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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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秉君

（1）

成为一名空军战士，自然是心系蓝天，于是我便开始了云上的日子……

经过三个月的基础训练，我们这些新兵顺利完成了由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师直修理厂，该厂隶属于师直机关，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单位。在分配之前，师教导队廖兴华队长专门找我谈过一次话，他对我在教导队的表现给予肯定，同时告诉我，考虑到我是从工厂来的，有专业技术，为了发挥我的特长，便将我分配到师修理厂。我嘴上说服从命令，可心里却很不痛快。因为我最希望的是能够亲手维护战鹰，如果到修理厂就意味着我还是要干老本行。心想，早知道还干老本行，何苦费那么大的劲儿来当兵？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廖队长担心我荒废了技术，所以才特意把我作为有技术专长的学员保留在修理厂，因为他考虑将来士兵复员时有技术专长的往往容易安排工作。而我当时对他的这片苦心非但不领情，反而还在心里一个劲地抱怨，也全然不知道机务中队在外场工作是何等的辛苦。

师修理厂的工作条件相对于外场来说，的确是很优越。如，按8小时工作制上下班，工作场所都在飞机库周围，且冬有暖气，夏有电扇，外场的工作环境是无法与之相比的。由于生活比较规律，再加上当时每周都要安排大量的时间用于政治学习。可是，那种学习是那样的单调和枯燥，可谁也不敢不学，因为那可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由于我在老家读书时，有几年没有语文课本，所以语文课就是学毛主席语录和毛选，因此早就把毛主席语录背过来了，毛选中的“老三篇”更是背得滚瓜烂熟。可是，部队的政治学习除了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外，大部分时间就是读报。这种重复性的学习使人感到厌烦，大家都宁愿到车间干活，但政治学习是雷打不动的，每周必须完成2－3个学习日。

为了能学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我便把学习的注意力转向了文学。于是，每次政治学习时，我便找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一些文学作品。当时也没有多少好书可读，厂俱乐部能找到的大都是《金光大道》、《沸腾的群山》、《新来的小石柱》等当时的主流小说，还有八部革命样板戏的剧本，再就是《解放军文艺》。尽管如此，但也总比没有书看好吧。就这样，我开始了最初的阅读。

起初，我躲在学习室的角落里也没引起别人的注意。可是，时间一长还是被了分队长发现了。好在分队长比较宽容，没有把这件事捅到上面去，他便在分队讲评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我说：“有的同志还是一个新兵，不好好学习政治，还利用政治学习的时间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的轻一点是个认识问题，说的重一点就是一个态度问题。我希望这位新同志和大家都要注意，那就是在政治学习的时候不允许看任何与政治学习无关的书。”

对于分队长的宽厚处理，我并没有领情。心想，反正新兵又不是我一个，不点我的名就不一定是我。不过，还是收敛了些，因为我还要求进步呢。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毛泽东选集》的红塑料皮摘下来套在小说上，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捧着“红宝书”读了。这一招还真管用，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认为我是在苦读“毛著”，因此还经常因为“专心”而受到表扬。

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我又故伎重演，被分队长抓了个正着。因为是小组会人比较少，这次他严厉地批评了我。可我却不服气，递给他一本《毛主席语录》，让他随便翻开哪一页，我便一字不差地给他背下来。那时，我还能一口气背下《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战友们听罢竟兴奋地为我鼓起了掌。这时，分队长的口气便缓和了下来：“光会背了还不行，关键是还得会用才行。”我接着他的话说：“我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检验那些小说是不是‘大毒草’，这本身就是在应用。”分队长文化程度不高，听我这么一说好像也在理，但又感到与政治学习的氛围不太合拍，可又没法反驳我，便说了句：“那也只能限定在你们小组里。”打那以后，分队长便不再在这个问题上与我叫真儿了。

