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一,教我语文课的就是陈老师。
陈老师叫陈天云,他是顶父亲的班来学校教课的。他父亲是个老民办教师,教了近30年学,教出肺结核,不能再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讲课了,就退回家里,让陈天云来接替他教。这事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现在顶班的事都不大听说了,可那些年流行,居然流行到民办教师老了都要由儿子顶班。
直到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才想到:教师这种职业可以“顶班”吗?可以前我从来没往这上面想过,没想过的原因很简单,我那时所上的龙泉联中,是几个村联办的中学,几个村里能识字的人加起来有限,而这有限的人中能走上中学讲台的,横数竖数也就那么几个。这所山凹凹里的中学,又引不来山外的金凤凰,几个民办教师,也就几十年如一日地面对着一茬又一茬的学生。山里人讲“一个萝卜一个坑”,老陈老师得了肺结核了,他这个坑就没人补。那个时候陈天云正在山外的十里堡公社高中读书,老陈老师写信让他回家,他就回来。老陈老师向他说起顶班的事,陈天云不干。陈天云那个时候年方十七,血气方刚,说不干就不干,扭头就走,又回山外的十里堡公社高中了。可就在他回高中后的第二天一大早,陈天云同宿舍的同学一开门,就发现了老陈老师,老陈老师正蹲在门外,冻得缩成一团,用棉袄捂着嘴,一个劲地咳嗽。陈天云的同学很惊奇,老陈老师来看过陈天云几次,陈天云的同学认识,同学就喊陈天云,陈天云出来,老陈老师拧着脖子看他,没说话,还在咳嗽,咳嗽得脖子上青筋突突地跳。陈天云吓了一跳,跺跺脚,喊:你干什么你。这时候一屋住的同学都听到声音,涌出来看。陈天云有些发臊,就忙拽着老陈老师,想到校门外的一片大树林里说话。但老陈老师不走,也不说话,就一个劲地拧着脖子看陈天云,还咳嗽着。同学们围在身边,看这爷俩奇怪的样子,都有些肃穆,没人笑,也没人冒冒失失插话。最后还是陈天云吃不住劲了,他放开老陈老师,喊一声:我回去还不行吗!转身就到屋里去,不再管他咳得厉害的老父亲。同学们正在不解,老陈老师居然笑出一脸折子,洋洋得意地回头就走,还努力咳出两个震天的声响。
陈天云悄悄地走了,他走的时候谁也没跟说。同学们只是在事后回忆,陈天云走的那一天,听课特别认真,那天下午有一个课时义务劳动,挑水浇学校里一块菜园子,陈天云一个人就来来回回挑了几十趟,有同学要接替他,他把住扁担,说什么也不让。
就是那天晚上,同学们都睡着了,陈天云悄悄打了背包,一个人悄悄走了。他是爬墙走的。陈天云身体比较单薄,平时很文弱的一个人,这也许是他第一次爬墙,以致第二天大家找不到他时,谁也没能想到他居然会爬墙。问了问,大门一夜紧闭,未曾开过,就着实惊慌,派了一个老师、两个同学去他家里看看,一到就看见正坐在家里炕头上流泪的陈天云,三个人又气又无奈,说他几句,就回校了。
现在陈天云真就成为陈老师了,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他都要每天拿了书、端了粉笔盒,去给学生们上课。
我上初中的时候,陈老师就已经执教三年多了,刚起初,我对他印象很差,因为陈老师教语文,他给我们布置的第一篇作文是《一件小事》,这个作文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做过,还被小学老师当做范文,让小伙伴们学习,所以见了这个作文题目后,与我一同考上初中的同学有几个就不约而同地凭记忆写出了我的那个范文。那范文是我得意之笔,我当然也不例外,交上后,很得意,静等陈老师的夸奖。没想到第二个星期上作文课,陈老师大发脾气,说有的同学居然抄作文,说着说着就点到我的名字。