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

我的祖父叫乔正珍，1910年出生，从小天资聪明，酷爱学习，志向高远，上到高小时，却因生活所迫而辍学，只身闯东北打工，好不容易熬到在掌柜的手下管事，却又因日寇侵略而辞职回乡参加抗战。为了对外保密，从此他的名字一直用字：乔星一。意思就是为党为国为民的一颗星，星星照亮了他参加抗战、工作、事业的征途，照亮了他的整个一生。

犹记上小学时，在东间大抽屉里翻找出一个写着祖父名字的暗红色铅笔盒，上面印着“高级小学”，我感到喜出望外，忙拿着屁颠屁颠地跑到祖母面前说：“奶奶，你看你看，这是我爷爷以前用过的铅笔盒，还写着他的名字呢。”大字不识的祖母，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就说：“你拿着用吧，能赶上你爷爷学习好就行了。”我那时才知道，祖父原来学习是相当好的。

后来，我又发现祖父少年时练习毛笔字的笔记本，上面写着“一九二五年”的字样，也就是祖父在十五六岁的样子，上面标着毛笔字老师在旁边批阅的密密麻麻的圈圈，那时我不知怎么就了解了画圈的都是写得极好的字，拿给祖母看，祖母又顺口说出了似乎跟先前相同的话来：“你能赶上你爷爷写的字就行了。”听了祖母的话，我反问了一句：“他写得字还挺好？您又不识字，怎么会知道？”祖母郑重其事地说：“我不识字，两眼一抹黑，是看不出来，不过那些有学问的人，都说你爷爷字写得好！”这事后来我信了。那是我当兵的第二年，已是连队文书，一次，祖父用一种以红线打着竖方格的信封给我写的信，用小楷毛笔竖式写的，洒脱而又规范，我羡慕地看了一遍又一遍，也有点爱不释手的感觉。罗俊生指导员见了这个用毛笔字写的信封也上眼，便问我：“小乔，这是谁给你写的信？还用毛笔写的信封。”我忙将信双手递给指导员说：“我爷爷写的，我也没想到他会用毛笔写。”指导员顺信封从上到下看了看说：“你爷爷这小楷写得确实好，有功底，他干什么工作？”我只好如实回答：“我爷爷原在山东莱阳专署工作，后调到掖县（今莱州）工作。”罗指导员听后频频点头。祖父就是在这封信里对我说：“你的文字水平还可以，但字写的不行。”我看完信后，不觉有点脸红。往日里总以为自己当文书，应该写得字不错了，经祖父这么一说，也感到自己的字差远了，再联想到他用毛笔字给我写的信封，我深懂祖父的用意，也深知我与祖父的差距。

祖父是一位出身贫寒而心不甘，心志高远而不满足的人。青少年时期，他就抱有远大的志向，到外面去闯世界，在老家叫“闯外”。祖父像是迈着“闯关东”的路子，小小年纪，只身闯东北，也遍尝了创业的艰辛。十几年前就听父亲经常念叨：“别看你爷爷上了年纪的时候风光，年轻的时候也吃了不少屈，遭了不少罪，寻思寻思也不容易。他当时在大连一家店铺打工，掌柜的把铺盖卷给他扔出去三次，他又含垢忍辱地第四次搬回去，这才站稳了脚跟，干了下去。”听了父亲的话，我想祖父当时全凭着一个“忍”和“韧”，忍辱负重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

祖父好不容易地能在掌柜的手下独当一面，干得像模像样、风生水起的时候，抗战爆发了。祖父听说家乡被日本鬼子糟蹋得惨不忍睹，他义愤填膺，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在国难当头之时，祖父谢绝王掌柜的再三挽留，毅然决然返回家乡，打鬼子，保家乡。正是在日本鬼子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的最危急关头，当时连伪县长都吓得四处躲藏保命，据平度史料记载，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中村率部占领了我家乡的县城-平度城，建立了据点，准备长期占领。当时，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十六支队司令兼平度县长张金铭吓坏了，弃城逃往平度的东北山区，国民党其他地方武装也吓得躲得远远的，各据一方。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许多人吓得东躲西藏，而入党的人数更是微乎其微，整个平度县只有20多名党员。而我的祖父却正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挺身而出，并积极要求入党，可见祖父对党是忠心耿耿的，参加抗战的勇气和决心是很大的，在抗战烽火中临危不惧，坚决跟党走。回家乡当年十月，老家乔家，邻村窝洛子、正涧、朱家井、桃源洞、寨子、北台、荆家、七里河等一区所辖村庄发展了16名党员，祖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平度一区第一批党员。

