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人物志

从小在乡村长大，自然就对乡村里的人很熟悉，对本村人更是如此。其间耳闻目睹街谈巷议道听途说报刊登载的乡村人物的事儿，便一齐汇涌于脑际。要说乡村的人，可就比比皆是；而要说乡村里的人物，那是上得了台面的人，那是有目共睹众星捧月众口称颂的人，可就得在心里好好掂量掂量，在脑子里好好转悠转悠。这么一掂量、一转悠，可真是有谱，我相信了“高手在民间”这句话，我掂量出的乡村人物，在民众当中都是“重量级”的。不信？那就让他们一个个走出来吧。

乔天华

把乔天华写为乡村里的人物也是确切的，因为他起初就是土生土长的乡村人，至于他后来又从乡村里走出去，当了县长，当了省农林厅办公室主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这样的经历，堪称为“草民英雄”。单就他在乡村里的故事也老鼻子了，就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可以这么说，乔天华不只是我老家的名人，就是在全县乃至胶东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在整个平度县凡是上了些年岁的人，极少不知道老县长乔天华的。

前些日子就有一个生动的例子，那是我下乡到平度东北山区采访一位抗战老兵时，当他听说我和乔天华是同乡同祖同宗时，九十岁的他，激动地倏地从马扎子上站了起来，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放，眼泪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我从他那突然变化的有些夸张的动作和表情中，感受到了抗战时期建立并巩固起来的战友情竟是这么深。我也不由得同这位幸存的抗战老兵更加亲切起来，深情地问他还能否记得乔天华发动抗战的事儿？这位老者不无动情地说：“老县长是好人啊！他当年在给我们作战前动员时振臂一呼：‘为死了的报仇！这句话我记了70多年。”九十岁的老人，依旧学着乔天华的腔调喊出的话，透露着对老县长乔天华的崇高敬意，不知怎么回事，我被眼前这位抗战老兵所震撼和打动了，我也从此一直记着“为死了的报仇！”这句话，一直到永远。

有了这一段回忆，就不难看出乔天华是怎样一位从乡村里脱颖而出的人物了。乔天华原名叫乔永祥，化名王文成，1902年9月出生于老家乔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就天资聪颖，说话办事与别的孩子不一样，父老乡亲都夸他:心胸远大，将来定有大处，被一语言中。

出生于黑暗的旧中国，成长于兵荒马乱的年代，乔天华一步步成长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1920年，经刘谦初（革命先驱）介绍，乔天华从掖县省立九中转入平度知务中学读书，毕业后到烟台培真中学任教。“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乔天华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要求加入党组织的愿望非常强烈，可在白色恐怖下，要想寻找党组织和入党介绍人都是难上加难的事。乔天华几经周折，苦苦寻求，终于在朋友的引见下，认识了时任烟台市委书记孙殿宾，1931年10月，经孙殿宾介绍，乔天华投入到了组织的怀抱。

1932年7月，孙殿宾被捕，中共山东省委指定乔天华为烟台特支代理书记。同年10月，因叛徒告密，乔天华被迫离开烟台来到青岛，担任青岛党组织青年委员兼左翼党代表。1934年，青岛地下党组织遭破坏，乔天华被组织指定为潍县中心县委书记。同年10月，被捕羁押在国民党山东省监狱。

起初，乔天华在本村秘密组织起抗日五人小组，因本村群众基础好，很快成立起20多个小组，雇烘炉匠打造了40多把矛头，发给大家。又迅速集合起200余名抗日小组成员，执大刀、长矛、土枪等到大户中夺枪，夺来了六十多支枪。在本村打好基础后，乔天华又以本村为中心，利用乡亲关系，向正涧、窝洛子等邻村扩展，秘密成立起若干抗日小组。他又和在青州中学任教的老同学罗竹风取得联系，罗竹风罢教回乡，投身抗日武装。从此，乔天华便在敌人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发展抗日武装。

