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泰山

古老的泰山

走上五岳之首泰山，令人感受颇深的是它的古老。这古老不是地质年龄，而是人文年龄。

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就有关于泰山的描写：“泰山岩岩，鲁邦所瞻。”中国最古老的书籍

——《尚书》中也有关于泰山的记载，虞舜：“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虞舜之后，更有众多的君王来泰山封禅，祭拜天神，据传先秦就有七十多位。而秦代以降，历代帝王来泰山封禅也是络绎不绝。众多泰山石刻中，便有不少封禅留下的题字和记述。望着这些刻在石壁上的文字，我想，论高大，论秀美，泰山在中国都不是最突出，它的成山年龄也不比其它众山长，为什么帝王们要来泰山封禅？

读了若干资料，我有了一些了解。

泰山坐落在宽阔的华北平原上，西靠黄河。这一带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古中华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夏初，禹分九州，其中冀、豫、青、兖、徐五州均在此地。商朝的古都建在泰山之前。战国七雄中六国之都皆在此地。在新石器时代，泰山周围就产生了“大汶口文化”，继而又出现了“龙山文化”。这里又是孔孟之乡，稷下故里。所以古人视泰山为中心，为五岳之首，为天下大宗。日出东方，泰山濒临东海，又被古人看作是天神居住和万物初始的地方，它也就罩上了神圣的光环。一些远古神话也围绕泰山而传。精卫填海是先填平了泰山四周的海水，使泰山露出了水面，然后再去填东海。女娲造人也是在泰山附近。她用黄泥捏了许多泥人，放在地上这些泥人便活了起来，依山傍水，繁衍生息。有了这样丰厚的背景，帝王们来泰山封禅就是理所当然了。

封禅耗财、耗物、耗时、耗力，帝王们又为什么要封禅呢？

帝王们封禅首先是要表功，将业绩汇报于天神，昭示于天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便急忙来泰山封禅，自“泰山阳至巅”，立下表功石碑。碑文是李斯书写的，字迹遒劲，文章华彩，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黎，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祇颂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皇帝躬听，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体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昆嗣……”

帝王封禅的另一个目的是表明君权神授，自己是天之子，代天用权，以震慑天下。帝王还在封禅时默默祈祷，祈求上天保佑自己万寿无疆、江山永固。

封禅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汉武帝刘彻封禅“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经千余里。”（《汉书·武帝本纪》）唐高宗李治封禅，率文武百官、扈从仪仗，又由武后率内外命妇，宫女奴婢，队伍连绵数百里。唐玄宗李隆基封禅，“取牧马数万匹，每色一队，相间望之如云锦。”（《唐六典》）宋真宗赵恒带着所谓“天书”去封禅，仅护佑“天书”的仪仗就有1600人，封禅大军更是千骑万乘，浩浩荡荡。

泰山封禅仪式如此宏大盛隆，封建官僚们便以能够参与为无尚荣光，不能入伍者则无比失落。汉武帝封禅，太史令司马谈不得从行，忧愧致病，临死前，他痛哭流涕对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但借封禅搞鬼作弊的官僚也不乏其人。据《酉阳杂俎》载，唐玄宗泰山封禅，三品以下官员晋升一级。张说为封禅使，借机将女婿郑镒提升了四级。唐玄宗大宴群臣时，见到郑镒的新官服便提出质问。张说、郑镒翁婿惶恐不知所对。一旁的黄幡绰笑讽说：“此乃泰山之力也。”自此泰山便成为岳父的别称了。定下丧权辱国“澶渊之盟”的宋真宗赵恒，为了解决内外交困的状况，想借泰山封禅来维持统治。可他担心自己无功少德，封禅会遭到反对，便与亲信大臣王钦若密谋，伪造所谓“天书”，作为去封禅的借口。又用重金买通宰相王旦，终于成行。张说、王钦若、王旦之流如在封禅时见到泰山上的“孤忠柏”，不知会作何感想。唐武则天称帝后，立幼子李旦为嗣。后来武则天又怀疑李旦谋反，派人调查审问。大臣安金藏力保太子，并对审问者说：“公不信我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说罢拔刀刺腹中，五脏并出，气绝而仆。由于安金藏剖腹相保，李旦得以不死。唐玄宗即位后封安金藏为“代国公”，并在泰山顶峰刻上“安金藏”三个大字。泰山天贶殿前有一独立古柏，人们称它为“孤忠柏”，传说安金藏的忠魂就附在古柏上。

封禅从表面看风风光光，热热闹闹，但却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徒劳民伤财。而泰山百姓受害尤甚，他们要修驰道、筑桥梁、刻石碑、建祠庙，供粮草，还要提供求仙用的童男童女，所以他们对封禅深恶痛绝。秦始皇三十六年，泰山前坠落一块大陨石，百姓便在陨石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字句，与秦始皇自吹自擂的泰山石碑相对抗。始皇知后震怒，派御史查办，却查无结果。始皇遂令把陨石附近的居民杀掉，把陨石烧毁。汉武帝封禅后曾留下这样一个传说：武帝为显示其威风，在封禅时装满二十大车铜钱，从泰山底一直施舍到泰山顶。待至山顶祭天时，武帝突见香案上缭绕的烟雾组成了两句诗，飘飘忽忽，“一人求神花万贯，人众如草废家园。”他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知道自己的挥霍激怒了泰山天神。