我很委屈,要说话,又不敢说,泪水就流下来。陈老师还不饶人,又说:淌眼泪就行了吗,早知道要淌眼泪,就不该抄人家的。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与我一同考上初中的小学同学小声说了一句:这个作文就是人家许家强写的嘛!陈老师耳尖,听到了,但好像没听清楚,把这个同学叫起来,说: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同学吓得说不出话来,陈老师又放小声,很和气地说:你说吧。同学这才把上面的话又说一遍。陈老师愣了愣,说:坐下吧。停了会,又说:也许这位同学说得对,反正抄作业不是好事。便不再说什么,但在下课的时候,陈老师轻轻拍了两下我的后脑壳。
后来有一次上自习,陈老师坐到我身边,问:你多大?我说10岁。陈老师说那你上学很早啊。停顿了一下,又说:上次我是看你年纪太小,没想到你作文能这么好,冤枉你了,老师给你道歉。我有些害羞,不知说什么好。陈老师站起来,看看我就走了。
从那之后,陈老师待我明显的好,陈老师那时候订了《人民文学》,好像还上着一家叫《文学青年》的文学函授,就把《人民文学》和函授杂志借给我看。龙泉联中穷,穷得连份报纸杂志都订不起,陈老师的《人民文学》几乎就是全校惟一的精神食粮。陈老师还有个习惯,每当他在杂志上读到好小说,他就拿到课堂上念给我们听。
陈老师很少批评人,脾气出奇的好。有一回一个叫王世昌的特别调皮的同学触怒了他,他把王世昌叫到讲台边上罚站,还怒冲冲地说:今天下午你要站不到三个小时,我不姓陈。结果只站了半个小时,他就让王世昌回了座位,笑笑说我还是姓陈吧。同学也笑,王世昌在那以后听话了不少。
学校是一个管理区约七、八个村联办的,老师也就是这七、八个村的“秀才”,最高学历是高中毕业,都是民办,我上初中的时候,除了陈老师之外,都已结婚。民办老师每月只有十多元钱,剩下的,就要靠大队里补贴工分,但大队里的工分不是白补的,老师们都要给大队干足一定的活儿才行。这样,老师们就要两头忙了,课也就上的拉沓,动不动就要上一些自习课。
陈老师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他从不去干大队里的活,也从不给我们落下一节课。并且他有个与众不同的习惯,就是穿戴从来都是整整齐齐,一身旧的蓝制服总是干干净净,脖子下的纽扣也扣得严丝合缝,这在民办教师群中是很扎眼的。我上初三的时候,陈老师结婚了。与陈老师结婚的是一位姓杨的女子,我们都没见过,见陈老师穿的鲜亮亮地出现在校园里,同学们就闹着要他的喜糖吃。陈老师笑着,真就记着从家里带了一些来分给我们吃。
在我们班里,有个叫玉蓉的女同学,好像家里很穷,这是我们看她一直把作业本两面用猜出来的,学习也很刻苦。她好像特别怕见陈老师,当时玉蓉的同桌感觉出来了,说给我们听,大家东猜西猜不得要领,就说陈老师大概有瘆人毛吧。
后来初三我们毕业,居然一个考上高中的也没有,陈老师很失望,毕业典礼的时候,陈老师就有些闷闷不乐,他一一点着我们的名字,每点一个名字,就说一句:我没教好啊!点到玉蓉时,玉蓉突然就哭了,抽抽咽咽地说:我对不起您,花了您两年的钱,我没考上,我一定还您……
大家都愣着,后来玉蓉不哭了,才说出事情原委。原来玉蓉上完初一时,父亲就去世了,家里没钱,上不起学,要退学,陈老师家访知道后,就悄悄从自己每月的十多元钱中拿出一部分,整整供了玉蓉两年。这事除了陈老师和玉蓉之外,没人知道。
其实这所谓的毕业典礼,也就是大家凑到一起,学校里买几袋瓜子,吃着说说话,玉蓉一哭,大家心里都难过,典礼也就散了。陈老师叫住我,问:以后还想上学嘛?又说:要不托托人,到山外头去上学。摇着头自言自语说:我们这些老师误人哪。他摇头的时候我才发现,年轻的陈老师已经长出许多白头发来了。
