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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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在庆祝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表彰了一批为改革开放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我国著名作家蒋子龙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成为受表彰中唯一在世的作家。2019年9月，蒋子龙文学馆落户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进一步推动天津改革开放文学品牌发展，使之成为滨海新区乃至全市的靓丽文化名片。这一切使我再次将目光投向了蒋子龙，投向了他那篇“改革文学”的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同时，也使我联想到了同为工业改革题材的小说——谈歌的《大厂》。这两部反映工厂生活的作品，尽管两位作家所处的年代不同，所表现的时代有异，所用的艺术手法有别，却都曾经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和极大的热情，这在当代文坛上可称为首次，探究其内在原因，分析两部作品在创作风格上的差异，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工业题材的作品，更好地认识这两个作家的创作风格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和谈歌《大厂》分别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七期和1996年第一期，两部反映工业题材作品的面世虽然相隔了17年，但先后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首先，两部作品的发表，对于当时的文坛都带来了有力的冲击。《乔厂长上任记》是正当“伤痕文学”兴盛之时，蒋子龙吸取了这类作品正视现实，揭露矛盾的优点。然而，他又不以单纯揭示历史的伤痕为目的，却把目光转向当前，深切地关注着创伤的愈合。另外，批判了“四人帮”鼓吹的“根本任务论”、“三突出”之后，文学作品能否塑造以及怎样塑造英雄人物的问题，使许多作家感到迷茫。蒋子龙却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抒写了当今文学中第一个新长征英雄的典型形象。因而，《乔厂长上任记》在“伤痕文学”方兴未艾时独树一帜，确立了“改革文学”的地位。
《大厂》的发表则是在文坛出现贵族化和私人化倾向，远离生活的时候产生的，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具有填补空白或断层的意义。因为由于受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等多种原因，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和探索文学先后转入了历史、文化、哲学追问和形式探索，他所带来的沉重代价就是疏离了现实，远离了读者。《大厂》的出现，无疑形成了现实主义冲击波。
其次，《乔厂长上任记》和《大厂》的发表，都使读者对国营企业在改革和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中发生的变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对作品主人公厂长乔光朴和吕建国给予了更多的支持和同情，对两位作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一、关于小说中工厂的境况
建国以来，国营企业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了富国强民的根基。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随之困扰着这些企业，企业如何发展，如何前进，自然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乔厂长上任记》和《大厂》正是围绕处在变革时期国营企业如何发展展开故事，小说中的主要场景都是以工厂为中心向外辐射，主要人和事都发生在工厂里，并都说出了人们想说而又没有说出的话，都表现了积极向上的主题，这是这两部作品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而首先具体分析这两部相隔17年的作品所描写的工厂境况的差别，对我们进一步把握两部作品具有积极的意义。
工厂面临的困境不同。《乔厂长上任记》中的某电机厂厂长乔光朴新上任后，以为改革该厂落后的面貌而进行的一系列努力为情节线索，真实的再现了粉碎“四人帮”之初企业管理水平下降，人们思想混乱，急需拨乱反正的局面。如：干活儿不管不顾，把加工好的叶片随便往地上丢的车工杜兵，六年没有碰过给车床加油的闸把等，都表现出了企业内部管理的混乱。同时，企业还带有严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如原材料短缺，需要走后门儿等等，面临许多压力。
