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贝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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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早春，正是牧牛、上工时分，清冷的太阳刚刚冒出西贝山村的岗头，一声呱呱啼哭顺着农家的炊烟袅袅上升，这个新鲜的生命实现了数亿分之一的可能性。一个多月后，他懵懂的眼里有了色彩，一年半后，柔弱的躯壳里初现出思想的光芒。这个被父母查烂字典才赋予名字的孩子揣着一颗普通的心脏和嘣嘣跳动的脉搏用双脚奏响大地的琴弦。由于总是掮负家人的喜悦和期待，因此步履蹒跚，跌跌撞撞。他的欢笑更多是属于别人的，自己留下的则只是一个笑的模子。这样的年纪，他还不懂得忧伤，然而生活却并不只是一面。
２
对于菜窖，我有着比别人刻骨铭心的记忆。说是记忆，确切讲是从别人的讲述中生发的想象。
一岁左右，我由堂姐抱着去队里的菜窖玩，菜窖旁坐着一群妇女，她们切土豆做种籽，女人都喜欢孩子，尤其呀呀学语的婴孩。我被人家转来传去，然而最终咚地一声被传到了窖里。关于这段经历，我不止一次在文章中提到过，然而却不曾提及其实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邻家奶奶不顾几丈深的危险，纵身跳了下去，好在老天没有让她的双脚踩到我身上，这位奶奶是我的再生父母，然而我却没有给过她什么报答。
我掉进去的那个菜窖，后来不止一次去玩。人们指着它讲述我的故事，对于它我不忌讳，也没有特别的感觉；大人也并不憎恨它和那个把我传进窖里的人。
３
我的第二难是出水痘，母亲说我有几次都闭过气去了，一家人以为我命休矣，只会烧香和哭泣。小妹出水痘的时候，母亲刚调动工作，没敢告假，妹妹躺在炕上，炕头放一碗水，母亲上完课才匆匆回家照顾她。小妹出水痘时尽管比我大很多，但她与我一样坚韧，几乎靠一碗清水挽救了自己。
大病初愈，爷爷背着我去古家庄找我母亲，母亲在那里教书，大妹刚刚出生不久。
躺在爷爷的背上，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是那条路很长，东倒西歪地老在眼前晃悠。后来爷爷接我时，我能清晰地记得自己在炕头扔枕头玩。炕角有一个壁厨，专为放被褥设计的。母亲在灶前做饭。
母亲后来常常讲她在那里的要好朋友和听话的学生，始终不忘那段美好岁月。那时她喜欢吃料角石（可能是观音土），学生们总是精挑细选许多约定俗成地放在她宿舍外间的一个瓶子里。
古家庄是个很不错的村子，兽一样幸福地躺在太阳底下，多年后我同姥姥经过那里，似乎自己的确在那里耗过许多光阴。
4
父辈讲，我小时候很勤快，常常担着筐子在院子里运土。说实话，我还真不记得有这些事，但我却记得给爷爷做寿器（棺材）的木匠师傅给我做过一个车拉拉，车斗儿是用一小块儿木头挖成的，用一根绳子栓着满院子拉着走，对这样一件玩具，现在的孩子见也没见过，但于幼时的我却是宝贝。
木匠师傅光光的脑袋，花白的胡髭，是一个快乐的老头儿，直到现在，我还可以忆起他木刻似的笑容来。他与爷爷谈得来，手底下的活儿做得不赖，爷爷正喜欢他这一点。
做棺材不要钉子，板子全部用木榫粘接，爷爷的棺材是用松木做的，浓重的松脂味儿将院子填得满满当当，爷爷香得脸上笑开了花。农谚说：一楸二柏三松四柳，做寿器楸木最好，依次次之。尽管并不最好，二十多年后爷爷入殓时，棺材板子钢钢梆梆，纹理簇新。
5
奶奶去世的那年是一九七四年冬天，奶奶躺在炕尾，瘦骨嶙峋了。大人们让我伏在奶奶身上使劲摇使劲喊，邻居哑巴拼命对着我比划，越是这样，我越羞涩地躲，大家对我嚷：快叫呀，你奶奶要死了，再也没有奶奶了。那年我五岁，对于死的真正涵义并不懂，只知道奶奶死了，我没有奶奶了，仅此而已。
院子里堆着许多牛粪和玉米秸。灵棚搭在土窑旁边，眼前晃着许多白衣白裤，大姑撵着给我的鞋糊白布，我不让糊，嫌难看。站在粪堆上，我像其他孩子一样看热闹，一点都不知道悲伤。
灵棚的旁边有棵花椒树，一年秋天，我们全家摘花椒，大伯托人从新疆捎回一个木盒。爷爷用铁钳子撬开。一盒月饼。那年的仲秋过得很甜。还有一次我在花椒树边的土墙上玩，不小心栽了下来，奶奶正在箩面，受了惊叫。父亲说奶奶生性胆小，一生遭受惊吓不断，她的死与受惊吓关系很大。
奶奶去世的第二天，我去村外接母亲。在村口，她换了白衣白裤，抱抱我，然后扯着嗓子哭到奶奶的灵柩前。对于她，我有些陌生，但我知道她是我的妈妈，从心里很想靠近。
6
奶奶去世后的日子里，大姑来我家的次数多了起来。大姑家在邻村，常常给我和爷爷做好饭就走，有时领着表妹。表妹和我同龄，我常常打得她咧着嘴哭；其实并不恨她，她哭时咧嘴的样子很好玩儿。
父母工作在外，难得回来一趟，我与爷爷相依为命，那时我很不安分，鸡飞狗跳，漫山遍野地疯，脚上的鞋子总是露脚趾的。有一年去外婆家，她将自己的塑料底鞋套在我脚上，我快活得像一匹钉了掌的骡驹。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梨树，梨子成熟的时候，大姑会摘几个带回去的，有时爷爷也会拿点其它东西给她，被小妈瞧见了，心里不舒服，嘴里不三不四的，大姑有时气恨不过，接过话头，小妈尖嘴利齿，大姑沾不到便宜，哭着走了。爷爷看不下去了，与小妈理论，小妈连爷爷也骂。温和的小爸也气恼了，与小妈呕气，小妈就寻死觅活，假装喝农药，村里赤脚医生识破她的诡计，非要给她灌茅粪。这件事我记得最清楚，也从此，连我这个小崽子也被记恨了。
7
失去奶奶的最初日子里爷爷过得很凄怆，他整夜整夜地失眠。半夜醒来，借着炉火我常常看到他眼里流动的熠熠的光。儿女们觉得这样下去自己的父亲会跌掉，便商量由二伯出面邀他去太原住上一段日子。
那年我上小学一年级，爷爷决定带着我去。我围着一条崭新的围巾跟着爷爷步行了几十公里的山路。站在山顶上，眺望霍山山峰，我第一次将目光投入旷野，欢快的心就像从胸膛飞出的山雀。平川里的路是那样的宽敞，电线杆沿路一根接一根。我竟然不知什么时候将箍在脖子上的围巾丢掉了。
在刘家垣表姑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搭乘公共汽车去县城。我猜想公共汽车应该像牛拉平车一样的家伙。后来我被莫名其妙地安排在座位上，稀里糊涂地到了县城。对县城没有印象，只记得绿皮火车。上车时我的头被一个蛮撞的家伙撞了个大包，疼得我不顾体面地直哭。或许是大人们的有意安排，车上我们遇到了在太原工作的老乡，还是母亲娘家的远亲。不知过了多久，这位老乡突然指着窗外让我们看飞机，我不知道飞机长什么样儿，也不敢问，也许看到了，也许没有。
