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不能连梦想都失去了平衡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出版时，该书出版社总编辑说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作家，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

在书中，该书作者余华也引用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话：“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他把自己十年间对中国社会变化的观察，凝结成文字，集合在这本并不算厚的书里。但书中所呈现的观察与思考，却沉重且有厚度。

尽管沉重，余华仍保有了“寻求治疗”的勇气，这让该书的底色是鲜亮的。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是一本杂文集，是作家余华十年间观察中国社会变化所写文章的集合。

书中有作者对于文学的理解，有针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有非常个体的生活回忆。如何编排这些内容，关系到读者的阅读体验是流畅还是杂乱。以我的阅读体验来说，这本书的编排是精心的，按内容的大小轻重，先讲国家大时代的变化，再讲个人的直观感受。

书中分量最重的，自然是那篇同名文章《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该文来自2007年5月21日余华在上海中德心理治疗大会上的演讲。在此之前，余华还曾被邀请到意大利与精神病患者交流。

与精神病患者的近距离接触，让余华深切感受到：当一个社会变化太快时，身处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人会无法适应，由此带来的心理失衡，极端情况下会引发社会问题。

的确，当下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推土机推倒了许多古旧的建筑，随着古旧建筑一同倒下的，还有过往的那些记忆。当记忆日渐匮乏，个体生命仿佛也被一个无形的机器推动着，逐渐丧失自我的世界。而往往，这种沦陷，就是由个体意识的巨大反差造成的。

对这些反差，余华在文中有诸多描述：

“三十多年前，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什么。”

随着时代变化，“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媒体上曾出现这样的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四个同样穿着校服的男生簇拥着她。当医生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生争前恐后地抢着签名……”

余华不仅注意到了类似这样的时间带来的历史差距，也注意到了共存于当下的现实差距。他写道：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他们的梦想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对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波音飞机，一样的遥远。余华感慨，梦想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不能连梦想都失去了平衡。

历史的差距，让中国人对时代的变化与发展经历了浓缩型的体验，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

余华感受到的差距，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能感受到。

这种感受令人迷惑：过去40年中，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步可喜，可社会的差距也显然。“中国这三十多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始终在世界90多位和100位之间徘徊。”

而且，反差不仅仅存于贫富，还存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余华谈自己对阅读、写作的理解。“文学的叙述就像是人的骨髓一样，需要不断造出新鲜的血液，才能让生命不断前行，假如文学的各类叙述品质已经完成了固定了，那么文学的白血病时代也就来临了。”余华认为文学从来都是未完成式的，任何一种定义文学的标签都是偏离现实意义的。这是对文学理解本质上的反差。

文学是需要慢慢品味的，因为它是一种意识层面的解读。如今的快餐阅读，本质上已背离了阅读的初衷。当下出版业的浮躁，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利润的竞争，以经济作为了导向。而真正的文学是让人能有所获得，鼓励人们坚持美好。这是文化发展上的反差。

书中余华回忆说自己与莫言、洪峰、马原在篮球场上踢足球，让史铁生守门，那是怎样一段青春的书写？和格非、苏童一起，在朱伟家中，坐在地毯上看录像带，在那些模糊的影像中，他们认识了伯格曼、费里尼、戈达尔。如今，莫言得了诺贝尔奖，洪峰隐居云南，史铁生逝世……这是一种历史现实与个人记忆的反差。

反差带来种种焦虑，打破了人们内心的平静。

但不平静，并不意味着更多的懈怠与悲伤，而是因为其中汹涌着勇敢的面对、认真的思考、改变的愿望。生活的反差有多巨大，内在的汹涌就有多猛烈。

《不能连梦想都失去了平衡》首发于《解放日报》2015-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