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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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儿女心目中是这个世界上最最伟大的、最最可敬的人。母爱的伟大胜过千情万爱，母亲的恩情胜过千恩万恩。母亲离开我们已十年多了，我还时常想起我至亲至爱的母亲，仿佛母亲的身影还时常，浮现眼前，这虽说是儿子过度思念母亲的幻影，但却证明真正的思念在心里，是注入骨血里的反应，迸发出来，此刻我要把深藏在骨子里对母亲的思念和感恩写出来。
儿时常听姥姥和舅姨们讲，母亲从小就勤奋用功，爱读书学习，不懂就问。可在那个食不果腹、没钱读书的年代里，母亲只上到小学就因生活所迫辍学了，深深打击了好学的母亲。但母亲在艰难生活苦苦抗争，刻苦自学，渐渐成为村子里的文化人了。
过去年代，只要有点文化就能在社会上吃得开，机会就多，有些工作能拿得起来。曾听母亲说过，她十八岁时，公社供销社里个别招工，那时招工不像现在这样一招一批，都是很少几个，只考珠算和语文，也没有现在考试这样正规，只大体测试一下，看能否胜任工作就行了。考珠算，要一个个单独测试，也一个个遭淘汰，都因打算盘不行。轮到母亲时，应了一句老话：“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母亲学算盘功底扎实，打得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监考的一看，满意地点了点头，说让先回家等通知。过了没几天，就有人专门来通知上班（因那时没有手机、座机），那时就工看起来简单，不过也得有真本事。
母亲常说：“那个时候稀里糊涂地就出去工作了，也没感觉出比在农村有多好，也大都是轮流着在有供销社的村子里干，整天还是与农民打交道。”听了母亲的话，我以为这是她一贯的低调，她从来不事张扬。可那时在外人看来就大不一样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能跳出农门就是件十分了不起的事，一夜间就成了“公家人”，将改变一生的命运，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干农活了。
母亲到供销社上班后，也不容易，并不在县城、公社驻地上班。那时候，在全县各公社、大队分布着许许多多的供销社，不一定分到哪里，还频繁调动。能分配到城边头或离家近的地方就算不错了，有时分到或调到离县城八九十里的偏远公社、大队，一如过去京官发配到天涯海角一样。不过这不是干不好的原因，是工作调配。母亲曾跟我说过，她那时在离城不远的下李元、尚观村供销社干过，也在离城八九十里的大田公社供销社干过。哪里的工作都得有人干，在哪里都要把工作干好。这是母亲的本分，她一辈子坚持。
母亲干工作的刻苦和认真是出了名的。供销社工作的特点就是服务态度要好，账目要清。母亲脾性急，一遇钱物不符就急躁的嘴上起疮，就是不吃不睡也要把帐对起来，有时差几分钱也不行。母亲正是凭着这种认真扎实的工作态度，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工作没几年就当了实物负责人，事业干得正红红火火，风生水起。
母亲心底善良，就工前和父亲订了婚，就工后依旧心不变。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讲究现实，一旦提干或考公务员，立马就和对方说拜拜。父亲那时也怕母亲变心，就要求在莱阳专署工作的祖父给找个工作，这对祖父来说不是什么大事，祖父当时找到同事林明给我父亲找到一份看电锯的工作（据父亲说大概是在邮电局里）。父亲听后非常惊喜，可守旧的祖母怕儿子出去兵荒马乱的，不放心，说什么也不同意。孝顺的父亲宁肯自己受屈也不违祖母的心愿。就这样，父亲后悔了大半辈子，常对我和弟弟、妹妹说起这事。这事更拖累了母亲几乎一辈子，善良的母亲也常跟我和弟弟、妹妹说：“那时候提亲的很多，有当军官的，有闯外的，我都没答应。我看好的是这个人，而不是工作和身份，一旦订了，就决不反悔。”那时母亲心一定，不论父亲在哪里，跟定他一辈子。
父母结婚后，我的降生掀起了生活的波澜，如同一粒石子打破了宁静的港湾，也改变了母亲的人生命运。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正是我国经济极度困难时期，国家职工统一实行供应制，每月只供给24斤粮，一个人勒紧腰带省着吃才刚刚够，自有我后，这24斤粮就难以维持母子生活，拮据的生活捉襟见肘，还不如农村充实。当时农村里虽然看起来很穷，但可五谷杂粮掺和着吃能填饱肚子。为了母亲和我维持生活，居住农村的父亲和外祖父隔三差五地步行走几十里路，把家里节省下的粮、菜送给母亲添补，勉强维系生计。二姨生前还常说起这件事：“那时候，你妈在离家好几十里的供销社里，你姥爷用木棍撅着竹篓子，装着地瓜、饼子、玉米面子，跑那么远的路给她送去，都指望着她在外面干好了。”可这总归不是长久之计，母亲思来想去，不能让一家人一直跟着吃苦受累，也确实没别的好办法，只有“华山一条路”——辞职回家。