在我眼里，太原是个天堂。二伯骑着自行车来火车站接我和爷爷，他抱我坐在车梁上，最后一段路我是忍着屁股和大腿钻心的疼痛熬过的。终于回到他们亮着电灯的家。二伯子女多，房子窄，我和爷爷挤在大姐的房间。大姐在老家长大，跟我和爷爷最亲，她心灵手巧，为我加班勾织了一件很好看的线衣。
大城市的汽车和楼房多，但最能引起我兴趣的是商店里琳琅满目的糖果点心。两毛钱加一两粮票买一块葵花饼，我和爷爷一人一半，坐在商店或大街的台阶上吃。星期天，大姐会带我和爷爷去动物园看大象、熊猫、狮子、老虎、猴子等等，二伯带我去满是机器的房子里买面粉。我多么渴望爷爷能带着我永远住下来呵！
返回洪洞，我们住在一家旅馆，父亲那时在县里学习，他找了辆北京吉普，送我们回老家，吉普车直到无路可走才撂下我们。
8
西贝山村的小学共分四个年级，一个年级三四个学生，一间教室，一个姓赵的老师教学。赵老师脾气好，勤俭持家，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往山外的家中运回省下来的瓜果粮食。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耕种村里分给学校的田地菜园。去山里拾柴火，割荆条，是我们喜欢做的。有时候老师会指派班长带我们去，学生们与邻村捡柴火的学生发生争执，进而大打出手，常常棍棒成林，飞石如雨，结果你伤胳膊他破脸。
拾柴还有许多乐趣，有一年我们在路边看到猫与蛇斗，猫用爪子敲打蛇头，平素凶恶的蛇温顺得像个小姑娘，猫嘴里咈咈有声，似乎女巫作法。运气好可以捡到锅盖一样大的麻皮包，绝好的止血药物。调皮的孩子树上捉鸟，误抓到蛇是寻常事。有一次一位王姓学生捉到了一只猫头鹰幼鸟，装在书包里，也不知什么原因，这位同学在教室里大吐特吐，以为逮的是神鸟，吓得赶紧将鸟送回了巢穴。
将松树截下一段儿，将皮完整蜕下来，做成笛子吹，用胶泥捏哨子，捡石螺顶角等等，这些都比读书有趣得多。
9
爷爷给我做过一条不像样的麻鞭子，扭鞭子对一个农民来讲本来是件再寻常不过的活儿了，然而爷爷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庄稼汉，赶车牧牛之类杂七杂八的活计从没干过，这件事让他很辛苦。那些年代，农村也有流行，村里刮起了一场鞭子风，人手一根，甩得鞭炮一样响。
那时候爷爷有些老了，队长照顾他，给他分配了饲养马驹的活儿。爷爷第一次干，估计年轻时不屑于去做饲养工作。马驹养在我家的一间闲窑里，我与爷爷与马驹同住，我们在炕上，它在地下。白天拉出去喂养，晚上在槽里喂草料，马驹饿了蹬蹬地跺蹄子或者撞栅栏。屋里的火烧得很暖，爷爷常常半夜披件单衣给马上料。屋子里充斥马粪和草木的香味。要不是后来引起一场大火，我们兴许将马倌一直当下去。晚年的爷爷眼神儿很差，火从炉子引着草料他都没看清楚，白天贪玩的我晚上睡得又死。人和马差点熏了个半死。那是一匹英俊的马驹儿，村里就这么一匹，金贵着呢。
后来我们又住回原来的土窑，土窑的后壁早先掏有一个放农具的小洞，黑乎乎的，总觉得里面藏着鬼。尤其晚上，爷爷一出门，我就脸贴着窗子哭。后来爷爷不得不将洞封掉了。
为了防鸡啄窗户纸(窗户纸是用面糊儿糊的)，外窗台竖树着酸枣刺。奶奶在世的时候，窗户旁是一个猪圈，半夜偶尔有狼偷猪，情急之下，爷爷将持手电的臂捅出去，酸枣刺将他的手臂扎得鲜血淋漓。奶奶去世后，猪圈改成了菜地。冬天，月光常常将积雪和干枯的辣椒杆涂成一片静谧。炉膛里烧着爷爷白天刨回来的榾柮。
10
按联校要求，期末考试要到杨家腰学校。杨家腰住着大姑，表姐在该校上学。在大姑家里，她为我准备了三页信纸(那时候答题纸自备)。然而等到正式答题时，我舍不得用信纸，而是从衣兜里摸出一张很小的纸片。尽管我有自信可以答90来分，但赵老师还是将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当时他并没说明理由，我也不敢问，后来一想，可能人家嫌我的纸片不够尺寸，没装订进考卷里去，扔掉了，自然没成绩，拉了班里的总分，赵老师觉得出了我这样的学生很窝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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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很凉了。当东坡的黄栌红叶衰败了的时候，我家窑洞里住进来两个亲戚。他们是山外某中学的学生，是给学校担焦炭来的。一天一趟，早上担着炭下山，晚上住我家。每天早晨，东坡的山脊上便多了蛇一样蠕动的担炭队伍。
这两个英俊的学生我叫表叔，他们都有一笔漂亮的钢笔字。借着煤油灯，每晚他们都指导我认字写字，那些日子我是不寂寞的。当冬雪洒遍东坡，我常常驻立在寒风中回忆那些温馨的夜晚，并且期盼下一年深秋的来临。当然第二年人家没有来，从此无缘再见。如今也都是知天命的年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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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柴火，爷爷冬天还得准备煤取暖。爷爷带着我去西沟挑煤，那时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一担煤挑得很满，哼哧哼哧地上坡。我说着话给他解闷解乏。爷爷冬天常围一条腰带，汗将棉衣都濡湿了，几里长的坡，爷爷一鼓作气，放下担，牛一样咕咚咕咚喝水。
有时候，爷爷会给我请一天假，领着我去蒲县看望玉珍姐。她是二伯的女儿，二妈生下她不久便病逝了，外地工作的二伯将玉珍姐给了邻县一人家。说是邻县，其实翻过一道岭就到了。养父母家很穷，养父坐过监狱，在狱中身体垮了，子女多，一床铺盖盖一家人，一条棉裤你穿了他穿。堂姐见了爷爷总是掉泪。她养父家实在没东西送给爷爷，便给爷爷背一颗茴子白。玉珍姐拉着我和爷爷的手送一程又一程，可以感觉出她不想再回那个家。
玉珍姐生得好美，那双丹凤眼让我无法忘怀，还有青葱似的手指以及乌云似的长发，她出落得完全不像贫困家的闺女。那一年来我家小住，让我教她读《红楼梦》连环画小人书。我觉得她就是书里的秦可卿。两年之后，玉珍姐病了，好像是骨癌，人瘦得剩一把骨头。在省城医院里，她向医生求救：“大夫阿姨，救救我吧，我爸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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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爷爷是庄稼能手一点都不夸张，他与土地建立了默契，他的锄头剜到那里，种籽撒到那里，那里就有好收成，就像做生意讲究财运，爷爷有庄稼运，别人不种的荒地他一落锄就有戏。
