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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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我心里很高兴。莫言获奖我尤其高兴，因为我和他曾经有过一次书信来往，并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986年，我在部队担任文书工作。当时，我看到《解放军文艺》刊载了莫言的小说，还登了他的简介：“莫言，原名管谟业，军旅作家，山东高密县人。1956年2月出生，1976年3月入伍，先后任战士、文书、排职干部，小说《红高粱》作者，现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当时莫言虽已出版了小说《红高粱》，但名气还不是很大。
当时杂志中刊载的小说内容，我只是粗略地看了一遍，现在已记不住了。因为他起的笔名有点怪，我认为：莫言，就是不要说，只有埋头写。他的简介却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因为我和莫言都有当兵的经历，那个年代当兵都有共同的愿望：跳出农门。在军旅生涯中，都有着从战士到文书的一段经历，最最重要的，我们是胶东老乡。莫言老家与平度相距几十里。在部队，这种老乡关系非常难得，特别亲近。因为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莫言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一个平度老乡，看了您的大作，受到震撼。看了您的简介，才知您是胶东老乡，感到特别亲切。在今后的日子里，恳请得到您的赐教……
信发出去后，没指望莫言回信。尽管莫言当时名气不够大，可也是个大忙人。人家一个大作家哪有时间给一个当兵的写信。大约过了半月左右，部队通讯员送来一封从解放军艺术学院寄来的、盖着红色三角邮戳的信。我接过信，一下就猜到了八九分，迫不及待地打开。这是一封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绿色方格纸写的信，一页信纸。“显德：你好！来信收悉……”落款是潇洒的“莫言”两字。没想到莫言写得一手好字，一页隽秀的钢笔字映入了我的眼帘，一股暖流涌入了我的心田。一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话使我铭记在心：我很愿意与青年交朋友。这句话是那么亲切，拉近了我与大作家的距离。于是，我随即写了一篇《我与作家交朋友》的稿子，发到了河南《许昌日报》，把莫言写给我的这封信也交到了编辑赵宝森手中。不久，稿子发表了。战友们看到报纸后，得知我和《红高粱》的作者交上了朋友，都由衷地高兴。我顿觉骄傲、自豪，比过去发表多少文章还光彩。唯一遗憾的是，我把那封信放在了报社里，这是我和莫言的第一封信，也是我和莫言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封信。从此，就是这次通信、这种缘分、这种军旅情缘鼓舞着我在写作路上更加努力，先后在《河南日报》《广西日报》《许昌日报》《前卫报》等军内外报纸发表文章，“莫言精神”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自从与莫言有了这次书信交往后，我对莫言的书就特别爱看，《檀香刑》《生死疲劳》《丰乳肥臀》《透明的红萝卜》《蛙》《四十一炮》等，我都一一拜读过，莫言和莫言的书在我心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再后来，听记者朋友说，莫言转业到《检察日报》工作，主要从事电视片编导工作，我试着联系了几次也没联系上。我想，名气越来越大的莫言，时间越来越少，特别是给别人回信、打电话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这时我才想起那封信的珍贵。莫言获奖后，那封信更弥足珍贵了，可惜找不回来了。
莫言获奖，这是中国的骄傲、是中国作家的骄傲，是我一个当兵老乡的骄傲。在巨大成功面前，莫言没有失去自我；在利益诱惑面前，莫言没有失去本分；在读者挑剔面前，莫言保持着谦虚坦诚。莫言坚守住了他的心灵高地。莫言对我，有过去的缘分回忆，有老兵对新兵的教诲，有胶东老乡的情怀，有作家对战士的厚爱，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业余作者的鼓舞……莫言与我的书信来往，让我难以忘却。
乔显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