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棉油厂干过

今天早晨，还和一起晨练的朋友一起谈论过棉油厂的事儿，有人问：“棉油厂属于供销社？”我说：“属于市联社，原来叫县社”还有人问：“蓼兰（棉油厂）是第二棉油厂吧？”我一时恍惚说：“第三”，接着一想不对，我原所在的白埠棉油厂为“第三”，接着改口称：“第二棉油厂”。并如数家珍般地又说出了：“大驾埠、于埠、崔家集”等几家棉油厂。局外人一看，好像我很了解。可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些事儿早忘记了。这不，回家一查，还是把蓼兰给说错了，蓼兰曾经是“平度第一棉油厂”。所以要写过去的事儿，还是要趁早，凭着大脑里还有点蛛丝马迹，那还有点儿谱。过去，我都是碍于面子不愿提及棉油厂的事，现在退休了，也就该怎么写就怎么写。

棉油厂，前面加上地名和排名就是规范叫法。而许多当地人都习惯称：棉花加工厂。当时平度县共有七家棉油厂，分别为：蓼兰、大驾埠、白埠、于埠、崔家集、兰底、张戈庄等棉油厂。当时隶属于平度县社和平度县棉麻公司。

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全国最大的产棉区域就是山东和新疆（后大都转移到新疆）。当时作为产棉大县的平度，棉花产量在整个山东挂了号，棉花生产红红火火，棉花加工厂分布自然很广泛，各厂也都红红火火，工厂人数动辄数百人、上千人，工厂处处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工人们大都是骑着上海永久、飞鸽或青岛大金鹿自行车挤着上下班，到了厂大门都是人头攒动。那时候，即便在厂里干个临时工、合同工都得靠关系。据说著名作家莫言进高密棉花加工厂时就托了关系才进去的，我市知名作家谢维衡进白埠棉油加工厂也是费了不少的劲。

莫言老师曾写道：“棉花加工厂里的青年打扮得要比农民时髦得多，这些人一出门，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整天跟棉花打交道，棉花的绒毛沾满了全身。像我们这种农村去的青年穿一件黄军装的上衣，穿一条蓝的确良的裤子，穿一双白底的，上面带松紧扣的懒汉鞋子，留一个大分头，戴一个大口罩，就感觉到太时髦太漂亮了……”莫言不愧是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写得如此逼真生动，只是纠正一下，我那时穿的是绿军装上衣，穿一双十一块钱买的皮鞋，其他都跟他描写的一模一样。记得父亲还嫌我当时留的大分头呢，母亲却说，人家现在的小青年都兴这个。母亲还举例说明，X说他留着大分头真帅气。

我那时进棉油厂也是不容易，凭着大舅母的侄子的关系才进去的。进了工厂，一切都是新鲜的，高大的烟囱，辽阔的厂区，坚实的厂房。那时的厂房都是一个砖、一个砖地摞着盖起来的，现在哪有这样的厂房？

厂区里分布着生产股、业务股、财务股、棉检股、供销股。生产股所辖锯齿、皮辊、脱绒、榨油、车床烘炉等车间；业务股负责籽棉收购储放、杠力、卫生、警卫、车辆等工作；财务股负责财务管理、棉检股负责籽棉、纯棉、棉籽检验，这两个股很专业。供销股的职能已记不太清了。这样，整个工厂形成了“一条龙”的管理模式，从收购棉花，到锯齿、皮辊车间加工，再到脱绒车间脱绒，最终到榨油车间榨油，一环扣一环。当然，还有修配、烘炉、伙房等不太重要的单位。

新入厂人员都在业务股锻炼、熟悉一段时间，就开始分配工作了。我被分到了四五十号人的锯齿车间，每天工作两班倒，工作时间长达十至十一个小时。每班一个班长、一个副班长、两个保全工、两个动力工。其余的就是按电钮的、打棉花包的、看棉花运送机的，喂棉花的、推棉籽的。我干了不长时间就当了保全工（就是确保机械设备安全的工作），也使别人羡慕、嫉妒，但不知恨不恨。有人就问我托的什么关系、什么门子？我一概不知，也不好回答，心里却美滋滋的。不过，我还要和另一名年长的女保全工每人看着一台轧花机。

