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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贝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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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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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法令纹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校园流行文学社,那时候我上高中一年级,喜欢诌点歪诗的我加入了班里的启明星文学社。我们的班主任刚毕业,喜欢新鲜事,对我们宽容到放纵。

我们的社长其实并不擅长写作,他只是热心班务活动,喜欢热闹吧。反正就将几个学习不专一的同学捏到一块儿。

文学社并不图有其名,我们有刊物。那时候没有电脑打印机,刊物是油印小报,先刻蜡板,为了美观,美编很辛苦,用铁笔在蜡纸上噌噌地涂,有点刻板画的感觉。然后再用油墨一张张滚出来,油墨味道很浓,每个沾过油墨的人身上总有挥之不去的味道。一提起那个年代,浓浓的油墨味道便席卷而来,鼻子的记忆比脑子更久远,对我来讲,就是这样。

文学社社长大名尉安生,个头不高,瘦削的脸上有两道明显的法令纹,他的说话与手下的活儿一样慢条斯理,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找不到他发脾气的痕迹,最多只是阴着脸不说话,这是他愤怒的极致表现。文学社时间不长,最多一年,高二分科后,掺和了另一班的学生,文学社蹋了半个天,这事就停了。我与他都选择了文科,友谊便持续了下来。

依当下的标准衡量,安生与官二代有点沾边,他父亲是县农机公司经理,这也为他后来考取侯马平阳机械厂创造了条件。与他一样,我也是居民,那时候我们这些有条件考技校的学生都有后路,所以学习不下苦功。当然当工人是下策。

后来安生考上了技校。那年暑期,是他最开心的,他可以不用和我们一样辛辛苦苦走校了,而是去另一个城市的技术学校为今后的职业练功夫了。当然大家都知道,即使练功夫,也大多轻松快乐,不存在毕不了业。

记得他似乎在北街学校门口租了间门店,具体做什么生意忘掉了。因为有文学的一线之缘,加上他性情温和,好打交道,我们自然玩到了一起。白天他做生意,黄昏,我们一群文艺青年便可以在他的门店前侃山侃水了。那时候其实已经很花了,小城旮旯缩着不少录相厅,有些录相厅可以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放A片招徕顾客,看录相不要身份证件,只要掏钱就行,我们这些学生并不拒之于门外。我们没钱,还自视清高,宁可围在一起说一些令人发笑的疯话,也不屑于钻到录相厅里闻那些没文化人的汗臭味儿。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怀着小九九儿。

高中肄业后,开始一段时期我给安生二姐夫的食品门市部打工,安生是老生子,二姐比她大许多,姐夫把他当晚辈关心。那时候他在侯马职工学校过得很舒服,他本来就是文学的边缘人物,我们的聊天转移到他的学校。那时候洪洞—侯马往返他们乘火车,渐渐地,跟着学长学会了逃票,将乘坐过的旧票撕开处小心地粘接好,再用清水将上面的时间浸泡掉,然后盖上自己仿制的日期章,最后用熨斗弄平整。安生做事认真细致,这事基本他就承保了。当然安生也有不开心的话题,他告诉我,洪洞的女同学如何被外地男同学耍弄,替大县洪洞丢尽了脸面。每次谈起这些事情,他的脸色仿佛愈加苍黄,鼻息重重的,还掩着嘴一阵阵地咳。我觉得他未免有些矫情,心里暗暗发笑,同时便是生他的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生他的气,大约是嫌他婆婆妈妈有了太多的女人习气吧。

有一年暑假,安生拿出一盘录相带,跟我咬耳朵:“西贝,A片!火车站地下录相厅买的。”过了几天,快打烊时,他抱着一台录相机匆匆来了,悄悄跟我说:“约了几位同学,晚上看录相。”我们几个光着膀子,黑灯瞎火里盯着电视机,屋子里充满了浓烈的骚味,后来大家意兴阑珊直至全无,一个个灰头土脸黯然回家了。收拾录相机打扫房间的时候,安生很落寞,似乎为没有让大家持久兴奋而自责。

我辞掉门市部工作后,大约有一两年没见过安生,那时候大家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各自有了新的生活和圈子,虽然同住屁大的小城,没有事由还是很难聚在一处,何况他在外地工作和学习。

忽一日他来找我,他平素很少窜门的。先是生疏地张开嘴干笑,然后有些不自然地说:“西贝,我调回来了。”看着我满脸的疑惑,接着解释说:“调回来了。”话里带着落寞,似乎有些无奈和不甘的意味。安生父母年事已高,对这个儿子疼爱有加,大约是怕儿子在外受苦吧,留在身边到底放心。其实那时候调回洪洞大约是生病的原因,我是个粗心的人,看着他还是老样子,虽然有些蔫,但他一直就这样,便没多想。

有朋友在身边当然高兴,我们虽然不谈文学,他古道热肠,我性情冷,一热一冷,处事反倒相安。

那时候我们都还没结婚,白天上班,晚上凑在一起聊天,喝酒,打扑克。父亲在某单位有一间办公室,白天他办公,晚上变成我的卧室,便成了朋友们打闹的地方。安生也参加,只是不熬夜,也不打扑克下象棋,只是静静地听,张开嘴巴呵呵地笑,有时掩着嘴巴咳。他个头本来不高,背却不挺,走路略有些驼,带着女人味轻来轻去。

那些年玩伴儿个个相继收拾新房准备结婚,安生给大家按电线、滚涂料,干得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当然都是利用工作之余完成的,有时候连饭也得回家吃;但替朋友分忧解愁倒似乎是他的职责,他脾气那么好,做事又持久用力,又没有闲言碎语,只是为得混在一起开心快乐。我们从没看到他疲惫后的厌倦情绪,其实那时候他应该已经病了好长时间了。