除了上学，大部分时间我都跟着爷爷在地里转悠。爷爷常常一起床就和面蒸馍，我去上学他去上工。农忙时节我给他送饭，他在田头吃饭，牛被我牵着到地垄吃草，喜鹊在新翻的泥土里找虫子。
爷爷开垦了几块菜地，种着菠菜、韭菜、胡萝卜、土豆、西红柿、南瓜……我们去沟渠挑水灌溉。泉水旁有一棵古榆，树根比树冠还粗大，泉里有虾、青蛙，我常常捉青蛙放到菜地里。菜地最高处矗着一棵核桃树，树叉不高，我常常坐在上边听风沐雨，有一次居然发现了一柱亭亭玉立的野百合，于是连滚带爬地跑过去摘下来凑到鼻子下。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最漂亮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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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贝山村距公社十五里山路，说十五里，其实比十五里长，山路弯弯曲曲，斗转蛇行，不显里程。一九七七年的“六一”儿童节在公社妥当举行，周边几个学校在杨家腰中学集中后打着旗子背着锣鼓浩浩荡荡结队成行。
在妥当如鸦的人群中，我遇到了大妹。兄妹相见，依依不舍，我们不管不顾地拉着手去了安头。安头是妈妈教学的地方，妥当到安头要下沟上坡，沟里有爸爸上班的曹家沟铁厂，妹妹一字一句地将她学会的儿歌教给我。
我的学校和母亲炸开了窝，老师和学生满世界找我们兄妹俩。然而在安头父母家门前的台阶上，又困又饿的兄妹则睡得昏天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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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道为什么父母要接我去安头住一段时间。父母骄傲我一顿可以吃二十个饺子，尤其查字典一学就会，为此他们在来客中炫耀我的聪明。安头村有个卫生所，男女医生关系不合，女的与母亲是挚友，男的专在父母跟前说女医生的坏话。有一次父母在他面前夸我查字典的能耐，那人专捡最难的字让我查，结果难住了我，弄得父母很尴尬。
安头学校坐落在村子的半坡里，校园里的榆树叉挂一截铁轨，上下课都拿捅火棍敲打，不像我们村的赵老师吹哨子，有时连哨子也不吹，对大家说：放学！学生就一窝蜂冲出教室。有一次忘了说，结果家长们吃完饭都上了工还不放学，我们出了教室齐着声喊他的名字叫骂。安头学校学生多，一个班就能占满一间教室。
我是插班生，一切都不习惯，比如朗诵课。我们学校是捂着耳朵扯着嗓子喊书，这里的学生读书声音低，像僧人念经。常常是全班的同学静下来听我一个人念。我念书的声调像古人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地唱，调子尽管单一，曲曲折折好听。他们先是惊讶，随之哄笑。在这里我学了后来又被废用了的一批简化字。班里有一个叫周才的，成绩高我一筹，他父母心眼不好，欺负我家是外来户。我们同香兰阿姨家要好，她家人口多，父母时不时接济些。她小女儿和我年龄相仿，小儿子内秀，会用麦秸编蛐蛐篓，会绣鞋垫、门帘等女孩子家的活儿，也很会画画儿。
村子的脚下是曹家沟铁厂，我们常常成群结队去厂里玩儿，大些的孩子偷铁卖，我们只敢捡螺丝帽、铁珠子、车床刨下的铁花儿。父亲在厂里当干部，常常有去过我家的叔叔阿姨给我好吃的。炼铁炉里的铁水流成一道道红红的小溪，转眼又冷却成灰黑色的铁锭。铁厂有十几丈高的烟囱，树在山沟里，给我一种怪怪的感觉。村子后面有个废弃的海绵厂，只留下一截烟囱，不好玩儿。
安头村的学生念书不唱，但村人说话像鸟语，声调一律朝上，不管男女都拖着一个“ri”的尾音。很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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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贝山村学校每年冬天取暖的煤炭都由学生拾，上边肯定拨给了学校烤火费，樊老师给自己省，将拾炭的任务摊派给每个学生头上。煤窑就在村子脚下的深沟里。一个轱辘两只筐，矿工是邻畔乡村的壮汉。我们不要从煤井摇上来的煤，专捡烧好的焦炭，当然不能到窝子里拾，捡掉落在山坡里或路上的圪料。有一段时间外公在煤矿看门，提着我的筐子直接去焦炭窝子里拾，同学们羡慕极了。
当他们还忙着往自己筐子收集炭渣儿的时候，我则站在一旁看矿工咯吱咯吱地绞轱辘。最惊险的要数人下井，耍杂技似地踩着摇摇晃晃的煤筐，好半天才能放到井底。跟着爷爷挑煤时，碰上一个矿工不小心从半空掉了下去，没有救人的好办法，喝童子尿，恰巧我在旁边，被哄着尿了半茶缸放下井去。
对于身小力薄的我来说，拾炭容易背炭难，我一个人扛不动一筐，恰好一位王姓的女孩儿也单干，于是我俩便合起伙来，共同抬一只筐子，抬回的炭平分。她模样长得差些，人倒有些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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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样最漂亮的一位女生叫花莲，我不记得与她有过特别的故事，但她的死让我惊恐并伤感过一段日子。她病得急，死的也快，应了红颜薄命这句话。她梳一对长辫子，小脸白里透红，巧鼻秀眉，一笑一颦都是好看，像我在山野里见到的那支百合花一样。与她玩抓石子，常常闻到清清的肤香。可这样一个女孩怎么说死就死了呢？她老家河南，后来跟着父亲回河南大医院就治，可还是没治好，死了。后来与曲树腰横死的年轻人合葬了，也不知道墓在那里，只是偶尔想起她，想起那个穿花棉袄的快乐得像蝴蝶一样的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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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长冬，爷爷又去省城二伯家住，这次我不得不去宜家庄学校借读。宜家庄住着姥姥家，与西贝山村隔一条沟，步行得一个钟头，站在两个山头的人可以喊话。宜家庄有一棵松树，站在我家土圪塔上可以望见树下走动的牛羊和人。