穿过封禅的表面，可以透视到帝王内在的病患。有业绩可以说，但要大肆自吹自擂，四处树碑立传，就走向了狂妄。事实也确实如此。秦始皇封禅后，便下令修建工程巨大的陵墓，宫殿，长城，把全国主要的劳力都征用了，大大超出国家的承受能力，民不聊生。所以他尸骨末寒百姓就揭竿而起。唐玄宗封禅后也忘乎所以，沉溺于酒色之中，重用杨国忠等奸臣，引起“安史之乱。”秦始皇、唐玄宗的自我吹嘘虽然令人生厌，但他们毕竟还立下过功绩，宋真宗丧权辱国也要泰山封禅，就不只是狂妄，更是滑稽可笑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统治者走入歌功颂德的怪圈，是很危险的。德、意、日法西斯也很能自吹自擂，最后同样走向狂妄，走向灭亡。在帝王们封禅时，随从的大臣作了不少歌功颂德的诗文，可这些诗文都进不了文学圣殿，高雅庄严的文学圣殿，是容不下阿谀奉迎的文字的。明代毕瑜有两句咏泰山的诗，倒是很可以回味的：“莫向高台寻旧迹，断碑残砾不胜愁。”

帝王号称一国之主，却跑到泰山去叩拜，祈求，表明他内心空虚、不自信，色厉内荏。这种不自信又传染给民众。帝王要依赖天神，又要民众依赖于他，形成皇权崇拜。长期的皇权崇拜泯灭着民众的个性，使他们缺乏自信，养成听天由命，因循守旧的性格，致使国家缺少创造力和革新精神。看一看吧，中国的牛拉木犁使用了几千年，秦砖汉瓦使用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延续，之所以渐渐落伍于世界，与这种情况是分不开的。

明末东林党领袖高攀龙学识深厚，骨头也很硬，当东林书院被魏忠贤阉党拆毁时，他写下悲愤激昂的诗句：“纵然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阉党派校骑去逮捕高攀龙，高攀龙在投水自尽前写下一封遗书，其中有这样几行字：“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高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高攀龙要报恩的皇上是怎样一个皇上呢？他是个只愿盖房子，不愿理国事的皇上，是重用大奸魏忠贤的皇上。由此可见皇权崇拜对中国民众毒害之深。就是到了现代，虽然建立了民国，蒋介石仍然大搞权力崇拜，个人迷信，成为“独夫”。民国之后，权力崇拜、个人迷信的毒雾仍若隐若现，危害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代著名诗人公刘在《永不碇泊永不拒载的西湖诗船》一文中也指出了这个问题：

“表面上看，中国早已天翻地覆，进入了人民共和时代。然而，有一宗要害东西未曾变，这就是，皇权主义的阴影徘徊不去。彭德怀元帅的负屈惨死，便是铁证之一。

逝者如斯乎？人们要问：彭德怀和岳飞、于谦们有何本质区别？！

因之，我们绝对有必要千百次地重温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发出的浩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想到这些，内心不免有些沉重，有些黯淡，有如飘过一朵乌云。但继续前行，与泰山有关的另几个人物却使我的心颜为之一开。这是几个被当时统治者视为异类的人物，但他们的行为，却使社会黑暗的死水激起几弯涟漪，几朵浪花。

战国时韩国有个侠客名叫聂政。他的父亲是铸剑名匠，因铸剑逾期末成而被韩王烈侯杀害。其妻发誓要让儿子为父报仇。聂政长大后血气方刚，英勇强悍。烈侯听说后又派人捉拿，欲斩草除根。聂政逃到泰山中，拜东岳真人为师，修道、习武、练琴。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聂政的武艺、琴艺与时俱进，但复仇的愿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磨。

七年以后，聂政认为时机成熟了，便下山来到都城。

韩王烈侯与众臣在宫中宴饮，忽闻宫外传来阵阵琴声，声音高亢，响遏行云。烈侯便问这是谁在弹琴？大臣严遂说近闻城中有东岳琴仙过访，自称伯牙世徒。烈侯一听很高兴，说何不令其入宫为寡人一奏。严遂出宫将琴师带了进来。众人只见这琴师乌发长须，仙风道骨。烈侯大悦，赐座赏金。琴师不拜不谢，立而拨弦，先奏伯牙《水仙操》，悠扬婉转，余音绕梁；继而奏《高山流水》，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弹至高潮，弦断琴裂，寒光闪闪的两把匕首猛地飞出，烈侯与侠累应声倒地。琴师高呼：“我乃铸剑者之子，暴君不死，奸宦不灭，天理不容！天理不容！”