这是母亲在生活所迫被逼无奈万不得已情况下下的最后决心，一般情况下谁能下得了这样的决心啊！这是辞去来之不易的公职啊！公职，无论何时，对于绝大多数人都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不是说辞去就辞去那么容易。我想，对于很不容易从农村走出来的母亲来说，她当时脑子里肯定也不知遭了多少罪？现在想来，她大概是为了让家人少受些苦和累，她才去辞职。
母亲很倔犟，只要决意已定，任何人都改变不了。她迅速写了辞职报告，层层递交到领导那里，单位负责人一听我母亲要辞职，都觉得很惊奇，干得好好的，怎么说辞职就辞职？于是再三挽留；同事一听，都觉得惋惜，这是令多少人艳羡、多少人追求的舒适岗位啊？能走出来就不容易了，怎么又要回那个不稀罕人的农村，还没吃够那个累？同事都来劝说再三，可倔强的母亲已打定了主意，非回家不可。
就这样，母亲辞去了供销社实物负责人的职位，回老家当了农民。多少年的拼搏追求付诸东流，就如同白白地做了一场空梦，一下子回归到原本生活，回到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母亲作为一个普通妇女，能够有这么大的勇气，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内心是多么的宏阔大气，宽宏大量，现在回头想来，不管当时母亲的决断是否正确，但从为了家人生活这一点考虑，毫无疑问，母亲是伟大的，为了家人，年轻轻的她抛却了自己挚爱的工作，每当想起这些，心中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对母亲的感激和深深的感恩之情。
母亲回村当农民后，村里有些人难以理解，也有些人怀疑这过去拨拉算盘珠子的手拉弯弯锄钩子能行？但母亲的行动就是最好的回答。她是一个勤劳、朴实、能干的女人，从小就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不是一阵西北风就能刮倒的孱弱女人，母亲更是一个特别要强的女人，到了哪里都会干出个样子来的，她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回农村照样行。
她很快就和大队、生产队里的妇女同胞融为一体，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寻常百姓生活。有时母亲也因农村生活的沉重，累得腿痛胳膊酸，晚上躺下就不想起来，但她始终靠自己坚强的毅力坚持、再坚持，从没后悔过，从没抱怨过，总是把苦痛埋在心底，把泪咽到肚子里，信奉并常念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期盼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天长日久，日久天长，无论是生产队长、妇女队长，还是街坊邻居，都对母亲刮目相看了，看不出母亲哪一点不像农民，反倒看出了母亲更高于普通农村妇女：那就是内在的聪颖与外在的见识，还有女人少有的大度。
后来，母亲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打算盘的功底，登山再起，当过村副业会计、村供销社临时工、村现金保管、会计、妇女主任、调解委员等，当选为山东省五届人大代表，1979年、1983年先后两次当选为“全国三八红旗手”，连续多届、多年当选为省市“三八红旗手”，连续多届当选为市、县（市）、乡人大代表，老屋墙上曾挂满了她的奖状，她的功劳簿上闪耀着串串光环。
母亲在世时，我曾跟她开玩笑说：“您现在从乡镇到国家的荣誉都有了，也挺光彩的，这个听起来好听；如果一直在供销社里干着，凭本事最少也干到供销社主任了，这个实惠。”母亲听了付之一笑：“人这一辈子吃哪碗饭是一定的，那个时候感到生活像维持不下去的样子，就一直想回家。如果像现在这样的条件，我也不会回来。”
说实话，母亲辞职后，影响的不仅仅是她自己，还有这个家。若母亲不辞职，都会有舒适的工作，过着安稳的日子。对于这些，全家人过去在母亲面前只字没提，也曾没表露过，因她已经付出了很多，做出了很大牺牲，已经很不容易了，她也是为了当时的家庭不受累。这样想反而从内心里感激她，作为子女，就应该体谅母亲，理解母亲，感恩母亲，孝敬母亲！
