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摄影的情缘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父亲出国回来时，带回了一架照相机，这是苏联基辅牌135胶片照相机，带测光表，金属机身、棕色牛皮套。父亲教我如何使用测光表，如何确定光圈速度，如何取景拍摄，如何手动过卷，上小学的我基本掌握了使用照相机的方法，我逐渐喜欢上了摄影。“第三只眼” 陪伴我走出校门进工厂再“跳”到高新区，为我开辟了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父亲会摄影完全是自学成才的那种，他在国外工作之余，研读了许多摄影教材并与会摄影的同事请教，拍摄了许多风光和人物照片。我那时上小学五年级，过年过节或外祖父过生日等家族聚会时，我都要拿出照相机一展身手，为聚会增添了许多喜庆。开始拍照时，因一个胶卷只有36张，开初都是我先选好站位和角度，父亲从我手里拿过照相机，从取景框里再复看，帮我修正，然后，我再拍。后来我又与中学同学刘林、锁柱等一起去过水上公园等地方拍摄，与技校同学佩龙、王乐等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我在企业工作期间，我用这架基辅相机为同事们照过相，也为单位拍过有关活动，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忆的画面。

后来，父亲从国外又买回了一架放大机。那是一个浅绿颜色塑皮面小提箱,箱里有镜头、立管、灯及灯罩等全套相片放大设备, 经组装插在小箱子上就可以放大照片了。我们当时从河东区郭庄子老地道附近的东方照相馆买相纸，当时大多买三号相纸，因其感光性能较好。买纸袋装的显影粉和定影粉，把它们分别倒进碟子里，用一定温度的温水冲开后，便可使用了。我们洗相片都是在晚上，先在门窗处挂起布单子，挡住外面进来的光，点亮用红布包着的台灯，这是洗相片时的安全光，屋里顿时笼罩在一片暗红色的光线中, 加之显影液和定影液散发的化学气味，一切仿佛变得十分神秘。父亲则手把手的教我将相纸曝光后用竹夹子放入显影液中轻轻晃动，待影像逐渐出来并清晰后，把照片放入清水碟涮一下，再放到定影液中定影，大约要十分钟左右即可取出，晾干便可。当时，我们洗照片时还用纸剪出一个树叶状的空洞，把它放在底片与曝光的相纸中间，洗出来的照片是树叶形状的，很有意思。

在洗相片的红光中，父亲边操作边为我讲解，很是耐心，他的神态更加慈祥，他身上散发出淡淡的烟草味儿让我铭记。我们洗相片大都从晚上 10 点左右开始，到午夜 12 点左右结束。而每次照相后，父亲都要求我花钱到照相馆冲卷，他说：“冲卷技术不好把握，风险太大，万一失败，无法挽回。”因此，加之现在的照片都是数字的，我至今不会冲卷。

我在上小学时就接触到了照相机，为我后来加入天津市摄影家协会也奠定了基础。记得 1994 年我刚“跳”到高新区工作时，那天，市领导到高新区管委会及企业视察，需要照相，办公室主持工作的魏处长交给我一架理光 9D 全自动照相机，俗称傻瓜相机，安排我为领导视察活动照相，因为当时也没有其他年轻的同志能去照相了。在领导视察过程中，我前后积极跑动，选取最佳角度摁下快门儿。活动结束后，魏处长看着我拍出来的照片非常满意。从此，我成为了单位第一任专业新闻摄影人，只要单位有重要活动，我就披挂上阵，直到 1997 年由年轻同志接替了我的摄影工作，而我只是遇到突发活动时救个急。这其间，单位的照相机也不断升级，最后是佳能5D专业数字相机。因我能摄影，我在参加许多活动时可以文字、摄影兼做，提高了工作效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使我对照片的构图、角度、用光等有了一定把握。记得2006年“香港天津周”活动，根据领导安排，我集管委会领导发言稿撰写、新闻稿采写、照相、媒体接待、会务等于一身，圆满完成了我们在香港的各项任务。当时我用的还是胶片相机，为了保证照片的质量，我一到当地先试拍了一卷，冲洗后看到照片质量可以，这才放心。后来，我在单位负责照片提供给新闻媒体和我们区报纸、网站的初审以及视频新闻的把关工作，充分发挥了我的摄影专长。在高新区25年的工作中，我与摄影相伴，我们新闻宣传团队不仅记录也见证了高新区逐渐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近年来，我结合多年新闻摄影的体会，撰写了《拍好会议摄影的“四”个字》《如何拍好企业新闻图片》等文章，发表在了中国新闻培训网和《中国高新区》杂志，受到了新闻摄影爱好者的欢迎。

父亲早已仙逝，每当我怀念父亲时，总会想起跟父亲学习摄影的情景，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父亲不经意间教我的摄影，后来竟成为了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算一算我与摄影的情缘已经五十个春秋了，这是否就是命运的安排？想一想这看似偶然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必然，看来今生我与摄影有缘，这也是我和父亲共同拥有的情缘。

《文学百花苑》微刊202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