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集体时代,也被现代人称为“大呼隆”。是一个时代的影子,这个影子拉得好长、好长,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拉到了八十年代,一直拉了三十多年;大集体时代,也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大凡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在自己脑海里铭刻着一道时代的印子,这道印子就是经历了“大集体”的那道坎,这道印子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艰苦的经历,总难忘记。
大集体时代,一如一部卷帙浩繁的历史大书,不知多少人读过,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众多的读者中不知有多少个“哈姆雷特”,而每人都写好大集体时代,写好“哈姆雷特”的经历,写好自己心中的“哈姆雷特”,就是完美的大集体时代。我因感情的冲动,也把那一段历史从脑海深处扯出来,让它变为灵动的文字,走进人们的视野,进入大脑慢慢回味,权当作茶余饭后的一段笑料罢了!
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说不上荣幸不荣幸地搭上了“大集体时代”的班车,要说这班车还是赶得晚了一步,不过前人拉着后人推着自己挪动着还是走进了前半截车厢,拾着千人的牙慧,借着后人的智慧,自己再稍微有所发挥,也就使脑海中“大集体时代”的影子从模糊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也如深水中的石头渐渐露出了水面,“大集体时代”随之走进了字里行间。
大集体时代先是按时间顺序走进了页面,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页页打开,一直翻揭到八十年代初的,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前。每一页乃至每个章节中,都是乡村百姓用辛勤的汗水流淌出的文字,文字是灵动和流动的,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经历了互助组、农业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四清”、“文革”等整整30年的漫长历程。这不平凡的30年,经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经受了人世间的悲欢冷暖,成为我国农村的一个时代缩影。曾给多少国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记,也曾给多少人留下痛苦、悲伤和心酸。大集体时代的30年不知让多少国人回忆和感叹。
我又顺着脑海的蛛丝马迹,搜寻到大集体时代的管理模式,那就从我出生的年代说起吧,我一出生就踏入了“人民公社化”道路,也就是人民公社时期。全国农村普遍形成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管理模式,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大生产单位,称为: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再按照人口、居住区域等划分出几个或十几个生产小队不等,像我们那样的大村子,就划分出了12个生产小队。生产小队在大集体时代就属最小的生产单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即使最小的生产队,也配备了整齐的班子,有生产队长、会计、保管员、妇女队长、民兵排长等,在有些大的生产队还配备了副队长,那时都流传着:“生产队长是安排活的,副队长是领着干活的。”因而,生产队长大都脑瓜灵,副队长大都身体棒。
大集体时代的大队办公室大都设立在每个村子的中央,设立的大队党支部一套班子就在此办公。而各个生产小队一如一个个“鸟巢”一样分布在村子的角角落落,一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一片天空、一块大地。在自己的一片天地中,建起了饲养屋、仓库、场院、猪圈等,这都是每个生产队必不可少的。建起的饲养屋用途很广,一头单独隔出一间,盘起了土炕,用于生产队临时开会、办公、剥花生基数、饲养员晚上值班等;还垒起了锅灶,偶尔用于煮猪、牛下货分给每户社员,或满足社员晚上加班集体吃饭用。在其余几间都立了牛桩,按了牛槽,每头牛收工回来都各就各位,并列在饲养屋的一侧休息、饮食,饲养屋的墙上一律挂着牲口笼嘴、套绳、鞭子之类的。似乎有了这些,饲养屋才能称得上饲养屋。大集体时代的仓库,是储存粮食种子、农药用的,也是离不了的;生产队里的猪圈大都建得很大,养着几头猪,每年到了年首岁尾,杀几头猪为常年闻不到肉味的社员解解馋,积攒的猪粪运到田地里,犒劳犒劳那些农民的“命根子”;生产队里的场院大都离饲养屋不远,每年夏天用来储存、梳打小麦,秋天用来摔花生、剥玉米等,那时的场院就像是练兵场,一粒粒粮食“练”进了粮仓。