宜家庄有供销社，售货员姓陈，名守礼。是个有名的怪脾气，但做生意童叟不欺，周边供销社的生意属他的好。多少年，村里没人见他回过家，过年也不回。一年到头儿了，村里人请他到家里吃顿饭，不去，割刀肉送给他，却被他扔了出来。有几年他头发很长，像女人一样披在肩上，听说因为一个理发员违约引起他的恼怒，一气之下便不再理发。供销社里有许多连环画，我在那里买过《小商河》、《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岳云》、《戴手铐的旅客》、《归心似箭》、《泪痕》、《珊瑚岛上的死光》、《珍妃泪》等等。元顺尊重外婆，外婆去了，他便敬烟给她，和颜悦色地聊上好一会儿，对待别人动辄横眉竖眼，吹胡子瞪眼，有深仇大恨似的。
供销社门前有一对石锁，守礼练功用的，五六十斤的石锁单手举过头顶；他绑着沙袋走山路，为的是取下沙袋能健步如飞。他喜欢打猎，经常扛着枪跑坡，野鸡山兔的皮毛制成标本挂满供销社的外墙。
我并不记得在宜家庄学校学到什么，只记得老师夸我的字好，我于是更加用力地写，每个字都描得有梭有角。同学们则喜欢听我讲西贝山村学生们的事，比如哪个打架厉害，哪个扔石头最远，那个剃锅盖头的是不是我们的班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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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我与同学兰梅成了玩伴儿，去她家的时候，正巧碰到她洗碗，我偷学她用抹布洗碗的方法。之前我一直用刷子刷。兰梅有个小妹，我不知道为啥他父亲总要将她的头发推成板寸，她本来长得并不难看，只是顶着这样一颗脑袋怪里怪气的，同学们都讥笑她是个“洋嗣儿”（我们当地把男孩叫嗣儿），她想留辫子，可每次都被强迫推光三面，头顶的头发短得像刚刚露出地皮的嫩草。大人们常逼她干粗活儿，动辄打骂，我常常听到她猪罗般的嚎啼。我想可能父母希望是个男孩，可她却偏偏是个女儿身。
兰梅的爸爸在林厂上班，钱多得能从炕上摆到地下，却一分钱也舍不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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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不在身边，爷爷年老且忙里忙外，无暇顾及我，在村里我是个受人欺负的孩子。想来我怯懦和倔强的个性与所处的这种环境不无关系。我与村里的小玉打架，本来将他按到地下，但不敢揍，还一个劲地哭，似乎吃亏的是自己。能将他按到地上，不是因为勇敢，而是他太小了，像鸡一样没力气，但他却敢欺负我；不敢揍他，因为我怯懦，打哭了他不知该如何收场。事实上也是这样，他的兄弟们来了一群，找我报仇。小妈看不下去了，将我藏到衣柜里，我大气不敢出，他们绕着衣柜骂骂咧咧，小妈连哄带骂把他们赶跑了。
类似的情形并不少见，纷言纷语传进了爷爷的耳朵里，善良的他认为我有练武的必要。
或许上天佑我，果然我家来了一位拳师，是爷爷的表弟，我叫老舅。老舅走南闯北，到处授徒，那次是从蒲县赶集返回，走渴了找水喝，结果遭到暗算，水里下了毒，幸亏发现及时，毒水在嘴里过了一下便吐掉了。他让爷爷给他找酸菜水喝，说能解毒，看情形又不像中毒，倒像饿坏了肚子讨酸菜汤充饥。在爷爷的请求下我做了他的徒弟。
窑洞里，我学会了一套拳路，总共六七式。在爷爷的监督下，我将这套拳打得虎虎生风，后来居然作为西贝山村小学的“六一”儿童节目在杨家腰中学展示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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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一日放学，我们发现村里仓库的门前放着一台奇怪的铁家伙，我们围在一起努力地猜测，最终没有结果，大人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台不知名的家具最终按在饲养号旁边，嗡嗡隆隆声中，倒进去的麦子或玉米流出来的则是面粉。电磨，这是村里的第一台大型电器。看磨的姓李，河南人，有些文化，原来跟着老父亲行医，村里有了这台铁老虎，没人使弄得，重任就放到他肩上。
李师傅用摇把将机头发动，传送带就将箩子传动，人们将麦子哗哗地往里倒，粉碎的粮食就流到箩筐，周而复始，又白又细的面粉就成了。放学后，我们这班孩子结伙看稀奇，李师傅怕我们不安份，中电，然而我们像贪吃的麻雀，刚撵走又来了。好奇心果然让我中了一回电，我好奇地用手指触摸闸刀上保险丝，结果浑身麻了一下，怕极了。机房里除了震耳的机鸣，便是弥漫的粉尘和面粉的味道。
李师傅的老父亲死后，扔下一个老娘给他，老娘双目失明，疑心儿媳妇害她，不吃他们的饭。门帘顶部系着一只铜铃，一条棉门帘从没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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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头公社下乡队长叫郭富长，公社秘书。每次下乡村里都要扫路刷墙欢迎。他吃派饭总喜欢在我们村学校，这也是赵老师最头疼的事情。赵老师生活节俭，平时总吃窝窝土豆酸菜之类，他来了得蒸白面馍馍，还得炒菜。有一次公社一同来的还有好几位，赵老师张罗了好几样，盘子里剩了不少，赵老师刚送客人出门，学生们便挤进屋将剩菜剩饭抢吃一空，气得罚我们站了好几天。
郭富长喜欢吃辣，去杏花坞吃派饭，主人周老三也喜欢辣，但怕客人经不起，便准备了不辣的。富长见辣眼开，独自竟吃了半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等到郭富长再来的时候，周老三便将辣的摆上桌子。饭碗端在老郭手里放也不是吃也不是，脸上的汗水流成了溪。从此郭富长再不去杏花坞周老三家吃派饭了。
同姓叔叔建平是村里的保管员之一，有人陷害他，将仓库里的玉米一路撒到他家门口。公社派郭富长下来调查仓库失盗的事情，老郭将叔叔关在仓库旁边的房子里写检讨，手里拿着剪子要给叔叔剪阴阳头。叔叔老实胆小，差点吓出了毛病。在老郭的主持下，我们这些狗屁不懂的孩子们还参加了曲树腰一村民的批斗会。那老头挂着牌子，弯腰向孩子们做检讨，说自己罪该万死。那时阶级斗争已近尾声，或者并不讲了，他依仗自己的权力作威作富，难怪人们用他的名字吓唬调皮捣蛋的小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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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听谁说过，黄昏时分碰到蛤蟆会见亲人。昏黑的窑洞里我对爷爷讲起刚才放学回家时在院子里被一只蛤蟆吓了一跳的事。心里猜想会是哪位亲人要来？爷爷刚从地里回来，疲惫地靠在被子上，屋里没有灯，灶里没有火，这样的夜晚我们爷儿俩往往是清水泡冷馍。
