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高粱米粥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在老家所在地董家小学就近上学，放学时我的同桌厉海邀我到他家玩儿。他家在本大队三队不远，我就去了。

沿着学校南侧长长的柳树壕向西，我俩一路蹦蹦跳跳，不时惊起树丛里几只候鸟，柳树芽的清香随风将我们环绕。春天的景色真好，我俩心情像放飞的小鸟。村东南的小溪潺潺流淌，奔向五里外的大河二道河子。我和厉海，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曾经在大跃进那年在这条河流上参加修筑水库的大会战，只是不久就废弃了。

那时各家吃的都是生产队发放的300斤皮粮，苞米占大多半，只有少量的高粱。苞米粒是带皮磨成面粉，做成大饼子贴在锅里烙熟吃起来有点剌（la）嗓子。而高粱是用石碾子推出来的，很粗的那种高粱米，煮出来的米饭是红色的，是地道的红米饭，吃起来有点涩。即便如此，吃上一顿高粱米饭也算是很满足的事。

从学校出来走十分钟就看到厉海家的土平房了，打烟筒冒出的炊烟缭绕着爬上天空。一条小黄狗趴在土屋门口的台阶上，耷拉着眼皮假寐，并不在意我俩的到来。几只大白鹅倒不示弱，探出长长的脖子，张开黄嘴丫哏嘎大叫。

厉海妈迎出门外，对我嘘寒问暖。厉海爸爸去公社开会，还没回来。厉海妈妈是地道农家妇女，人情不错。说起来刘家和我家还算是远亲，我得管她叫二姨。二姨顺手将我拉到外屋炕桌旁边坐下，桌子一头儿放着青色陶制饭盆，里面的高粱米粥冒着热气，缭绕着清香的味道。

回家问母亲才知道是用“文化米”煮的粥。“文化米”是电动磨米机磨出的高粱米。这在当时是得到三十华里外的粮米加工厂才能办到的。但在生产队对多数人家来讲还是个奢望。厉海爸爸是个长着大头顶长脸盘大嗓门儿的中年汉子，是大队贫协主席。厉海的大哥厉山在文革开始前考上了东北大学，当时还没有毕业。家里出了秀才，屯里人们还是挺眼气（羡慕）的。

接着二姨到厨房煮土豆。我和厉海钻进里屋，趴在炕檐上翻看偷偷带回来的几本小人书《雷锋》《小英雄雨来》，还有《哪吒闹海》《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我俩悄悄地沉浸在动人故事情节里。

不知不觉间到了正午。孩儿来吃粥啊，是二姨叫我俩吃饭了。厉海爸还没回来。

就等二姨夫回来一起吃呗，我说。他指定是在公社吃了，不用等啦，二姨说。随后麻利地给我盛了一碗粉白的高粱米粥，吃到嘴里很爽滑的那种。菜呢，是在锅里煮熟的扒了外皮的土豆拌酱，酱是自家下的，很浓的酱香味。还有几半儿蒜拌到土豆酱里。就是这样一顿午餐，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几年后厉海的大哥毕业分配到吉林市一家军工企业工作，不久厉海和爸爸妈妈一起随迁，我再也没能见过他们。前几日突然接到厉海从吉林市打来电话。原来是从另一同学那询到我的电话号码。通话中得知厉海早已成家为父，当上了两个外孙女的姥爷。虽然二姨二姨夫都已过世多年，但我仍然记得二姨盛给我的那碗高粱米粥缭绕在舌尖上的香味，仿佛依然在口，不曾忘却。

2022.6.14日落笔辽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