由于他调回来是迫不得已,加上与他学的技术无关,因此新工作并不适应且不喜欢,很少听他谈起自己的工作和同事。后来,单位不景气、亏损、人员分流、下岗,全让他赶上了,不得不回到了家。那时候他已结婚了,妻子单位不错,他赋闲在家,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有一度在家休养,人消瘦了,本来就少的话更少了,偶尔见到朋友,多是生分地笑笑,轻言轻语,轻拿轻放,更女人气了。

老母亲开一个寿衣店,闲不住的安生操起剪子给母亲做下手,本应对付钢件的手拿起了柔软的布料,虽然心细如丝,但钢与布会在一个男人的心里产生不同的反应,安生是一个讲情面的男人,每次见到戴着袖套围着护裙的他时,心里总是怪怪的;他倒装得很自然,努力为朋友下台阶、扳面子,然而心中的苦楚和恼恨却怀在心里,用在噌噌地剪刀上。他母亲说:“每遇不顺心,我家安生的剪子狠使劲儿,就像赌气,怕他剪坏布,又不敢提醒,担心他心里更受屈。”

有一段时间,安生的身体恢复得相当不错了,人胖了些,气色也好了,几乎见不到他捂嘴的动作。大约不想将自己托付给裁剪寿衣的工作中,托朋友给他介绍临时工。后来他姐夫给介绍了一个给金融单位写材料的工作,从此拿剪子的手又拿起了钢笔。

写材料是一份苦差使,劳心又劳力,他半路出家,做事又不敷衍,只好整夜整夜加班。工作定稳后,我很替他高兴。他的单位在市里,我专门约了朋友去看到。单位没住房,他在单位附近租赁一间地下室,房子窄得只能放一张床,阴暗潮湿。单位没有食堂,每天早晚自己做点简单的饭菜将就,中午在街上吃面。我们多少有些担忧,但他表示很满意。

“慢慢熬吧,”他似乎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会越来越好的。”他笑得空空的,一点儿没底气。走在他的身旁,我能感觉到他对走出去的渴望以及坚持下去的心劲儿。

归途中,我与朋友一路无言。

某日,在街上碰到安生。

“噢?怎么没上班?家里有事?”

“不去了。”他如释重负。

“什么时候?”

“有一段时间了。”面容有些憔悴。

我怕他有难言之隐,便打了几声哈哈告辞了。

又过了许久,我去驾校报名学开车,碰见他。原来他考驾通过,来拿驾本。他开着一辆崭新的灰色标致,车子擦得油光发亮。车里坐着他的妻子。

指指妻子又指指自己:“专职司机!”嘴张得很大,法令纹很深。

原来辞去工作后,安生在家又休养了一段时间,身体无大碍了,妻子怕无所事事憋坏他,恰时单位给她配了一辆矫车,她不会开,便出主意让他学车,他也乐意,便当了专职司机。

大概有一年吧,去他家,见桌子上摊着一摞字帖,原来专职司机不干了,成了专职书法爱好者,还跟我聊他的练字心得,一笔一画,须有出处才行云云。何曾想,他这宅男一直做到终了。

那年春节,几个同学结伴去他家,他人不在,妻子也不在,他老母亲颤颤巍巍地招待我们,递烟,要泡茶,我们止住了。话还没出,泪已下来了,出出地流,禁也禁不住,我们便知大事不妙。才知道安生在省城传染病医院,春节也没能回来。

省传染病医院在远郊,空空荡荡的院子里几乎看不到人影,那是一个干冷的季节,病房里空调呼呼的热风吹得人憋闷。安生吸着氧,躺在病床上,气色没倒,倒是妻子倦意沉沉,见到我们,笑得敷衍。

安生张着嘴,露着牙,老样子的呵呵笑:“这里医疗条件算是最好的了,医生说了,如果这里没办法国内就没办法了。”像是宽慰自己。

我们的心都沉沉的,尽量装出不在意的样子:“你这不算什么毛病,别瞎想,好好养着吧,过一段就好了。”

然后就是一阵子的沉默,他依然张着嘴、露着牙齿笑,法令纹又深了一些。

返回途中,我的手机嘀嘀响了几声,他发过来一条短信:谢谢!

出院后的安生靠吸氧度日,每次去看望他,他都在卧室躺着。由于经常在家宅着,脸色有些苍白,我们似乎没有了共同语言,对于某一事件的认识,他的态度执拗,观点偏激,甚至幼稚可笑,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他似乎渴望与人争论,渴望更多地了解当下社会。面对他性格的变异和体质的羸弱,我内心充满了悲催和无奈,更多的时候,我不去打扰他,让他安静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他脆弱得不仅仅是身体,还有精神。他已经禁不得情绪的风吹草动了。

终于有一天,朋友来了电话:“安生不在了。”

我“哦”了一声,知道这一天终会来的,只是遗憾他走得有点早了,他那年愈八旬、发如雪丝的双亲还得送他。

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大哥帮他穿寿衣。安生赤裸着身体被另一个人支撑着坐在床上,仿佛刚刚洗完澡,被搓澡师傅扶起来,微闭着双眼,舒服得享受着。他的脸色健康着,身体不仅不瘦,还有些许赘肉。

我们甚至期盼他会突然睁开眼睛,张开嘴巴,露出牙齿,展示他那标志性的呵呵笑。陡然,我发现他脸上的法令纹神秘地消失了,似乎当初只是留在纸上的两道折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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