聂政一介武士，却不畏皇权、暴君，以生命来昭示真理、正义。司马迁对这些侠肝义胆的义士是很敬佩的，在《史记》中专门为刺客列传，语中暗含褒扬赞誉。

泰山万仙楼一侧，耸立着一块方石，上刻“拜石”二字。这块刻石是赞颂书法家米芾的。米芾曾在无为当通判，他的上司是一个贪赃枉法的知州，姓麦，外号“面老鼠”。米芾生性耿直，为官廉洁，当然与“面老鼠”合不来。按当时官场规矩，每逢单日要去参拜知州，米芾便吩咐家僮秦礼，每逢单日把家中收藏的石头摆好，米芾穿好朝服向石头参拜，口中念念有词：“我宁可向干净无知的石头参拜，也不向你这个肮脏有知的面老鼠参拜。”后来秦礼结婚，米芾一贫如洗，无可奉送，于心不忍，便对秦礼说：“你跟随我多年，情同手足，但我实在无物相赠，内心愧疚。你可去面老鼠处告发我，说我宁可拜石也不拜他，这样你就会得到一笔赏钱，我也心安了。”秦礼一听跪下叩头：“老爷，这万万使不得，我就是不结婚也不能去告发老爷呀！”米芾只好给面老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己宁可拜石也不愿拜他，拜石时还口中叨咕：“宁拜无知石，不参面老鼠；大堂是魔窟，吸髓搞贪污！”面老鼠见信大怒，将米芾革职。米芾回老家时对秦礼说：“我走后，屋里的东西都归你，多少也能卖些钱供结婚用。”秦礼感动得跪在地上痛哭流涕。

知道了米芾的这段传说，你会想到，他的字潇洒不拘不是偶然的。

在泰山脚下有座“大众桥”，桥东头有一座花岗岩砌成的陵墓，墓壁上镌刻着郭沬若手书的七个金色大字：“冯玉祥先生之墓。”冯玉祥的骨灰在墓壁中央的洞穴内，外嵌他的侧面铜浮雕头像。头像下又嵌黑色磨光花岗石方碣，上刻冯玉祥写于1940年5月的隶书自题诗《我》：“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爱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这首诗朴实无华，气势雄沉，与冯将军的性格相仿佛。

冯玉祥将军一生与泰山有着不解之缘。1911年冯玉祥响应武昌起义，组织辛亥革命军在滦州起义，因势单力孤兵败。以后冯玉祥捐资在泰山上修建“辛亥滦州革命烈士祠”，纪念在起义中牺牲的烈士，并在祠内墙上题字“救民安有息肩日，革命方为绝顶人。”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将军反对当时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于1932年隐居泰山，并在洗心亭留下石刻：“你忘了没有，东三省被日本侵占了去，有骨头的人应当去拼命夺回来。”又将东北三省的面积和人口也刻在石上。同年10月冯玉祥赴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与日寇浴血奋战。1933年8月他又重返泰山直至1935年。以后冯将军又两次在泰山居住。在泰山上他积极联络抗日力量，营救进步人士，并潜心治学，追求真理。

冯玉祥像他的诗中所写一样，一生不贪慕权力，不畏惧权势。他参加辛亥革命，将清朝末代皇帝驱逐出皇宫。他参加北伐，为打倒割据军阀，统一中国而奋斗。他坚持抗日，反对分裂，同国民党内部的亲日分子、阴谋分子坚决斗争。他还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是一个民主斗士，最后被国民党特务所杀害。

有两则轶闻，反映了冯玉祥的性格。1927年，因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不守会议时间，开会经常迟到，冯玉祥一怒之下，编成一副对联讽刺他：“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抗战时期，冯玉祥居住在重庆市郊的歌乐山，当时的高级军政长官多居于此，普通老百姓不敢担任保长，冯玉祥遂自荐当了保长。他热心服务，颇得居民好评。有一天，某部队一连士兵进驻该地，连长来找保长办官差，借用民房及桌椅用具，因不满意而横加指责。冯玉祥身穿蓝粗布裤褂，头上缠一块白布，这是四川农民的标准装束，他见连长发火，便弯腰深深一鞠躬，道：“大人辛苦了！这个地方住了许多当官的，差事实在不好办，临时驻防，将就一点就是了。”连长一听，大怒道：“要你来教训我！你这个保长架子可不小！”冯玉祥微笑回答：“不敢，我从前也当过兵，从来不愿打扰老百姓。”连长问：“你还干过什么？”冯玉祥答：“排长、连长也干过，营长、团长也干过。”那位连长起立，略显客气说：“你还干过什么？”冯玉祥不慌不忙，仍然微笑说：“师长、军长也干过，还干过几天总司令。”连长细看这个大块头，突然如梦初醒，双脚一并：“你是冯副委员长？部下该死，请副委员长处分！”冯玉祥再一鞠躬：“大人请坐！在军委会我是副委员长，在这里我是保长，理应侍候大人。”几句话说得这位连长诚惶诚恐无地自容，匆匆退出。

依冯玉祥的性格，他对帝王泰山封禅，一定也是嗤之以鼻，深恶痛绝的。

泰山五贤祠里有一副对联，可以为帝王封禅作结，也可为聂政、米芾、冯玉祥等人物作结，“七十二代封禅帝王，秦欤汉欤，遍看绿水青山，何处是列朝疆土；五百年挺生名士，先之后之，各有文章道德，常留得岱麓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