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戎天
种子是我侄女的儿子,我堂姐的外孙。
每天六点十分,他准时在小床上醒来,先向左、后向右滚一滚,踢开身上棉被。爷爷依旧穿着军大衣,似睡非睡地坐在电脑前,焦急等待武汉疫情数据更新,盼望清零。年过半百的奶奶像敢死队一样,带着请战书冲进了宜昌市传染病医院。家里剩下三人:数学教授爷爷、种子,和90后的母亲。
繁华的沿江大道依旧不见一丝声音,宜万铁路大桥上的火车不见了踪影。这位刚满一周岁的种子,腊月初一随母亲从洛杉矶回国探亲,约好了大年初二种子的爸爸从美国回来,接他们返程。不曾想湖北全面封城。种子爸爸的导师态度坚决:“中国疫情如此严重,你不能飞蛾扑火”!半劝说半强制地将种子爸爸留在美国。一些居留在湖北的外国人和一些从国外探亲的人,都在封城之夜逃命似的绕道长沙、重庆、甚至北京,飞回国外。种子的母亲行动迟缓,被隔离在湖北。好在精明的奶奶在北山超市买了6000元的生活物资,姥姥也从自家农场宰杀了30只土鸡、笨鹅和十几条草鱼,连夜从当阳送来,塞满了三个冰柜。
种子的妈妈,将国外带回的最后一勺奶粉冲好,不料奶粉罐掉在地上,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这清脆的音乐,在细雨蒙蒙的清晨和安静的小区,格外响亮。种子兴奋起来。踢了一脚空罐子,用他学会的中国话,笑了笑:“哎呦喂”!露出三颗小乳牙。
种子的妈妈、比我大一岁的侄女在华尔街读博士。与同是老乡的老公认识、结婚,然后有了种子。我在6个月大的时候,堂姐拥抱着种子的妈妈去看我。我躺在床上,种子的妈妈趁大人不注意,将一把葵花籽塞进我嘴里,连声说:吃,吃。差点要了我的小命。我曾发誓,等她有了孩子也喂他瓜子。现在报仇的机会来了。虽然我是舅爷爷的身份,虽然我才27岁,但我从上海回家时真的买了5袋瓜子,送给了种子。
和所有被宅困在家的湖北人一样,种子妈妈学会了做各种面食,把出国之前学的川菜烹饪,重新捡了起来。两个月后,炉火纯青。而种子的父亲在美国却惨不忍睹,吃了两个月泡面。新冠状病毒在美国版图上燃着熊熊大火,他哪里也不敢去。风吹到哪里,病毒似乎就在哪里发芽、生根。而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仍然疯狂涌向街头,抗议戴口罩,呐喊要自由。甚至巴西总统在大街上慷慨激昂发表演讲,拒绝一切隔离。那些伪装成美丽花冠的病毒们高兴极了!兴奋的钻进他们的肺部,血液。
有一天我们几家人群体视频,种子爸爸的胸前,多了一朵小白花。他那位坚决抵制口罩、参加游行的美籍导师,很快被病毒夺去性命。种子的爸爸呆呆的坐在板上。导师去世了,课程中断了,所兼职的公司全面停工。最糟糕的是,两个月来,他好像只吃了四次蔬菜,没有水果,也没有牛奶。幼小的种子哪知悲伤,用小手指着屏幕上的父亲,和父亲身后一片狼藉的家,用那句俏皮的中文,一声叹息:“哎呦喂”!逗得他爸爸破涕为笑,转怒为喜。
记得祖母在世时,大爹常从很远的山里来看她。在山路上走四个小时。祖母心疼的说:你这孩子,不来也行。70岁的大爹流着泪说:妈,我想你。
偶尔,种子妈妈的视频电话响起,种子抢过手机,终于听到奶奶的声音。看见戴着口罩的奶奶在护目镜里流泪,习惯性的说了个“哎”字,就嚎啕大哭起来。我不知道,种子是不是想学我大爹、他的外曾祖父说“我想你”三个字。
种子的奶奶是医院优秀共产党员,每天都争分多秒地和病毒斗争。宜昌清零后,成千上万的居民涌向街头,夹道欢送支援宜昌的福建天使回家。一位古稀老人当街长跪不起,哽咽的感恩这些天使和种子的奶奶,救活了他全家11位亲人。
4月中旬,宜昌全面解禁。种子从9公里外的伍家岗区来到镇江阁冬泳基地。他光着小脚丫,第一次在沙滩上跑来跑去。五颜六色的小桶,铲车,挖土机和遥控车,在沙滩上来来往往。太阳从孩子们的身后照下来,孩童们就不停的就追着右前方自己的影子。密密麻麻的风筝在空中你高我低,翻着筋斗云。有时候,多情的风筝线会缠在一起。种子兴奋地抓起河沙,一把一把放进自己的衣兜。
江边第三道卵石路,还差5公分,与清澈的江水持平。钓鱼的人们,从三峡海事局的趸船一直排列到夷陵长江大桥。岸上不时传来惊叹:快看,好大一条鳜鱼!甚至有人高声大喊:看!江豚也出来晒太阳了。
我学着种子,打着赤脚,穿着背心,让四月的阳光晒净我身上和脚丫里的晦气。冬泳爱好者从江南游回了江北,像一只只企鹅,跃出水面。唱着那首粗犷的歌:“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惊得风筝四处张望。
我很想问一问,被太阳晒成小苹果的种子:你是爱美国,还是爱宜昌?我甚至天真的希望他用鲁迅的那句话回答:“我不能够爱上海和天津,因为,我的心中有个北平”。
如果北平就是宜昌。如果种子知道宜昌是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