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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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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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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母亲

题记:2022年4月26日,我深爱的母亲溘然离世,终年90岁,留给我巨大的哀伤和不尽的思念!这是我多年前写的两篇有关母亲的散文,再次翻看哀痛不已,再次推送以表达绵绵哀思……

  记忆中的母亲

徐秉君

世上最深的爱莫过于母爱。母亲的乳汁最甘甜,母亲的怀抱最温暖,母亲的目光最慈祥,母亲的话语最动听,母亲的关怀最亲切,母亲的牵挂最久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也大都在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中长大。可是一旦他们走出家门,便像出了窝的鸟,只顾在外面的世界奋飞,却很少再有时间光顾故里,即使偶尔回趟家,也是来去匆匆,很少顾及母亲的感受。许多人成年累月的在外面忙这忙那,忙到头来才发现自己在无休止的奔忙中,不知不觉失去了一些最珍贵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母亲的珍爱。

报刊上经常刊登一些回忆的父母亲的文章,情到深处无不充满着无可挽回的遗憾和久久的追悔。这无疑也是在告诉那些父母尚在的人们,为何不在父母健在的时,把对父母的情感与关爱向他们表达出来,让父母确实能够真实地感受到儿女对他们的一片真情?即使儿女不能把自己感受的父爱和母爱完整地表达出来,但只要你尽力去做了,便会使父母感到欣慰的。这样也不至于由于能做而没有去做,等到没有机会表达时再去遗憾和后悔。

基于这一点,我想写一写母亲。可是一提起笔来,却不知从何写起,提起的笔又不得不放下。这也许是许多人留下遗憾的一个重要原因。原先我曾有过想写写父亲的念头,也感到无从下笔,于是便给自己找了一些暂缓的理由,总感到以后会有时间写的。直到父亲突发心脏病溘然去世,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并造成了永久的遗憾。我想,在难起笔也不能再有这样的遗憾了!

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往往也是最难写的,因为越是熟悉的越是趋于平淡,而人们的写作目的确总是在追求崇高,由平淡而至崇高,这也许正是难写的根本所在。于是,我想如果能够换一种心态,由崇高而至平淡,或许能达到一种新的境界。

像世上所有的母亲一样,母亲由于母爱而崇高。其实,她原本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平常人。

母亲的童年很苦,十几岁时她便失去了母亲,这样一来,一家人日常生活的重担便压在了她弱小的肩上。那时正值解放战争后期,全国上下打老蒋,胶东地区则是打国民党军赵保元。母亲便积极参加妇救会,成为妇救会中年龄最小的成员之一,它和全村的妇女一起奋勇支前,直到取得家乡的胜利解放。正是这种艰苦的磨练,锤炼了母亲坚强乐观的性格、正直宽容的心胸、顽强果敢的毅力、善良朴实的情怀。这一切不仅使她成为生活的强者,而且对我们兄妹的成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对母亲的最早的记忆是在3岁时发生的一次意外。那一年春天,我随母亲回胶东老家探亲,也许是第一次来到乡村,一切感到新鲜,便和乡下的孩子们尽情地撒欢。没想到乐极生悲,一不留神摔了个大跟头,在眉眶上磕了一个大口子,血流满面。虽然母亲很快给我包扎好伤口,可我由于受到惊吓一直哭个不停。这时,母亲拿了一个鸡蛋和一面圆形的小镜子,并对我说她要把鸡蛋在镜子上立起来,要是鸡蛋立起来了,伤口就不疼了,那我就不能再哭了。起初我仍在哭,可是当母亲真的把鸡蛋立起来的时候,我竟止住了哭。此刻,我的注意力全都转到了鸡蛋上,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想把鸡蛋立起来,可我怎么也立不起来,越是立不起来却偏要立,经过反复努力,最后终于在母亲的鼓励下把那个鸡蛋立了起来。母亲舒心地笑了,接着对我说:“你看,鸡蛋是圆的都能立起来,你怎么还能趴着哭呢?要记住,你是小男子汉,什么时候都不能趴下,不管有多难都要能立起来!”童年的许多事都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岁月里消失了,但唯有这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印象最深的是动乱年代的母亲。那一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父亲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和许多老干部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父亲担心家人受到影响,便把母亲和我们兄妹送回山东莱阳老家。母亲先是租了两间石垒草房,用半天时间把房子清扫了一下,便把我和弟弟妹妹安顿下来。这房子好多年都没人住了,四周的墙壁黑黑的,窗棱上的窗纸破了好多窟窿,虽然母亲费了半天劲才把房子收拾成这个样子,可给我的印象依然是阴森夹杂着恐怖。我怯生生地问母亲:“妈,这就是我们的家?”“对,这就是我们的家。别看它现在有些破旧,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把它变成咱们漂亮的新家!”母亲的那种特有的自信与坚定,一下子驱散了环境的突变给我带来的不安和恐惧。

