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汪仁瑞老连长:
您好!算来我们分别有42年了,由于我的疏懒,一直没有联系过您,不知道这么多年来您过得怎么样?
其实,您1973年7月到本连当连长,至1975年7月转业,期间我当文书,与您相处也就是两年时间,但是,我十分看重的5年部队生涯,其中最难忘的时光就是这二年,最难忘的人就是您,因为有最难忘的事情让我汗颜、感激、铭记。
记得您到本连不久,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和通讯员、报道员、卫生员一起,在连活动室玩扑克,玩得忘乎所以,直到黄昏降临。您突然走进活动室,问我:“文书,口令交下去没有?”我“啊呀”一声,脸上带着3、4个输牌贴上去的纸条,慌慌张张地站起来,嗫嚅道:“我,我忘记了!”您脸色一沉,大声训斥:“你敢说忘记了?你是不是军人?要在战争年代,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写个检查给我!”发完火您就气乎乎地走了。当晚,带着深深的愧疚和担心,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没有睡好。第二天上午,我背着人写好了两页检查书,硬着头皮去找您。您没有接检查书,只是非常严肃地说:“记住,一个军人忘记自己的职责,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吸取教训吧。”您说罢就挥挥手让我走。我松了一口气,回到宿舍,做了一件后来十分后悔的事:悄悄地把检查书销毁了。然而,我却从来没有忘记您的教诲,工作再也不敢疏忽大意。
1974年1月,我入党了。我清楚地记得,在支部大会上,在我人生重要的时刻,别人都是不痛不痒地给我提一些建议、要求,只有您足足批评我约有十分钟。您毫不客气地批评我模范带头作用不够突出,常常满足于完成自己的任务;您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有老好人思想,原则性不强,对不良现象不敢斗争,不敢大胆地管理连部几大员,这是对工作、对战友不负责任。当时,我头上津津汗出,感觉如醍醐灌顶。一时间甚至怀疑、误解过您,以为您不赞成我入党。后来,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刘司务长无意中漏出消息,说是您力排众议,要求发展我的。我的感动可想而知。支部大会那天,我把您的批评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好经常对照。可惜这本记录后来被我弄丢了。但是,您的严厉而恳切的批评,已经刻在我的心中,是永远不会丢失的。
大概就在这年秋天,您在团政治部的同乡崔副主任找我谈话,让我写一篇关于学雷锋的文章交给他。这显然是在考查我,有提拔我的意图。可惜当时我太不敏感,不予重视,拖了一个星期没有动作。崔副主任看见我,问我文章写好没有,我才慌忙写了两张纸应付,此后便无下文。后来听说是您推荐我的。我知道自己不是千里马,但是很感激您的伯乐之心。这感激又化作我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的动力。
1975年7月12日,您转业离队,回安徽歙县老家。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在临走前几天,您特地送给我一张照片,是您和夫人、女儿的合影。我知道这是珍贵的纪念品,所以,把它夹进了记录着您的批评的本子里,后来想到您的时候,曾经拿出来看过几次。可惜不知道什么时候,连同那本珍贵的记录一起遗失了。
当然,遗失的只是照片,您的形象已经烙印一般留在我的脑海里。您不算伟岸但十分挺拔的身材,始终如一一丝不苟的军容风纪,两道浓黑的一字眉,锐利逼人的眼光,不怒自威的神态,和一身正气、刚正不阿的品格,都让我肃然起敬。
1976年3月,我退伍回到宝应。此后参加过农业劳动、学过医,做过医生,蹲过机关,担任过副科级小官。虽没有骄人的业绩,更没有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做到了尽职尽责,问心无愧。也曾凭刻苦自学拿到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的本科文凭,靠踏实工作受到过江苏省民委、宗教局的表彰,在省部级刊物发表过10多篇业务类文章。一个差一个月初中毕业的农家子弟,能无师自通地做到这些吗?不能。实情是,部队的磨砺功不可没,它培养了我能学习、肯干事、不怕苦、敢负责、求创新的作风。特别是您的两次严厉批评,让我清醒、警惕,催我自律、奋发。严是爱,松是害。严厉的批评是不可或缺的精神矫正器。我从亲身经历认识到这些道理。可惜后来再没有谁给我那样击中要害、不留情面的鞭策了。绝不是我完美无缺,或者朽木不可雕,而是没有遇见愿意像您那样煅打、提升我的人。也许是缺乏那样的环境了吧!
我们相处之中,没有一次请吃吃请,也没有任何礼尚往来,更没有拉拢投靠、吹吹拍拍,只有真挚、纯粹的同志、战友、上下级情谊。为此,我十分怀念您,怀念那段军旅生涯。
42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在我退休步入老年的时候,常常回忆往事,也就常常想到您。但愿有一天,我能去歙县拜访您,郑重地当面说一声:谢谢您当年的教诲!
借此机会,谨祝您身体健康,合家幸福。
致以
战士的敬礼!
当年的文书 姜学才
2017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