抗战时期，乔天华的“胆大”是出了名的，不怕日本鬼子，更不怕汉奸、恶霸，他在敌人戒备森严的眼皮底下发展抗日武装，抗击日伪军，确实胆量够大的。1938年2月，日军侵占了平度城，这时，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十六支队司令兼平度县长张金铭吓得弃城逃往平度东北山区，国民党其他地方武装也吓得躲得远远的，各据一方，唯有被称为“胆大”的乔天华，带领抗日游击队迂回在乔家、正涧等北部山区，与日寇决一死战，并取得了一次次胜利。

有一次，乔天华和刘炳章等接头时，刘炳章说：“上马村有一伙农民，经常组织起来杀富济贫，为首的姓张。”乔天华考虑到现在正需要这么一帮人。便说：“可以争取他们。”便先后派刘炳章、刘文卿去做工作，姓张的说：“非乔天华亲自来不可。”当时有人劝乔天华：“他点出你的名字，定有原因，去不得！”乔天华想，要组织抗日武装，哪能怕死！于是就冒着生命危险，带领两名知情者，翻山越岭赶到了上马村，那姓张的见乔天华亲自来了，高兴地说：“早听说山西边有个乔天华在拉队伍，打鬼子汉奸，不知是真是假，我们只怕受了骗。”乔天华一听，原因在这里，便趁机给他讲了一番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姓张的一口答应参加抗战，便组织了二十多个小伙子参加了抗日队伍。

乔天华带领的地方武装旗开得胜，威震四方，抗救会发展到500多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活动范围逐步扩大，使盘踞在平度的投降派头子张金铭又怕又恨又嫉妒。于是，就造出谣言说，抗救会强迫老百姓捐粮捐款。乔天华听后，十分气愤，要去和他当面评理。有人说：“张金铭这家伙，翻脸不认人，你去了把你扣起来咋办？”乔天华想，革命不能怕风险，最后决定乔天华亲自带领乔明志（桥隆飙原型）去见张金铭。

乔明志腰挎盒子枪，虎彪彪紧跟着乔天华，街两旁有人低声说：“那就是抗救会的乔主任，后面跟着乔八爷。”街上行人顿时紧张起来。乔天华早已打听明白了张金铭的住址，在一个黑漆大门前停了下来。原来张金铭正在里面召集他的部下头目开会，门口加了岗。

“我们找你们司令有要事商量！”乔天华对门岗说道。门岗回答：“司令有话，今天开会概不接见！”这时，乔明志掏出盒子枪，指着一个门岗质问道：“你们司令特请我们来，耽误事你能负责吗？”说完，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两个门岗急忙像两条夹尾巴的黄狗紧跟着进去。这时，张金铭正在训话，见乔天华他们突然出现在眼前，显得有些慌张。连忙让道：“二位请坐！”乔天华开门见山地把要说的问题亮了出来。张金铭开始还矢口否认，乔天华铁证如山，张金铭无言以对。这时，再看那些满屋的小头目们，个个呆若木鸡。最后，张金铭只好答应乔天华在平度可以自由行动，二乔扬长而去。乔天华突如其来的行动，大灭了张金铭的威风，宣传队趁机还编了一段快板书，题目就叫：《乔天华责问张金铭》。

乔天华的“命大”也是出了名的。抗战前的1934年，他在国民党的监狱中，遭受过严刑拷打，经受过假枪毙，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九死一生，捡回了一条条命。

一次，在老家的东山上与日、伪军激战中，只听“轰”的一声，乔天华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一发滚烫的炮弹就擦着他的脸部飞了过去，他的脸上接着就被烫起了燎泡，所幸捡了一条命。另有一次，日、伪军突然冲进村子扫荡，这时乔天华正在村里开着会，正是研究如何应对日寇的突然袭击，危急关头，他立即命警卫员小陶往西山跑，把敌人引开，乔天华迅速带领正在开会的武装队伍向乔家北山跑，跑到半路时，只听小陶在西山方向打了几枪，急追的日、伪军听到枪声调头就往西追去，乔天华等又捡了一条命，一支队伍的人全捡了一条命。还有一次激战中，乔天华率领的部队被敌人包围，这时，他组织一股力量向东突围，一股力量向西突围，给敌人造成一种假象，他趁机带领少数人向北跑去，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包围圈，他又捡了一条命。