工厂的生活是张弛有度的。一旦进入了车间就如同临阵作战的士兵一样，因玩机器就像玩虎一样，弄不好就要被它咬着，既影响自身安全，又影响厂里效益，决不能马虎。要求上班时一律穿工作服，戴工作帽和口罩，个别工序还要戴套袖。

那时厂里真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两个班按工作量计酬，比着干，争着干，真有点拼命干的意味。大伙每天都很关注车间里那个不起眼的小黑板，上面记着上一班的工作量（打包数和棉产值），数字就是钱，员工看着瞪圆了眼，争红了眼，一上班都铆足了劲，并大声喊着：超过上一班！那时人的工作激情仿佛“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是钱的力量使然，最高工资达到了八九十元，是当时供销社站柜台人员的两倍还多。所以那时我想去当兵，家人都不同意。

车间里的每道工序都是重要的一环，每个人如同机器上的每个螺丝，紧了还要紧，也像上紧了的发条，处处都是紧张有序的。处处呈现着一派繁忙的景象，喂棉花的都是女工，她们或站、或蹲、或坐，怎么得劲怎么来，只管出效益。面对巨大虎口伴的吸风口，就要不停地、最大限度地“喂”棉花。说白了，“喂”进去出来就是钱，决不能让“它”饿着，除非“喂”得太多，“噎”住了，撑着了，所以这道关口就是考验姑娘们的度。

下一道工序就是我和姓董的大姐各自操作的一台机器。这是两台将棉花与棉籽分离的机器，在当时全市七家棉油厂中属最先进的，棉麻公司曾派工程师常到这里调研轧花情况。密密的锯齿一如一颗颗犀利的牙齿，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咬扯着棉花，分离出棉籽。一个合同工能操作着这样的设备，内心里也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正因为这，我在当兵的事上曾摇摆不定。

运行时，我将设备大都挂到高档上，这样效益高，不堵设备，除非棉花少而空了，我才挂到低档上。操作熟练后，班组效益大增，远远超过了二班，领导和同事都在夸我，因为当月拿到手的票子多了。不过我也有自知之明，这是大伙共同努力的结果。

打包的工序有六名男工，打包机两边分别站立着两名男工，细心地观察着打包机的升降，待降到一定程度，就迅速地穿铁丝，用钳子把做好铁丝扣，打包打得快，也会出效益。打包的紧张时候，他们也都招呼着：“瞪起眼来，快点、快点”，打包机旁就响起了号子声；不紧张的时候，他们也会闲中取乐，在打包机周围说笑着，有时还互相开个玩笑，都是年轻人吗。那时的光景，真是：累，并快乐着。

下班后，我们都顶着一头、带着一身棉花绒回到宿舍，再从宿舍里带上脸盆、肥皂、毛巾、换洗的衣服，直奔厂里洗澡堂，热气腾腾的洗澡堂在热情地迎接我们，洗澡堂里气雾缭绕，雾蒙蒙的，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闻惯了的熟悉的味道，我们一个个“三下五除二”地脱光了衣服，如同下饺子一样，一个个跳进热的有点烫的水里，洗澡堂里时而说笑，时而高叫，又成了欢乐的海洋。待洗好、冲好，毛巾搭到脖子上，一手端起脸盆，三三两两地结伴回到宿舍。

那时的宿舍都是用砖和水泥垒的一溜通铺，一间宿舍里头朝外并排摆着十几个脑袋，大都是一个车间的同事，只是有另一班的。到了上下班时可热闹了，下班的下班，上班的上班。走路的脚步声、衣服的窸窣声、饭盆的叮当声、说着班上热闹故事的嘻哈声，演奏起了集体宿舍的大合唱。其实，工厂的热闹处在宿舍，讲故事解闷，嬉闹着开心。集体宿舍里不知多少浪漫的故事在这里飘散过……

我曾在棉油厂干过，那里有过我的生活。人生的经历告诉我，这一段段生活不能让它白白溜过，这是金钱难买的精神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