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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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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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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屋.新年

每年春节我都会去乡下过年。我口中的乡下,是妻娘家,一个皖南山区的小村落,静静谧谧,一派田园风光,关键是过年时能见到城里没有的烟花礼炮,噼噼啪啪声中合着央视的春晚,重温起心底久违的儿时年味。

这样的乡下,这样的年味,我也是有的。四十年前,我就住在乡下,和现在儿子相仿的年龄,无忧无虑。记得每到年关,帮着母亲炒着山芋、花生、米角做成的年货,烟熏火燎中感受浓浓的年味。当然,所有的记忆不仅仅只停留在好吃的年货上,还有我们家新屋的第一个新年。相比黑黑的老屋,新屋于我才是真正的新气象,有了楼上楼下,有了属于自己空间的独立房间,关键还是我们村第一个两层楼楼房,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

起先,父亲本意是盖一间四合屋,后来在镇粮站上班的二姨夫说要盖就要盖楼房,还说未来的趋势就是这样,不如一次成功。盖楼房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对于当时月薪仅有八十元的父亲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没钱?二姨夫、小姨夫说他们借,啥时有钱啥时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楼房艰难地盖了起来,至于两个姨夫的借款直到我九十年代末上班才还上,其时,令人唏嘘的是,盖起来的新屋因为我们后来搬家早也已卖掉了。但不管怎样,我们全家还是要感谢二位姨夫的远见,得以让我们很早就住上了电视里才有的“洋房”。

当时新屋盖好,正值年关,相比高大帅气的外表,屋里面则是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因为父母是举债建房,也就没有能力再添置新的家具,堂屋里有的则是从老屋带过来的条台、大桌子,和几只冬天取暖用的火桶。但好在乡政府上班的父亲,办法总是有的,不至于让我们新屋没有了一点喜庆味。

腊月二十几里的一个早上,父亲喊上我骑上自行车一起到乡政府所在地去拉彩色电视机。那台电视机,是母亲原先和人合开录像厅用的,后来因为观看的人太少倒闭,我们家分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刚好过年能用上。印象中,父亲在前面推着自行车,我在后面扶着电视机,到家门口的坡上,我因为太热脱了外套就顺手搭在电视机上。没成想,自己只顾埋头推车,到家发现棉外套不见了。那可是市里亲戚送我的,虽然只有八成新,但对于当时家境的我来讲,是再好不过的过冬衣物,可惜丢失了。为此,我懊恼了很长时间,直到现在这件事还让我耿耿于怀。

过年电视机有了,这时父亲不知从哪又弄上两个大红灯笼挂在阳台上,阳台栏杆则缠上了一串长长的五颜六色电灯泡,外加一个老掉牙的留声机,再配上崭新的中堂画和父亲手写的大红门对子,这第一个新年顿时变得有模有样起来。

年三十的晚上,红灯笼里电灯泡亮了;阳台栏杆的五彩灯泡,通上电在夜色里闪闪发亮;留声机机里,发出了咿呀好听的女声《军港之夜》.......再配上母亲忙碌的身影和诱人的年夜饭香味,让这个年变得和往年不一样。

大年初一早上的开门炮,是我从二楼阳台上用竹竿挑起来,一直拖到楼下地面,电光火闪中鞭屑犹如天女散花般悠悠落下,满地飘红,似乎预示着未来的日子越来越红火。这个年,也是我懂事以来过得最痛快、最惬意的一次,事实也证明后来的日子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注定成为我的一生当中值得铭记的一个新年——我的乡下,新屋第一年!

如今,随着不断搬迁,远离我的“乡下”来到城里,也从一个“新家”换到另一个“新家”。没有了儿时母亲翻炒的滚烫年货,有的是大超市琳琅满目;没有了刺鼻的烟花爆竹,有的是各式各样的鲜花.....儿时的新年早已换成了另一个“新年”——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快乐新年,这是国家的进步,更是人民富起来的显著标志。

我的“乡下”是回不去了,我的新屋也变成住宅楼带电梯的三居室,但我的新年仍然在继续——越来越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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