从这一次次捡了一条命的经历中，有人就说乔天华命大，日寇就说乔天华“狡猾”，日、伪军抓不到乔天华，就拿乔天华的妻子、房子解恨。一次，一个伪军头目派人抓到了乔天华的妻子扣押着，意在让乔天华为救妻进圈套。乔天华急中生智，以牙还牙，接着派人捉拿了伪军头目的父亲扣押着，并派人传话给伪军头目：“老婆没了可以再娶，你爹可只有一个。”伪军头目一听，下得赶快放了乔天华的妻子，乔天华也不失约，放了伪军头目的父亲。后来，这段故事的名字被乡亲们戏称为《用爹换老婆》。日、伪军抓不到乔天华，就烧他家的房子，他家的房子被烧了三次，大胡同里靠近他家的房子几乎烧遍了，我大爷爷和我家老房子都离乔天华的房子不远，烧我家房子时，拴着的驴挣脱缰绳跑了，我大爷爷家的驴没挣脱缰绳，被活活烧死了。每当提起这样的事，乔天华总是说：“我对不住父老乡亲。”

抗战时期，乔天华先后组织起“平度抗日游击队”、“八大队”、“小七支队”、“平度人民抗日救国会”、“莱平大队”、“平度大队”、“独立三营”等七支队伍，3000余人，这些地方抗日武装，如同涓涓细流，汇入抗日洪流，在胶东抗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乔天华在发展抗日武装、指挥抗战中，颇有名望，功莫大耶，在抗战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1943年3月，乔天华任平北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解放后，任山东省农业厅特产处处长等职。

1989年5月，乔天华在济南病逝，胶东人民失去了一位抗战英雄，平度人民失去了一位好县长、老县长，家乡人民失去了一位英名人物。家乡人民为他立了纪念碑，组织部门正在建乔家村抗日战争纪念馆，告慰这位抗战英雄。

罗竹风

罗竹风是我老家的邻村，起先，觉得把他写进乡村里的人物有点牵强，因他不是老家一个村子里。后来，思来想去，我觉得应该把罗竹风写进我想写的乡村里的人物，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来罗竹风与乔天华是老同学，几乎有着同样的经历，都是平度县抗战发起人，先后当过平度县县长。最最重要的是，罗竹风参加并与乔天华一起发起抗战的发源地就在我老家，他当县长时的平北县抗日民主政府就设在我老家村子及周遭村子，罗竹风作为抗战的先锋，常年活跃在我老家的村子、北山、东山，与日、伪军迂回作战，已经“不是一个村胜似一个村，不是一家人胜过一家亲”了，他对我老家乔家村是有感情的，历经战争烽火和生命代价凝聚的感情已经淡化了居住地，应该说，老家的村子在罗老的生命中显得尤为重要，那是他抗战的“摇篮”，革命生涯的“起点”，那是他和战友们“共同战斗的地方”。从这个角度讲，不仅要写，还应该大写特写，浓墨重彩。二来写乡村里的人物，并不一定非要写本村里的人物，周遭村子与本村有密切联系的人物都在可写的范围，这只不过此时的一人之言。

说起罗竹风来，有一段不得不说的话，他与我祖父乔星一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共同参加抗日。他当县长时，我祖父时一区区委书记，罗竹风是我祖父的直接上级，抗战烽火中彼此建立起了无比深厚的感情。可惜的是，我过去对这些都一概不知，对罗竹风的事儿也是一知半解，只是前些年才听说的。那是在参与市里整理乔天华抗战材料以及写我祖父文章的时候，我在参考资料中时常看到介绍罗竹风与抗战的事。回老家时，我牢记在心，便问父母：“罗竹风跟我爷爷是不是一起参加革命的？我从资料上看到，他参加抗战的功劳还不小。”父亲只是说见过他，一旁的母亲接上了话茬：“你说的罗竹风？他还到咱家来过两次呢，大高个，说话很朴实，对人很热情。可能就因跟你爷爷关系特别好，要不的话，人家那么大的官，还能专门到咱家来？”我想母亲所言极是，罗老因工作繁忙，据说回老家只是很少几次，到我家竟去过两次，这真是不小的缘分。我那时因年幼无缘见到罗老，即使见到过也不会认识，而祖母、父母都有缘见到这位全国知名人物，真是荣幸啊！

