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
贾来发
父亲是个农民,也是个医生。他在从事农作的同时,一手握锄,一手行医。他不是院校培养的人才,也不是某派医学的嫡传。他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乡村医生,是十里八乡有名的饱学之士。
说起他学医的起因,还得从爷爷的病痛中开始。
那时的父亲,因为我的爷爷患病不起,长期卧床,要请医生从城里往返于乡下,看病成本高不说,而且当时局面动荡,各地多有匪患,村村寨寨还等不到日暮,就关闭寨门,进出十分不便。加之出于安全考虑,这些城里医生也不愿冒着风险到一个偏僻的山村为一个非亲非故的老人看病。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就遵照爷爷的教导,走上了自己学医之路。
那个时候,物质之匮乏,条件之艰苦远远超于我们的想象。他“年方二六,始入校读书,闻诸圣贤之教育......正欲琢磨勉励,以期进展”,谁料“丙寅岁仲冬望前一日,家遭匪患,迁移晋居,罢课力耕,营衣易食,致中道停途,困苦交迫,而卒未失学者,悉赖家父之教于朝耕暮读也。”(父亲家谱《叙》)对于十二岁才入校读书的父亲来说,启蒙年岁太晚了,但对于那个年代的父亲来说又有什么办法呢?只上了七年私塾,父亲就因家里遭遇匪患而被迫辍学,举家移居到百里远的外县避乱。父亲在困苦交迫中,依然遵照爷爷的教诲,朝耕暮读,通过发奋努力,使自己获得了极大提升。他学习和涉猎的不仅有医学、民俗,还有文学和地理,以及历史杂记诸子百家。这期间,他广泛地学习各类医书,包括我现在还保存他看过的《黄帝内经》《金匮要略》《脉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陈修园医书四十八种》《南雅堂医书全集》《重订医宗说约》《图注难经脉诀》《药性赋》等难于计数的医学医药书籍。其实,他不但研读医书,还看四书五经、各种名著和《左传》《论语》《东莱博议》《修身学讲义》《赋学正鹄》《一贯堪舆》《星文杂占》等等涉及文学、天文和地理的各类书籍。他一心钻进书里,不管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也不管是上山放牧,还是下地干活,他都抓紧每一分每一刻学习、消化和吸收。大多时候,父亲除了放牧和干活,都把时间用在刻苦研读上。每每夜深之时,他还借助微弱的油灯吮吸知识的营养。古人所谓的“三余”读书法,都被父亲用到了极致。同时,他还虚心地向周围懂医学、会治病、有文化的人学习请教,并在边学习边领悟边实践中储备知识和积累经验。
父亲是个农民,也是个文人。他后来的成就,就连教他的老师和熟悉他成长经历的亲朋好友都感到吃惊和钦佩。不仅如此,他的文化功底和与生俱来的天赋,也在一次又一次中折服了远近乡贤。一次乡里搞聚会,请了一帮文人参与,父亲也有幸应邀前往,那时他才十几岁,这有点像唐代王勃在滕王阁即席作赋的情景。先是父亲在一旁观看,但他看来看去,实在看不下去那些所谓的风雅,便勇敢上阵,挥笔而书。在这篇以他老家居住地为描写对象的《贾家湾记》中,父亲的文才喷涌而出,第一次向乡贤们展露其出众才华和倚马可待的敏捷才思,人们也从此重新认识和认可这位穷乡僻壤的后起之秀,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篇不足两百字的赋文,不但文辞清丽,奇巧活泼,而且朗朗上口,一气呵成。待父亲掷笔,茶水尚温,赢得了一片喝彩:
