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

 红高粱，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常种的一种农作物，到了七十年代就种的很少了，到了八十年代就近乎绝迹了。就在红高粱刚刚近乎绝迹的时候，它却“凤凰涅磐”似的以另一种情态蓬勃起来了，那是当时还不太出名的军旅作家莫言一炮打响，写出了《红高粱》，在《人民文学》等刊载，使红高粱又“复苏”了。后来到了1988年，又在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像红高粱一样红红火火起来了，红高粱又“重见天日”，成了一种人们津津乐道的农作物。

 红高粱，是高粱的一种，在我们胶东，大都统称高粱。《辞海》上是这样解释的：“高粱，亦称‘蜀黍’‘秫秫’，禾本科。一年生草本，根系发达。茎秆粗壮，分蘖力较弱。叶片带状披针形，厚而窄。茎、叶表面被白色蜡粉。圆锥花序。小穗成对地生在穗轴的二、三级支梗上。籽粒圆形或卵圆形，有红、褐、黄、白等色。米质有糯性和非糯性两类……”

 说起高粱来，使我想起了一段往事，儿时记得有一个瘦弱的白胡子老头，他经常拄着拐杖到我家屋山东头，有时晒晒太阳，有时乘凉，有时无聊地用拐杖敲打着苍蝇，整天闷闷不乐的样子。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他每每到了那里，把拐杖一放，就坐到了他平常爱坐的那块平滑的长方形石头上。这个白胡子老头和我爷爷没出五服，还是很亲近的关系，若按辈分和排行，我叫他：三爷爷。他常常屋山东头坐坐，见了南来北往的熟人，就说两句话，没人的时候常独坐，有时还自言自语。给我留下很深印记的是，他当年已是九十岁高龄的老者，还在“扎棒棒”，就是用高粱杆的穰和皮制作着“小房子”“马”“车”等玩具，民间祭奠逝者也是制作的这般模样，无非是大些并粘贴上些彩纸罢了。我想老人这是利用这种方式在消除自己的苦闷，也是为了寄托感情。

 老人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都牺牲在抗战战场上，不，更确切地说，有一个就在老家同敌人拼刺刀时，被敌人残酷的刺刀捅破了腹部，露出了肠子，他一边用手捂着肚子，掖着肠子，一边爬着往家赶，希望临死前能走进自己的家门，可就在离家门还有几步之远，气血已尽，遗憾没能到家，倒在血泊中。被人发现时，喊着他的小名，问他这是怎么了？他已无声息。儿时常听祖母说起这段悲催往事：“他当时就趴倒在咱家屋后往西不远的地方，再有几步就到家了。你三爷爷这辈子真悲惨啊，说是有三个儿子，真正命里只有一个，两个都被日本鬼杀害了。”祖母几乎每次跟我说这段往事的时候，都在抹着眼泪。她在和三爷爷说话的时候，都在一口一个“三哥”地叫着，脸上不显半点阴郁表情，怕让他再想起自己的两个儿子。

 三爷爷临终前留下两个遗憾，一个儿子临死差几步没能走进家门；一个儿子在烈士陵园里找不到名字和坟茔。我想，老人整天闷闷不乐的原因就在这里，他之所以经常“扎棒棒”，扎着“房屋”“马”“车”之类的，儿时的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渐渐懂得，如今更清楚，我想，他那时是为两个儿子扎的，把对儿子的思念都凝聚在给儿子的“房屋”“高头大马”和“车”上，寄托着对两个儿子深深的哀思。

 高粱，在我们老家还有个名字叫：胡秫。它的茎秆叫胡秸，老家人叫起来顺口，用起来方便，那时候很常见，记得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还用小推车推过胡秸，那时，许多人还用扁担挑过一大捆、一大捆的胡秸，我在欣赏他们的力量的时候，更欣赏胡秸的价值，后来就不见了胡秸。胡秸还是过去年代里盖房子的重要材料，老家家家户户盖房前，都储备了大量的胡秸，互相找来左邻右舍的“绑把子”。就是用葛子或麻绳一把一把地把胡秸捆绑起来，搭到梁檩上，也是房屋、梁檩的辅佐和支撑。绑好把子后，先往新房前一放，等到新房上梁后，再上了檩条，就开始传递着一把把地上把子了，一把把紧挨着安放在梁檩上，接着上用泥压抹结实，再挂上瓦，大成套的就过去了，也就是已上梁大吉了。胡秸成了房屋栋梁之才的附属物，传了一代又一代，一直不知传了多少年。那个时候盖房，离了胡秸还真不行，都提前就买好了胡秸，可见当年胡秸的重要。儿时所见种的胡秸一片片，其实就是莫言所说的一片片“红高粱”。