祖父入党后的第二年八月，上级党组织在老家石胡同山洞里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中共平度县委第一区委员会，祖父又被中共平度县委任命为一区区委书记。他临危受命，集责任与危险于一身，祖父豁出去了。

当时平度县共设立八个区，一区是中心区，平度县委就设在一区所辖的乔家村和窝洛子村一带。因这里靠近北部山区，便于秘密组织发展游击队和抗日武装力量，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也便于深入山区秘密召开会议，研究对敌斗争策略。后来成立的南海地委在平原也难以立足，就和平度县委都设在这里，南海地委负责人便于和平度抗日武装力量负责人乔天华、罗竹风等取得联系。这样，老家就成了平度抗日武装力量的发源地和平度抗日根据地，指挥整个全县的抗战工作。因此，这里被日本鬼子、汉奸称为“八路窝”，也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是攻击的主要目标。这样一来，一区就担负着抗击日本侵略者和保护南海地委、平度县委领导的双重任务，潜在着极大的危险性。祖父就是在这样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常迂回在离日伪军10公里的北部山区，在日伪军眼皮子底下周旋、决战，危险程度可想而知，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生命。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县委、区委开会大都在深山坳里，有时还在山洞里，洞外有人站岗放哨，十分保密，并且开会时间、地点也不固定，遇到紧急情况，常常夜间躲到山里秘密召开会议，老家的山上有个叫“先生地”的山坳，就是祖父他们经常秘密召开会议的地方，在这里研究抗战策略，有时带足干粮在山洞里住上几天几夜与敌人周旋，有利的地形也就成了战争的必争之地，时间久了也不安全。

在激烈的抗战时期，区委书记、区长都是日伪军捉捕、枪杀的重点目标，曾有郑典荣、乔乐农等区委书记、区长惨死在敌人的枪口、屠刀之下，面对九死一生的严峻形势，祖父大义凛然，出生入死，冲出了敌人一个个包围圈，捡回了一条条命。

儿时经常听祖母讲祖父参加抗战的故事，有时听她唉叹着说：“唉！抗战时，人都吓得像丢了魂似地，那时常听着日本鬼的机枪在村北头突突地响，那子弹可不长眼，谁都不敢说怎么样。吓得我就劝你爷爷说，别干了，家里人都替你白黑价担心。可怎么劝他也不听，还朝着我就上来了，你爷爷是个犟种。那时候，他整天把脑袋别在裤腰上，今天活着，明天还不知道死活，那时候，真为他担心，心整天揪揪着，见不着人就担心，见着人了还怕日本鬼、汉奸来抓。”每当听了祖母的话，我的心也立时揪揪起来了，觉得当时的处境多么危险啊！我竟还在为那个危险年代的祖父提心吊胆，也从心底里生发出对祖父的敬佩之情。

儿时也听祖父对我讲过，1939年10月，上级派人来讲，胶东工作的战略任务首先要控制大泽山，建立大泽山根据地。大泽山是胶东的战略咽喉，咱村就在大泽山脚下，正是战略要地。平度县委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日本鬼子、汉奸的突袭，在1939年10月、12月和1940年2月这段时间，先后在一区所辖的陡沟村、涧里村和咱村召开了各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应对策略。在乔家村召开会议刚结束，都还没离开，日伪军的一个加强营就把我们包围了，当时十分危险，幸亏有群众掩护着，顺着深沟、河套巧妙地转到窝洛子村，日伪军扑空后，又追到窝洛子村，又将全村包围，这次又在窝洛子村群众的掩护下，再次脱离危险，真是惊险，捡了一条命。

祖父他们常常趁夜间到深山里开会，为了保密，地点不固定，一般在“先生地”“八文章”的山坳或“石胡同”附近的山洞里居多，并有人站岗、放哨。在深山里又是夜晚开会，日伪军不了解地形，不敢进去，相对安全些。不过有时也不安全，1940年2月，在山后面的上回村山坳里正开着会，因叛徒告密，被日伪军包围，情况十分危急。祖父他们想，突围也许死，但有生的希望，不突围更是死，必须豁出去突围。祖父他们在群众掩护下，迎着枪林弹雨突围，好不容易才突围出去，只造成了少数伤亡，祖父又捡了一条命。

还有一次，祖父和乔天华、罗竹风等平度抗日武装负责人正在村里开会，研究如何应对日寇的突然袭击，结果日伪军就来了个突然袭击。怎么办？危急关头，祖父安排一名党员随乔天华的警卫员小陶往西山跑，把日伪军引开，祖父随乔天华就迅速组织正在开会的人员向老家北山撤，撤到半路时，就听到小陶他们在西山方向打了几枪，听到枪声，急追的日伪军调头就往西边追去，祖父他们才躲过了一劫，又捡了一条命。

