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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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长篇挺累人，这是我写长篇的体会。当下的都市生活也是沉重的，工作、房子、教育、医疗、婚姻、家庭，哪样都不叫人轻松，运气不好，你就会一头钻入了生活为你设下的圈套里。
一对名叫黄炳仁和叶一枝的夫妻离婚后，叶一枝的户口长期滞留在黄炳仁的房子里，导致后者无论如何无法把自己的户口迁入，由此给他的生活造成了无穷无尽的困扰。万般纠结之下，这个男人“临时起意”出售房子。一对名叫王纲和刘清清的夫妻买受了他的房子，发现其“前妻的户口”隐匿其中。双方围绕“前妻的户口”展开了一系列交涉、冲突和对抗，多方面矛盾的无限扩大、累积、催化和扭曲，一个无关紧要的“前妻的户口”，使得王纲和刘清清“率先”走上了离婚的绝路。黄炳仁能独善其身否？答案是否定的，“离婚女人”刘清清在离婚之前已经一语成谶。表面上王纲意外地成为了黄炳仁的“朋友”，却也正是由于王纲对黄炳仁生活的深度介入，种种阴差阳错亦间接导致黄炳仁步其后尘迎来了第二次婚姻的解体。而就在一切似乎尘埃落定时，前妻的户口却波澜不惊地“轻易”迁走了，两对夫妻的离婚此时就显得荒诞不经，仿佛“时间差”与他们开了一场不经意间的玩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小说的年代背景我有意淡化，我以重大历史事件交代小说叙事的时间跨度。黄炳仁的前一次离婚是小说叙事的起点，他第二次“成功地”离了婚，小说就此嘎然而止，一切灰飞烟灭。我集中叙述的只有大约三年的时间，在短促的叙事时间内，我经常被自己暴风骤雨般的叙述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我不是有意如此，但事后我发现当时的自己处于某种癫狂状态，叙述没有节制，爆发式、狂欢式、压迫式的叙述比比皆是，写作的进程是一种身心的煎熬，却也是一种欲罢不能的享受，但一旦修改定稿，我也无意于去纠正语言狂欢之下的产成品，干脆任性到底。我再强调一下，我无意于把小说写成某种事先框定的风格，但喜欢爱伦坡侦探小说、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的读者，他们那种“非一口气读完不可”的阅读体验，估计同样会发生在《前妻的户口》的读者身上。如果非要说《前妻的户口》是一种啥样的风格，如果时间倒退三十年，我倒很愿意把它列入《钟山》推出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当然时间不会倒流。我很钦佩同龄人徐则臣写出了《耶路撒冷》、石一枫写出了《借命而生》这样的小说，他们的小说都是几十年的叙述跨度，有历史的底蕴和年代的积淀。同为七零后作家，我还虚长他们几岁，我得向他们好好学习。谦虚地向同时代的优秀作家学习，一向是我的风格。
不知不觉把小说写了这么长，回头一看，却也不尽然，写作过程时不时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经常被自己“警醒”，比如一些不合时宜的念头会经常蹦出来：写这么长发表得了吗？为什么不偷工减料一些，为什么不投机取巧一些，为什么要笨拙地正面强攻？你以为你是列夫.托尔斯泰啊……确实，我只不过是躲在东南沿海某个小地方的一名小公务员，一位没有名气的小说作者，根本不是啥人物。最后为什么又写成这个样子呢？只能说，小说写到一定份上，不是我在写小说，而是小说在写我，小说人物有了自己的思想和冲动，他们提醒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样的行动，乃至直接对我指手画脚，指挥着我把他们驱赶到、安置在他们愿意老实待着的“牢”里去。我就像后脑上被顶着一把枪，只能不管不顾地写下去，直至所有的小说人物找到他们满意的归宿。反正做不了海明威，我达不到他那样的简洁和洗练，我就“任性”地写下去，暂且只能把能不能发表的问题搁置一旁。
但好在小说还是发表了，众多小说人物一度肆虐我的写作进程，作为作者有时候难免陷入一种生不如死的窘境，但正是小说人物们自己的争取，他们终究成功地亮相在读者面前，接受读者的评判。由此我有理由向发表我小说的杂志表达我的感谢与感恩。没有编辑老师们独到的眼光和宽广的视野，我的小说人物再怎么瞎闹和折腾，也只能老实巴交地待在我的电脑里“窝里横”。
（注：郊庙长篇小说《前妻的户口》全文刊发在《钟山长篇小说》2018年A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