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沐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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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我二哥名字虽然带个“顺”字，命运却并不顺利。
他生于1948年。那时，我们家乡虽已解放，但百废待兴，农家生活好不到那里去。他先天不足，成年后身高也就1米50左右，但他对大家庭的贡献要远远超过我。我先是年龄尚小，后来和大哥一样离家谋生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有10多年，他和大嫂是家中的顶梁柱，是挣工分换口粮的基本劳力，一家人的生活主要就靠他们维持。他们是家庭的老黄牛，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直到二哥娶了二嫂，才分家各爨。
听说我小时候很不懂事，经常欺负二哥，具体事情大人没有说过，但肯定不会诬陷我，可我从二哥身上看不出一点记恨的痕迹；相反，凡是跟二哥一起参加劳动时，他总是竭力照顾我，比如两个人抬东西，即使我已经比他高了，他还总是把系绳往他这边挪，直到物件快要碰腿。这时，扁担和系绳是称量兄弟情分的一杆秤。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跟他下荡遇险。
那是1969年的夏天，我们俩去东荡捞水草垫猪圈做有机肥料。我是当然的配角，站在木船前头，二哥在船尾掌握方向，二人各打一棹。
此刻，天色微明，曙光未现，东北方天空高悬着一颗带扫帚状尾巴的彗星。民间称彗星为扫帚星，说姜子牙的老婆、进犯中原的金兀术等能给人带来厄运和灾难的人就是扫帚星下凡。星象阴阳学家说它象征动刀兵。总之见到扫帚星很不吉利。后来我知道这是迷信。
我们去的东荡就是广洋湖，湖西南畔离我们家约六七公里。那时湖荡很大，到处是芦苇滩、河道、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水泊。浅水见底，小鱼徜徉，水草摇曳；深处淡蓝，白云浮动；芦滩满眼碧绿，风景非常美丽。可惜当时没工夫也没兴趣欣赏，而今想欣赏已是迟了，湖荡面积大大缩小，阔大的气象已是昨日黄花。
我们把木船划进湖荡深处，找到一处水草丰茂的浅水湖面，人跳进齐腰的水中，拿弯刀割草，几乎没怎么挪窝，就收获了满满一中舱水草，见船帮离水只有四五厘米才不得不罢手。正在高兴，却见天色变了，先是风婆送信，后是云童推波助澜，接着有电母雷公一起发难，最后是龙王逞威，大雨如注。草帽、斗笠根本不管用，我们一转眼就成为落汤鸡，只顾急急忙忙地划棹。
谁知进入一片空旷而不知道有多深的水面，立刻就陷入了险境——美丽的湖荡成了危机四伏的绝地，波浪从侧面打来，浪尖扑到水草堆上，又滑落下去，湖水和雨水不停地进入前后舱，重载的木船随时有沉没、倾覆的危险。要命的是我是旱鸭子，四顾无人，只有大水和远处的芦滩，万一落水，绝无生理。二哥虽然会狗爬式，却顶多只能自救。今天看见了扫帚星，难道真要遭大祸吗？我紧张、害怕了。
二哥当然也紧张，但他举动丝毫不乱，一会让我刮水，一会让我划棹。他则拼命打棹，让木船顶着风雨不停地前进。弟兄俩第一次将性命捆绑在了一起，同大自然展开了殊死搏斗，不敢有丝毫懈怠。这时的我们，与其说是忙碌，不如说是拼命。此后，每当我回忆起这天的遭遇就激动不已。大约经过半小时的奋战，我们终于把木船划进了狭窄的河汊。两边有芦滩芦苇遮挡，风浪明显小了下去，雨也渐渐接近尾声。这时，我们才松一口气。
从此，我感觉我们弟兄情分里添加进了一种近于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情谊，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也高大起来。
二哥也是一个好丈夫。二嫂是大哥找人介绍的。那时我在部队，大哥在信中告诉我二哥订婚的消息，字里行间充满喜悦。我们都知道，无论是老超支户的家庭还是他本身的外在条件，能找一个老婆都不容易，他当然格外珍惜。二嫂开始不了解二哥，有些不服气，经过一段日子的观察、磨合，知道了二哥的为人，看到了他讷于言而敏于行、吃苦耐劳、节俭、灵巧等许多优点，跟他也就渐渐融洽了。夫妻俩踏踏实实地做地道农民，将责任田农活干得很有条理，把一个家操持得十分体面，并含辛茹苦地养育了一对儿女，直到他们结婚成家，多年辛劳算得到了应有的报偿。
可悲者天不假年，二嫂患了怪病，医治无效，半百年纪就撒手而去，转瞬已十年有余。人人的生活里总有许多无奈。他们的女儿嫁在七八公里之外，儿子迁居在20多公里之外的岳母家，各自为生活背井离乡，做了江南大城市的农民工，除了重要节日，平时难得看望父亲。总之，自二嫂去世，二哥就一直做单身空巢老人，晚上，只能独对孤灯思往事。
有一件事我是听说的。侄子才四五岁时，门口的桃树结桃子了，他拿凳子站起来，摘了几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青桃，到河码头清洗，不慎滑脚落水，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才救回一条命。二哥听到消息，吓得魂飞魄散，从田间一溜烟跑回家，立马拿锯子将桃树锯倒。桃树也是他为孩子栽的，已经一丈多高，果实累累。这时，他毫不顾惜。