感情驱使着我只顾写罗竹风与我老家与我家之间的事儿，而忘介绍罗老不平凡的生平了。罗竹风自称“民国生人”，是1931年考入北大的老北大学生，他各科学习成绩优异，毕业时获中文系、哲学系两系学位，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后来到山东青州中学当语文老师，罗老不仅仅局限于当老师，他的才华在校内校外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和同学千家驹一起编写《北大新闻》，发表杂文，推广新文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参加爱国救亡运动南下请愿。他曾说：“我的觉醒是从‘九．一八’民族危机严重时开始的。”抗战开始后，他响应党的号召，“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受李公朴“就地开花”的影响，回到老家平度，同乔天华一起拉起抗战队伍，从打掖县开始，抗战八年，当过平度解放区第一任县长。解放战争时期，他的工作重点“向文教倾斜”。1949年青岛解放时，也就到了全国解放的前夜，罗竹风随军入城接管了山东大学，成为首席军代表，被称为“长衫将军”。在罗竹风等十几名军代表的影响下，军管学校迅速成为凝聚山大的核心。

1950年末，罗老调往上海后，主管过宗教事务和出版工作，参加修订《辞海》等，六十年代初，从一篇杂文《杂家》开始被批判，十年动乱又“罪”上加“罪”地长期挨整。他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作为党的高级知识分子，曾多次遭受过莫须有的折磨和不公正的待遇，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被戴上八项“罪大恶极”的帽子，长时间遭受残酷迫害。十年动乱过后，他曾幽默地说：“‘八顶大帽子’没压死我，我还是我呵！”

十年动乱后，罗老多次用“一夜东风起，万山春意归”来形容当时的心情。在后来的十几年生涯中，他先后担任《辞海》常务副主编、《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人名词典》等主编，他当主编不图虚名，而是尽职尽责地干。在罗老的带动下，这些在全国乃至世界颇具影响力的鸿篇巨制相继问世，作为主编的罗竹风，功不可没。

1996年，罗老因患胰腺癌不幸去世。我国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杂文家，家乡失去了一位革命前辈、抗战英雄、忠厚长者。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央有关部委、上海市、国务院出版署的领导都敬献了花圈。我为这位从“乡村里走出来的人物”而骄傲和自豪。

官先福

要写乡村里的人物，就不得不写大舅官先福，这是绕不开的话题， 我不写，良心不能昧，百姓不能让。大舅在村子里当书记，一当就近三十年，可真是乡村里响当当的人物。不信？你问村民百姓去。

大舅很小的时候就随父亲从官家上观村迁到了我的老家乔家村，饱尝了贫穷生活的苦头。他所处那个年代的孩子能上起学的很少，大舅几乎就没上过学，识不了多少字，从小就成了干活的“机器”，只知道干活。他也因此而悔恨过，但他却从不消沉，从不服输。他觉得，有没有文化那是时代和家庭贫富所决定的，而有没有作为则完全是由个人所决定的。没有文化，当不了官，进不了城，但咱当个好农民总算可以吧？这样，大舅从小就把乡村当做自己的根，把自己当作庄稼，深深地扎根在乡村这片肥沃的土壤里，在这里开花、结果。

大舅没有文化是缺陷，而在乡村里能干活又是优势，他也在扬长避短。他把庄稼当作生命一样呵护，整天价琢磨着怎样耕种、施肥，什么时候该浇地了，过两天该锄玉米了，小麦泛黄了，该割麦子了。他一心想把庄稼种好，也越干越有门道，经过从小在泥土里摸爬滚打，在庄稼地里耕锄耘播，刚二十出头就对庄稼地里的活样样精通了，按下犁铧能耕，拿起锄来能锄，成为村里出了名的“庄稼把式”，即使现在的老家人还常常在我面前夸他：“过去，你大舅可真是咱村的有名‘庄稼把式’，说起来没有不佩服的。”我听了心里也感到美滋滋的，不过对“庄稼把式”的称呼似懂非懂，就顺便问了他们，这才明白了。原来，这“庄稼把式”不是随便叫的，也不是随便哪个人就能顶起来的，那可真得对庄稼的耕、锄、耘、播样样精通，被百姓公认、叫得响的才行，有一样逊色都不行，我听后对天堂里的大舅更肃然起敬。