大集体时代的饲养屋、场院就是一道道靓丽的风景,那是生产队里最热闹的地方,粮食都从这里分到了各家各户,信息都从这里进进出出;那里也曾是孩子们玩耍、嬉闹、追逐的天堂,是孩子们留下童年脚印和几多梦想的地方,每每回忆这些,那个年代的孩子定会铭记不忘。
大集体时代每个生产队出工都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因那时贫穷落后,家里有钟表的很少,生产队里也没有钱,铸不起大钟,用来传递时间号令的信息大多用铃。因而那时每个生产队社员居住集中的地方,大都在高高的木杆或竖立的石柱上悬挂着铃,上工早晚,全凭铃声为号,这个时间早晚一般由生产队长来把握,由各生产队队长来打铃。儿时记得,有时老家十几个生产队的铃声接连响起来的情景:“叮叮当当、叮当当、叮叮当……”形成了美妙的旋律,打破了村子的沉寂,也分不清是哪个生产队的铃声了。而一旦那棵500年老槐树上挂着的大钟响起,听起来特别响亮、清晰,其它的铃声就会一个个被压下去。这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钟声,回响在我童年、少年的岁月里,如今已悄然远逝,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时至今日,每每回忆,只有这口大钟的声音仍如此洪亮、清晰,声声直抵我的灵魂深处。其它只有我所在的第二生产队的铃声还时常在我心里回响……
大集体时代每个生产队出工都有一个固定地点,大都是离生产队长居住不远的地方。每天早晨、上午、下午,生产队长都会先到这个汇聚的地方,似乎很傲然地伸手扯起了铃绳,敲响了铃声。那时社员听到了铃声,一如士兵听到了冲锋号声,就会从四面八方迅速向集聚地汇聚。常常听到生产队长扯起嗓子喊道:“青壮年跟着副队长去送粪,妇女跟着妇女队长干,四个老头跟着我到割长沟耕地……”每每听到这样的声音,就会隐隐感到生产队长也是一个不小的官,哪像现在这样把村长都不当干部。
队长分工后,各个生产队里的社员分布在村子辽阔的田野里,一队队推车送粪的,身后响起了一阵阵小推车“吱吱扭扭”的美妙响声,既像悠扬的笛音,又像清脆的鸟叫声,打破了空旷田野的沉寂;一个个赶牛耕田的,分布在田地的各个角落,吆喝牛的“啊、啊、哩哩、啦啦”声,扬鞭摔出的“叭叭、叭叭”声此起彼伏,一如乡村田野农耕合奏曲。这是大集体时代所特有的乡村农耕图,也是那个时代独特而美妙的旋律。
大集体时代的农村实行的是工分制,也就是集体劳动评工记分,每个社员每天按照生产队长分派的活,干完了活,到了晚上,记工员按出工时间或按劳动量给每个劳动力一一记工分,最后逐月累计,交由生产队会计核算,家家户户便可按所得的工分进行分配,分粮、分钱。那时同一生产队里的社员工分也不一样,而且不固定,而是以集体评议的方式决定每人每天应得多少工分。评议的依据,主要看每人在劳动中的长期表现和现实劳动量,其次,还要看性别、年龄、劳动能力等方面,最后,生产队长全面衡量,评定下每个社员的工分。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工分评定是那个年代衡量劳动力的劳动标准,对一个家庭、社员来说都十分重要,直接涉及到一个家庭的生活状况。评定好了,保持稳定,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评定不好,造成整个生产队混乱,社员出工不出力。我那时就觉得评定工分是关系到养家糊口、衣食饱暖的大事,不是件容易的事,最难的是对“老弱病残女少”劳力的评定上,很难运作,尺度和分寸把握,评定中互相攀比,互不相让,评议中要做到绝对公平是不可能的,争吵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有时评着评着就“流产”了,有时评议工分的时间比下地干活的时间还长,很早就收工回来开始评工分,评到半夜还评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社员之间为评定工分争论不休,争的面红耳赤是常事,不争论成为不正常的了,严重伤害了邻里、相亲间的感情。那时,我所在的生产队算评定好的,处于相对稳定,几乎没有闹事的。而亲眼所见别的生产队,每到评工分的时候就乱套了,队长评一次就够一次,社员评一次就打一次,而且常常在生产队的场院里打群架。那时评工分的血腥味让人触目惊心,我现在仍记忆犹新。如今,记工分的年代已过去30多年了,农民的劳动不再需要用记工分的方式来衡量,只有那段记工分的时光,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不,它已深深地印刻在乡村岁月的皱纹里。
大集体时代,还有一切分配都需要用“牛尾巴秤”称量,收缴公粮、剥花生种也需要用“牛尾巴秤”称量,也可以说是“称量的时代”;大集体时代还是一个“票证时代”, 那个时候,吃饭需要用粮票,吃油需要油票,穿衣买布需要用布票,割肉需要用肉票,这是人人都需要的,是日常生活所离不了的,这都是大集体时代的特色。
由大集体时代的生产队,以小见大,就可窥见到那个时代的生产大队、人民公社,几乎都是一样的模式,这是世界仅有的中国特色,也是中国仅有的时代特色。
乔显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