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老屋

今年夏天,母亲常常在雷声中惊醒，在暴雨中焦躁不安。原来她一直担心老家那座老屋能否挺过这个夏天。

信佛的母亲一直坚信只要一生勤劳善良，老天爷会保佑的，但她根本不知道，这老屋历经了两百多年沧桑历史，犹如耄耋老人，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之际。

提起老屋，我的思绪就不由自主地穿越时空隧道……

奶奶穿着蓝色的对襟长衫、挽着圆圆的发髻。把一片山旮旯地的包谷锄完草后，累倒在老屋腰门处冰凉的石凳上。

不是先用半瓢水灭掉嗓门里燃烧的火，而是找来一把剪刀，把变形的脚趾下鸡眼狠狠剜出来。我看见奶奶的脚大拇指弯曲着头，生硬地贴在脚底前端，而食指、中指、无名指从半腰折断贴住整个脚底中间，小拇指则整个身子没了指甲，与脚底合生在一起，畸形地长成三角锥体。在锥体的底下，老茧、鸡眼疯长，剪了又生，生了又剪。奶奶生于晚清，那双“三寸金莲”是那一代女人的象征。

由于经常的熬夜，在煤油灯的熏染下，奶奶过早戴起一副老花镜。她在闲暇之余总是从红色长形的针桶里拿出针，把自己被荆棘划破的衣服补完一个补丁，上面再摞一个补丁。当她穿针看不见针鼻眼儿一个劲儿喊我的乳名时，我便撒娇拼粽子吃。奶奶便揪着我的鼻子嗔骂：“你这个谗鬼，叫做点儿事都要讲条件。”可过不久奶奶变魔术般弄来一堆粽子叶、几碗糯米、一把稻草芯，就坐在堂屋里开始忙碌起来。其实不用我开口，奶奶每到端午节前几周就开始包粽子给我们吃。我是奶奶最小一个孙女儿，和她住在这个老屋里。

奶奶总是在月朗星稀的晚上坐在门口方石凳上，看着星空发呆，偶尔心血来潮时就给我讲关于这老屋的故事。

她说这老屋可有历史了。据说是张氏祖先移居到这里，生了三个儿子，就在一天之内立了三栋木石结构的双层房架子，现在住的就是长房中的一间。这一间房子全是薄厚大小一致的青石板做顶，后墙及左右外墙全用方形石头砌上去，严丝合缝；正大门和厢房为木质材料，连房屋里面壁板也全为木板装订，人住在里面冬暖夏凉。

那时祖上还算的上个殷实的小地主，良田无数。后来先辈们不幸染上烟瘾，许多良田慢慢换成了鸦片。她这辈老太爷抽得少，我爷爷幸而逃过一劫。不过家道中落，爷爷在乡里的煤矿上称磅秤，微薄的收入不足以填饱七口人的肚皮。于是奶奶凭着她包粽子的好手艺，带着二伯父到集市上卖粽子，赚些钱补贴家用。

六七十年代，全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不准私营，所以明面上不准做砂锅。一到夜里，寨里的火炉通红，扯炉的风箱声此起彼伏。老屋前的大洋槐树枝叶在夏风中摇曳，一轮圆圆的明月和满天的星斗与院子里的炉火交相辉映。

就在我两岁的时候，爷爷突然辞世。于是，奶奶在这老屋的石板院子里，搭起了烧砂锅的灶台，堂屋里石碓从半夜开始响起。在这个全县盛产煤炭出名的猫洞煤窝，有着悠久的手工砂锅技艺和丰富的天然资源——煤、杉树、松树、胶泥。奶奶自然而然入乡随俗学会了这门手艺，带着伯父们做砂锅养家糊口。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家乡，我有幸在熠熠星辉下听了奶奶、妈妈说的无数个《卖香屁》《钟馗捉鬼》《狗犁地》等民间故事。听着听着，一个个红红的、圆圆的砂锅被刁出来平放在铺满松叶和半撮箕洋芋上。砂锅冷却变成青色、洋芋则变成金黄。洋芋香味飘香，不一会儿洋芋全钻进家人的肚皮。

后来，奶奶眼睛快熬坏了，手劲也变小了，爸爸最后一个分家立户，妈妈也学会做砂锅。爸爸就跟着伯父们挑砂锅徒步赶跳蹬场、赶安顺。有一次父亲来到我家小区，父亲还指着王庄寨子，说他和伯父们当年就挑砂锅到这里卖，当时还卖了个好价钱。后来，安顺生意不好做，他们又挑砂锅徒步下贵阳，边走边做其他小生意。半个月回来后，爸爸一双脚底全磨出血泡，奶奶哭了好几夜。我听了瞪大眼睛问奶奶，爸爸他们没穿鞋吗？奶奶听了看着我摇头叹气。

再后来，寨子里那些走村串户的制作铁锅、铝锅还有补锅的吆喝声取代了村里做砂锅的磕碓声、风箱声。做砂锅的只剩下聋宝哥一人了。在我的记忆中，聋宝哥一头挑着他的瘸腿女儿，一头挑着砂锅，慢慢从老屋旁的石街老巷蹒跚而过，影子被夕阳拉得好长好长。