由于极左盛行,农村的生活更是异常艰苦。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仅合3角钱,最好的年头也超不过5角钱。当时,我们一家五口人全年的口粮是,100斤玉米,100斤小麦,500斤地瓜干,那种艰难是可想而知的。那时,一日三餐几乎全是地瓜干,一个玉米面饼子,母亲掰成四半分给我们兄妹四人,她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我那时特别盼望生病,因为只有在生病时母亲才能给我们煎个鸡蛋吃,那种感觉不亚于过年。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母亲便同壮劳力一样出工。像深翻地、推独轮车、修水渠等许多平时只有男劳力干的一些重体力活,母亲也去干。虽然同工,但不同酬。因为生产队规定男劳力的最高工分是10分,妇女的最高工分则是8分。母亲对此很不服气,经常在劳动中和那些棒小伙子一比高低,无论是挑担、打夯,还是推车、犁地,甚至于掰腕子,都使那些敢与她比试的小伙子不得不点头认输。

那时,农村也是大锅饭,出工不出力的现象相当严重。有的年头明明是好年景,可是由于队里缺乏有效的组织,再加上生产没有与个人利益挂钩而导致的怠工现象,致使几乎到手的收成不能及时地收上来,有时甚至将好好的庄稼烂在地里,造成丰产不丰收,来年还要吃返销粮。做过妇女工作的母亲生性要强,她不能眼看着社员一年血汗遭受人为的损失,便向生产队长提出在农忙季节实行包工,谁干的多谁的报酬就多。那年头正在批判“三自一包”,谁敢公开包干?队长打心眼里赞同,可又担心惹出麻烦。母亲便建议实行“暗包”,生产队像平常一样组织出工,所不同的是在派工时规定任务量,并承诺兑现相应的工分。突破一日10分制,上不封顶,如果谁能在一天内完成两天的定额,即可兑现记20分,超额的越多得的工分就越多,但对外实行保密。母亲最终说服了生产队长实行“暗包”。没成想一呼百应,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人人都干劲倍增,一天能完成往常几天的劳动量。在秋收最紧的那段时日,母亲一天能挣60分到80分,是队里屈指可数的几位生产快手之一。这一年,由于秋收及时,队里获得了好收成,社员也获得了好收入,母亲也由此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可是其他的生产队,仍是泡在大锅饭里,有好些庄稼还没等收上来,便被早到的秋雨打烂在地里了。

过年是母亲最忙的时候。乡下有个习惯,时逢过年总要添件新衣服。母亲回乡前曾在城里的服装厂做裁剪工作,有一手做衣服的好活,回乡时还带了一台缝纫机。那时,在乡下用缝纫机做活还是件新鲜事,许多乡亲求母亲做衣服,就是想看看机器是怎样做针线活的。临近年关,辛劳了一年的乡亲,便一家一户地拿来各种布料,请母亲帮忙做过年的衣裳,母亲再忙再累也不推辞,也从不收取手工费。遇到好年景,做衣服的自然就多。有一年,母亲忙的连年夜饭都顾不上做,为的是让乡亲能在大年初一穿上新衣裳。当时,别提我对那些让母亲受累的人有多恨了,一见有人来求母亲,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满脸的不高兴。事后母亲总是对我说:“别人有难处的时候咱一定要帮助人家,你帮了谁,谁就忘不了你,等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来帮你。”可那时我根本就不理解也听不进去。

母亲非常能干,也很会持家,最鲜明的个性就是特别坚强,在我的眼里似乎就没有能够难住母亲的事儿。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眼是懒汉,手是好汉。”她还常对我说:“不要被眼前一时的难事难住,越是难事你越是要办,等你把最难做事的都能做好,也就没有什么难事了。”“遇到天大的事也不能低头,更不能趴下,只有挺直腰杆儿才能迈过难坎儿。”正是因为有了母亲的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激励,和在她身体力行的辛勤操劳下,使得我们一家度过了回乡初期最艰难的一段岁月。

回乡的第三个年头,家里的日子好过多了,母亲便把租下的两间房,外加房东的另一间石垒草房全部买下,接着就进行翻修。那年头翻修房子可不易,那几乎是倾其所有的支出。村里的那些能工巧匠得知我家翻修房子的消息后,便主动找上门来帮忙,而且不要任何报酬。那些出不上力的乡亲,便给母亲送来一些鸡蛋、蔬菜和土特产,以表心意。由于母亲平时乐于助人且人缘好,所以来帮忙的人特别多,仅用了几天的工夫就把旧房子翻修一新,另外,还砌上了整齐的院墙。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而这一切是多么的不易啊!除了必须的投入外,更多的是得易于众人的帮助。当全家搬进焕然一新的新家时,那种兴奋的感觉不亚于住进了宫殿。事后,那些没能帮上忙的乡亲,一直抱怨母亲没有给他们一个回报的机会。这时,我才深深懂得无私地帮助他人,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也才深切地体会到母亲常对我讲的:“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母亲明事理而且有主见,谁要是遇到难题,总是来找母亲拿主意。无论是生产队上的事,还是兄弟分家、婆媳矛盾、姑嫂怄气、小孩看病、妯娌打架等,只要找到母亲她就有求必应。母亲还擅长言辞,以理服人。大到国法,小到家法,以及村俗乡规都讲的头头是道,往往是求者带愁而来,消愁而去。能为乡亲们及时化解生活中的难题,也是母亲最欣慰的事。