黑暗中，父亲闯入沉寂凄冷的屋里，他给我带回几本军事画报和两个粉亮纸作业本。屋里有了生活的温度。
半年后，妈妈调回本村教学，也带回了三个妹妹。妹妹们操着奇怪的方言，她们与我很陌生。那时候，年幼的小妹仍在保姆家寄养。有了妈妈，就有了真正意义的家。从此，我和爷爷再也不用吃冷食了。我可以听她讲有趣的故事，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尽管我仍旧同爷爷住一块儿。
爷爷性急，睡眠又少，天不亮就在母亲窗外唠叨：“起这么晚这学怎么能教好呢!”父亲工作在外，家里的大事小事爷爷都找母亲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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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喜欢打猎，在我小的时候，记得他总让公社变电所上班的本家叔叔捎回来许多子弹。他回来的时候，偶尔会背一支半自动步枪。他的最好成绩打过一只鹞子，确切讲是打中了鹞子的—只翅膀。受伤的鹞子被拴在院子的横木上，全村的人都来看稀奇。后来被二伯带走卖了。打猎他常常要我做伴，我们去马庄头跑坡，对面是古家庄村的小蛋，小蛋年轻时炸石头炸飞了右手，他双臂将土枪举过头顶，左手勾栓，一团烟雾过后，兔子已倒在地上抽搐了。小蛋专打跑兔。
有一次父亲明明瞄准了一只乌鸦，子弹却擦过他的耳朵飞过去了，从此便收起枪戒了猎。大伯部队转业后，身上佩带着一只五四式手枪，父亲喜欢地拿着空枪比划。没想到他抓笔的手也喜欢弄枪。
相比之下，小爸的枪法要高他一些，小爸当过兵，可他没有步枪，只有一条自造的土枪，土枪挂在墙壁上，有一次忘了卸砂子，不知被谁勾响了，给屋后的立柜缀了一大片砂子。西贝山村玩土枪的人很多，有一位姬姓的人打猎时枪托炸了，丢了大拇指，从此玩土枪的人才少了下去。要说枪法最好的要数麻园里小叔叔，他的枪也漂亮。他家里人不喜欢吃肉，打下野鸡野兔就上我家炖，我们常常在夜里围着火炉啃骨头，有一段时间天天吃，都吃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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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进城是沾了大妹看病的光，那时父亲被借调到县劳动局搞落实政策工作，他的任务是审查在“三反五反”、“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搞过小破坏的案子。我读过一张犯罪分子给某机关大门涂粪便的图片。
晚上我们踏上宽阔的柏油街道去桔红灯光里的石玉饭店下馆子。父亲给我和妹妹买硬皮夹子，封皮是在雪地里奋战的石油工人。半夜里听到远处传来的火车鸣笛声，回忆起了乘火车去太原的那段往事。
表舅在广胜寺文管所工作，我们一家四口被邀去玩，所有的殿门均开绿灯，我第一次看到绘描在墙上的年代久远的花花绿绿的画儿，长大后才知道那是元代壁画，国宝。还有巍峨的琉璃宝塔。在下寺水池里，我们站在喷泉旁边照相，父亲戴着眼镜显得儒雅，母亲梳着短发看起来更年轻，妹妹穿着绿绸花花儿棉袄，我则蹶着灯葫芦小嘴儿，时光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
商店里的好东西真多，可一件都不属于我们。好容易相中了一双牛皮鞋，可脚进不去，好容易塞进去了，却又夹得走不成路。我多么喜欢那双漂亮的牛皮鞋呀。再见了，开满荷花的洪洞县城。再见了，高高矗立的百货大楼。再见了，不该属于我的牛皮鞋。
26
跟着爷爷去三交河看戏应该是在秋天，因为记得戏场外有刚刚下树的苹果卖。苹果虫蚀得厉害，爷爷买了一些，图便宜。戏唱的什么并不清楚，只知道有一处戏里的小生是女扮男装的，她一扯嗓子，满场的人就齐声叫好，在台下我见过卸下妆的她，梳着齐耳短发，有着男孩子的英俊潇洒。还有一处叫《三岔口》的武戏，两个戎装的戏子摸着打。戏台上骑马只拿一根马鞭晃悠，三花脸的模样很可爱。
三交河离西贝山村十五里山路，我和爷爷及村里人天不明就得出发。母亲给我爷俩做面条，一人一碗，干面里滴点香油，真好吃。一群人在昏黑里走，后来听到轰轰的瀑声，天也亮了，我们顺着溪流走，溪流汇入更大的河流，三交河也就到了。
戏台搭在石渠煤矿，距离数年后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的中社煤矿不远。戏场里人山人海，不同看点都有人拿着长竹竿维持秩序。小商小贩多，小偷小摸也多，抓住了就铐在木头杆子上示众，小偷闭着眼，不敢看人，小孩指着嘻笑，男人们咒骂，妇女们啐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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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门前的坡下有一块地，是我和妹妹的自留地，放了学下了课我常常去地里捡料角，捡起来便垒在田垄上，地里的料角真多，捡死捡活不见少。田垄上长着甜喇叭花，摘下来对着花屁股一吸，真甜。甜喇叭花一长一簇，不像牵牛花有牵连不断的藤。还有血红的枸杞，不好吃，酸枣，刺太多，一不小心手指就会被扎出血。
田畔有核桃树，我常常用弹弓瞄碧绿的核桃练把式，还有毛毛虫和蝉，打下来的蝉喂鸡，也可以烧着吃，还有甩甩草，是家兔的上好饲料。
自留地里种玉米，间杂豆角，豆角贱长，成熟的豆角一串一串的挂着等人去摘，一次摘一大篮子，吃不了分给邻居。发黄的玉米秸可以当甘蔗吃，味道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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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清苦，农民活儿又重，玉米收获后，家家户户初冬时节做的一件事就是炒玉米，炒玉米用一口大锅，里面倒上些沙子，先将沙子炒热，玉米倒进沙子里拿玉米棒棒儿来回搅，炒出来的玉米焦黄焦黄的，不容易爆花，爆花的玉米碾不成面，只能现吃。这时节，西贝山村的夜空弥漫着特殊的香味，夜也温馨，爱嚷嚷的狗也蜷在火炉边不肯挪窝，北风卷着玉米枯叶挨门挨户游荡。