（2）

不久，师部特招了一批文体骨干，为了便于管理便把他们都集中安排在师直修理厂。这批文体骨干有的是军宣传队下来的，有的是师篮球队和宣传队的，还有一些是特招入伍的，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从全师各部队集中调过来的文体骨干。他们中间有许多都是专业演员和专业篮球队员。这些人的到来，无疑给修理厂带来了新的活力。这样一来，我们的文化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多彩了。那段时间，几乎是月月有晚会，周周有比赛，天天有歌声，好不热闹。当时，无论篮球队是还是宣传队都非常有实力。我们厂篮球队能以师篮球队的名义，打遍了吉林市的大型企业的篮球队，几乎没有遇到很强的对手，有时甚至还能和省市的专业篮球队一决高低。宣传队就更不用说了，稍事准备就可以组织一场大型晚会，只要拉出去参加文艺汇演，就准能获奖。后来。我也被吸收到宣传队，参加一些合唱、诗朗诵、三句半等节目的演出，从而使我对军营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时，我结识了从汽车修理连新调过来的长晓晨。由于他个子高，而且篮球打得好，所以也被调到我们的篮球队，以便于代表师篮球队参加军内外的联赛。但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他出众的球艺技术，而在于他具有与众不同的学识。他善于独立思考，总有一些新的见第，重要的是他非常喜欢读书，而且还能写一手好诗，无论是格律诗还是新诗都很有功力。

我们最初的交往就是从谈诗开始的。那时我非常喜欢诗，可是总感到白话诗就像是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而对那些有韵味的古诗和格律诗却看不懂。见他懂诗，我便经常向他请教，他便不厌其烦的给我讲解。于是，我们成了知心朋友。也许他觉得我的语文基础太差了，便给我找来一本60年代的高中语文课本，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古典文学，它使我看到了另一片天地。这本书，使我领略到《诗经》、《离骚》、《孔雀东南飞》的无穷魅力，慨叹自己是如此地苍白。于是，便一头扎进了古典文学中去了。当然，那些书自然是长晓晨给我选来的。

我一直纳闷儿，他是从哪儿弄到那些书的。一次，忍不住问起他来，他沉思了一会儿，便向我谈起了他的家事。原来，他父亲是十六军政治部的宣传处长，政治运动中被靠边站了，他的母亲由于忍受不了这种打击和情感上的折磨而寻了短见。于是，好端端的一个家就这样支离破碎了。在失去母亲的一段日子里，他也没有学可上，便整天待在父亲的书房里。那段痛楚的日子，书便成了他的唯一伙伴。而他正是通过这些阅读才度过了难关，并使自己从痛苦中站了起来。

其实，他的父亲原本也没多大问题，只不过参加革命前家庭的成份比较高，为了与家庭划清界限，早在参加革命时他便把张姓一分为二，取后面的一半改姓为长，以表示与家庭彻底决裂。后来反复审查也没有其他问题，不久便又恢复了工作。可是，这时家已经不成其为家了。后来，他的哥哥、姐姐都分别上山下乡和参加工作，父亲便把16岁的他送到了部队。

在与他的交谈中，我感受到了在他这个年龄不该有一种沉重。于是，他把自己写的厚厚的一本诗集拿给我看，当时虽然我还不能完全读懂，却也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傲气，但也能隐约感受到一种失落和哀怨。

许多年以后，当我读到钱钟书先生的《诗可以怨》时，好像才真正明白，真正的好诗往往就是出自于人生的磨难之中的。如屈原的《离骚》、《天问》，乐府民歌中的《孔雀东南飞》，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三吏”、“三别”，陆游的《书愤》、《钗头凤》，等等。由此看来，正像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那样，“诗”原来是可以“怨”的。

正是由于交上了这位朋友，才使我的最初阅读走上正轨。

(3)

有一年夏天，一位机械师的爱人来部队探亲，由于部队临时来队家属的住房都已住满了，便把机库厂部办公室旁边的一间仓库腾出来给他们住。他们两口子都是南京航空学院的大学生，毕业时男方被特招入伍当了一名普通的机械师，女方则留校任教。由于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喜欢读书。那时，我已经被调到厂部当文书，经常看到他们两口子在树荫下各看各的书。我有时在打开水时，也顺便给他们捎上一壶，一来二去也就熟了。

