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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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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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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工分的年代

记工分的年代,要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前。它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经历了农业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四清”、“文革”等近30年的漫长历程。经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经受了人世间的竞争攀比,成为我国农村的一个时代缩影。期间,曾给多少国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记,也曾给多少人留下痛苦、悲伤和心酸。我也是伴随着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亲历者,脑海深处既有记工分的模糊影子,也有很深的印记,常会给我带来深深的思索。

我出生的年代就是人民公社时期,就是“生产队、大集体”的年代,农村形成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管理模式,村子是一个生产大队,再划分出几个生产小队,像我们那样的大村子,划分出了12个生产小队,也就是最小的生产单位。那时的农村早已实行了工分制,也就是集体劳动评工记分,每天早晨、上午、下午,生产队长都要安排农活,社员出工干活,到了晚上,记工员按出工时间或按劳动量给每个劳动力一一记工分,最后逐月累计,交由生产队会计核算,家家户户便可按所得的工分进行分配,分粮、分钱。不过,那时分配的收入是极低的,记得第一生产队到了年底分现金时,有一户劳动力多,全年一合算,应得99元多,生产队长征求全体社员意见,不差一元钱了,给他足起100元来,对他是一个鼓励,对社员是一种带动,对外是一种名声,听起来也好听。那个年代,全年全家挣了100元,就在近2000人口的大村出了名。原以为这家弟兄们多,不好找媳妇,这时的媒人都抢着来登门。

那时同一生产队里的社员工分也不一样,而且不固定,而是以集体评议的方式决定每人每天应得多少工分。评议的依据,主要看每人在劳动中的长期表现和现实劳动量,其次,还要看性别、年龄、劳动能力等方面,最后,生产队长全面衡量,评定下每个社员的工分。我记忆最深的评工分方法是,男劳力最高的是6分,女劳力最高评5分,上了年纪或劳动能力弱的男劳力评5.5分,学生一般从4分到5.3分。我在初中时,就评到了全队学生最高的工分5.3分,曾引起了大多学生尤其是年龄比我大的学生的“羡慕嫉妒恨”,我评定了高工分,干活高姿态,干活热情也更高,专拣脏活累活干,有时跟男正劳力比着干。评高工分这件事使我高兴了一阵子,更重要的是记忆了半辈子。

工分评定是那个年代衡量劳动力的劳动标准,评定好了,保持稳定,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评定不好,造成整个生产队混乱,社员出工不出力。我那时就觉得评定工分是关系到养家糊口、衣食饱暖的大事,不是件容易的事,最难的是对“老弱病残女少”劳力的评定上,很难运作,尺度和分寸把握,评定中互相攀比,互不相让,评议中要做到绝对公平是不可能的,争吵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有时评着评着就“流产”了,有时评议工分的时间比下地干活的时间还长,很早就收工回来开始评工分,评到半夜还评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社员之间为评定工分争论不休,争的面红耳赤是常事,不争论成为不正常的了,严重伤害了邻里、相亲间的感情。那时,我所在的生产队算评定好的,处于相对稳定,几乎没有闹事的。而亲眼所见别的生产队,每到评工分的时候就乱套了,队长评一次就够一次,社员评一次就打一次,而且常常在生产队的场院里打群架。那时评工分的血腥味让我触目惊心,我现在仍记忆犹新。

回忆起记工分来,我想起了当过一段临时记工员的记忆,那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放了秋假,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到了一天晚上,生产队在有些破旧但很宽敞的记工屋里开会,评定工分和讨论记工分的问题,大多社员都参加了会,现在忘记什么原因,我也参加了会。记得当时会议讨论得异常热烈,竞争的很激烈,互不相让,好不容易评定下了工分,又开始讨论记工分问题,让记工员公布这大半年以来的工分情况,待公布结束后,大伙议论纷纷,普遍反映记工员没别人干活多,却比别人工分高。有的竟公开提出要换记工员。有人提出让我先干着,理由是,身份是学生,不是社员,这样记得工分公平,等假期已过,也就物色好人选了,到那时再重选记工员。队长和我没出五服,他性格豪爽,听了大家的意见后,略一思量,就叫着我的乳名说,让我先干着。我那时心里也没底数,队长让干就干着吧,也就半推半就地应承下来。回家后,我就高兴地对母亲说:队里让我先当临时记工员。母亲高兴地说:“让你当,你就当吧,可能看着你有点文化。”我那时有点不解,生产队里这么多社员,为什么偏要我这个学生当记工员?后来才渐渐明白过来,可能正因为我是学生,少了些个人恩怨、私利,加之那时有文化的社员少,一时还物色不出来,我这个在读初中生,还算有点文化,才让我先当着。这不,我也就当了临时记工员。

我当了临时记工员后,才真正感受到了工分的重要,也体谅到了社员对工分的重视,即使为了一分也争得面红耳赤,有的甚至大打出手。真是:“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社员的每一分都牵动着我的心,我也真正为全体社员记好了工分,直至干到放完秋假,虽是当的临时记工员,但那段记工分的经历让我永远忘不了。

如今,记工分的年代已过去40年了,农民的劳动不再需要用记工分的方式来衡量,只有那段记工分的时光,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不,它已深深地印刻在乡村岁月的皱纹里。

乔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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