因祖父和堂祖父都是区委书记，又是大胡同里邻居，就成了日伪军的捉拿、袭击目标，抓着人就杀，抓不着人就烧房子。一次，日寇进村扑了个空，祖父又捡了一条命，可我当时还年幼的父亲差点跟着丢了小命。当时日伪军一看抓不着我祖父，恨得就点着了我家的房子。那时我父亲很小，生着一种叫疹子的重病，正光溜溜地躺在烧着了房子的土炕上。这时，祖母正在心急火燎地找儿子，跑回家一看，怎么儿子还在大火下面的炕上躺着，抱起来就走，跑到一个叫“李家地”的大沟里躲着，直到日伪军撤退。父亲的脚就是那时冻坏的，直到现在，天一冷就冰凉。还有一次，日伪军又没抓到我祖父和堂祖父，就烧了我两家的房子，我家拴着的一头驴被活活烧死，堂祖父家的驴被烧的挣脱了缰绳才得以幸免。

也许是在战争风雨中经受的多了，祖父在讲这些惊心动魄故事的时候，镇定自若，感觉很平常，就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纵然说起因跳墙腿部受了伤的时候，也很泰然，而我这个听故事的却听得心惊胆战。据说那次祖父因伤了脚，不仅不能跑，走起来都一瘸一拐的，幸亏借助老家的大胡同拐弯多、墙旮旯多，拐来拐去，东躲西藏，才躲过了日伪军的搜捕，捡了一条命。现在想来，祖父躲过了日伪军的一次次搜捕，一次次地捡了一条命，又捡了一条命。

祖母经常说：“日本鬼杀个中国人很随便，真残忍啊！你爷爷真是九死一生，算是命大啊！”。我不由得对祖父肃然起敬，打心眼里佩服祖父这种英勇抗战的精神。

抗战胜利后，祖父就转入莱阳专署、莱州等地，从事地下党组织工作。祖父在莱阳专署工作时，正是青壮年，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平度离莱阳70多公里，那时交通工具又不行，祖父常骑马回家。新千年刚过的时候，听当飞行副大队长的堂叔说起过祖父：“你爷爷当时回家的时候，可厉害了，他骑着高头大马，挎着“八大盖”枪，英气逼人，他大概是老家第一个骑着马回家的。”我也听母亲和三大娘、大婶们议论起祖父：“那时候从莱阳回来，要个头有个头，要长相有长相，还在外面当官，真羡慕死个人，比见着他的那张照片帅气多了。”儿时听了堂叔和母亲、大娘、大婶们的议论，我也更加羡慕、仰慕起祖父来了。

去年，听老家屋后的堂叔说起过祖父，“我以前到掖县去找过你爷爷，见他正在训着一些人，我也没打扰他，就在外面听着。看着你爷爷那么温柔，说话柔声细语的，训起人来还真厉害！训完后我就问他，你怎么对他们发那么大的火？你爷爷说，对这些偷税、漏税的人，不这样严管不行。”听了堂叔的话，我对祖父的看法实现了由柔到刚的转变。祖父这是刚性管理，刚柔并济，这是祖父工作的另一面。

祖父上世纪七十年代离休。他离休后，算是他以一个“革命者”的生涯结束了，可他不忘红色传承，一心想把我培养成他那样的人。祖父当年也算是那个年代的文化人了，他一直很重视文化，经常读书看报。祖父曾告诉我：“我在莱阳专区工作时，专区所辖莱阳、招远、掖县、平度等13个县和一个长山岛特区。管辖范围这么广，政策性文件又很少，很难做群众工作，所以，只有多看看《人民日报》，那就是传达党中央的声音，那时的《人民日报》成了我的‘主心骨’，我还到有些县、乡走访，进村入户，把报纸的主要内容传达到民众之中，才能让群众了解政策，好做工作，那时沟通真不容易啊！”现在想来，《人民日报》真是给祖父帮了大忙啊，怪不得他那么爱看《人民日报》呢。

儿时还发现，他西墙上常挂着一份《人民日报》，一份《参考消息》，正是这两份报纸给了他政治营养和交流的底气。儿时常见他和邻居一位伤残军人乔显仁坐到葡萄架下喝茶、聊天，聊抗战、解放战争的事，谈论国家大事，也谈青岛、烟台地区的一些事，我偶尔站在他们旁边听听，祖父对党和国家的大事了解得可真多，我打心眼里敬佩祖父。后来，我终于知道了祖父的秘密，他说的那些国家大事，大都是从《人民日报》上学来的，只不过又穿插上了当地实际的一些话。我也感受到了人民日报至于祖父的重要和缘分。