母亲回乡的生活是不平凡的，不久，大队和公社供销社在村子里联合成立了供销合作社，为的是给乡村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方便，打个酱油买个醋的就不用出村了。大伙儿都知道母亲原在供销社里干了好几年，供销社的业务一接手就能熟悉起来，就一直推荐母亲到供销社里干临时工，从公社供销社系统又派来一名正式工，村里的供销社就迅速开张了。母亲为人朴实、善良、随和的性格到了哪里都是这样，这在老家是出了名的。在供销社里与这名正式员工工作了一段时间，起初觉得也不错，可又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因我家居住在离供销社很近的地方，母亲白天在供销社里工作了一天，下班盘点完货就回家，而这名正式工离家比较远，晚上常常不回家，就住在供销社的里屋，他就趁晚间只有自己在的时候，把大缸里的酱油、醋、酒里兑加了水，他觉得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天衣无缝，其实错了，老百姓就是“一杆称”，时间长了，细心的乡村百姓隐约觉出从供销社里打回的酱油、醋和原来的不是一个味，打的散酒也酒味淡了，有人就悄悄地跟我母亲说起这件事，开始，我母亲还有点不信，就说：“这些货都是从七里河供销社里统一打的，绝对不会有假，再说了，一共就俺两个人在供销社里，还能有人捣鬼？”见我母亲这样，那人还是提醒似的留下几句话：“其实，我是为了你好，就你俩在一起工作，别让有些人连你也怀疑？不信，等你尝尝试试就知道了。”
听了那人的话，母亲还是觉着半信半疑，认为在这个只有两个人经营的供销社里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之前也没发现什么迹象？但母亲转而又想，无风不起浪，别人也不能平白无故地说这事，肯定事出有因。过了几天，母亲为了弄个水落石出，就从别人刚刚打过的酱油桶里捎着打回了酱油，回家对比着以前打过的酱油仔细品尝，品咂着新打的酱油确实味淡，经这么一推断，醋和酒里就不用说了，肯定也会有假。接下来，母亲就留心观察了好久，在那人放松警惕的最佳时机，被母亲发现了迹象，就质问他，怎么能干这些伤害老百姓的事儿？就咱两个在供销社里，大多人还会认为是咱两个合伙干的？他听了却不以为然地说：“不就是加了点水吗？别的供销社里也这么干，我也是怕这些东西折秤，到月底对不起货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供销社也不能因为这点小事把我撵走。”母亲听了很生气，这像个国家职工说的话吗？可转而又想：自己只是一个临时工，也不能对这个正式工怎么样，不管怎样，要澄清自己，不能再在这里受这窝囊气了，就坚决地说：“你不走我走，别让大伙还以为我也干这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决不做坑害父老乡亲的事。”生性要强、堂堂正正，从不愿被别人说三道四的母亲，这一次又辞掉了供销社的临时工，还自己良心上的一个清白。
正当母亲思索着今后向何处去的时候，大队副业里正缺少一个会打打算算的会计，有人就力荐我母亲，母亲在经历了几次波折后，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应承了下来，愉快地投入了工作。当时大队副业里有磨坊、油坊、木工房、铁匠铺、机械维修部、绣花厂等，看起来不怎么样，可往来账目还真不少，母亲认真梳理着经手的一笔笔账目，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大队副业的收入、支出等各类账目梳理的井井有条，这个诺大的副业里，有男的，也有女的，有老的，也有少的，时间一长，对我母亲都佩服有加。其实，对母亲佩服的不外乎为人好，能干。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见磨坊里的几个女青年忙不过来了，她就会上前搭一把手，帮着提提粮食、过过称，时间久了，就和她们这帮年轻妇女打得火热，闲暇的时候就经常凑到一起拉拉家常呱，她们平时有什么心里话也愿跟我母亲说，母亲总是心交心地与她们畅谈，了解的多了，彼此都十分熟悉了，也知道了内心在想什么，追求什么，对男青年的看法，要求条件，主动帮他们牵线搭桥，还真的为她们说成了及对婚姻，母亲经常甜蜜地吃着她们的喜糖。儿时的我，放了学就愿往磨坊里跑，每当看到母亲与这帮女青年一起亲切交谈的场面，听到她们发出欢乐的笑声，我就觉得真像是一家人，无拘无束，生活是那么的开心，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对磨坊里的那段往事难以忘怀。