一天，我又给他们送水，看到机械师的爱人正在看一套大部头的书，便问她在看什么书？她讲是《悲惨世界》，并告诉我说那可是一套世界名著，她是在探亲前通过图书馆的熟人才把这套书借出来，为了带上这套书来探亲，竟不得不舍弃一大堆原本要带给大家品尝的南方小吃。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做派，书往往是第一位重要的。我一看这套书一共有4本，借上一本也不会影响他们阅读，便试探着问，能不能借一本给我看看？没想到机械师的爱人非常爽快，只是叮嘱我千万别弄丢了，我向她保证一定会完好无损。于是，我第一次领略到了雨果大师的作品，它使我看到了与东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因而把我的眼界又引向了另一片天空。

当时，能看到的书很有限，只要是能见到没看过的书都要借来看看。一次，遇到同年入伍的江苏睢宁张文祥战友，得知他有《唐诗三百首》便借来看，没想到这套唐诗经典又把我带到了一片诗歌的新天地。后来因为工作多次变动，而且都是走的很急，竟忘记把书还给他。多年后在整理图书时才发现自己忘记还书这件事，竟有一种夺人所爱的愧疚感，对文祥战友深表歉意！要知道当年能买到这样的书是多么不易啊！

日前，我们在微信里又聊起了这件事。我非常感谢与他相处的那段时光，也非常感谢他借给我的《唐诗三百首》，没想到它竟成为我们友谊的见证，也成了一份珍贵的珍藏。文祥战友回复说：友谊的见证，永久的纪念，终生的知音。

后来，厂里新调来一位政治教导员，名叫赵常兴，他非常重视抓学习，尤其是对我们几个爱读书的人尽可能提供方便条件。由于部队实施的是正规化管理，一日生活都是严格按条令来规范。例如，晚上9点钟必须按时熄灯就寝，即便是睡不着也得上床。可小伙子们正是火力旺盛的时候，谁能睡得着啊？于是，我便经常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可后来，被教导员查铺时发现了。我原以为他一定会批评我，因此也在思想上做好了挨批的准备。心想，不管怎么批我都接受，只要不影响到我看书就行。

第二天，赵教导员把我们几个平时爱看书的几个人召集到一起开会，我想第一个要检讨的恐怕就得是我。他似乎也从大家的神态上看出了那种极力掩盖的紧张和不安，便笑着对大家说：“今天可不是批评大家，而是要对大家的这种热爱学习精神给予表扬！但是，你们猫在被窝里看书也不是个办法，这样会把眼睛搞坏的。”我环视大家都会心地笑了，原来猫被窝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啊！赵教导员见大家轻松了起来便接着说：“我和厂长商量了一下，厂里成立一个学习小组，请你们这些同志参加，主要是帮助厂里搞学习辅导和宣传教育。平时正常工作，晚上熄灯后给你们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地点是饭堂。但是，前提示绝对不能影响其他人休息，10点钟必须熄灯。”大家顿时三呼“万岁！”那种兴奋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后来，我还以学习小组的名义，到师部军人俱乐部，借了许多当时还没开禁的一些并被认为是“大毒草”的书，理由是学习小组要研究批判。好在这个理由比较过硬，因为谁也不敢阻拦对“大毒草”的批判。于是，我便有机会阅读了《莫泊桑短篇小说》、《羊脂球》、《一生》、《复活》、《三个火枪手》、《巴黎圣母院》、《红与黑》、《茶花女》、《罗密欧与朱丽叶》、《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等一批世界名著。

2004年，已经退休多年的老教导员来沈阳探亲，我们几个受过他特殊关照的老部下相约与老领导见面，席间我们不禁又谈起了他为大家创造学习条件的事，老教导员叹了口气说：“那个年代实在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我只能为大家提供一点方便，不过我没想到的是能对你们起这么大的作用，早知道的话还应该多给你们一些时间。”

多亏了赵教导员在那个特殊年代，破例给大家提供了每天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使我能够利用这些的宝贵时间，完成了我的最初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