祖父不仅注重自己读书看报，而且很注意提携有文化的后辈。不知他怎么知道我考军校没有复习资料，就主动想办法去了。想想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了，还到处去打听着找高考复习资料，真是感人，让我感激涕零。借到复习资料后，他又跑邮局，办邮寄手续，给我寄到部队，按说这不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年人所要干的事，况且这样的事恐怕祖父年轻时也都是让别人代劳。收到复习资料的那一刻，我真是喜出望外，眼睛潮湿。此后，我把祖父对我的关爱化为学习的动力。可我却因年龄等原因被拒之军校大门之外，真有点愧对为我热心找复习资料的祖父啊！那次祖父寄书，直寄到了我的心灵深处，我至今铭记在心，永远难忘。纵使他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还在惦记着我工作安排的事儿，当我含泪告诉他正在安排工作时，他忍着病痛，脸上露出里面一丝微笑，他的长孙却已泪流满面。

离休后的祖父还保持过去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廉洁作风。祖父因战争的创伤和工作的劳累患了病，用药物治疗，他把所有的药都放在我家西间那高高的北窗台上。有一天，祖母感到消化不良，趁祖父不注意，好不容易够着祖父放的药，见有食母生，就拿出三粒吃了，却不知怎么被祖父发现。祖父当场大怒：“这是公家供给我吃的药，你怎么能随便吃？赶快去买药赔上。”祖母感到很不理解，毕竟夫妻一场，情分连三粒药也不值？祖父可能想的不同，他想的是，公是公，私是私，一点都不能含糊，我可以花钱给你买，但不能吃公家的。我看出了他们那时候的党员，都是这个脾气。噢，对了，那叫党性。他一起入党的好友乔洪谟，去世前把自己的钱全部交了党费，惹得子女埋怨，可自己赢得清廉。

还有一次，父亲陪祖父外出，见有个青年在随意砍树，来往行人很多，都熟视无睹，没有爱管这闲事的，祖父却上前去制止。父亲劝他说：“别人都不管，你去管什么？找着得罪人。”可祖父根本不听，对那青年说：“你这个小伙子，怎么不学好，长得好好的树，你为什么把它砍了？”把那个青年说的哑口无言，树也不砍了，低着头、红着脸走了。父亲因为对祖父的做法不理解，所以就经常对我和弟弟、妹妹说起，说这样做在社会上吃不开。起初，我对祖父的做法也有点不理解，可细细琢磨后，我也就理解了。我觉得，祖父那代人、那时候的党员因受党的教育很深，又经历战争烽火的考验，对党确实是忠心耿耿的，不容许任何人侵害集体利益，遇到看不惯的事就说，遇到侵害集体利益的行为就制止，这就是他们那一代的共产党人的品质。我想，为什么他们那时候腐败分子少，不只是自己做得正，各级监督也有力。在和父亲进行了一番讨论后，父亲也很理解祖父的做法了。

祖父离休后还有一个习惯，就是经常到老家一个叫“八路崖”的地方走走。有时他要出去了，祖母就叫我：“你爷爷又要到‘八路崖’去了，你快跟他去吧。”我听了后就蹦跳着跟在祖父身后，走走、转转。祖父在前面背着手、低头走，我就在后面小步紧跟着，一老一小经常走在家门口到“八路崖”的乡间小路上。我当时始终不知道什么原因，直到长大以后才明白，因为“八路崖”曾掩埋着他的许多战友，因而得名，祖父是来看看他那些死难的战友们。后来，我也参了军，也经受了战争烽火的考验，对这件事就理解得更深刻了。

祖父为了党和人类的解放事业，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抛家舍业，冲锋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经受住了战争烽火的考验，经过了生与死的抉择，祖父属于抗战中的幸存者，他在平度抗战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党组织做出了极大努力，我感到，他的思想是崇高与伟大的，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牺牲的革命先烈。

十几年前，家乡人民在平度八大景之一的龙湾水库大坝东南侧，立起了抗战先烈、英模、老党员纪念碑，一一镌刻着他们的名字和职务。为的是让家乡人民和到过这里的游客都能看到他们的名字，这里离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也不远，寄托着对他们的怀念。那上面赫然镌刻着我祖父的名字，这是家乡人民最好的一种纪念和缅怀；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为我的家乡题写了“乔家村抗日战争纪念馆”十个大字，这是对以乔天华为代表的祖父那一代人最公正的评价，是乔家村抗战史上的丰碑。如果祖父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到欣慰和自豪！我曾在纪念碑前深深地三鞠躬，并拍了照片留作纪念。

祖父的故事讲完了，我为有这样一位老党员祖父而感到骄傲和自豪，祖父的经历感动着我，祖父的精神激励着我，也激发起我们这些后人的民族志气，我也决心踏着祖父的足迹前进、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