母亲是一个生活上力求简朴，工作上积极要求上进的人，她凭着自己的努力，很快就被全村妇女推选进了妇委会，并光荣地入了党。后来，因为财会工作出色，被调到大队里当会计，在大队里当会计和在副业里当会计就不同了，管辖的范围更广了，责任更重了，工作更忙了，但无论工作多忙，她总是凭自己认真的态度干好工作，忙而不乱，认真地核算着大队里每一笔业务，钉是钉，卯是卯，集体的钱一分都不能出差错。有一次，会计账和现金就差几元钱，始终对不起来，别人就说，别费那个脑筋了，就差几块钱，这么大的一个村子，还差几块钱？。我母亲上来认真劲了，非要把它对出来不可，最后就是一分不差，这就是母亲的风格。
上世纪70年代末，我的老家成了周边很有名的富裕村，当时村里毛收入就达到了13万多元。身为大队会计的母亲却从不大手大脚，不多花、乱花一分钱，好钢用在刀刃上，就连一支钢笔也没舍得买过，一直用蘸水笔代替，我清楚地记得，在堂堂的大队办公室里，她的办公桌上始终摆着一个蓝色墨水瓶，里面插着一支蓝色蘸水笔，旁边还放着一支红色圆珠笔，都是记账用的，这是母亲当时花一角一分钱买的圆珠笔芯，因圆珠笔芯捏不住，母亲干脆就用线绳缠起来用，缠了一层又一层，用线绳缠着的圆珠笔就这样一直伴随了她几年、几十年，一直伴随在她身边，用蘸水笔写出了“个、十、百、千、万……”，写出了村里的发展和变迁。别人都看不过眼了，曾劝她说：“村里有的是钱，买支钢笔、圆珠笔不成问题，别的穷村都早不用蘸水笔了，你何必那么认真”。我当时也觉得母亲太过于认真了。但母亲却说：“能节约一分是一分，将就着用就行。”还是继续用她的蘸水笔、圆珠笔芯。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村里发展更快了，更富裕了，但母亲仍不舍得扔掉她那支心爱的蘸水笔，从这件小事，也反映出母亲艰苦朴素的人生态度。现在想来，母亲对自己要求严是有道理的，说起别人来有底气，能理直气壮。有一次，大队里一名和父母关系很好的干部，为自己办事在外面请了客，拿着发票想在公家报帐，被我母亲当场拒绝，签了字的报销单撤了出来，并对那人说：“个人与集体要分清，个人与个人之间谁吃点亏、沾点便宜都无所谓，但集体的便宜不能沾。”几句话说的这名大队干部心服口服。
母亲凭着过硬的财会业务和认真扎实的工作态度赢得了领导的信任，赢得了全村老百姓的支持。《中国日报》（海外版）、《大众日报》、《农村大众》、《青岛日报》等多家媒体，分别以“山村女会计”、“不徇私情的女会计”为题，进行了大力宣传报道，面对这些，母亲很谦虚，很低调，总是淡然地一笑说：“咱没有多少文化，就是认真地干好自己的工作罢了，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
后来，母亲被推选为村妇女主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她不负众望，勇于担当，严格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因为谁说情就干违背政策的事。计划生育曾被称为“天下第一难”，是件头痛、棘手的事，遇着现在，这项工作就好做了，可在当时往往两头不说好，为把这项工作做好，母亲经常走东家、串西家，了解村民执行计划生育情况，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有的村民属超生范围怀了孕，她就坐着拖拉机陪着、劝说着村民到医院做手术，有的村民在上级没下生育指标前偷着生了，她就严格按规定进行罚款。我家亲戚又多，亲戚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别人就攀比，没办法，母亲就横下一条心，在计划生育这件事上，亲戚不亲戚都一样对待。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一个600多户的大村里，如果没有这样认真扎实的作风，计划生育就会乱套。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走上了正道，再也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来平时和和气气的母亲还真有一套，用母亲的话来说就是：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我的母亲还是一位责任心很强的家长，对子女的成长进步十分关心，要求严格，记得我上学后，母亲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从小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她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还要为我辅导功课，凭着仅有的几年文化底子，艰难地辅导着我，使我在小学各科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有件事我至今难忘，一天，老师刚讲一篇课文，让我起来读一读，我却背得滚瓜烂熟，老师先是一惊，后来就问是谁教的我？我说是我妈教的，老师随口刚说了句：你妈真关心你。接着同学们羡慕的目光齐刷刷地向我投来，我感到太幸福了，母亲太伟大了，从此，我就发誓：一定好好学习，将来好好报答母亲。