此村左伏狮而右立象,前迎龙而后枕凤。观其山不高,而千峰秀丽;察其河不阔,而流泉常清;视其林不广,而松竹幽雅;寻其湾不曲,而淋滴即通。万谷诸溪相环绕,奇花异草自芬芳。羊肠崎岖俨鸟道,怪石嵯峨似天梯。况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生常春之景。水绿山青,人杰地灵,似乎仙境,忽乎凡尘者。正是户对青山,门迎绿水,形色势状,灿然一新。虽非天造,而实地设焉。
那时,他还年轻。但他从不沾沾自喜,停留在现有基础上。此后,他四出求学,先后到澄江和昆明等地取经,后来还考入了陆军讲武学堂。但时间不长,就被我的爷爷以传宗接代和家无劳力为由而中断父亲出游天下实现抱负的人生理想。每每谈及,父亲多有感慨。但他忠孝为上的思想却左右了他的一生。即使爷爷误了他的前途,毁了他飞翔的翅膀,他也默默承受,从来不敢违背和忤逆。
父亲是个农民,也是个孝子。是的,他是地地道道的孝子,爷爷的话就是他的圣旨。按照爷爷的交待,父亲抱定目标,以他的坚韧毅力和不懈追求实现了一个儿子对于父亲的庄严承诺。
爷爷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父亲学有所成后即着手编修贾氏族谱。爷爷一直认为,修谱不仅是起名避讳、礼敬祖先的需要,也是体现后世子孙继承先祖遗志、弘扬宗族遗风的有效载体。爷爷把存家史,修家谱看得如同生命重要,反复叮嘱父亲,期望父亲。后来,也即民国二十年,为修理《贾氏家谱》,父亲开始投入了这项对于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来说都是极为重大和劳精费神的工程。在此期间,他“踏山勘字,录主寻根,栉风沐雨,戴月披星,忍饥渴之苦,耐寒热之勤,奔忙道途,劳碌山林,核考稿内,绘图山前,自民国二十年辛未至民国三十二年癸未”,跑遍了分布在江川乃至外县的贾氏所有墓地,广泛寻找线索和收集资料。经过长达十三年的努力,在他三十四岁那年,终于“心愿遂毕,聊作谱引,于备后观”。大功告成的父亲,把一本《贾氏家谱》摆到了族人面前,算是了了爷爷生前最大的心愿。父亲的家谱,不仅为贾氏后人留下珍贵资料,也为地方史的编修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打开父亲的《家谱》,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父亲的叙写中,为我们揭开了光芒四射的从前。那些隐藏在时间深处的片段,不仅还原了当时的历史,也惊讶了我的发现。原来,我家的先祖,原籍山西省绛州府龙门县太平庄薛家村,是两辽王薛仁贵的族裔。后薛刚醉酒,惊崩圣驾,跌死皇子,武则天下令满门抄斩,于是家族四散,更姓逃生。我们这支外逃的队伍,几经周折,才定居于南京应天府上元县高石坎柳树湾。时光流转,到了明朝,老祖宗们因云南叛乱,被充军到以沐英为大将征讨云南的大部队中。到云南平定叛乱后,这些人员就地屯军,一手完成驻军任务,一手发展农业生产。再到后来,他们逐渐解散,由军变民,成了地地道道的种田能手。据父亲家谱载,我家老祖宗被充军到云南,一共来了弟兄三人。征讨结束后,一个到了临安府建水县,一个到了玉溪县后裕乡贾居营,一个就近就便,把根扎在江川县之北域的龙迎庵(后改称观音寺,今已不存)。在江川居住的这支老祖宗,再到后来,因兵戈扰乱,苦不堪言,于是整村四散蜂飞,有移居大石关、贾家湾、火烧凹、祁家营的,也有移居左卫、黄营、土主庙等地的,一时迁移各村,慢慢地疏远了来往,失去了联系,给父亲后来修理家谱增添了诸多困难。但行事果敢坚毅的父亲最终还是战胜重重困难,完成了爷爷交给他的重任,为贾氏家族修谱存志画上了圆满句号。
