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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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援阿的日子
——父亲讲述的故事
贾 旭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受命赴阿富汗巴格拉密纺织厂担任成本会计师，这在尚未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是件非常罕见的事，因此，我经历了一段难忘的故事。
一
眼前发生的一切，令我始料不及、目瞪口呆。我在天津的国营企业、机关单位从事财会工作二十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来到阿富汗巴格拉密纺织厂担任成本会计，摆在我面前的第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把厂里积压了两年来的成本结算出来。在过去的两年里，厂里经营无成本，盈亏无底数，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补算过去的成本，先把老账结起来，并且计算出分产品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即可赶上进度，阿厂的成本准备以后按季度计算。当然，这要得到阿方的认可。
根据我方的要求，阿厂方提供了两个年度的有关资料。阿厂方提供的有关生产费用发生额还可以，问题最多、最难的是车间在制品的盘存，全厂纺织、印染、染纱等四大车间的在制品盘存，因无统一表格，车间的统计用纸参差不齐、开数大小不一，而笔迹有的龙飞凤舞，有的模糊不清，为识别内容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经常加夜班连轴转我能坚持，为了达到讲课效果背下所有内容我能做到，生活不习惯我能适应，但望着厚厚的一摞纸片，我的头仿佛要炸了一样，多日的劳累也一起袭来……这次赴阿是我第一次乘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机起飞不久就突然颠簸起来，且颠簸的很厉害，就像疾驶的汽车奔跑在坑洼不平的石子路上，可我们这是在几千米的高空啊。机舱里突然传来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仿佛即将大难临头。令人恐怖的颠簸终于渐渐平稳了下来，这时，扩音器里用英语广播了，同机去法国巴黎的新华社记者告诉我们，广播说刚才飞机在飞行时遇到了强气流，如果不是他们飞行技术高超，就会有空难的危险。最后，广播的结束语是个广告，请乘客们今后还要乘坐他们公司的飞机。看来这次赴阿开头就不顺……我闭上眼睛，做着深呼吸，尽量平复自己的心情。
事已至此，无法改变，只能依靠这样的资料把数据算出来。我平静了一下心情，又换了一个角度去想，如果这里的一切都规范有序、井井有条还请我们中国专家过来干什么?让我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这样一想，心情好了许多。我请我们专家组的常耀信翻译等边看边加注中文，以解其意。经过一个多星期的煎熬，我才基本理顺并编制了在制品盘存表，我这才长长的舒了口气……
二
单位食堂每次采购都是由炊事员王师傅列出清单，我们专家组成员担任采购员，两人一组，轮流上街采购食材。当时，我们国内是由国营菜店经营，阿富汗市场上卖菜的全是个体户，能讨价还价，起初，我对此还不太适应。那时，阿富汗卖菜的计量方式不像是国内有磅秤称重，而是大多用天平，砝码都是些自制的不同重量和不同规格的石头。阿富汗卖菜方普遍不算账，所以每次买菜时都是让我们买家自己算，这个算账不是不声不响的心算或笔算，而是像我国旧社会在饭馆儿吃完饭后，跑堂的把一样样菜的价格喊出来，然后一个个菜的价格累加，让食客心明眼亮，即所谓“唱帐”，在阿富汗也是如此，但不是卖菜的“唱帐”，而是要买菜的“唱帐”，每累加一个数时，还得问卖家对不对，卖家点头以后再加下一种菜的价格。我是会计师，简单的加减乘除我一看就知道得数，而我们“唱帐”有些难度，就是必须用波斯语。因我学过几天英语，有一点儿外语基础，就现学了几句常用的波斯语，每次轮到我买菜时，都是由我担当“唱账”这个角色。每当我“唱帐”时，往往旁边都围满了阿富汗的小孩、老人，也有青年人，他们都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说他们的话，而且说的很有点儿味道。
