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正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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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牯之死
蒋正亚
阶婆、江北婆、玉宝婆、文疤子、建国婆都是放牛、骑牛的高手。比我们大两岁的送保婆胆子更大，他敢于跟公牛（未曾阉割的叫“吊子”，被阉割了的叫“黄牯”）搏斗，有一回被一条吊子用锋利的角抵穿了脖子，险些丧命，但他后来还是照样英勇无畏。
我连骑黄牯都不敢。一次，在山上打柴时，小伙伴们将一条最忠厚的老黄牯诱得趴在地下，七手八脚把我抬了上去，谁知老黄牯突然站立起来，一阵疯跑，颠簸着把我晃下牛背。
我不知道老黄牯为什么欺负我，可能是沟通不够，或者我的动作僵硬让它感到不舒服？看到小伙伴们可以踩着牛肚甚至架着牛角、扯着牛尾爬到牛背上去，而且还在牛背上做出各种有惊无险的动作，偏偏这些牛还格外温顺、配合，我只能暗暗羡慕、敬佩。他们，会骑牛的孩子，还瞧不起老黄牯呢，觉得它太憨、太笨，骑上去不刺激、不过瘾。
这天，出大事了。
小伙伴们打了一阵柴，在刚刚收割完晚稻的干田里游戏，忘记了牛，而牛似乎没有忘记人，它们从山头跃过一条窄窄的深沟来到干田里啃禾桩，与人同乐。老黄牯在跃过这条窄窄的深沟时，前脚打滑，不慎失足，“扑通”一声，跌了进去。
这可把小伙伴们吓坏了，看这条牛的“主人”建国婆更是魂飞魄散。怎么办？牵牛鼻子显然不起作用，孩子们人再多、力再大也只能“望牛兴叹”。老黄牯被卡在窄窄的沟里，气喘吁吁，上不来，下不去，越卡越紧。
大约个把钟头后，大人们赶到，用粗大的麻绳绑住牛肚、牛腿，将老黄牯硬生生抬了出来。老黄牯试图站稳，但它已经耗尽了全部的力气，“叭”的一声瘫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我分明看见它临终前的最后一次瞪眼，它的眼角蓄满了泪水。
有人说：“老黄牯是老实人，不，是老实牛。”
有人说：“老黄牯是有功之臣，有功之牛。”
有人说：“谁看的牛谁赔！”
有人说：“看牛伢崽怎么赔得牛起？”
后来大人们把牛抬回屋场，剥了皮，生产队打了一次牙祭，每家每户还分了一点碎骨肉。
建国婆早已逃之夭夭，哪敢回家吃牛肉。当然，陪牛，无非是一句气话，算不得数的。
听说蒋家里死了一头牛，剃头师傅六零婆闻风而至。
不用说，六零婆是一九六〇年出生的，比我大四岁。立塘学校首批加入“红小兵”的仅有两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我。当然，他比我大，比我优秀，他可是我们立塘学校的大才子。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常常到大会上发言，慷慨激昂地说：“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这一年他应该是初中毕业，因幼年丧父，家境困难，当了“回乡知识青年”。
很长一段时间，立塘村没有剃头师傅，负责剃头的师傅，一个是上边崩山村的，叫“抗美”，一个是下边城山村的，叫“周爹”。立塘江家村，另有一个医生，叫“援朝”。从崩山到立塘再到城山的小港港堤上（这条全长十华里的小港，是当时举全公社之力“拉”直的），经常可以见到这三人提着箱子来来去去，我们就记住了“周爹抗美援朝”这三个名字。
六零婆初中毕业了，村里人公认他是好小伙，推荐他当了“剃头匠”。这剃头师傅可不简单，很有点吃“国家粮”的意思，可以不参加集体劳动，但是必须保证全村男人每人每月剃一次头。到哪个屋场剃头，就在哪个屋场吃饭。报餐的暗号是，把伞放在谁家，就在谁家吃饭。所以他们无论晴天下雨，总要背一把伞，如果晴天嫌麻烦、怕丑，那就只能“自己唬自己”，空着肚子干活。
可是，六零婆前几天才来剃过头呀。
牛，是农民的宝贝，谁敢杀牛？谁敢吃牛肉？哪里买得到牛肉？自尊心最强的六零婆，一定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被蒋家里的牛肉诱惑来了。
这一回，他没有带伞，只提了箱子。
他异常殷情地给老者刮胡子、掏耳朵、剪鼻毛。老人家心知肚明，也不点穿他的用意，而是热情地留他参加集体会餐，打牙祭，吃牛肉。他和我们小伙伴们坐在一桌，边吃边流汗，豆大的汗珠噼里叭啦往下掉，额头上直冒热气。
这一餐牛肉，真正管饱。
六零婆后来应征入伍，全村人又推举阶婆“接脚”。很多人错把“阶婆”当“亚婆”呢，以为我当了剃头师傅呢。
隔壁瞿家里有人听说蒋家里死了牛，四处打听这牛肚子的下落。当时蒋家里人不知道“牛肚、牛百页”是美味佳肴，把这个盛满草根与牛粪的肚子一埋了之。瞿家里人知道后，偷偷把它刨了出来，打了一顿“平伙”（会餐）。
而老黄牯的骨头，后来被烧成了灰，当作最好的肥料，撒到农田里去了。
这就是一条牛的宿命。
我虽然自小怕牛，不敢骑牛，很少放牛，但我并不讨厌牛，我总是怀着恐惧、尊敬和怜悯的心情对待牛。“哞”的一声牛叫，人们牵牛回栏时发出的“咪——”的呼唤声，赶牛犁田时发出的“嘿嗬——”的驱赶声，都是饱含故乡味道的音乐。老黄牯死了几十年，我回故乡还常能看到若干跟它长相相象的牛。它好像一直活着。
（长篇散文《一九七六》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