乡村里的人物必须有让人佩服的地方，才能称得上是乡村里的人物。记得有人还这样对我说过：“你大舅跑脚很有名，到青岛一百多公里的路程，一天返个来回，乔家村没听说有第二个。”我听了这话，心里感到很惊讶，我是他的亲外甥，大舅从来没对我说起过，真不知道他还有这么一套功夫，这么厉害。从这一点看，大舅是一位十分谦逊的人，自己身上有许多不寻常的能力，也曾不炫耀，越是这样，别人对他更敬佩。

大舅的许多事儿我都耳闻目睹过，尤其让我敬佩的是，大舅当书记那才真叫水平，不只是让我佩服，更让全村老少爷们敬佩，大舅作为一个外乡人，能干到这个份上，那就是凭借的真功夫。他的威信也就是这样一步步树立起来的，他在乡村百姓中的威望最高。

我在前面说过，大舅没有文化，没有满腹经纶，不会打官腔。可他有自己的说道，悟性强，很会说庄户话，很会办庄户事，这在那时的乡村里就足够了。这不，群众眼睛是亮的，新中国刚成立没几年，大舅就被推选为村支书，一个官姓单门独户的，一个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竟在全乡最大的村子当起了“最大的官”，确实非同小可。他不仅当了而且当好了，这一当就是近三十年，更是不简单。因那时刚刚解放，上上上下百废待兴，农村里开始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互助组、农业社、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人民公社，一连串的工作要做，大舅不折不扣地执行着上级政策，有板有眼地落实到村里，把个一千多人口的大村子管理的头头是道，让全村百姓心服口服。这还不说，如今老家富裕起来的人们，仍没忘我大舅，还直夸他：“没有你大舅，乔家村到不了今天这种富裕程度。”接着，他们如数家珍般的说开了，如何带领全村人在山上植树造林，在山冈薄地栽果树，成立起林业队，几十号人都学会了修剪、栽培技术，增加了村里收入，他们说的这些，因年代久远，我都不清楚，只是听了父老乡亲议论起村里的收入，才使我猛然惊醒，“那时全村林果收入13万多元，周遭哪个村能有这么多的收入？”是啊，这么多的收入，对改革开放前的农村来说，确实很了不起，周遭村的村民对我老家确实很羡慕，周遭村的干部就暗含着嫉妒的心态，不过想学乔家村的经验，着实有点晚，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这个时候，我并不羡慕老家有多少收入，我羡慕的是大舅有远见、有胆识。

大舅的功劳一直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延续，就从改革开放那时说起吧，村里种下的一片片果树，经改革的春风一吹，那可真变成了“摇钱树”。这个时候，我又把大舅比作“掘井人”，是啊，假如没有大舅带领村民栽上了苹果树，假如没有大舅带领村民修水库，果树哪能浇上了水？假如没有大舅……

儿时的我，站在老家磨山子水库坝上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水库的雄伟和壮阔，我感叹的是大舅的雄心和智慧；如今的我，偶尔回老家走在磨山子水库坝上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水库的作用和意义，我叹服的是大舅的愿望和延续。大舅当年带领全村男女老少兴修水利，为民造福，水库里流出的水灌溉着数千亩良田，大舅付出的心血流进了百姓的心田。