关于这段家史,我曾在位于大山中的贾氏墓地看到过。那是一块高约三米,宽不足两米的青石石碑。样子呈覆瓦式,碑体略前倾,字迹虽然模糊,但仍可辨识,乃清代贾氏祖先所立。序言后面,还刻有从一世祖以来的各派祖宗名单。碑上记载与父亲《家谱》均同,只是写法有别而已。只可惜这片墓地被村人占为耕地,逐年蚕食鲸吞。偌大一片墓地,我少时上坟去时,还是墓碑林立,一排排、一冢冢的坟墓梯次排列,依山而建,估计不少于一百余冢。其中有的坟墓,规格不小。尤其是那些墓碑,不仅建造得体,雕刻精美。碑上文字,既有文采和张力,更有书法价值和丰富的民间民俗等文化信息,是一笔先祖们遗落在山野田间的重要资源。哪知只十几年时间,竟然被人为破坏,或推到、或砸断、或毁坏,有的石材不是被盗,就是被搬走,甚至用作垫路、修沟和打坝。如今的墓地,已经不成样子,每每看见,都是一种锥心的疼痛。
父亲行医乡间,也寄情山水。闲暇时间,他勤耕砚田,创作了很多清新雅致的诗词歌赋,其中不乏可圈可点之作。在他著作的《长明闲集》里,父亲以春夏秋冬为题,以其居园田而心乐四时,守高洁而情寄山水的独特感悟,写下了他心中的《四时乐》:
山林异旧,风光别新。草木萌畅,鸟兽初鸣。气暖日和,地景天青。观雏秧之勃秀,赏老麦之黄成。慨乎天之生杀,惜哉时之去临。执卷自有余珍,傍窗岂无凉亭。
——《春》
荷禾同茂,花叶竞鲜。云雨交会,炎暑并臻。色佳景丽,时美候贞。游郊芳之不足,览野秀之无憎。听虫声之喧哗,视鱼鳖之浮沉。习书必再玩味,依案自觉神清。
——《夏》
黍谷锦绣,物果金朗。河海清洁,山石耸长。花香色艳,风高雷藏。咏翱翔之鸿雁,赋游泳之鸳鸯。赏秋桂之放肆,羡篱菊之傲霜。凛凛寒气逼人,皎皎星明满天。
——《秋》
山河形瘦,风雪迭出。岁寒时冻,物朽梅馥。松苍柏翠,豆芬竹绿。候之循环乃尔,时之去临如烛。感物生之盈亏,叹斯人之劳碌。定性正宜潜修,琢磨快把书读。
——《冬》
这就是“执卷自有余珍,傍窗岂无凉亭”的父亲,他这种“习书必再玩味,依案自觉神清”的境界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然,使得他在自己的精神领地“定性正宜潜修,琢磨快把书读”。
父亲的身上,散发着一名乡间儒者的豁达和高雅。他的布衣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父亲是多面手,他性灵手巧,农工诸艺,样样精通。在我为他写的祭文里,我这样简略地概括和描述了父亲:
“贾氏讳光前,余父也,字长明,号晏安居士,滇中江川人氏。少有大志,幼入私塾即露头角,先生常褒奖之,人皆谓贾氏有子矣。然辍学中途,盖为家遭匪患也。耕牧之余,潜心孔孟之道,沉酣诗礼之间,朝夕用功,学业日进。时祖父患腹疾,值乱世,医难延,父是以遍觅医典,问疑难于医家,识本草于山林,寒暑无间,遂善歧黄,且兼猎国学、地理诸科,广猎博采,终成饱学。余父天资聪颖,性灵手巧,农工诸艺,未有其难者。其生穷处乡村,混迹樵牧,常寄傲琴书,行吟山水,施仁术而治百病,赋诗文而越千章。砚田勤耕,著述丰硕,辑有《晏庵闲集》《小窗集》《对联应酬新编》及医学、历史、地理等杂记多种,然多散失。呜呼!人之生不逢时,犹马之不遇伯乐也。余父博学多才,操守高洁。身处江湖,常怀报国之心,堪称乡间之儒者。惜乎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大志未酬而终老林泉。天乎?时乎?运乎?徒增叹尔!因为辞曰:
余父大爱,恩泽流长。持家教子,训导有方。劬劳哺育,令名终扬。余父博学,孔孟力昌。行吟山水,雅意洋洋。著述丰硕,诗赋盈箱。余父济世,穷苦皆帮。救人治病,端赖良方。回春妙手,名震三乡。余父抱负,志在四方。心雄报国,济世安邦。奈何命舛,我意感伤。终老乡野,命掩山冈。
春山凝翠,曲水流觞。余父遗志,小子岂忘。阴阳虽隔,表意何妨。呜呼痛哉,伏惟尚飨!”