玉米炒好后用石硙儿磨成面，地里受苦的人耐不得饿了，用开水泡上一碗，加上酸菜搅拌搅拌就能吃，解急，方便，还香。炒面也可以干吃，不能讲话，最怕人挠咯吱，一张嘴，扑地全飞出来。比炒面好吃的是油茶，用米面加上花生、核桃仁等炒，一般人家吃不起。
除了炒面，还做玉米糕，将玉米面倒在缸里和着开水搅，这活儿需要力气。爷爷挽着袖子，握着擀面杖使劲搅拌，完了再放在炕头蒙上被子，炉子加满火使劲儿地烧炕，每次都烙得我无法睡觉。第二天又将缸移到外头冻，一热一冷，玉米糕才甜。吃得时候拿勺子挖到箅子上厚厚地摊开，蒸好后再用刀切成一块一块。玉米糕做好了很甜。可也不能多吃，吃多了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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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调回老家的时候我已有了头昏的毛病，每天下午上朗读课，我总是恍如梦里。
父母很着急，听了游医的话，让我吃一种补脑汁，粘粘的，像蜂蜜，有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一次喝一瓶盖儿。兴许超了剂量，头昏病虽然好了，却留给我斑秃的病症。一朵铜钱大的头发脱落，不等长好其它部位又脱。后来找来一些偏方，用大蒜擦拭患处，用一种同样难闻的药膏敷，始终不奏效。我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为了遮丑，戴了一顶黄军帽，从此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病愈前没有摘下来过。
斑秃病使我的日子过得郁郁寡欢、战战兢兢，敏感而自卑。冬天戴帽子尚可，夏秋就不伦不类了，总觉得低人一等。最怕刮大风和理发，还有毕业照免冠相片，或者参加集体庆祝活动，都为要脱帽子而深感担忧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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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脱发，另一种说法是，纯属受惊所致。
那一年村里来了一位法师，人称小神仙，会走黑（可能是催眠术），就是让阳间的人见到阴间的亲人。他对父母说我有夭折的危险，父母就我一个儿子，最怕我死掉，被他这么一说说成了心病，不信也不是，只好请他给我作法。捏一个面人，穿着纸糊的衣裤，充作我的替死鬼。命我跪下，将一摞砖顶在头上，法师拿铁锤用力猛击，砖碎了。最后深更半夜领我去祖坟挖地三尺将面人埋了。我后来没有夭折，这件功劳应该记在这位法师的头上。
关于斑秃这件事我还做过一个梦，那时我还在病中，忽一夜梦见奶奶领我去走亲戚，好事的亲戚问我为什么老戴帽子。奶奶说这孩子脱发，十六岁后就好了。
果然在我十六岁以后，斑秃的病状逐渐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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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年轻时得了缺钾症，晚上好好睡下第二天就因浑身无力而起不了床。后来这个毛病越来越严重了，不得不住进医院。
母亲陪护的那段日子，外婆来我家照料我们。我们家养了几只母鸡，有一两只不争气，下蛋老走窝，放着自己的窝不去，常下到小妈家的鸡窝里。有一次外婆去她家的鸡窝收我家的鸡蛋，被撞上了，从此老对着外婆指桑骂槐，外婆忍她是小辈，不予理论。妈妈侍候父亲的日子里，我们常常听到院子的一隅响起清脆的歌声，唱得好生喜欢。我和妹妹央求小妈一支接一支地唱，认定她是世上唱得最好的人。她唱歌时脸上泛着苹果一样的光泽，我相信只有从心里唱出来才会这么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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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的母亲，年龄也就是三十岁的样子，她经常头顶手帕与婶婶们结伴去河里洗衣服。大井卧在村子的右侧，好像西贝山村的腋窝。母亲们边洗边家长里短、东拉西扯，孩子们则提着水盆灌园。水井不远处几乎家家都有一块菜地，又都几乎种大白菜，白菜苗在盈盈的水中招摇。等到长成小白菜的时候，我们便得在菜地里驱赶蝴蝶，蝴蝶将卵产在白菜叶子上，卵变成幼虫便是白菜的害虫。蝴蝶鬼气，总在四周翩翩，你前扑后扑左扑右扑却扑不到它。父亲不敢用手捉菜虫，用小木棒儿小心翼翼地捻拨，胆子还不如妹妹，我和母亲取笑他。菜虫通体菜绿，疴的屎也是绿的，藏在叶子下面，不细看发现不了。
菜地的旁边有几株古柳，站在溪边的古柳树液丰富，树身爬满贪吃的蝉，蝉翼在夕阳里很好看。我们弓着腰，悄悄地靠近蝉，然后将手猛地捂上去，常常落许多蝉尿在嘴里。晾在灌木丛的衣服干透了，母亲们一件件叠好装进包袱里。牧归的牛铃羊铃叮叮当当像河水一样汇聚到这里。
西边的火烧云更红了。连我们这些小孩子都明白，明天又是一个艳阳好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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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什么时候，西贝山村来了许多外乡人。他们穿缀着许多兜兜儿的衣服，女的梳着绵羊似的卷头发。我们被他们带在身上的奇形怪状的工具吓坏了，然而还是禁不住好奇，跟着他们漫山遍野地瞎跑。
后来村里树起了电线杆。那个夏天，西贝山村的孩子们疯跑着拾电线和废弃的瓷瓶玩儿。半年后，家家都装上了一盏头朝下的灯泡，与我在洪洞城里见过的大同小异，这就是电灯。再后来我们村演电影的时候就不再用嘈杂的发电机了。
像我这年纪，赶上了看大队宣传队下乡唱样板戏，这些农民自编自演的节目丰富多彩，以政治和农业科技为主，化着简单的妆，刚刚还和熟人寒暄，锣鼓家伙一响就进入角色，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还有马戏，其实只是把戏，没马。耍杂技，如顶碗顶缸，也表演气功，如单掌劈砖，肚子上压几百斤重的磨盘，磨盘上再站满人，磨盘下面的人还要唱歌，还有魔术和耍猴儿等等，多是河南安徽的艺人，本地人演不了。