《大厂》全面触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过程中，国营大中型企业所面临的共同矛盾。从财政困境到伦理道德危机形成了千头万绪、堆积如山的难题，缠绕着厂长吕建国的整个身心，与80年代的《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比较，他早已不复有其铁腕风采，上任一年余，苦熬苦撑，治厂非但无起色，反而陷入了一张物质与道德交叉的大网中一筹莫展。这使其人格体系发生了痛苦不堪而又无可奈何的裂变。如因陪客户嫖妓，办公室主任老郭被抓；因欠款汽车被农民窃走；小魏女儿得白血病竟无钱医治等等，对于厂长吕建国来说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表现出了企业生存的艰难。
如果说乔厂长面对的是一片混乱，他作为一个具有攻击性格的开拓者，主动出击迎难而上的话，吕厂长面对的则是想避都避不开的来自社会各个层面对企业构成的各种压力，倒像是陷入火海中疲于应付的消防队员。
工厂中人与人的关系不同。《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观念关系。乔厂长想尽快打开局面，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而有的人则装聋作哑，推三阻四，把乔厂长看成是傻瓜。包括原厂长冀申玩弄政治权术，与乔厂长作对等。作品中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观念关系。而《大厂》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矛盾，主要是一种现实的利害关系，即讲究实惠和利益，在权钱交易方面更为突出。
《大厂》里工厂唯一高级轿车被窃，是农民偷走的。厂里到偷车农民所在县交涉要车，那县长非要厂出30万元赎。可巧厂里有一个叫岳秀秀的女工是那个县长的亲外甥女。岳秀秀一去跟她那当县长的舅舅一说，一分钱也没花，第二天，那位乡长就老老实实的把车开到县政府。由于权的力量，县长一个电话使厂里省了30万元。恩格斯讲：“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该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该在有关的时代哲学中去寻找，而应该在有关的时代经济学中去寻找。”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变，随着物质交易而权钱交易也相应水涨船高，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股歪风。
二、人物塑造方面
文学就是人学。劳伦斯曾说：“小说里的人物必须是活的，否则一无所值。”《乔厂长上任记》和《大厂》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或好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典型环境”中，成功的塑造了乔光朴和吕建国这两个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
乔光朴和吕建国作为厂长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都为国家分忧解难，都敢于在困境中奋力拼搏，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为企业的发展创造和寻找光明的前途，都具有崇高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力量。乔光朴在到电机厂当厂长之前是公司经理，即上有局长，下有厂长，能进能退，可攻可守。形势稳定可进到局一级，出了问题可上推下卸，躲在二道门内转发一下原则号令。然而，为了“四化”大业，他毅然放弃了安逸的工作，自找压力，冲锋陷阵。吕建国当袁家杰劝他一起离开这个破厂时，吕建国的一席话道出了他的心思。“说实话，自上台那天起，我就后悔得肠子都疼了。我是没脸走，厂里现在这种样子，两千多工人盯着咱们呢，还指着咱们这几块破云彩下雨呢，我现在走了，我算怎么回事啊？就算是今后发了大财，我也没脸见大伙儿了”。朴素的语言道出了吕建国之所以在困境中仍然有力抗争的缘由，字里行间露出“责任”二字，这也是吕建国与乔光朴的共同之处，也是这两个人物打动读者的原因所在。
在人物的塑造方面，蒋子龙对乔光朴的形象塑造是通过行动、动作和语言来进行刻划的，即通过主人公的所作所为，使读者窥视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乔光朴在局党委扩大会议上知难而进，立“军令状”要求到亏损的电机厂担任厂长。他在厂党委会上突然宣布与童贞结婚等，表现了作者坚毅、果敢的性格，而通过对乔光朴的动作描写，又进一步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乔光朴那“饱满的嘴唇铁闸一般紧闭，里面坚硬的牙齿却在不断的咬着牙帮骨，左颊上的肌肉鼓起一道道棱子”，进一步显示其性格特色。在谈到回电机厂当厂长时，乔光朴说：“像电机厂这样的企业，如果老是一副烂摊子，国家的现代化将成画饼，我们搞的这一行是现代化的发动机，而大型骨干企业又是国家的台柱子。搞好了有功，不比打江山。搞不好有罪，也不比叛党卖国罪小。”言为心声，主人公那强烈的责任感和咄咄逼人的气势跃然纸上，展现在读者面前。