我买菜时，由于语言的问题闹出了笑话。一次，轮到我上街买绿豆，我来到粮摊前对摊主说要买绿豆。在波斯语中工资、绿豆、老鼠三者的发音基本相似，由于我发音不准，摊主和附近的人们听了以后大为惊讶，摊主吃惊地张着嘴巴，瞪大双眼，重复的问我买什么，见这阵式我心里也有点儿毛了，感觉可能自己说错了，怎么办？我忽然发现摊位上的绿豆，于是我就指了指绿豆，摊主和旁边的人们这才恍然大悟，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有的竟笑得东倒西歪，笑得手舞足蹈。摊主忍住了笑，用手比划着，告诉我老鼠怎么讲，绿豆怎么说，纠正我的发音。这件事情我回去和组里的同志们说了后，大家也捧腹大笑，真是即有趣又尴尬。
三
1976年7月28日凌晨，这是个令全世界震惊的时刻，也是一个让我备感恐惧、备受煎熬的日子。我国唐山地区发生了史上罕见的特大地震。
这天早晨，我陪同我们专家组长温聚和到使馆汇报工作，使馆的一秘和翻译告诉我们，外电刚刚报道今天凌晨，北京、唐山、天津地区发生了强烈的地震。报道称唐山这个城市已经不见了，北京和天津的震情很严重。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使我顿时紧张起来，感到极度的恐慌和不安，一直压抑着的思念爆棚了，妻子、两个孩子、岳父、舅舅等亲戚们是否平安……使馆领导劝我们要稳住，不要惊慌，他们已经和国内的有关部门进行了联系，正在了解出国人员家属的震后情况。使馆领导并说，如果国内不来通知，就是平安无事。我心里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焦急地盼着家里的平安家信。晚上，我彻夜无眠，望着家人的照片发呆……
信使终于被大家盼来了，这次我收到了两封信。我来不及多想，急切地拆开了一封信，这是妻写的信，看到家里一切安好，大家在胡同搭得临建棚里住时，我这才放了心。但马上心又揪了起来，临建棚夜里冷吗？这么多人挤在一起能睡得着吗？人身和财物安全吗？我的泪水在眼里直打转。
我拆开了另一封信，“爸爸您好！见信如面。”我一看这字体是长子写的，只是字迹有些潦草。“……爸爸，我是瞒着妈妈给您写的信。我现在很惊慌，晚上和邻居们挤在胡同的大棚里睡不着。别的同学都有爸爸可以依靠，凭什么我爸爸就不在身边！爸爸您快回来吧，我们需要您，您何时回来啊……”读着儿子的信，我的眼泪落了下来。是啊，为了完成赴阿的经援任务，不能对家人尽到应有的责任。我陷入了深深的内疚和自责，但我心里清楚，援外任务没完成，我决不能回国，我必须圆满地完成纺织局领导交给的任务。我感到不便单独给长子回信，怕妻子责怪儿子，我就在给妻的回信中加了一段给长子的话，“儿子，爸爸的心一直就在你们身边，爸爸为了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没能照顾好你们，大灾面前没尽到应尽的责任，我深表歉意。但是，你要知道，爸爸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就要听从党的召唤，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你是共青团员，你是个懂事的大孩子了，你还要帮妈妈带好弟弟、照顾好姥爷，爸爸希望你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能够坚强起来，战胜灾难。同时，我也衷心地希望你能够理解爸爸……”
地震以后，英国BBC电台的华语广播报道的消息相当恐怖……这些惊人的报道，反而更增加了我们的恐怖和不安。1976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毛主席、朱德委员长相继去世,使馆连续三次举行追悼活动，接受阿方社会各界和各国驻阿使馆人员的吊唁。这段日子里，我的心情极度悲痛，久久不能释怀。每当听到郭兰英演唱的《绣金匾》时，我的泪水就止不住的往下流。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变故，我必须认真履行好我的职责……
1977年2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历经四年半的援阿工作圆满结束可以回国了。当我透过飞机的旋窗，终于看到了北京时，即将能与朝思暮想的家人、朋友、同事们团聚了，我的眼角湿润了，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祖国母亲，您的儿子终于圆满完成了经援任务，回来了！”那年我五十岁。
2019.4 发表于天津《直沽文化》（内刊）
2020.6.28.《作家故事》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