我读小学时，院子里的火炉没了、风箱没了、老洋槐树老死了，石板撬了，变成水泥地。阁楼底下的牛圈旁只剩下母亲请石匠打的长方形猪槽。老屋门前那两扇木腰门被我和哥哥、邻居小伙伴们爬上爬下“钓鱼、打仗”给弄得支离破碎，变成了冬天里的炭灰。只有两个石凳依旧坚守这座老屋，被坐得程亮光滑。

说到石凳，奶奶就坐在上面包了无数个粽子填我永远填不饱的肚皮。

说到包粽子，我的妈妈，伯娘都没学会。母亲说爷爷去世得早，奶奶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拉扯爸爸伯伯们四弟兄长大，平时种地养家，还指望着奶奶包粽子去集市上卖赚生活费，所以她的手艺在寨子里是独一无二的。可惜奶奶教大家学，就是没有几个人学得会。我的好奇心总是爱泛滥，看见奶奶拣糯米我就跟着拣米，不拣谷子，而在盆里玩起下雪的把戏。奶奶用粽子叶做成一个圆锥筒又用一根筷子插里面，我也弄一个三角形用筷子放进去，舀糯米进去，筷子一戳，粽子叶破了变成一个酒伞，糯米纷纷洒在地上像下了一层雪。奶奶就拧起我耳朵骂我这个鬼丫头竟帮倒忙。

其实我知道奶奶对自己的溺爱，也懂得帮点小忙。九十年代，寨子里的集市热闹极了。奶奶也快七十了，一双三寸金莲再也背不动一背篓的小菜去集市上卖，完全是读二年级的我帮忙星期天背去集市上。在奶奶的耳濡目染下，我学会称秤卖菜。加减乘除法因此算得溜，数学成绩居然绩稳居班上前茅。

在老屋门上，奶奶还挂上艾草，门前种满水仙花，养了一群白鹅和一窝小鸡雏。奶奶说这下蛇就不敢到家里来吓唬我这个淘气包了。记得儿时夏天的雨打在老屋的石板上叮叮咚咚作响，镂空的雕花窗棂上挂着几个大大的蜘蛛网，那又大又黑的蜘蛛在空中表演杂技。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我总是想拿着竹竿去戏弄它们一番，便被奶奶叫住说：“蜘蛛在帮我们家捉蚊子，你干嘛做伤天害理的事？”

说着说着，我被粽子的香味给勾住了，放下手中的木棍儿，拿粽子狼吞虎咽吃起来。吃着吃着，到了初中，我终于学会包粽子了，自己也去城里读初中读了。

一年暑假回来，我发现奶奶就像老屋一样，走路颤颤巍巍的，那双小脚似乎撑不住整个身体，双眼深凹下去，连骂我的声音也小了许多。她说没有我的日子全靠那些鸡鸭和鹅呀吵她耳朵。我读师范一年级的时候，奶奶就永远睡在老屋里，再也没有醒来。其实有几次我都很想亲手包粽子给奶奶吃，因为我是她唯一包粽子的孙子辈手艺传承人，却因为我一直觉得奶奶和老屋一样，永远会活在我的生命中一样而抱憾终生。

父亲的身上遗传了奶奶勤劳善良的优秀基因，读完小学的父亲在乡煤矿上担任会计，一干就是二十年。由于我三兄妹都考上县城中学，一家五口挤在奶奶留给我们面积不到三十平米老屋里。父亲还在煤矿上给车子上煤炭，一洋铲一洋铲地从地上抛进高高的东风车厢里，大冬天双手磨出老茧、血泡，双手用胶布缠满了这些血口子。有时夜里还不回家，自学成才的父亲还帮工人们维修电瓶，每月还给村里面收电费。家里农田发煤水那几年，稻子颗粒无收。听伯父说父亲在倒班的闲暇之余还去煤洞里挖煤挣钱给我们交学费。我们小的时候，老屋的院子里，煤油灯光隐隐约约，夏虫卖力地歌唱，清风徐徐。父亲教我们背打算盘的三盘经、九盘经口诀。他希望我们能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不用口朝黄土、面朝天干农活。

后来，父亲终于在十八大召开的那年用半生积蓄在乡政府建了四层小楼。而老屋人去楼空，失去了人间烟火味而变得摇摇欲坠。每年夏天，母亲总是担心老屋漏水，经常步行一个小时去老家检查修理一番。踉踉跄跄地爬上房把破损的石板换掉，把积满灰尘的天窗玻璃清洗干净，清理杂物堆积的后阳沟。还在老屋的房前屋后，种一些玉米豆角辣椒之类。邻居都笑话我的母亲说，“你走路坐车的那些精神在乡政府要种多少粮食出来了。”好多人都不理解母亲的折腾。这间木石结构的老屋旁的邻居们，早因为异地扶贫搬迁纷纷搬进城里，那些房子早就变成断壁残垣，唯有老屋倔强孤独地屹立在石街老巷里。

这些年，老屋的石凳、蜘蛛、石板、粽香总萦绕在我的心头，何况是在老屋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母亲呢？

而我正如一些诗句中所写的，自己用半辈子走出老屋，用十几年青春在城里换了一本房产证和半张办公桌，却用余生走回家乡，而越走越远，只剩下几张发黄的相片和几页苍白的文字——祭奠老屋及老屋里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