遥想“农业学大寨”的年代，那时我很小，记得老师号召我们，放学回家用纸卷起个喇叭，到改河造田工地搞宣传，我在灵巧的祖母帮助下，卷起了喇叭，和同学一起来到了工地一看，真是“大地处处红旗飘”，我便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走近忙碌中的人群，扯起嗓子吆喝着：“同志们啊！加油干呀……”听了我们的吆喝，社员们干得更起劲了，在改河造田的人群中，我经常看到大舅的身影，和社员们一样推着小车推土，有的同学就对我说：“你看，你大舅。”这时，我看大舅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在我心里却产生了疑问：“怎么大舅当书记还和其他人一样干？这也叫书记？”后来的一天晚上，我在县里下乡宣传的幻灯片里，看到了大舅的特写镜头，推着满满的一车子土，后面紧跟着一群推土的人，跟我实际看到的没什么两样，这时我才真正佩服起我大舅，这就是干部的带头作用，县里、公社里也正需要这样的典型，大舅也就走进了幻灯片里，成为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成为村支书的代表。

大舅当书记近30年，经历了风风雨雨，特别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经常被游街、批斗，我那心底善良的大舅强忍着屈辱，接受一次次残酷的批斗，那时，母亲直流泪，强忍着不好说，我经常听祖母说：“真够老汉子受得啊！”我听了祖母的话，也不知道大舅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被批斗？后来，终于澄清了历史真相，大舅在大家心目中永远是一位好书记，我相信大舅是清白无辜的。

从这件事之后，我才真正了解，大舅当这个书记是多么不容易啊！既要带好头，在关键时候，还要忍辱负重。记得有一次，现在记不清处理什么事了，大舅秉承原则，按公道处理，有些事情按公道处理也会得罪人，涉事一方就找上门来，我大舅依然故我，还是坚持原来的处事原则，可这人就不让了，又叫来了儿子，把我大舅打得口鼻流血，围观的人好不容易才劝解开，儿时的我听了都不服气，看着大舅被打成这样，表哥要去讨个说法，被大舅喝住，说：“我在村里当干部，不能和他们一般见识，真正把事情闹大了，就分不出好坏来了，全村老百姓会怎么看？”大舅说的在理，他把委屈憋在心里，这就是大舅的为官、为人。

大舅当书记是响当当的，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即使对亲戚朋友也是这样，违反原则的事坚决不能办，只要不违反原则，他会尽力给你办。大舅为全村、为全家操劳了一辈子，落下了一身病，即使上了年纪，父老乡亲还一直举荐他当书记，他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下去了，主动要求退到副书记的位置，仍强忍着病痛，继续为党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他活了短短的61个春秋。

乔洪业

说起乡村里的人物，乔洪业在全市都是闻名的，即使许多普通市民都熟知他的名字，他正是在改革开放前的1976年接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可谓改革开放的杰出代表。“新官上任三把火”，乔洪业真正烧起了三把火，与邻村书记在片区会上打起了擂台，颇有意思，很有激情，即使现在，我仍能想起他当年振奋人心的话语：“说了算，定了干，天大困难也不变。”“乔家大地无冬天，地冻三尺照样干。”“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再下手”“男女老少齐参战，拼命整好大寨田。”“拼老命，下死把，誓夺小麦二百八。”学生时代的我，听着他的话就感到很受鼓舞，我更佩服他的讲话技巧。

后来，乘借改革开放的春风，乔洪业组织村“两委”班子、林业技术员从外地参观回来，立即对果园进行了分组承包，于是乎，有胆量的就寻找有技术的，有技术的就寻找有钱的，能拿得起承包费，自由结合，几个人挑头承包了全村的果树，这几个人对果树真下了本钱，果树也给他们真赏了脸，几个承包大户除了上缴承包费，净赚万元以上，当年就出了3个远近闻名的“万元户”，眼看着承包户腰包鼓起来了，村民们眼红了，纷纷要求把果园包到户，班子一商量，千亩果园很快包到了户，这当儿，原来在林业队当技术员的成了“香饽饽”，都像“抢财神”一样被人抢去，帮着修剪果树，改良品种，请教如何为果树施肥，疏果，承包当年，家家户户的腰包鼓起来了，家乡人走在路上也把腰杆挺直了，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村。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4年，乔洪业带领家乡人民开始兴建龙湾水库。当时家乡对土地、果园进行承包，村民盼水心切，果树、庄稼都急需水来浇灌，怎么办？乔洪业谋划着建一座大型水库，而要建大型水库，计划投资67万元，这在当时确实是个天文数字，没有钱怎么办？一是当时的一班人纷纷走出去“化缘”，争取上级部门资金支持；二是争取家乡在外老领导捐助；三是村民集资；四是组织本村石匠就地取材，开采石材，节约资金。