二嫂还健在时，二哥本人曾经遭遇一场大难。
那是90年代末，他随内弟在离家1000多公里的石家庄某建筑工地做杂工。一天晚上，他到离驻地不远的商店买东西，穿过一条大马路。这是一条四岔路口，大马路两边有铁栏杆，在岔道口却都留有3米多宽的空档，给人车通过，只是马路上没有画斑马线，没有红绿灯。从交通管理角度说，这是个问题：要么铁栏杆不留空档，要么就画上斑马线、安装红绿灯。既然留了空档，当然意味着是给人车通过的。平素，二哥他们经常从这里穿过马路，到对面买东西。
不料，这天晚上，他正踏着昏暗的路灯光芒过路，一辆轿车飞来，将他撞出近20米远，人是腾空飞出去的，当场昏迷。送医院一查，脾脏破裂，胯骨骨折，肋骨断了几根。交警去察看现场，测量刹车痕迹时，二哥内弟听见交警嘴里直嘀咕：“车开得太快了！”然后叫肇事者先拿钱给二哥治疗。肇事者是该市中级法院人员，当晚拿来5000元，二哥得以做了脾脏切除手术，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我赶去的时候，二哥躺在医院走廊的地上，奄奄一息，惨不忍睹。二嫂告诉我，肇事者不肯再出钱，医院不让住了，人生地不熟，她束手无策。我找妻子的的亲戚赵春智借了3000元，让人先住进病房，继续治疗，接着去交警大队追肇事者继续出钱救人。
不料，交警的口风却变了，说二哥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事故现场没有斑马线。我非常不满，找到交警大队负责人理论。这位负责人到承办人那里要过资料看了一下，说了一句“让肇事者先拿钱看病”，就转身离去。这时交警说，事故还没有结论，你们自己去要，要到钱要不到钱，我管不了。
我再次找妻子的同乡，请他找所在部队首长疏通；又几次直接闯进中院找领导；无可奈何之下，我还摊开纸盒，写上几句喊冤叫屈的话，拿在报社门口，希望引起舆论关注，给肇事者加压。有位记者路过，看看纸牌，听说肇事者是中院人，立刻摇头而去。我努力了四五天，一无结果，只好带着满腔忧愤回来上班。
后来，肇事者再没有出一分钱，二哥伤口愈合，只能回家休养。过了个把月，那交警却给二哥发了一封信，说：为了结案，你得拿钱赔偿肇事者的车辆损失。这就好像过去被判死刑的人，要付出打自己的子弹钱一样。我当然不同意付这种屈辱的赔偿费。
这件事让我进一步明白，底层小人物活得多么不易！
在我14、5岁，他20岁左右时，一天，我们一起到东边木排加工厂机米，大概是为次序先后，二哥与一个人起了争执，那人仗着比二哥身高力大，轻而易举地就将二哥推倒在一堆稻草上。二哥一边大声抗议，一边爬起来，刚爬一半，又被推倒，如是连续三四次。我站在10几米外，感觉血气直往头顶奔涌，头发似乎在根根刺立，但是终究没有上前。我每每回忆到这件事，就为自己的怯弱深感耻辱！我为什么不大喝一声给二哥助威呢？为什么没有勇敢地冲过去跟对方搏斗呢？为什么不操起一根扁担吓阻对方呢？
我习惯于在父母、哥哥们的羽翼保护下生活，没有培养出男子汉应有的阳刚之气，当二哥需要帮助需要保护的时候，我却不知所措、畏葸不前了！这个缺点，我是入伍以后才渐渐克服的。军队生活告诉我，一个战士必须勇敢、刚强，绝不能对恃强凌弱的强者逆来顺受。所以，二哥在石家庄遭遇不幸，我就竭尽全力为他抗争了，但因为对方太强大，我只能铩羽而归。
80年代初，二伯去世，没有子女，无人剪发刹钉，侍奉香火。亲戚们跟我父母商量，让二哥给二伯做继承人，其实就是为方便办理丧事，和日后祭祀、清明祭扫，让二哥给二伯做名义上的儿子，跟遗产无涉。父母无话，二哥当然更没意见。于是，请来堂哥学荣，写了一个“立承嗣笔约”，说明过继原由和义务，由我父亲与二哥画押为据。丧事结束时，笔约就焚化了。我不知道亲戚们和父母为什么选择二哥过继，估计是我们其他兄弟都迁居在外地，二哥常年驻守老家，方便祭祀吧！也许他们还有别的考虑。对二哥来说，这也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他肯定同情二伯，然而，是不是心甘情愿过继给他为子我不知道，因此，我也不便问他。
如果以为二哥一直充当弱势群体的“代表”，那就失之偏颇了。他偶尔也会金刚怒目，也会“欺负”人。
60年代后期，生产队队长是我一位堂哥。他平时也是话语不多，平和中正的人，那次却组织了一个批斗会，批斗本族一个侄辈。被批者人高马大，膂力超人，跟我想象中的武松差不多。估计他是侵犯了集体利益，可能还藐视身材力气都没有他大的堂哥吧，堂哥无法容忍，就采取“革命行动”了。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无数滴水汇合成洪流，就势不可挡。面对一群怒目而视的乡亲，族侄由猛虎变成了病猫，满脸通红，低头哈腰，被喝令跪下向领袖画像“请罪”，他就浑身颤抖、规规矩矩地跪下，双膝撞击地面，发出很响的震动。我刚好路过设在河边的会场，看见了这一幕，不免大吃一惊。接着，出现了更加让我吃惊的一幕：二哥站起来批判族侄了，他站起来比跪着的族侄高不多少，但是从来没有过的声色俱厉，言辞激烈，无所畏惧，好像整个换了一个人。
在特定条件下，一个人是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或者说，一个人身上潜藏着一些寻常看不见的特质，遇到合适的时机就会突然表现出来。
2018、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