母亲为人和善,更具有正义感。只要她认准的理儿,不管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有多大,她都敢于坚持。七十年代初,由于落实了党的政策,我们全家又回到城里。这一时期,有许多在文革初期被遣送回乡的老干部也陆续上访,要求给予落实政策。可当时极左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并不是所有上访者的政策都能给予落实,有的非但不给落实,反而还加倍责难。其中有一位姓陈的伯伯,上访时就遇到了当权者的非难。母亲对陈伯伯的为人很了解,当初他被揪斗并遣送回乡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他身为食堂管理员坚持原则,办事认真,不为那些谋私利的人开绿灯,因而得罪了一些人,所以当运动一来,那些人便公报私仇,非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母亲得知陈伯伯来上访后,便将他安排在家里吃饭,并尽可能为他上访提供方便。好心的邻居私下劝母亲道:“你家受了多少苦才返城啊!可别不分界限为人家上访的事再受牵连。”陈伯伯也怕连累我们家执意不肯接受帮助,母亲宽慰道:“不用担心,大不了我们再回乡下,只要行得正,到哪儿都一样活着,我就不信天下没有讲理的地方。”随后,母亲尽全力帮助陈伯伯上访,直到组织上为他落实了政策。对此,陈伯伯一家非常感激母亲,这种患难之交使两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母亲天资聪慧,且悟性特别好。由于家境不好,她没能上学。虽然上过几天扫盲班,可也识不了几个字,但她有一种从不服输和不服气的韧劲,她想学什么就没有学不会的,想干什么就没有干不成的。

返城后,母亲失去了工作,一家6口人的生计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过活,另外还要定期给年迈的爷爷和奶奶寄生活费,生活的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贴补家用,母亲便去做临时工。无论是什么脏活、累活,只要能有收入她就去做。母亲生性乐观,能够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从不气馁和低头。她能把所有的忧愁都深藏在自己的心底,带给我们的却都是欢乐。每当遇到难事,母亲总是说:“只要努力去做,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母亲勤奋好学做事认真,凡事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好,并力求完美。一次她在建筑工地找到一份小工的工作,可她并不满足,她从最基础的事做起,并善于观察琢磨,遇到不明白的问题,便向老师傅请教,接着便学着垒砖砌墙,不放弃任何现场实践的机会。有的人见母亲干这么重的活便说:“哪有女人学泥瓦匠的?这哪是女人干的活儿啊!”母亲却说:“女人什么活不能干,只要想干就一定能干!更何况艺不压人。”一个工程下来,她硬是学到一手过硬的瓦匠活。凭着这门手艺,母亲又帮助一家职工食堂改造了炉灶,既提高了燃烧效率,又节约了煤炭。不久,母亲又在这家职工食堂学到了一手漂亮的烹调手艺。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正是由于母亲的聪慧、乐观与顽强,才使我们全家闯过了生活中的一个个难关。

生活虽然艰辛,但母亲能够透过艰辛挖掘出生活中美好的那一部分。如一日三餐的粗茶淡饭,经母亲之手就会魔术般地花样翻新;我们兄妹衣服上的破洞,经母亲的精巧缝补,竟能使它变成活泼乖巧的动物和充满灵性的鲜花;洁白的窗纸上时常被母亲剪的窗花点缀着;母亲在房前房后养花、种菜、植果树、栽葡萄等,一方面是家庭生活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使我们兄妹从小就能体验感受到生活中那种自然的美、和谐的美。母亲虽然没有学过美学,但她热爱生活的美,并创造生活的美,同时也在不断地实践着美。而这一切教会我如何面对生活,如何正视生活,如何创造生活。

我仅在母亲身边生活了十五年,可这十五年为我的整个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母亲的善良使我懂得了关爱;母亲的坚强使我学会了生活;母亲的正直教会我主张正义;母亲的乐观使我能够坦然地面对任何困难;母亲的坚韧激励我敢于创造生活。从母亲的身上我学到的更多的是,热爱生活,创造生活。生活,由于倾注了热爱而变的更有意义,更是由于赋予了创造才使它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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