有了这四条路子，就在两山的的峡谷选好了库址，马不停蹄地干了起来。村民们有了修磨山子水库的经验，还像当年修磨山子水库那样，发扬了当年那种工作热情和拼命精神，有的带着铺盖卷上山，吃住在山上。饿了，烤着馒头，就着咸菜疙瘩；渴了趴着喝山上的山泉水；困了，天当被，地当炕，打开铺盖卷倒头就睡。就这样，一干就是四年，除了塑料防渗的技术活，全是村民自己动手干起来的，建起了一座雄伟的石拱坝水库，水库大坝拔地而起，坝高21.6米、蓄水35万立方米、坝长164米。在那个年代，能建成如此宏大的水利工程，确实了不起。

游走在蔚为壮观、气势如虹的水库大坝上，就如同站在三峡大坝上一样自豪，龙湾水库被两岸的青山夹在中间，似一颗明珠镶嵌在峡谷里，真有“高峡出平湖”的美好想象，也宛如古诗人所描绘的“一带青山中立图”。在大山深处形成了动中有静、以动助静的一大景观。龙湾水库建成后，即被列为平度市八大景观之一，吸引着成千上万游客前来观光、游玩，也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前来视察、参观，原国家水利部部长侯捷参观后赞扬说：“这是村级自建全国最大的石拱坝水库”。原山东省长赵志浩视察后，高兴地对原支部书记乔洪业说：“来之不易，它一定能造福人民！你们是我省第二个‘九间棚’”。龙湾水库流出的水，灌溉着上千亩果园，也滋润了村民的“心田”。这座水库也是家乡人民的一座丰碑，是凝聚在百姓心中的一座丰碑。

 他还带领村民发展林果、大姜，成为出了名的林果、大姜之乡，每年的三级干部会上，乔书记几乎年年介绍经验，他的功劳簿上也不断地增添着光环：山东省劳动模范、青岛市、平度市人大代表，平度市优秀党支部书记……荣誉足以证明一切，他堪称乡村里走出来的杰出人物。

官美华

写到乡村里的人物，有一句话我必须得说，那就是我要学习祁黄羊去私精神，“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我母亲官美华是沿着乡村的轨迹一步步走向全国的。

母亲生前获得的荣誉很多、很多，最高的荣誉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当选过“山东省人大代表”。我想，这对于一个乡村妇女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理应把这灿烂的一面宣传出去，让许多人知晓。可母亲是不事张扬之人，我几次想把她获得的荣誉罗列一下报道出去，都被她阻止，因而我只是在有些散文作品里只言片语地提到过，这不足以歌颂一位伟大的母亲。

儿时常常愿意欣赏母亲获得的荣誉，从村里的“优秀共产党员”、乡里的“尊老敬老的人”到“山东省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手”，大概有四十余项，有奖牌，有证书，有奖章，有获奖照片，还有母亲参加从乡镇妇代会、党代会、人代会到“青岛市人代会”、“省人代会”的合影照片，墙上挂满了奖状、奖牌，抽屉里放满了证书、证章，镜框里、影集里摆满了母亲获奖的荣誉照片。这是母亲的荣誉，也是全家的荣耀。我经常欣赏着这些珍贵的荣誉，我那时就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而骄傲和自豪。现在想来，母亲这些荣誉的背后，都有着感人至深的故事。现在慢慢回忆起来，嘴嚼起来，越嚼越有滋味。

记得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母亲当选为全县清廉典型，县文化馆专门派人为我母亲画了漫画，拍了照片，举办了先进事迹画展；公社里也举办了大型展览，组织群众和学生参观，我那时参加了公社里举办的展览，起初并不知道是展览我母亲的事迹，结果到了现场一看，题目竟是“不徇私情的女会计-官美华”，全是刊登的母亲的照片、事迹，还有编者按。我那时是小学生，只看了大幅展出的母亲的照片，还看不太懂文字介绍，内心非常激动，也为母亲高兴，只是不好意思口头赞扬自己的母亲。而旁边快言快语的表妹却说了一句：“俺三姑真厉害，上了画展了。”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不过，我当时并没有感激她，还有点怪她抢风头呢，因为我这个做儿子的都没说，她这个做侄女的抢先说了。现在想来，只怪我那时年龄小不懂事，我应该很好地感谢我这个爽快的表妹，她这么一说，使参观者更增加了印象。