 高粱杆在当年还做过生产队的围箔，在场院的一角储放着大量的玉米、花生什么的，成了生产队的“露天仓库”成了那个年代最便利的“大容器”；高粱杆还成了那个年代火镰的最佳搭档，成了老人们的帮手，抽烟的时候，就会点起高粱杆，总是不温不火地，点烟很管用；高粱杆还充当过甘蔗，小伙伴们在空旷的田野里咀嚼着甘甜，梦想着斑斓；高粱杆还成了“风筝杆”，高粱叶还成了一日三餐的柴草，高粱的用途还有很多、很多。

 说起红高粱来，莫言的小说《红高粱》还与我有着不大不小的缘分，因为就在《红高粱》刚刚发表的时候，我和莫言通了信。让时光追溯到1986年，那时我还在总参通信部队里担任文书工作，工作上的便利又爱好文学的我，部队下发的报刊我都浏览一遍，当我看到《解放军文艺》上刊载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还在下方一隅登了他的3行简介，我心里不免有些惊喜，还有点激动，很短的简介引起了我的注意，大致是这样的：作者莫言，原名管谟业，军旅作家，山东高密县人。1956年2月出生，1976年3月入伍，先后任战士、文书、排职干部，现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当时莫言虽说已出版了小说《红高粱》，但名气还不是很大，无论在部队或地方都不是很出名。

 我当时只是粗略地看了一遍他写的小说内容，现已没有什么印象了。因为莫言起的笔名有点怪，我认为：莫言，就是不要说，只有埋头写。他的简介却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因我和莫言都有当兵的经历，那个年代当兵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跳出农门。在军旅生涯中，都有着从战士到文书的一段经历，最最重要的，我们是胶东老乡。莫言老家高密与平度仅相距几十里。在部队，这种老乡关系非常难得，特别亲近。因为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莫言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一个平度老乡，看了您的大作，受到震撼。看了您的简介，才知您是胶东老乡，感到特别亲切。在今后的日子里，恳请得到您的赐教……

 信发出去后，没指望莫言回信。尽管莫言当时名气不够大，可也是个大忙人。人家一个大作家哪有时间给一个当兵的写信。

大约过了半月左右，部队通讯员送来一封从解放军艺术学院寄来的、盖着红色三角邮戳的信。我接过信，一下就猜到了八九分，迫不及待地打开。这是一封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绿色方格纸写的信，一页信纸。“显德：你好！来信收悉……”落款是潇洒的“莫言”两字。没想到莫言写得一手好字，一页隽秀的钢笔字映入了我的眼帘，一股暖流涌入了我的心田。一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话使我铭记在心：我很愿意与青年交朋友。这句话是那么亲切，拉近了我与大作家的距离。于是，我随即写了一篇《我与作家交朋友》的稿子，发到了河南《许昌日报》，把莫言写给我的这封信也交到了编辑赵宝森手中。不久，稿子发表了。战友们看到报纸后，得知我和《红高粱》的作者交上了朋友，都由衷地高兴。我顿觉骄傲、自豪，比过去发表多少文章还光彩。唯一遗憾的是，我把那封信放在了报社里，这是我和莫言的第一封信，也是我和莫言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封信。从此，就是这次通信、这种缘分、这种军旅情缘鼓舞着我在写作路上更加努力，先后在《河南日报》《广西日报》《许昌日报》《前卫报》等军内外报纸发表文章，“莫言精神”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我对小说《红高粱》和现实中的红高粱印象更深了。

 其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紧挨着我们平度的西南乡，为邻县搭界。过去年代，常有平度的乡村划到高密，也有高密的乡村划到平度。前些日子还听市里知名人士说过，莫言及所在的那一片村子，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平度划出去的。不管怎么说，莫言就是在紧挨着平度的“高密东北乡”，所以说，他和我们这里风土人情尤其是庄稼地里的活计都差不多，他那里有一片片红高粱的时候，我们这里也有红高粱一片片，甚而更多，因为平度耕地更多，在过去那个年代就是种高粱之类的多。

 前几年出差途经高密的时候，曾被一片片无边无际的高粱地所震撼，司机师傅告诉我，这就是《红高粱》拍摄基地，规模很大啊。我由此感受到了莫言的影响和红高粱的力量。

 红高粱红了，在老家的一片片辽阔大地上红过；在中国文学界红过；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红过。每每想起红高粱，就会想起我那可爱的家乡，想起我那“白胡子老头”三爷爷，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那一片片红高粱始终在我心里葳蕤着、矗立着……

 乔显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