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小芬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却让西锐又想起他们家当初为什么会被突然被安排到乡下去?这个问题,始终一直在西锐脑海中,足足纠结有几十年。直到他父亲去世以后,他在陈达天遗留下的一堆过去的反省材料里,才慢慢找到了答案。
在西锐他父亲曾经在世的时候,他就曾断断续续地听到他父亲讲过有关他过去曾同几个同学一起去日本的那一段经历。
今天,西锐为了能彻底查实他父亲的这段历史的真实经历,他早早地特意到他们家书房里去找他父亲在去世时,留下的那些文字遗物中去寻找他父亲在过去的各个运动中所写下来的向组织反映和交代他的个人历史问题的汇报底稿。
西锐在书房里,在经过一番仔细的翻阅后,他在一包用过去方格子手帕抱住的发黄的毛皮纸。在能有二十几页发黄发黑的纸页中,他找到一篇单独稿件,是个只有两页一份的单独发黄纸上,这里是这样记录着他们去日本的经过:
1942年底,正当全民族抗日战争在持续发展壮大的时候,这一年,陈达天的大学就要毕业。秋天,就在陈达天毕业刚刚结束了。
在他们同学当中,有几个同学受到他们日本导师小山大岛的邀请下,他们决定毕业后要一同去日本学习并准备到那里去走一走。然而,一切并没有向他们所期望的那样,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噩梦。
当时,他们一起出行去日本学习的总共有十几个同学。在那时,日军正在全球开始发动大规模入侵,扩张。而在日本国内也是正处于一片内部的混乱中,加上美日中途岛海战日本失利,大大地逆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风向。
这样,在他们这些去东京早稻田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短期留学中,那些在去日本去之前并未被父亲看好的他的同学,在他们一到了日本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令他父亲都没想到的突然变化。
他父亲讲:从他们乘上日本客轮船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早已经进入日本人的一个特务机构给他们设定的笼子里。
那时,父亲并不知道在他们这些同学中。每一个人究竟都在做什么?为谁而做事?情况怎么样?是谁都互相保密的。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暴露你的真实身份。那天,他们一上船有的同学被美女给盯上了,开始他们潇洒地在船上的酒吧,咖啡厅里游荡,喝酒,等到第二天下船时,这些同学就莫名其妙地连人都没有了。
等后来,父亲他们到了日本以后,就有人要找他让去他们加入一个日本人的特工组织,再让他们重新回到国内的东北,潜伏下来替他们日本人收集国共两党的资料材为他们效力,工作。
然而,他父亲在学校时就已经是我党在他们师范的地下党了。这样,他父亲在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开始以双重身份特工潜入下来。而他的这一段历史是只有少数人才知道的。为此,他父亲在历次国内的政治运动中,都要为此事情说不清楚而备受蒙冤的。
记录中显示:
1943年8月的一天,清晨,在安东(今日丹东)车站,一列小型内燃机火车头,正牵着简易车厢进入车站的时候,全副武装的关东军正在火车站前在站岗。
这时,从北朝鲜发来的火车慢慢进站。
车厢里,陈达天一行七个人,正有说有笑地站在车厢门口在等待着下车。
这时,火车停稳了,等车厢的门一开时,站台上就突然出现有几不明身份的人,他们冲上来,就是一齐对他们一起回国的同学,在不容分说的情况下,几个人就一齐把这些学生用绳子一捆绑,连人一起给带走了。
西锐马上问道:“你没被带走吗?”
陈达天点点头,说道:“我是被我们组织给带去重新审查一周后,没事儿才放了。”
西锐:“被抓的那些都是什么人?”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哪的人没有。”陈达天摇摇头,说:“那个时候,你说是日本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说不准。反正是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啊!”西锐有点糊涂地:“这么说,他们以后就连人都没有了?”
“是啊!那些被抓的同学,从此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没有见到他们了。”
“人,就这么没有了?”
“没有了。”
西锐问:“抓他们的人都是干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陈达天摇摇头,曼声慢语:“等到后来,我只在几年一次同学聚会时,才见到一个我们一起去日本的同学。我原以为他已经死了。”
“是谁?”
“我的一个同学。现在一想,我才明白为什么那些年,我心里总是绕不开一结?当年,我去日本时,是没有人知道的。怎么?我感觉我的问题,却在上级部门总是掌握得都非常清楚。我是没有什么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儿的。我发现上面什么都知道,这一点我是一直备受困惑的。因此,我是一直背上历史说不清的这个包袱的。现在一想,我的遭遇就是因为有了他的一直存在,才让我遭到那么多不该有的不公平的待遇。”陈达天叹息道:“这才让我们家有非要下乡到农村去的想法!”
西锐问:“那你说的这个同学,后来情况怎么了?”
