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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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贾东旭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出生在辽北一个偏僻的村庄，位于三道老山梁之间叫三道沟。由于屯里家家房后长着高大的白杨树，又叫杨树园子。有关家的最初印象是乡村寂静的夜晚和白昼社员们热烈劳动的场面。比如太阳从东山梁上升起，老队长敲响挂在榆树丫巴上的铧钟，唤醒父老下地干活的神经；比如夕阳西下，黄昏之后夜幕降临，月亮初升送回父老疲惫的身躯，村庄头顶炊烟袅袅升起，间或有几声狗吠划过夜空。这些画面都与母亲，与家有关。
那时父亲在公社信用社工作，常年下乡包村，或是在单位值班，少有回家。家里完全由母亲操持。不仅要张罗柴米油盐，还要处理家际邻里关系，是名符其实的里里外外一把手。母亲还是生产队妇女队长，每天天刚麻麻亮就起来做好早饭，然后出门带领妇女劳力出早工。待到她回来，我已把桌子放好，把米饭盛出，全家围坐在一起吃早饭。饭后我带弟弟去上学，母亲还要带领妇女们下地干活，年逾古稀的爷爷在家留守。
我是家中长子，又是大哥，自然要为家分忧，替母亲分担家的压力。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时正当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困难时期，家中生活是很艰难的。每个大人一年的口粮只有300斤皮粮，小孩则更少。所以那年月每天盯着粮囤儿过日子。家中口粮年年不够吃，这不仅是母亲的一块心病，也是我年少的忧愁。眼瞅着粮囤一天天减少，还不到八月份，口粮吃光了，青黄不接。母亲只好到一个叫上三道沟的屯里去找我的表姑借粮。说好之后，母亲叫我去取。我到队部里找到老经管儿牵毛驴，选择最老实的客驴，去时道好走的话还能骑上一段。表姑家离我家八九里地儿，出屯儿行约一个时辰就到了。借来的百八十斤苞米，放到驴背上驮回。
待到傍晚母亲干活回来，背着苞米到碾坊，套上戴蒙眼的毛驴碾压成面粉，是带皮碾压的混合面，用粗罗筛的。碾压过几圈，母亲用簸箕收起倒在罗圈里，我在大笸箩上筛苞米面。筛过的破瓣苞米粒再倒回碾盘碾压，如此反复进行。忙活到小半夜总算完成了。第二天的早餐是苞米粗拉面菜汤。偶尔中午才可以吃上一次锅贴大饼子，粗面儿的吃起来有点剌（la）嗓子，但在我的记忆里，那还是吃得挺香的一顿午餐。
除了口粮，家里养猪的饲料也是母亲挺操心的事。好在农村遍地有野菜可挖。每天放学后我的第一要务就是挖野菜。从早春挖到晚秋，那些镪脖菜，婆婆丁，车轱辘菜，兰花菜，刺菜，灰菜，苋菜等等。它们都是我最熟悉的朋友。偶尔还得到八面城酒厂拉一车酒糟参合野菜做猪饲料。由于没有精饲料吃，猪长的慢。年首喂到年尾，哪怕只长到百八十斤卖到收购站也算有了一笔收入。过年杀猪是很奢侈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杀了也是卖肉换钱。不过吃上一顿蒸猪血，煮上一小块肉能吃上几片倒也是很解馋的。
那时家里的烧柴也是个难题。生产队分下来的两车苞米秸秆烧不到几个月就没了。所以除了挖野菜，就是打柴火。我常年打柴火供灶坑。春秋搂柴火叶子，比如苞米叶子，杨树叶子，豆筋豆叶，入夏打蒿草，比如老菅草，兰花蒿，青蒿，黄栾草，不管哪种蒿草，只要长成梆一点都是打柴的对象。年少的我盯着柴火垛成长，练就了一双铁肩膀。一捆捆柴草扛到家里，眼见那柴火垛越堆越高，我的成就感是很明显的，能得到父母夸奖的那份欢喜亦是不言而喻的。
最忙碌最辛苦的季节，算是秋天，正所谓三春不如一秋忙。为解决家的生计常常跟母亲去捡秋。所谓捡秋就是生产队的哪块地庄稼收完了，允许人们进去捡粮食。于是紧盯着队里的哪块地开始“解放”了，便跑过去拣粮。因为捡秋的人多，需要贪黑起早地赶时间。在八月十五前后有月亮的夜里，会跟着母亲跑出很远的地方去捡秋，捡一兜苞米，或一捆大豆枝子是很幸运的事。第二天鸡叫头遍，我又被母亲唤醒去捡秋，迷迷糊糊的跟母亲走，直到走进地里才完全清醒过来。地上一层霜，身上一层霜，手脚冻的都麻木了。但收获的喜悦抵消了所有的困苦。捡一个秋，能落(lao)到一二百斤黄豆，换来豆油食用，豆饼喂猪做精饲料；落到百八十斤苞米，接济了口粮，这亦是个不小的收获。
高小毕业到公社中学念书，每天走读往返二十多里地。即使在上学的路上也常常关注着哪块地有野菜可挖，哪个山坡有蒿草可打。下午放学回来吃过一盆儿面汤，直奔有野菜有蒿草的地方去忙活。夕阳西下时会背回一袋野菜或一背柴草。这在自己的内心是做完了一件大事，完成了一个“使命”。这就是家在心灵深处的位置，其他无可替代。高中毕业后去当兵，给家里留下我的一份口粮，母亲从此不用再去借粮了。我人虽在外，但对家的牵挂从未间断。常常写信给家里询问，得知口粮够吃了便颇感安慰。
从部队退役到乡镇工作，月薪35元，全部用来贴补家计。甚至连写稿的几块钱稿费收入也舍不得花。心中有家，只要有家这个港湾在，我就心安快乐。后来在八十年代末恋爱结婚，结婚时没舍得买一件新衣，只置办两件简易家具，说服爱人认可，简简单单办了婚事。为家为母亲分忧，并分担持家的重任，亦是我自强不息的动力所在。
2022.6.13日落笔辽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