大约1975年左右，母亲当选为山东省人大代表，那时，全县代表只有20个左右，为此，全家人都替母亲高兴，我更高兴，天天盼着母亲开会归来。母亲从省城回来后，带回的会议议程、领导讲话、各代表团名单、合影照片，我都一一拜读、观赏，我那时就记住了省领导的名字：“白如冰、苏毅然、秦和珍……”心想，母亲作为一个农村妇女，竟当选为省人大代表，与省里、市里、县里的领导一起开会、座谈讨论，行驶人大代表的权利，为人民群众办事，真是不简单。母亲还是青岛市人大代表、平度市人大代表。记得我在平度市人大帮助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代表联络办公室的张主任问我：“你老家有一位代表叫官美花？”我回答说：“那是我母亲”、“你母亲不是一般的女人，有一次，我还去送她到乔家。”我听了张主任的话，心里思虑了好长时间，母亲不只是在村子里出了名，而且外界的人都说好。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那时正上高中，常见《大众日报》、《农村大众》等报纸报道我母亲的文章，大都以“山村女会计”、“不徇私情的女会计”连篇累牍地报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中国日报海外版》刊登了我母亲的事迹，全是英文，我基本看不懂，我那时刚开始学英语，就拿着这本刊物向英语老师请教，英语老师一看很惊奇，当得知报道的是我母亲的事迹时，正好又是教学英语的现实教材，竟在全班大声朗诵起来，并介绍说是报道我母亲的事迹，刊登在《中国日报海外版》，并接着说了一句英语夸奖我母亲，我现在已忘记说的是什么了。

1979年、1983年，母亲先后两次荣获了“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都是全国妇联颁发的，起初，我还以为只是获得一次“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平度史志》上也只是记载了母亲1983年所获得的荣誉。去年，街道办事处征集母亲的事迹材料，我便把母亲的荣誉全部梳理了一遍，拍照片时一看，竟获得了两次“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这更难能可贵，母亲生前从来没告诉过我，这就是母亲“低调做人，高调做事”风格的真实体现。母亲的荣誉足以见证着她是乡村里走出来的人物。

乔夕金

说起乡村里的人物，乔夕金不能少，他父亲曾是抗战时期的平度一大代表，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红色的种子。乔夕金长大成人后，长得身材魁梧高大，英俊潇洒，到了三十郎当岁，正是唱戏的大好年华，尤其是他嗓音洪亮，天生就是一副唱京戏的好嗓子，把样板戏唱得是有板有眼，悦耳动听，唱响了乡村，敲响了父老乡亲的心弦。

我至今还记得他演《智取威虎山》少剑波时那威武雄壮的身影，那震撼人心的唱词：“望飞雪，漫天舞,巍巍丛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经常会跟着戏里不由自主地来上一段。我也清楚地记得他饰演《红灯记》中李玉和时手提红灯的潇洒敏捷的动作，给儿时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永远难忘。每当回老家与亲朋好友回忆起他唱戏的动人故事来，都津津乐道，都叫他“李玉和”、“少剑波”。由唱戏延伸到现实生活中来，我对他由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亲近，对这位乡村艺人莫名其妙地感情越来越深，乔习金唱戏唱出了名气，唱出了威信，人们也从他唱戏中窥探到他的内心世界，了解到他的道德品质，对他越来越信任，后来，一致推举他当了生产队长，再后来又当上了村里生产大队长，使他从艺术人生来到了现实生活，使他通过艺术之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丰富了自己的人生。

乡村里的人物很多、很多，写着、写着就已经深深打动了我，这些乡村里的人物各具特色，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他们的精神正映照着乡村走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明大道。

乔显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