父亲半耕半读,半农半医的人生,虽然苦乐参半,甚至累遭磨难和几处险境,但父亲以他的仁者之心和中庸之道,最终还是化险为夷,在多苦多难中仍诗意地生活和生存,让自己活成陶渊明式的从容和优雅。他在《自叙》中这样写道:“余性鄙拙,素好泉林。负斤樵采,日往林下;持竿钓取,时乐水边。听鸟音而弦歌雅意,闻浪鼓而高唱怡情。栽活人之谷,植赏玩之花。忙时荷锄田间,习乎耕而帮乎种;闲来移步泉林,适乎游而状乎瞻。朝夕读诵,日夜思维。求诸圣贤之道,乐乎逍遥之乡。平生慰矣,一世安康。”
父亲行医,先是在乡间为远近乡邻服务,后来进了大队医疗站。在大队医疗站期间,他不仅为人看病,诊疗各种常见和疑难杂症,帮助扭伤和摔伤手脚的人复过位、接过骨,同时,他还为生产队的牛、马、骡子等牲畜灌过药和嫁接过各种骨折,为生产队减少损失、促进生产发挥了一名医者的积极作用。
父亲行医治病,从来都秉持着高尚医德。他看病不因人而异,也不分贫富贵贱,老弱病残。他既不自吹自擂,玩江湖把戏;也不唯利是图,贪图钱财。他为百姓效劳,也为长官看病,远到千里开外,近到隔壁邻居,他都来者不拒,亲自坐诊。对于穷苦乡邻,有付不出药费的,他还采取记账方式甚至分文不取。干了二十多年后,因为医疗站解散,父亲便去江城公社所在地租了间不足十平米的民房,开起了个体诊所。后来,由于年龄过大,走动不便,以及税收、房租等多方面原因,诊所没开几年就停开了。父亲回家后,就在家里边务农边从医。
我年少时,因为父亲的缘故,对中医理论和药物有过一些肤浅的学习和了解。父亲看病,一直遵循望闻问切的看病传统,他教我寸关尺的把脉方法和辨别上中下三焦,以及更多的中医基础知识和药物特性,那时记了许多,只是我后来没有坚持,渐渐的模糊了、遗忘了。现在想想,真是可惜。
父亲从替爷爷治病那时起,到他病倒床头,他行医时长六十多年,他开出的药方多不胜数。他一生到底为多少乡亲看了病,开了多少处方,救治了多少病人,我统计不出来。从我记事起,就一直看见他每天都在为人看病把脉,开方抓药。到了暮年,他依然在家看病,亲自把脉、问诊、开方、拿药,全天候接待患者,服务乡亲。直至他卧床不起,准确地说,是他老人家八十六岁时,他才彻底地停止了他的从医生涯,在长达两年多的病痛折磨中驾鹤西游,把他未竟的事业交给后人,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乡村医生和布衣儒者的济世情怀。
老家的堂屋里还存有两块木匾,一块是行书雕刻的“著手生春”,另一块是楷书写就的“济世仁术”,那是民国时期父亲医治好病的人送给他的荣誉和褒奖。据说类似的匾联还很多,那时挂在老家的堂屋里,后来因为开工建设水库,父亲才响应号召,把家移居到外婆家的居住地。这些匾额,因为时代原因,不是被收缴,就是被销毁。现今留存的这两块木匾,就挂于堂屋的两侧。它是父亲著手生春的见证,也是留供后人缅怀和瞻仰的遗产。
父亲的荣誉很多,口碑更好。就是现在,只要提及他老人家的名字,大家都交口称赞。只是名声犹在,斯人何存。关于父亲的回忆,我在《端午怀父》中,用笨拙的诗句作了表达:
一去十年梦有知,枕边常见泪痕湿。
旧时情景成追忆,今夜哀思入悼词。
术妙专能医重病,才高直欲掌雄师。
音容虽渺人犹在,伫望云飞怅日驰。
那天,我翻看父亲遗留的为数不多的处方。在那些用毛笔或钢笔开出的处方上,虽然墨色不再光亮和耀眼,但透过处方上纯熟和老辣的笔迹,我好像又看到了父亲的忙绿,再次陷入了回忆。父亲的字写得很好,尤其是小楷。他的字结构紧凑,形态优美。他学过柳公权的楷书,也学过其他书家的笔法。他行楷皆善,用笔纯熟。他留下的那些笔记,不管是毛笔,还是钢笔字,都传达出一种雍容、肃穆的儒者气息。尤其是他用钢笔开就的那些处方,无意于佳乃佳,笔迹苍劲,如青藤缠树,柔中有刚,像极了太极拳法。不急不慢的书写,动静相生,刚柔相济,彰显出百难历经而从容笑对,一生坎坷而等闲视之的大度和襟怀,折射出一名乡村儒者的文化品味和深厚修养。
透过那些已经有些泛黄和破损的处方,我此刻,又仿佛看到了父亲为病人把脉、为病人开方、为病人抓药的一幕幕情景。回想着父亲忍受病痛为人治病、替人疗伤、代人送药,或是顶着烈日、冒着严寒、忍着饥饿救死扶伤的多少情节和画面,我既为有这样一位医者感到庆幸,也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骄傲。
我现在除木匾外,还能见到和保存下来的也就是他开写的这些各类处方了。这些处方是父亲一生行医的实物和见证,浸透着父亲的汗水和心血。是的,父亲已去世多年,但父亲的形象依然在药方里存活。他的形体虽已消失,但他的精神却在药方里蔓延,在药方里永生。
我为父亲自豪,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们获取不竭动力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