后来我真到山外上学去了,每到寒暑假,我都要到龙泉联中去看一次陈老师,陈老师就很高兴,就继续跟我讲《人民文学》。只是他上的《文学青年》函授终究也没出现什么结果。我知道他写了许多东西,但他从不拿给我看,我问他,总摇着头,说:惭愧啊。一脸的无奈。
陈老师却从不带我到他家里去,我也就不认识陈师母,陈老师也从来不说。直到我参加工作后,再次回到龙泉联中,陈老师才领我回了一次家,我第一次见到陈师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农家妇女,几乎没有特色可言,她给我们炒了几个鸡蛋,就坐到一边,也不避我,解开怀就奶第二个孩子。
喝酒的时候,陈老师说了许多话,后来他有些醉,出村送我,送出很远。路上他说:他的这个老婆很看不起他,嫌他不会挣钱,每月就发十多二十块钱,还要买破书看,嫌他没力气,不能帮丈人家往责任田里送粪。最后我一再要他停下,他才停下,握握我的手,又叹口气说:我那个时候……不再说下去,眼睛茫然看着远处。
十多年后,有一次老家来人,跟我说起,由于这些年计划生育,生源少,龙泉联中解散了,中学生都到乡里上学,联中的老师则到村里去教小学。问起陈老师的情况,回答都不很了解,因为不是一个村。
就找一个机会,借采访之名,回了一趟老家。这个时候的母校龙泉联中,已变成一座养鸡场,据说这个养鸡场主人已经挣了十多万元。陈老师的村叫石泉村,我找到他们村小学,见到陈老师,陈老师正坐在备课室里拨火炉,炭烧的旺旺的,映着陈老师生满皱纹的脸和满头花白的发。陈老师见了我,很高兴,跟另一位老师说一声,就领我往家里去。
陈师母也是个中年妇女了,头发蓬着,赤着一只脚正在用鞋底打他的儿子,见我来了,居然还认得出,也很高兴,把儿子吵一声,就穿上鞋到厨房做菜了。
陈老师找板凳踩着,从他那张脏的看不出颜色的木柜上抱下个木箱来,打开,翻出一本发黄的笔记本,翻开拿给我看,上面剪贴着我在省报和市报上发表的一些小诗和散文。陈老师说:村子里就订了这两份报纸,别的见不到,你这些年发了很多作品,我能看到的,就是这些了。我很震惊。我看到那箱子里,还整整齐齐摆放着一九七八、一九七九、一九八0、一九八一及以后几年的《人民文学》,一期不缺,干头净角,虽然纸张已变得黄脆,但少见折损的痕迹。
喝酒的时候,陈师母在一边粗声大嗓地批评着陈老师,说他当了二十多年中学老师,到了儿给赶到村里,人家村里教小学的都是些高中毕业生,上这个函那个授的,哪用得上你这半个糟老头子。陈老师低着头,慢慢喝酒,偶尔让我举杯、夹菜,对老婆的指责,也不还口。
这次送我出村,陈老师送的更远,一直送到原来的龙泉联中现在的养鸡场边,他才站下,说你以后不用叫我陈老师了,这两年取消民办老师,该转正的转正,转不上的回家种地,我得回家了。沉默一大会,又说:你别看我这个老婆脾气不好,这些年地里的活亏着她,我以后也该好好帮帮她了。
我侧过头看他,隐隐看到陈老师的眼角处,亮晶晶地映出这所以前的学校、现在的养鸡场。
时间又过了二十多年,我没有再回过故乡,母亲一直是跟着哥哥在另一个城市居住,我这里就很少见到老家的来人,陈老师的影子渐渐淡了下去。直到前不久,我去看望母亲,年迈的母亲零散地跟我说起她听到的老家情况,忽然间就说起陈老师,她说陈老师终究是没能再当老师,转正的时候把他给转下来了,倒不是因为他学历不行,而是因为他多生了个孩子,违犯了计生政策。好在他的儿子后来有了出息,考上了大学,留到了城里,娶了个城里媳妇。听说买房子时,那个首付款就是陈老师给放的。
我答应着,想着陈老师怎么会拿得出那么多钱?母亲又说:就是陈老师没福啊,还没看上孙子,就走了。
我一惊,问:那是怎么回事?母亲很困难地想了想,摇摇头说:老家的人也没说清楚,就说陈老师老来老去想钱想疯了,每天都绕着村子捡垃圾卖钱,平时还就愿意到养鸡场去扒人家的门,有一回把养鸡场里的狗扒了出来,追着他咬,他摔到沟里,没治好,就走了。
我呆呆坐着,仰头向天,强抑着不让眼角的那滴泪,流出来。
修改完成于2024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