谈歌在《大厂》里通过事件、心理活动和景物的勾画，塑造了一个在各种矛盾焦点中艰难的忍受责任的厂长吕建国。这是在经济体制和社会关系发生深刻裂变的宏观背景下，勾勒出具有复杂心态的中国社会基层官员的形象。“作家突破了以传统的、简单的价值尺度去衡量他们的是是非非，而是通过原则与实利、法律与人情、政策与活用、手段与目的、真诚与谎言的冷酷厮杀去客观的呈现他们心理转换、道德危机和价值观念的冲突等。……从而，在深层次上裸露了人性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催发人们作冷峻的、不无沉重感的沉思。”（《文艺报》1994年4月10日，九六中国文坛现实主义推出新潮头）《大厂》一开头，通过几件事情就把厂长吕建国推到了各种矛盾的焦点上。一是厂办主任老郭陪河南大客户郑主任嫖妓让公安局抓了；二是厂里唯一一辆高级轿车丢了；三是一堆要账的。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吕建国通过千方百计的周旋，最后，经过与公安局陈局长疏通，放了人。通过县长外甥女岳秀秀要回了汽车；通过喝酒，喝退了要账的等。
在吕建国的形象描写上，作者没有任何的肖像刻画抑或是白描，没告诉读者吕建国长得什么模样，但作者通过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把一个在困境中挣扎的国营企业厂长的形象活脱脱地放在了读者面前。如作品一开头，厂工会主席王超跟吕建国诉苦，让厂长弄点儿钱。吕建国含含糊糊的乱点着头说，“行行。”心里直骂娘：我他妈的去哪儿偷钱啊？
另外，作者还注重借景写情，以景写人。当工会主席王超说五车间小魏的女儿得了白血病，做手术没钱，“三八”妇女节给女职工发点儿什么犯愁时，“吕建国看着窗台，那几盆花实在是该浇水了，叶子都蔫蔫的，好像要枯萎的样子。”在这里名为写景，实为写出了企业的困境。作者把资金比喻为水，把企业比做那缺水的花蔫了，进一步点出主题，陪衬出主人公的心情。
在对人物的把握上，乔厂长身上确实寄予着作者的理想。“因为蒋子龙是一个有理想的作家，然而他从来没有在现实面前转过脸去。”（《文学报》1983年10月20日，悲剧比没有剧要好的思想和艺术）因此，可以说乔厂长是个理想化的人物，而《大厂》里的吕建国的描写，更注重“真实的穿透现实”的作用。吕建国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们在生活困境面前的奋斗与迷惑、欣慰与烦恼、无奈与真情等复杂心态，都是人物放出艺术光芒。《大厂》中所写的人物“不是乔厂长式的振臂一呼的英雄，也不是堕落颓废的腐败者或无聊的势力之徒，而是处于国家、社会、个人的矛盾的‘焦点’之上，他们并不能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矛盾，因为当下的社会生活层面已极度的复杂化，这些来自基层的‘当代英雄’都不是超乎普通人之上的伟人，而是在民众之中产生的、饱含着对大众的‘世俗关怀’的普通人。他们把自己的情感和认同倾注在人们共有的社群之中，用了各种不够崇高的世俗方法为这个社群贡献了一份责任。”（光明日报1996年7月18日《分享艰难》谈社群文学的崛起）
三、语言特色方面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的语言，具有雄浑、精辟、生动的特点，表现出大工业战线上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氛围。如在谈到厂里要搞大会战时，乔光朴说：“我们厂就像一个患高血压冠心病的病人，搞那种跳楼式的大会战是会送命的。我不是反对真正必要的大会战，在技术上、管理上、物质上、思想上都没有做好准备，盲目搞会战，只好拼设备、拼材料、拼人力，最后拼出一堆不合格产品，完不成任务，靠月月搞会战，从来就不是搞工业的办法。”又如，乔厂长批评车工杜兵时说：“杜兵，干活哼小调儿，六年不给机床膏油，还是鬼怪式操作法的发明者。嗯，我不会忘记你的大名的。”作者用了“鬼怪式”这一当时使用频率颇高的词，准确地对车工杜兵不按照操作规程办事的行为进行了概括，同时，也表现出作者语言的生动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不足之处，作品在粗犷中留有粗疏，有时议论过多，有直奔主题之嫌。
谈歌《大厂》的语言，“幽默泼俏，趣味满溢。”（《文艺报》1997年3月31日，来自地平线的声音）如吕建国听说齐志远的同学是公安局陈局长时，找到齐要求他找找陈局长放了老郑。吕建国说：“……你是不是求求他，把那个姓郑的王八蛋弄出来。”这里作者用“王八蛋”这个词，表现出吕建国对郑既恨又无可奈何，不得已而为之的心态，具有泼俏的味道。不足之处，语言略有“俗化”之嫌，人物一开口就骂街。另外，作者在调动各种艺术手法挖掘人物内心世界方面还有一定的空间。
《乔厂长上任记》和《大厂》虽然都带有当年的时代烙印，与今天的企业发展形势也有一定的差别，但分析研究《乔厂长上任记》和《大厂》创作风格的异同，对我们了解“改革文学”创作风格的发展可能会有一点儿帮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