是纯用条件好差能解释的。我家办家庭大事，包括父亲去世的丧事，弟兄姊妹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纠纷，这也与大哥自己做得正，头带得好息息相关。
当然，大哥的孝顺是有原则的。他在15、6岁年纪，做过一件轰动全村的事情。
那天，母亲和全队妇女、姑娘在打麦场附近的田里插秧。队伍里有个年轻女人，是父亲的相好，这是村人皆知的。其实这女子不仅跟我父亲有一腿，先后跟本村好几个男人都有暧昧关系，乡亲们背后送她一个外号叫“逢人配”，不知道父亲怎么那么糊涂，竟然搭上这种女人。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母亲看见她在附近，就忍不住骂了几句，但并没有点名。不是秃子不护头，她居然责问我母亲骂谁，后来就演变成二人对骂，众人劝也劝不住。大哥恰好在打麦场听到、看见这场景，就操起一根草杠沿着田埂冲了过去。草杠是长约3米，一头削尖，便于穿插草堆抬草之用的木棍。大哥在众目睽睽之下，像猛张飞手持长矛一般冲到了正要逃跑的女人身边，踩得泥水四溅，在一片惊呼声中，对准女人的腿弯横扫一杠，女人叫声“妈呀”，扑倒在田里，不是两只手撑住，定会栽一脸泥水。就这样还好久爬不起来，衣服泥水淋漓，狼狈不堪。幸亏有人拉住了大哥，不然她还得挨上几杠。大哥临走对女人喝道：“不要脸的，再敢跟我妈啰嗦，就对你不客气！”好像刚才打她一杠算是客气的。
那时大哥是未成年人，对方家人也不便追究。
但大哥还是得为此付出代价。在自家院子里，我看见父亲喝令大哥坐在一条长凳上，拿了拧成几道的麻绳，对着他的脊背、臀部猛抽了十几下。大哥两只手按住凳子，梗着脖子，一声没吭。
按照古训，我应该为大人讳，但为了如实写出大哥的行迹，实在绕不过去，只好求恕于先父了。
60年代后期一个冬天，我在大哥为母亲出气的年纪上，跟二哥去大运河西划草。本队去有七八个人，只有我未成年。二哥虽然成年了，身材不比我高。有草可划的地方是修隔汕大堤的工地，其时工程结束，工棚拆除，地面留下一些盖棚子和民工打地铺的稻草，附近没人要，而我们那里正缺烧草，一听消息，连忙呼三喝四同去。那儿离我们家有15公里，只能步行，当天来去，所以去得很早。
天麻亮时，我脚踏满地傅粉般的白霜，鼻孔喷着白雾，肩着扁担、箩络、草耙子，豪气满胸，精神十足。俗话说，“远路没轻担”。返程的时候，人本已疲劳，肩上又多了几十斤稻草，加之肩头、脚底疼痛，腰腿发酸，整个人蔫成软丝瓜，越走越觉得沉重、艰难，只能乌龟垫桌腿——硬挨，恨不能请个天兵天将帮上一把，或者自己变成神仙，能腾云驾雾，眨眼间回到家门口。神仙当然没有，有的只是我们的及时雨大哥。我们一步步挨到离家四五公里的地段，远远地瞧见大哥疾步而来。他是下班回家听说我们去划草，立刻赶来接应的。不由我们分说，他把两副担子并在一起，挑起便走。我和二哥徒手跟着大哥，难以形容的轻松。
其实，弟妹们谁都能说出至少一两件受他无私帮助的大事。
早年，大哥对我是寄予厚望的。70年代初，他帮我进入部队。我退伍后，他又帮我进入泰州人民医院卫校学习中医，一举跳出农门，成为“吃皇粮”的人。可是我却努力不够，没有成为他希望的人才。
但不管我们做得如何，他永远是一个称职的大哥，长兄如父的大哥，让我感动的大哥。
当卫校希望我留校的时候，他不赞成，理由是：多少在外地工作的忙着调回来呢！可能还有他不想说的理由：弟弟离远了，他照顾不到。
我在县城工作，举办婚宴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兴啊！他替我接待客人，热情敬酒，乃至不顾带病的身体，喝得酩酊大醉。
1987年初，我女儿出生的时候，他知道我经济困难，亲自提着一大竹篮鸡蛋，5公斤菜籽油送来。妻子至今不忘。
一次，我和他难得地因公务同桌吃饭，清蒸桂花鱼上来了，他立刻夹取鱼花，放到我的碗里，毫不顾忌别人的目光，我担心偏爱自己的弟弟有损他的形象，但这份情意却足以让我感动。
他跟妻子我大嫂的关系，是被所有亲戚、熟人称道的。他50年代初中毕业，当时为数不多；体健貌端，一表人才，出类拔萃。大嫂是9岁到我家做童养媳的，长相不算漂亮，没有读过书，但人很正派，勤勤恳恳，埋头干活。他们18周岁结婚，到大哥58周岁去世，共同生活整40年，期间只发生过一次动手的口角。那时，他们都20多岁，虽然相处10来年了，以往大哥在外上学，两个人接触并不多，因为彼此不好意思，顶面也像如初见，极少搭话。吵嘴时关系应该还在磨合阶段。事情怎么起头的我不知道，据说是大嫂言语出格，被大哥打了一个耳光。最严重的大约就是这次了，此后，我再没听说他们闹什么大矛盾。大哥做干部以后，独自在乡镇、村里生活近30年，遇到异性的机会和诱惑是很多的，肯定不乏个别女子暗送秋波。但大哥在这方面堪比柳下惠，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绯闻。
