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正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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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逝世
蒋正亚
晴天霹雳。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
我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或许是我们大队第一个知道消息的吧？因为，我有一部堂兄正先送的收音机。
下面这段文字写于二〇〇二年，曾以《收音机的故事》刊于《岳阳晚报》，后收录于拙著《人在南山》。
煤油灯照不亮所有房子的黑暗，更赶不走三个孩子对于母亲辞世的恐惧。远方的堂兄，送给我们一个收音机。他说，这样可以让屋里显得热闹一点，没娘的孩子呀，可怜。当时，我不满12岁，大妹不满9岁、小妹才3岁多一点。
果然，这个稀罕物，吸引了村子里的大人与小孩。每天晚上，来“看”收音机的人络绎不绝。收音机能够讲话、唱歌，左看看右瞧瞧，却见不到“里面”的人；天线能够一节一节地升高，却又能够一节一节地缩回；收音机甚至还知道“天气预报”。这些都是大家饶有兴趣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空荡荡的房子里很快就弥漫了生气，村子里的人看我们兄妹的目光，也由怜悯而多少有些羡慕了。
收音机，于我，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它能够及时告诉我“国家大事”——华国锋上、邓小平下的“两个决议”，“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能够充分满足我对于“政治”的高度热情和对于“革命”的强烈渴望。想想现在12岁的孩子，谁是总书记总理，他们未必关心，而那时的我，几乎背得所有政治局委员出场的顺序，还有大半篇《人民日报》社论，写起作文来往往下笔千言。这不能不归功于收音机的熏陶。
9月，我上初中不久，有一天傍晚放学回家，照例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东方红》的音乐被播成了哀乐的样子，然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字一顿的《告全国人民书》。我知道毛主席逝世了，眼泪“刷”的一下就流了出来。但同时，一种比痛失母亲更大的恐惧，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
这是不是“敌台”？这是不是造谣？我是不是听错了？毛主席死了我们怎么办？我赶紧关掉收音机。因为，前不久，大队部还开过批斗大会。一位“坏分子”说，1976年闰八月，“闰七不闰八，闰八拿刀杀”，被认为有杀害毛主席的阴谋。
第二天，大队革委会主任找上门来，我吓得大气不敢出，以为“偷听敌台”的事情暴露了。后来才听清，是说：毛主席逝世了，大队部要搭灵堂，晚上派民兵守灵，要借收音机收听中央精神。父亲知道这台收音机在家里的地位，不大情愿，但不敢不答应。谁叫方圆几十里，就我家有收音机呢？
遗憾的是，9月18日毛主席追悼大会以后，这个收音机还给我家的时候，再也收不到任何声音了。主任说，守灵的人多，拧来拧去，拧烂了。
年底，我远在陕西的姨妈来湖南探亲。村里的人都说，让我姨妈带到陕西去修。在村里所有的人看来，凡是比湖南远的地方，都应该比湖南发达，殊不知西部大开发，还是二十一世纪初才提的口号。这个收音机，越过千山万水，从此永远留在了陕西。至于姨妈是如何打发它的，我不得而知。
30多年后再次见到姨妈，本想打听一下收音机的下落，但是话到嘴边终于没有开口。现在有了随身听、背投电视、电脑宽带网络，我怎么好意思追问这样的老古董呢？
只有我的堂嫂偶尔说起它。堂嫂说，当年你哥买这收音机，是图时髦，充积极，花掉了两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我舍不得买，你哥硬要买，夫妻不知吵了多少次架。
文中提出的姨妈是我的二姨妈，现仍居陕西。
九月十八日之前的某晚，生产队开过一次社员大会。队长宏全叔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自盘古开天地以来最傲的一个皇帝……”对，他就是这么做的，“皇帝”！他要求，无论男女老少都要戴黑纱，挂白花。还教给人们用白纸扎白花的方法：把裁好的白纸摞在一起，朝内折一点，朝外折一点，折成弹簧样，用细线于中间扎紧，再把纸朝中心一层一层地翻起来……
张校长和杨老师还带我们去了沈塘庙的杨林中学专设的毛主席灵堂。按理说，每个学生都应该去的。但张校长和杨老师知道华伢崽的父亲是“反革命分子”，不准她去。华伢崽一听就哭了，直往校外跑去，一副寻死觅活的样子。杨老师一个箭步追了上去，把她拽了回来，说：“去就去，去了不准哭，更不准笑。”我们就这样一路规规矩矩来到杨林中学，向悬挂在松枝丛中的毛主席遗像三鞠躬。以前我们去杨林中学参加“六一”儿童节活动或参加群众大会，可不是这样，总是一路逗逗打打，有说有笑。
九月十八日，下午，我们学生和全村群众在大队礼堂，通过高音喇叭，收听了毛主席追悼会的“现场直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首都党政军机关、工农兵以及各界群众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极其沉痛地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印象中，天气很热，每个人站在用石灰画就的格子里，神情肃穆，一动不动，有几个站在前排的贫雇农代表因哭得伤心一度昏厥。尽管高音喇叭间或“嗡”的一声长叫，有些噪音，但我一直竖起耳朵，不想放过任何一个词语，如讲到“十次路线斗争”之后，提到了“走资派”，但就是没有提到“邓小平”这个名字。
这哪里是十二岁少年所应该关注而偏偏又如此关注的事情呢？
一九八二年，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某晚在涛叔家喝了平生第一次白酒。似醉非醉，归校途中，我象中了邪似的，突然模仿华国锋的山西口音，背出了上面这一段悼词。现在想来，真正是奇怪奇怪太奇怪，匪夷所思。网络上曾有消息说，某某精神病患者，遭遇雷击突然恢复正常；某某幼居国外，休克醒来，突然会讲流利母语。记忆，难道可以中断，也可以被唤醒吗？是的，很多记忆沉睡着，等待被人唤醒。
（长篇散文《一九七六》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