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正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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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正亚
我和连兵伯是趁天未亮，偷偷摸摸走掉的。我很兴奋，因为兄嫂送了我一个收音机。我不知道，田伢崽醒来以后，发现睡在陌生的床上，不见了伯伯和哥哥，是如何胆怯而伤心地哭闹？
从君山到了岳阳，我被滞留在连兵伯搞副业的地方——岳阳瓷器厂。要等到有熟人回乡，才能顺便把我带回。我和连兵伯每餐吃钵子饭，菜是五分钱一份的豆芽。
我终于知道了“搞副业”是什么意思。当时的农业方针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村有剩余劳动力，便去城里务工，可以争取到比种田更多的收入。蒋家里搞副业的单位，大体有岳阳造纸厂、水泥厂、氮肥厂、瓷器厂。他们不懂工艺技术，只能从事辅助性的重体力劳动。有一年，庆三爷的儿子伦爷（辈份高），在纸厂捆扎芦苇，被钢绳挂出一颗眼珠，成为“只子”。工厂派车将他送回，大约赔偿、补助了几十块钱。
连兵伯他们白天去干活，我就在附近翻垃圾。这城里和乡里比，真有天壤之别，连垃圾堆里都尽是宝贝。宝贝太多，我只能捡拾我用得着的、急需用的、拿得动的，诸如作业本、卷笔刀、鞋带、清凉油盒、弹珠。我还捡到了一个“7”型的铁疙瘩，其实是一小截“角钢”。重是重了一点，但我以为这是在火塘边烤糍粑的绝佳工具，可以垫，可以支，掂量再三，一直没有舍弃。因为乡下烤糍粑用的“罐突”，一般是用泥巴烧制而成，两相对比，土洋自见。
有一回，我还捡到一块厚实的玻璃，透过这块玻璃，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世界，在我最隐秘的内心世界里，我觉得这种彩虹一般的颜色是姆妈的灵魂。后来，这块玻璃莫名其妙地丢失，我才死心塌地地相信，我的姆妈真真切切地死了，永远也回不来了。
搞副业的人睡在一间大屋里，怕有三四十人吧？屋子中间隔了一个篾垫。一边有电灯，一边没电灯。我没事就在两边穿梭。某晚，在没有电灯的这一边，看见有灯光透过篾垫，在大人们的脸上、身上形成一个一个似有若无的时圆时扁的光斑。我试图捉住这些光斑，但怎么也捉不住。
我不知道，一间大屋为什么要隔这些篾垫。但这是我关于电灯的最初记忆。准确地说，在河西哥哥家，我第一次见识了电灯，留下的记忆只是：绳子一拉，电灯就亮；再一拉，电灯就熄。
一天晚上，大人们收工回屋，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什么。有人说：“北京烧杀枪，反革命事件。”有人说：“为什么不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呢？以观后效，不太保险。”有人说：“幸亏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健旺！”
第二天，咚咚锵锵的锣鼓，把我吸引到了大街上。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上街，这才知道老师教的“红旗招展”“车水马龙”“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等词语，就是眼前真实的情景。
我看见了单轮和双轮摩托车，开在游行队伍的前头，不断地发出“嘀嘀”的声音，屁股后面喷射出一股股带着汽油芳香的青烟。
我看见了安放在卡车上的比门板还大的毛主席画像。
游行的队伍，缓缓前行，后来集中在一个叫“东风广场”的地方……
后来才知道，这是岳阳地区庆祝两个《决议》的群众游行、集会。这两个《决议》是：《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如此重大的《决议》于我们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一个不满十二岁的孩子，我是完全懵懂无知的，只是，从此以后，牢牢地记住了“华国锋”“邓小平”这两个名字。
第二天，我就被熟人领着，从东茅岭汽车站乘车，返回家乡。我带来的收音机以及我迫不及待地要与人分享的河西见闻、岳阳见闻，吸引了屋场里的男女老少，这个没有了姆妈的家里一时热闹起来。
（长篇散文《一九七六》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