大哥为人豪爽、开朗、乐观，人群有他在不会冷场。除了在几次至亲的丧事上，我从没见过他忧愁、悲伤的样子。
他喜欢讲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能把听众紧紧吸引住。一次，他讲了个笑话，说在一个很偏僻的乡下，有个没什么文化的老农民，儿子在大城市工作。有一天他去看儿子，走到一个水车口绊了个大跟头，把腰磕了。在儿子家门外路边，他见人下象棋，听人叫“将军抽jū”看看棋盘上的“车”心里想，原来城里人把车叫jū啊！见到儿子后，说腰受了伤，儿子送他去医院，挂了号就要上班去，告诉他，叫119号你就进去。儿子下班见老子还没回家，连忙跑到医院，见老子还坐在诊室门口，就问他怎么还没进去，老子说医生一直没叫119号啊！儿子就质问医生，为什么欺负农村人？医生说，我喊了三遍“幺幺九号”也没人进来，怎么能怪我呢？老子说：“我是一百一十九号！”医生说：幺就是一，一就是幺。这人茅塞顿开，说：噢，晓得了，我上午走到jū口，跌了个跟头，把“一”跌伤了，你给我看看“一”吧！
听到这里，众人会心大笑。
大哥喜欢读书，但讲究读书的品位。他生病的时候，为了给他除烦去忧，我买了一本扬州评话《皮五辣子》准备送给他。该书说的是民间传说的市井无赖皮五发迹变泰的故事，有不少笑料，能让人喷饭解颐。不料，他过去听二伯讲过这个故事，一瞥书名，就断然说道：“学这种人，顶大是个无赖，不看！”这话不一定符合逻辑，却表达了他对书的品位要求，也许可以反映他做人的格调。后来，我看到他的书橱，里面大多数是诸子百家、哲学、历史、古代文学名著，其中有蔡东藩所著的整套各朝历史演义。藏书虽然不很多，却多为精品，我这个读书杂家就很敬佩他了。
我尤其敬佩他的是身患重病、绝症时的从容、坚韧、刚强。
他年轻时得过血吸虫病，虽然免费治愈，肝脾已然受伤。40多岁时，担任乡领导抓招商引资，浸润于那时的风气之中，少不了酒肉应酬，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以致加剧了脾脏肿大、硬化，不得不到南京一家军队医院做脾脏切除术。
在南京手术第二天，我去看他。麻药有效期刚过，他一定十分疼痛，但我听不见他一声呻吟，看不见他有多么痛苦的表情。病愈后，他继续在原来的工作生活轨道上奔跑，不幸又染上了乙型肝炎。后来身体难以支撑，被调县水利局做巡视员。由于肝炎一直没有彻底治愈，演变成最坏的后果——肝癌。虽然到上海做过介入治疗，却无力回天。
大约最后一个月，他住在县中医院，我几乎每天下班都去探望。有时候他躺在病床上，有时候他坐在轮椅里，由大嫂推着在外面走廊缓缓移动。我依然没听见他一声呻吟，没看见他显出很痛苦的面容。一般人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肝癌晚期的病人。他是那么平静、从容地走向死亡。
直到最后时刻，我听见他如释重负似的粗声喘息几次，就溘然长逝。
在病魔和死神面前，他无所畏惧，显得异乎寻常的淡定、镇静。
当然，他才58岁，肯定心有不甘，对亲人难舍难分，对人间无限留恋。去世前几天一个晚上，他强撑病体，最后一次回去看看母亲和孙女，看看好不容易购置、装修起来的房屋。临告别时，他给10岁的孙女一点钱，终于大哭道：“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再不能把钱你了！”后来，听大嫂说起这个细节，我痛心地明白，英雄般的大哥也有刻骨柔情。
最后，我想说的是，大哥做干部30多年，也犯过一次明显的错误——打过一个农妇的耳光。那是特殊期间，他担任公社副主任，下乡检查四夏进度，碰上那妇女跟小队长吵架，大哥得知妇女无理，不免教育几句，哪知道她诨名叫“罗蜂仔”，碰不得，一阵口角，她骂及先人，大哥忍不住了，大喝一声，手跟着甩了过去！于是在自己的干部生涯留下了一个污点。
不管有多少理由，打人总是不能允许的，何况是干部打群众呢？除了寿命太短，没能享到晚年幸福，这就是我唯一替大哥遗憾的地方了。
2018、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