我参军临行前，母亲嘱咐我，到了部队千万别挂念家里，有我和你爸在家你放心，要听首长的话，把心思都用在好好学习，苦练本领上，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母亲的鼓励使我受益匪浅，我按照母亲的嘱托，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当年就当了连队文书，并深得首长喜欢。1984年底，我所在的总参通信部队接到上级紧急命令，赴云南老山前线执行作战任务，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有点震惊，接着，部队首长就发出了作战动员令，态度是那样坚决，我和战友们义愤填膺，主动请缨，纷纷向部队首长递交了请战书。当时，我怕母亲受不了这个打击，就把信里套信，转到内地的战友那里，再由战友寄给母亲，这样虽然发信的时间延长了几倍，但母亲一直认为我工作忙，并没有引起怀疑，又过了几个月，邻村里我一个战友回家探亲，就说我到云南前线打仗去了，这话不知怎的就传到我母亲耳朵里了，当时前线战事正急，母亲心里焦急、难过，整天默默流泪，在路上怕别人看到，回家又怕年老的祖母看到，从办公室往返于我家有一条长长的大胡同，大胡同拐过了一道又一道弯，装满了母亲的思念，不知留下了母亲多少思念儿子的泪，即便是这般挂念，她还怕影响到我的情绪，在前线不安心，在回信中从没谈到上前线这件事，把挂念儿子的泪水默默地咽到肚子里去，在信里始终写道：家里一切都好，不要挂念，安心工作。多么理智的母亲啊！明明知道自己的儿子上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明明心里十分牵挂，而把百般的牵挂埋在心底，全力支持儿子驰骋疆场，保家卫国。在这次自卫反击战中，我荣立了三等战功，当我胸前佩戴上闪闪发光的军功章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我日渐苍老的母亲，军功章上有我母亲的一半。
1986年，团里举办军、政、文大比武，我当时正到了久已盼望的探家期，我的那颗思念亲人的心早已飞回了我离别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家，主意已定，放弃比武，马上探家。母亲收到信后，了解到部队正在比武，这是施展自己才能的大好时机，就在信中劝阻我推迟假期，参加比武。当时的我就感到母亲的举动难以理解，因为我知道，天底下的母亲没有不牵挂自己儿子的，儿子在外当兵，母亲都在掰着指头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盼着儿子早日回家探亲，看看连队收到的一摞摞电报吧，能有几封是真的？有的母亲为了让儿子探家，就发电报：“母病重，速归”、“父病危，速归”等，这些平时最忌讳的话也不管了，只要儿子回家就行。而我已在几千里之外服役多年了，眼看着盼到了探家期，母亲却要我推迟探家，劝我参加大比武，难道母亲就不思念自己的儿子？不，而母亲是把更大的思念默默地埋在心底，后来，我想明白了，我理解了母亲，知子莫如母，母亲是为儿子着想，她深知儿子的秉性，是想让儿子在大比武中展示才能，这是多么伟大的母爱啊！既然母亲都下了这么大决心，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勇气，我也决辜负母亲的殷切期望。全团大规模的军征文比武在广场各个角落拉开了序幕，比武场面紧张有序，台上竞争异常激烈，那真是能力体验动人场。我准备充分，连阵不慌，手枪比武，20秒拆装完毕；冲锋枪比武，25秒拆装完毕，双双第一，综合第一名，我还新闻报道第二名、军事专业技术第三名的好成绩，受到了全团唯一的团嘉奖，当我手捧金光闪闪的奖牌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远在几千里之外翘首期盼的慈母，没有母亲的叮咛，我不能站在激动人心的领奖台上。母亲爱子女胜过爱自己，为了我们的工作、生活，她总是千叮咛，万嘱咐的，总有说不尽的牵挂，道不尽的留恋。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得了一场重病，直接危及到生命，我至今也不知道母亲那时得的是什么病，我只记得我对母亲非常担忧，但母亲却不疼爱自己，那时，生产队里给每家每户分了剥花生任务，我就利用星期天或放学回家剥花生，身患重病的母亲见分摊的任务重，就凑上前来也要剥花生，我一边抢过来，一边说：“妈，你病了就好好歇着，我多剥点有了”，我就几次从母亲手中夺过了花生果，坚决不让她剥，我自己剥得更快了，这时，我见母亲的泪水不住地流，母亲对来看望她的亲朋好友说：“俺儿懂事了”。后来，母亲在精心治疗下，挽回了生命。