“他和我一样,我们都是双重身份特工。”陈达天:“不过,他回国后,为了保护他,从此他人间蒸发了,他脱胎换骨地离开了我们教育这一行。他后来去黑龙江的一家兵器厂,在那里,他继续做我们的内线。等到五十年代,在解放初期的运动中,他被内部叛徒给出卖后,把他去帮助日本人做特工的事儿,全部给检举了。从此,他就是一个与人民为敌的特务了。在此期间,他被打诚招,就把我的事情也向组织进行了彻底的交代。”
西锐:“这么说。你的特务是………”
陈达天:“其实,我们都是背靠背地工作,谁都不知道谁怎么回事儿。因为,他也并不知道我们都是在为共产党工作啊!”
西锐:“那,你们现在呢?”
“呵呵!我们现在呵呵……”陈达天突然严肃地说:“为此,我的这位同学在历次运动中,他没少挨打,有一只眼睛被年轻人给打瞎了。”
西锐吃惊地:“啊!……”
少顷,西锐放下手中的两页纸,想了想,他看过那两页纸里内容以后,又重新把它叠好,收拾起来,送到书房里下面小柜子里,把它珍藏放好。他清楚,这是父亲留给他现在唯一的一件礼物了。过一会儿,等他重新回到电脑前,想一下他刚刚从两页纸里所记述父亲当年及后期的情况时,他忽然想起父亲当年第一次被扣留在学校写反省材料时,不让他回家的那个晚上。
一九六七年底,快要到六八年的新年前一天,其实,这是让他们全家人最为担忧的一年。新年前的下午,西锐像往常一样,从外面推门进屋时,发现二楼邻居冯大爷家的冯哥匆忙地从他们家里走出来,西锐大姐一脸严肃地紧随其后。西锐进屋,他发现家里正在包饺子。此时,小姐在看看他,小声地说:“哎!今晚爸爸不回来了?”
“为什么?”
“可能……”
这时,他们家门发出推门的响声,小姐不说话了。
大姐从门外走进来,一脸严肃地大声说:“你两人赶紧准备一下!我爸今晚不回来了。一会儿,你俩去学校给他送饭去?”
“送饭去?”西锐不自觉地重复这句话。
其实,在那个当时,单位不让你回家就等于宣布他父亲从此就要被专政的开始,这就意味我们家庭已经开始步入与人民为敌的对立面行列中。
晚上,西锐和小姐是第一次以探监的特殊身份,手里拎着兜子,一脸严肃地提着一个用厚厚的小棉被,把饭盒外面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饭盒,去看他们父亲去。
那时,学校院子里死气沉沉的连个行人走动都没有走动,这就让胆子很小的西锐不禁要联想起他们这座城市里曾经发生在学校里的几起人命案子的传说。现在,只要西锐一想起这些,就能让他感到浑身上下是不寒而栗的……
这时,他小姐从对面走慢慢过来,小姐告诉他说:“我和父亲通话了,他马上就下来。”
西锐从小姐的眼神里分明感觉父亲并没有想象的会什么大事。
少顷,学校门口,父亲穿着他那身黑色的人民装,腰板直溜溜地走了出来。
此时,西锐和小姐站在马路对面的花园边里,他们都在等着父亲的尽快到来。
远处,父亲从学校的门口走出来,径直朝他们走来。等父亲走到他们跟前,用手拍了拍西锐的脑袋,轻轻地说:“我没有什么事情,过两天我就能回家了。”
听父亲讲话是那么的轻松。说实话,在当时,西锐和小姐是谁都很难相信父亲的话到底是真是假的?然而,连他们都没有想到,西锐父亲在第三天真的回家了。
就在父亲回家的那天晚上,大姐又一次破天荒地在家里包饺子来欢迎父亲回家。不过,在西锐的记忆里,从他父亲有了第一次近似远行的一次短暂离别后,从那个时开始,在后来的几年间,他父亲是经常被学校叫去今天被办个上面的学习班去学习啦!明天被搞个隔离审查之类的事情都是他父亲的工作。那时,回家晚或者突然不准回家,留在学校写个反省材料都成了他父亲生活的常态了。否则,在那个当时,就不是他陈达天的个性了。
同时,在那几年间里,他父亲也为此受尽了不少人间的痛苦煎熬。
然而,严酷的政治斗争现实,已经让频于奔波的陈达天有太多的疲惫感了。当时,正赶上国家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要疏散人口,正在大力提倡政府机关学校要走“五七”道路。向贫下中农学习,到农村去,到广阔天地大有做为的地方去。
其实,在当时,高层的宏观意思是非常有意义的。却被下面一些在那场运动疯狂的支持者给利用了。在他们看来,这些正是他们个打压报复老同志的好机会。于是,老同志为了表现自己对组织忠诚,在没有与家人有过任何商量的情况下,他们就自行勇敢地去报了名参加。
结果,理所当然的被他们学校领导给选中,学校的领导还会以关心陈达天政治生命的名义,还特地将他父亲列入去辽西贫困地区去走‘五七’的行列中。
在那个当年,这些决策完全是他们学校有权被派往到农村走‘五七’的。在他们学校走‘五七’的几个教师中,还属西锐父亲的年龄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