有了电灯，西贝山村的黑夜就不安份了，打扑克，下方，更有趣的是灯下听书。说书也是河南的好，曲剧调子，说少唱多，三弦快板，调腔余音，配合得非常和谐。西贝山村河南人多，那时候西沟煤矿开始兴隆，河南下煤窑的民工涌来不少，也带来唱曲儿的。唱曲儿的是个瞎子，五十来岁，由女徒领着东家西家轮流唱，那盲人不仅会说书唱曲，还会算命，一算一个准儿。给父母的断言有二：一是他们都是吃公家饭的，二是五年后要举家南迁（县城就在村子的南方）。父母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真的迁到小县城，而恰恰就是第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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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先是土地包产到户，接着村里变卖集体财产，如牛羊骡马房子等等。队部的几间房子几家争着要，争来争去，最后剩下两家，一家是我小爸，另一家是村支书的姐姐。支书没法偏袒，以抓阄为准，小爸运气好。结果外甥大骂舅舅没情意，要死要活，大哭大闹。造化弄人，多年后，当年纷争的两家结了亲，小爸买下的队部又成了队部。
核桃树按人口分给村民后，集体意味着彻底垮塌了，这也给我们这些暑假无所事事的孩子带来了无限乐趣。我们可以揣着暑假作业在没有大人的罗嗦下快活地嬉笑怒骂。
那时候我着迷画画儿，常常煞有介事地带着硬板和纸页画摇曳的野花和山、树、人。
核桃树下有野草莓，珊瑚般的色泽，很好吃，长满刺的藤下最容易藏蛇，还有田畔的四照树，密密匝匝的果子樱桃大小，血红血红，味道面甜。浓郁的树荫是我们午休的最佳地方，铺一床麦秸或稻草，闻着草木花香，风习习地拂过睫毛和脸庞。
自家的核桃舍不得吃，就跑到别人家的树上偷，心嗵嗵地跳，腿脚踩着树枝紧张得像踩在棉花上。本村防得紧，就潜到邻村的树上。除了偷核桃，还可以捎带梨，其实还涩着呢，猴子一样摘下来糟蹋了。
看护核桃常常发生口角，话骂起来很难听，翠珍偏偏较真，非要回家拿锅让骂他的小孩往里屙。小孩之间的争吵大人也卷入其中，闹得鸡飞狗跳。其实也没什么大事，三天五天过后又都好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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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贝山村，国平是我的要好玩伴，他兄弟多，其中有一个是个瘫子，本事也最大。挪着垫在屁股下的木凳去省城找省长，省长让职能部门给他办了残疾证，又在三交河给他搭了两间房子开修鞋部。国平后来跟着他这个瘫子哥去三交河念书。每次回来带一坨一坨花花绿绿的炮线，都是从煤矿上捡的，同时也给我们带回许多矿上的故事，我们都很羡慕他的见多识广。三交河的确是个不错的地方，我们买贵重些的商品得去那里的大商店，我家炕上的孝义油布就是从那里买的，矿上的人说话拖着长长的后音，脚上的皮鞋踏在柏油路上呱哒呱哒地响。从矿上开出的汽车很长，很响，震得连石桥都动了。最奇的是国平有一台收音机，是他哥哥的，偷出来显摆，那小小铁匣子里怎么能装下那么多喋喋不休的人呢？
小儿也和我要好，姓齐，祖籍河南，他大哥宝民走南闯北，不务农事，用英俊和巧嘴从老家领回一个媳妇，媳妇来了发现他家徒立四壁，才知道原来甜言蜜语能毒死人，但生米已成熟饭，只好将就下来，十数年后媳妇带他又回了老家，这是后话。
小儿长得不赖，性情温和，他帮我折粉亮纸作业本，总也弄不整齐，我骂他是头死猪，他不顶嘴，我妈妈是老师，他讨好我。我们一起去杨家腰上学后，他对我说过去的一个老师在现在班主任跟前表扬他爱劳动，害得他常被指派做事。我清楚他说的那位过去的老师是我母亲，压抑已久的愤懑终于可以释怀了。
勤劳使得他后来在西沟煤矿当了一段时期的通讯员，干到中途似乎学会了捣蛋，好景没有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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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应该升五年级的我因为没有走读的同伴只好留了一级，与大妹同级。每次考试我的成绩都在她前头，其实四年级也就几个人，有一次她考到最后，而我第一，我一遍一遍羞她，父亲听不下去了，呵斥我：“留了一级，以你的成绩也不怎么样，没有值得骄傲的！”留级不是我的错，我心里委屈，但从此再也不轻易笑话别人了。
第二年去杨家腰上五年级的学生不少，我表哥宜家庄没有初中，离杨家腰远，走校很不方便，于是便吃住我家，与我做了伴儿。
表哥小名闷虎，长我一岁，虎头虎脑，有些调皮，“六一”儿童节表演节目，他敲锣，故意贴着女生的耳朵猛敲，去他家玩儿，他手持长木剑，分给我一把短木刀，领我去跟他们村的孩子玩打仗，他们演解放军，让我装叛徒，我不干。他说我们村子小，村子小就得是叛徒。跟着他我没少干坏事，比如辱骂邻家媳妇，原因她是个侏儒；给邻居家的茅厕里扔砖头，因为他们家的狗抢过表哥家鸡的食，还教唆我跳窗户偷他同学的新书。
春夏秋我们走读，冬季则因为要上晚自习而住校。杨家腰中学是个四方院子，除了东面有一道围墙，西、北、南均是房子，教室在南面一溜，北面是教师宿舍和办公室，西面是学生宿舍和灶房。学生宿舍在西南角，十几个学生共挤一屋。冬天冷，半夜撒尿学生懒得穿衣出去，高年级学生带头将窗户纸捅个窟窿往外尿，尿液结成了冰溪，从窗外拖到教室门口。某夜一位同学刚刚小解钻进被窝，便被巡夜的老师发觉了。命令同学们穿起衣服，赶到教室挨个审问，轮到问我的时候，班主任老师猛地甩门，门在我脚背反弹回去磕在他几乎扭曲的脸上，更加气极。我胆子很小，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是谁撒尿，当时我正捉虱子呢。”一句话憋得同学们直哼哼，老师不便笑，后来禁不住了，丢下我们跑到院子里大笑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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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腰上学的当年末，我同母亲去该村的供销社买年货，母亲打听到我考了个全联校第一名，特别给我买了两挂鞭炮。那年期末考试是在妥当中学举行的，全公社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坐在我后边笔家庄的学生要抄我的，我没敢传给他纸条，他不满意，考后纠集本村的孩子找我打架。其实对于能否考第一我并不感兴趣，心里想的是这两挂鞭炮不能一起放，而要拆开一个一个地放。