母亲在家庭中做到对老人孝敬，对晚辈关心，在婆婆心中是好儿媳，在儿媳心中是好婆婆。俗话说：婆媳相处难。但母亲在和我祖母相处的30多年中，从没拌过一次嘴，红过一次脸。在我和弟弟结婚成家后，母亲更注重家庭相处艺术，遇事总是再三考虑，换位思考，宁肯委屈自己，也不让别人难受。所以，我的家庭一直和睦相处，互相关心，这里面有母亲最大的功劳。特别令我感动的是，祖母卧床不起半年多，母亲总是守在床前，为她翻身、端屎端尿……。在祖母的生命最后时刻，仍始终不忘尽孝，赢得了邻里乡亲的赞誉，并被镇里评为“尊老敬老的人”。
母亲与邻里交往十分和谐，这也是源于良好的家庭熏陶，母亲生前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年日本鬼子进攻时，她刚刚15岁，村里开始跑慌乱，她慌忙中帮着邻居家牵着一头毛驴子就跑到村北的庙山脚下，突然，日本鬼子的炮弹落到了离她很近的地方，十分危险，她也没有扔掉缰绳，那时她只想到受人之托，要帮着邻居牵好驴子，而忘记了自己的生命安危。后来，这件事惹了我外祖母不少埋怨。母亲总是这样，对街里邻居总是以诚相待，邻居交代的事总是想方设法去办，她的为人在十里八乡都很闻名。作为儿子，我并不是虚夸自己的母亲，凭我的能力，还远远不能表达出母亲的思想光辉。总感到心沉重，笔太轻，无法承载母爱的份量，不能表达母亲的高尚与伟大；情感深，字太浅，难以表达出对母亲的怀念、感恩的情怀。
母亲从村妇女主任的岗位上退休后，本该歇歇了，一辈子总操心应该有个清净的港湾，却母亲还是闲不住，为了给子女减少负担，又和父亲一起干起了邮政储蓄、农业银行存款业务，干得风生水起，在全市邮政储蓄总结表彰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但我始终不希望年老的母亲还这么拼命地工作，希望她退下来，好好享受晚年生活。可要强的母亲始终不听，总以为在自己还能动、储蓄形势好的情况下，就要多挣钱，给子女减少麻烦，多伟大的母亲啊！只考虑子女，而不顾自己，母亲在痛苦的时候，总是还要强作笑脸，就怕儿女们看出来，为儿女们考虑的太多、太多，为自己考虑的太少、太少，母亲这一辈子的确太苦、太难了，她一辈子为祖母、为父亲、为儿孙操碎了心，在这里，我含泪向在天国的母亲道一声：“妈，您辛苦了！”
聪明的母亲却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年老的身体是经不起岁月的侵蚀和极度劳累的侵袭的，由于母亲的极度劳累，损坏了身体，严重的颈椎病已经压迫到了椎管，还患上了肺病、脑血管疾病，由于不断用药治疗，又触发了早期的胃病、心脏病，多种疾病缠身。加之母亲饭水几乎不进，体力不支，看着母亲后期形容枯槁的样子，我心痛的只能背后直流泪，而不能在母亲面前表现出来，多说些宽慰的话，使重病的母亲得到些许安慰。而多种疾病逼迫着医生使用多种药物治疗，药物的副作用也在吞噬者母亲的病体，压垮了母亲孱弱的身体，几家医院都没能挽留住母亲的生命。医生说，已经尽力了，用同样的治疗方法能治好大多数患者的病，而治不好你母亲的病，她的身体肌理不行。最终，残酷的病魔夺走了她73岁的生命，她永远定格在了73岁。母亲的离世，震惊了全村，因母亲在村里辈分比较大，许多村民都尊称为“三姑”，村民都在哭喊着“三姑”，我从这沉痛的哭喊声中，母亲没有枉此一生，我从来自四面八方送来的36个花圈中，再一次感到了母亲生命的伟大，创造了全村之最，母亲在天堂里也会感到欣慰。
母亲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作为一个农村妇女，从山村一路走来，走向乡镇、小城、省市乃至全国，她的声誉也从村里传到乡镇、小城、省市乃至全国，曾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当选为山东省第五、六届人大代表，这是多么地难能可贵！母亲离我们而去了，走的是那样快，走的是那样急。她这样一位伟大的农村妇女，因病魔缠身，使所有关心她的人都束手无策，没能挽救住她的生命，平时十分聪明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肯定有许多话想向儿诉说，但这一切都未能如愿，就匆匆地走了，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悲痛和遗憾，让我终生不得安宁。我至亲至爱的母亲走后，使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痛苦之后，有许多话想对母亲说，可纵千言万语也难以报答母亲的恩情，在这里，只有提笔祝愿天堂里的母亲幸福安康！
乔显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