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是妈妈最美的笑(散文)
江戎天
“年关尽了,妈妈
快抓住我的手
别让我滑入汹涌的乡愁
在咸涩的年味里日夜沉浮。”
--摘自瑞士华裔诗人洪瑜沁《年味》
每逢春节,瑞士诗人洪瑜沁就把自己关在书房,用诗歌抵抑汹涌的乡愁。或翻出那些发黄的故乡照片,一解乡思。
我家有28张全家福。从我一岁起每年大年初一照一张。与诗人洪瑜沁不同的是,我的照片充满了过年的喜庆和欢乐。而且就在眼前,伸手可及。在这28张照片里,前18年陪着祖母在乡下过年,照片的背景从清一色的土墙屋,慢慢演变到砖瓦房和各式种各样的小洋楼。远景则由弯弯曲曲的泥巴路,到现在的乡村柏油路、万亩桃花园,以及我门前的如蓝天白云般祥和的“洋津畈村”公汽站牌。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在我的故乡。这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真实缩影。
在我的记忆中,每次回老家过年,从宜昌坐汽车到县城,再步行两个小时才到家。一路上要翻过许多山坡,经过无数泥泞小路。妈妈背着我,有时牵着我,老爸则拎着大包小包在前面探路,兴奋地介绍沿途的村庄、风景和少年往事。气喘吁吁的朝着故乡的方向努力前行。
祖母杵着拐棍,带着七八个孙子和重孙子,早早的到一里外的庙桥迎我们。我父亲是幺房的老幺,我一出生就是爷爷辈。祖母见到我格外高兴:我的天宝回来过年喽!然后递给我几大盒板炮。我撒腿就跑,“啪啪”地沿途板到家。
吃完团年饭,祖母给我换上新衣裳。这是做裁缝的大爹提前给我做的棉袄棉裤。花花绿绿,我不在乎。棉袄上有两个大荷包,我格外喜欢。一边装鞭炮,另一边装红薯干、蚕豆和麻糖。大年初一上午,我提着小竹篮,跟着比我大两岁的侄女玲挨家挨户拜年,会讨回满满的一篮子花生、糖果、鞭炮和一些压岁钱。遇到下雨下雪,我在泥地里放那些又粗又长的红色炮珠。一声巨响,无数纸花碎片飞上天空,泥水和雪花如天女散花。我成了小泥猴。玩到下半夜不洗澡就上床睡觉,妈妈也不再严管。所以我回老家过年,总是无拘无束,欢天喜地。
初一下午亲戚到齐,老爸张罗照全家福。这是每年的传统节目。那时没有数码相机,最多时一张照片有65人,五世同堂。有一次照相,二爹的烟头掉进了我装满鞭炮的荷包里,新棉袄顿时被噼里啪啦炸开了花,有的人飞跑,有的朝我身上泼水,成了落汤鸡。老爸却从容不迫,飞快地按下快门。那些笑弯了腰的四爷、六爷、七爷和姑爹姑妈们永远留在镜头里。
之后我出国留学,每年照相时老爸给我预留一个位置,然后用美图秀秀把当年的我P到照片上。照片洗出后,妈妈会十分虔诚的洗手,小心翼翼把照片粘贴在老爸特制的《江家春节欢乐集》。这本相册是老爸28年前亲手做的。将牛皮纸裁成60厘米长、40厘米宽的独立合页,再用麻线装订成册。照片上的妈妈永远是最美的花。她长得漂亮,又是家族唯一的城市媳妇、大学老师,一直站在C位。妈妈用红色墨水在相册上注明每张照片的时间、地点、人物,同时记载当年春节发生的各种笑话。最后用黑色墨水写上上年去世的亲人,表示深切的怀念!
这本相册古朴而笨重,记录了我们家族过年的喜庆与欢乐,真实的再现了28年来中国美丽乡村前行的烙印。如今回老家过年,从我家出发,1分钟后驶往宜昌至喜长江大桥。在桥上,还能看到那些灰色的江豚。运气好的时候,你还能看到那些站立在水中的江豚朝空中喷水。大桥连接三峡翻坝高速,在岳宜高速公路行驶30分钟,再从宜都外环的柏油路开到家门口,仅仅一支烟的功夫。通常是蒸菜准备上锅的时候,三妈打电话:“天宝,可以出发了。”于是我们启程,车在老家道场停稳后,醇香扑鼻的团年饭刚刚在桌上摆好。
去年大年初一,因疫情隔在家里,老爸向照相馆的战友借来喜庆的背景帘幕,在自家客厅拍了一张红彤彤的全家福。照片上的母亲依然灿烂,老爸的一双小眼睛依然闪着军人的光芒。
转眼间,今年的春节马上到了,全国防疫紧张有序。虽然石家庄、绥化、上海等地偶尔还有极少数疑似病例出现,但在我们中国,全球最有力的防御机制已把新冠病毒紧紧扼杀在摇篮中。在百年不遇的全球新冠病毒灾难中,全球累计确诊病逾1亿人,我国仅为全球的千分之一。而号称世界上医学科技最发达的美国,累计确诊病例2600万,死亡人数达44万人之巨!写到这里,我热泪盈眶。那首经久不衰的歌曲在我心中再次响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为能生在中国,做一个平凡而幸福的中国人深感自豪。
为确保这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今年过年我决定自觉隔离在上海。虽然没有父母陪伴,但有朝夕相处的同事们相伴,这个年,一定在我生命中留下终身难忘的回忆。我希望老爸将我今年和同事们一起过年的照片,P到2021年的全家福中,永远纪念这深沉、厚重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