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汪大娘:
首先向您和您全家问好。
说实话,您的模样我也不能确切地描绘了,只记得您身材瘦小,但很精干,每天家里家外,公事私活,起早带晚,像陀螺似的忙碌不止,仿佛不知道疲倦。您瘦小的身体里怎么蕴藏着那么旺盛的精力呢?
这些不是我最想说的。让我牢牢地记住您,想到您就有莫名的感动在心中翻腾的是,我们离开您家那天,您出人意料的伤感。这是为什么呢?1974年的8月到11月,我们在您家不就是住了3个多月吗?
那次,我们的任务是演练团进攻。我所在的连队,住在您家所在的嘉山县张八岭公社岱山大队南郭生产队,连长和我们连部的文书,就是我,还有通讯员、报道员、司号员、卫生员,是您家的房客。当然,是不要付一分钱的房客。我们住在您家院子的南屋,您和大爷、还有18岁的大儿子、13岁的小儿子住在北房。虽然住一个院子,也不能天天跟您见面,您和大爷经常在我们还做着美梦的时候,就轻手轻脚地起床、出门,去队里打早工了。我们交谈也不多,遇有双方难得的空闲,您会询问我们,是哪里人,多大了,家里有谁,想家啵?按常理,我们之间并没有深情厚谊,可是,告别那天,您为什么那样难过呢?
在南郭,我们帮助队里修复了一口水井,修整过村中的砂石土路,给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上山割过烧草,除此,就想不起来还为乡亲们做过什么!做过的那些事,也很平常普通。难道这些很普通平常的事情,值得您用宝贵的泪水来感谢吗?
在您家,我们也就是经常帮助挑满水缸里的水,打扫打扫院落。不错,大爷有个老胃病,十天半月会发一次,发作的时候躺在床上,两只手摁住上腹,脸色蜡黄,冷汗直冒,痛狠了会大声呻吟。我们卫生员在家的时候,会赶紧拿药品去,让大爷服下。后来发作渐渐少了。这些事,完全是我们应该做的呀,值得您感激得哭成泪人吗?
在驻地,我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乡亲们从不干扰我们的训练、学习、生活。我们和睦相处,相敬如宾,没有发生过任何摩擦、纠纷,处于“家不叙常礼”的状态。那一段军民关系就是这样,像缓缓流淌的河水波澜不惊。我们没有先烈前辈在枪林弹雨里冲锋陷阵、流血牺牲的壮举,乡亲们也无须有冒死掩护子弟兵的义行。因此,您异乎寻常的举动曾经让我百思不解。
对您的不理解,倒让我回忆起一些细节。住下一段日子后,您就提醒我们,地铺的草该换了。您说,新割的草不好,不如先用我家的陈年干草。我们掀开草席,才发现靠地面的草果然有些霉烂,铺上陈年干草可舒服多了。报道员是文人,笔头子很快,干内务却不够勤快,一天训练太累,晚上把脏衣服泡在水里就呼呼大睡了。第二天早晨起床,发现衣服已经干干净净地晾在绳子上。一问才知道,是您早起看见了,悄悄地洗的。一天雨后,我们训练结束,傍晚非常疲倦地归来,一个个从头到脚都是湿漉漉的泥巴,衣服几乎看不出底色。您十分心疼地看着我们,说:“你们太苦了!快把衣服换下来让我洗!”那是慈母的眼神和口吻啊!您为什么那样关爱我们呢?其实,您成年累月地辛劳着,我们这些昧于人情的毛头小伙子,却不晓得问候您一句。
离别那天,我们成两路纵队,慢慢地走在村中的路上。乡亲们夹道欢送,有的老人拉着战士的手久久舍不得松开,有的男子汉大声地说欢迎你们再来,不少妇女挥着手流着泪说不出一句话。我留心寻觅,想在两道人墙里找到您的身影,但到村口了也没有见着。我感觉奇怪而又失望,小声问报道员:“大娘哪里去了?在她家没见着她,告别话还没说呢!”他难过地说:“你不知道啊?大娘早就躲在山墙外面,哭得一塌糊涂了!”我顿时黯然神伤,同时有些不懂,您为什么会哭成那样?
直到有一天,我忆起这一幕,突然联想起来,1970年12月底,我入伍出发那天,上了卡车,低头寻找母亲,遍寻不着,就问在人丛里抹泪的小姑妈:“我妈呢?”她说:“你不要难过,你妈躲在家里哭呢!”我两眼立刻模糊了,心里明白,母亲养育我18年了,我突然远走他省(当时出省是很远的概念),况且是当兵——那时的乡下人都认为当兵最苦,还有生命危险,她怎么能不十分担忧、难过?于是,我恍然大悟:您之所以舍不得我们,是因为您对我们有着慈母的情怀!
大娘,您送别我们的泪水是从母爱里涌出来的。它激励着我踏踏实实地工作,一往无前地奋进,以报答无数像您这样勤劳纯朴、情深义重的母亲。
大娘,最后我要请您原谅,我已经不记得您的姓名了,因为大爷姓汪,我只好称呼您汪大娘。您当时年近40,而今在80岁上下。我坚信,您一定健在,并且儿孙满堂,幸福安康。我衷心祝愿您含笑度百岁。
此致
崇高的敬礼!
一位43年前的特殊房客
2017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