天很冷，脚冻得像光着踩在冰上，棉裤里一个劲儿地灌风，提着东西的手疼得钻心，脸青一块一紫块。母亲见我心不在焉，本来的好心情生了气，骂我做事不专心，我心里盼着快快到家将手脚暖到灶台上。
那个春节过得很辛劳，豆腐自己在豆腐磨上做，食油是我跟着大人去李沟用麻籽换的。李沟住两家人，不和睦，某年一家丢了剪子，怀疑邻居偷了，做了面人放在灶台，每次吃饭前用开水烫，后来自家的孩子发高烧死掉了。
那年春节村里流行一种顶枕头的扑克游戏，得分少者罚顶枕头。下一盘不翻身继续顶。我们村有一个姓谢的，有些小聪明，心眼不好，大家合伙治他，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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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十二岁的时候，父亲曹家沟的同事给我闹了一次圆满，宽敞的院子里排满了酒桌。我和村里的孩子们站在一旁观赏他们划拳，玩摩术般地变幻手指，清楚记得赵全、刘杵、方振兴等几个名字，好酒量，梁山好汉一样用碗盛酒。父亲那时工作受排挤，这些跟随他的弟兄们为他鸣不平，父亲大约也借此在他的对立派面前壮威风吧。
然而圆满没有给我带来好运，也就是那一年，我考初中落榜了，上普通初中应该没问题，然而父母对我的期望很高，我不得不准备再次留级考重点中学。
那年暑假母亲让我跟着父亲在曹家沟铁厂住了一段日子，每天父子二人去职工食堂吃饭，他的碗由我来刷，晚上，挤一张床。父亲工作不顺，也因为我没考好，有些烦我。楼村有个表哥在矿上挖矿石，他下班后我可以找他玩。那些年，铁厂经营得还挺红火，隔三差五都有数不清的车辆来拉铁锭。许多时间，父亲领我去供销社下棋，他吃掉的棋子由我来摞摞儿玩。供销社挨着耐火窑，烧出的耐火砖和耐火球到处都是，摞烦了，我便撞击耐火球玩。曹家沟铁厂除了我没有其他小孩，我很孤单，好在晚上偶尔有露天电影看，先放映加演片，宣传科技的短片。有一次是讲双头人的事，那个人顶着一大一小两个脑袋，小脑袋不完整，只有眼睛和牙齿，令人作呕。主演片有童话也有戏剧，当然最喜欢看的还是《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小花》、《地雷战》、《地道战》等打仗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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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下山到刘家垣七制校读书，我食宿在表姑家。稀里糊涂地参加了入学考试，结果语文老师夸了又夸，数学老师贬了又贬，终归还是入了校。
表叔工作在外，平时家里表姑和表弟二人，清净惯了，多了我很不适应。表姑不多言语，对表弟有些严厉，表弟小我三四岁，性格内向，我们在一个学校读书，是玩伴儿。那时我常常将零花钱用来买课外书和糖，表弟不大喜欢读书。表姑母子在大炕住，我住床。第一次出远门且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住宿，精神紧张，刚开始遗尿，不得不拿笤帚或枕巾遮丑。表姑在大队卫生院工作，晚上加班的时候，我和表弟便馏馒头吃，有时去房背后镇食堂买一疙瘩咸菜，有时候沾着盐将就将就。
川里的孩子小瞧山里的孩子，何况我还是个秃子，好在我可以用学习成绩征服他们。也凑巧，那年夏天我在村里一人家借到一本《说岳全传》，可惜书只读了七章便被收回了。然而凭着记忆加发挥，我居然讲了三天课余时间，同学们都入了迷，加上班主任任平珍老师的偏爱，他们并不认为我是“山猫儿”了，但还是有学生设法欺辱我。
有一天出操时不小心将一位同学无意撞了一下，他将我的肚子狠狠击了一拳。我是练过拳套路的，下意识用了一招将他打趴下，从此便结了仇。他教唆社会小青年在街上骂我，有一次居然纠集了一大群手持棍棒收拾我，好在事先有人报告了任老师，她即时赶到遏制了事态的发展。
在刘家垣我做了一次贼，这是我一生都无法抹去的污点。我的小姑夫是木匠，他给我做了一个木箱，我去配把锁子，在商店的柜台上挑来选去，恰好旁边有一个我不喜欢的同学，他将我挑过的锁子拿到手中准备偷走，被我夺了过来，结果我付了一把锁子的钱拿了两把，这位同学便把这件事告给售货员，售货员找到班主任。任老师将我叫到她办公室，我无地自容，以泪洗面，最后事情做了冷处理，锁子退回去了之。但这件事的发生使我变得更加消沉，更加孤独。我将心思隐藏起来，与课外书里的人物对话，同时也尝试着写点文章。我天天盼作文课，因为能够听到老师的表扬，可以看点有趣的书。那时，高年级一位同学常常去邮政局投稿，我也试着投给《作文周刊》，尽管文章没有被采用，但得过一个“投稿纪念”的书签，书签上印着鲁迅先生的浮雕头像，而鲁迅先生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
除了数学老师，音乐老师也不喜欢我，尽管我还是很会唱歌，也许他觉得我长得不可爱，又在他课堂上做数学作业。
教室外长着一株蜀葵，开了七朵，毕业时，我们班往刘家垣中学考了七个学生，我是最大最漂亮的那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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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决定将百年土窑铲掉盖砖房，爷爷的态度是我家与小爸家合盖。母亲有老主意，坚决不同意，小妈为此与爷爷建立了短暂的同盟。母亲态度明确：小爸家盖房子，钱力我们全力帮助，但要合盖坚决不同意。大伯二伯们也最终没能说服母亲，我们便先动了工。
铲土窑在冬季，我在杨家腰上学，也不记得与爷爷及表哥暂住哪里。只记得包工的是邻村几位农民，管午饭，母亲蒸白玉茭面窝头，已经很不错了。制坯烧砖我最清楚，制坯在暑假，我驾着大辕用平车拉水。扣出来的土坯一摞摞垒起来，晾干。除了雇用一两个制坯技师，刨土、和泥、筛灰、供水等杂活儿都由亲戚朋友帮忙。父母双方的亲戚都来人，楼村爷爷的外甥走马灯似地来我家助忙，连傻子表叔也来了。每天都有好十号人开灶，热闹极了。
烧砖没有花钱请师傅，父亲的表弟和母亲的表弟都会烧，两人都争强好胜，最终父亲的表弟退出。点火的那段日子，我常常陪那位表舅在砖瓦窑睡，炉火得不间断地添煤，不能熄，熄了满窑的砖就烧坏了。透过炉门，可以看到错落排列的土坯红得像一道道火墙。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再过些时日才可以歇火。歇了火还得用水洇窑顶，这样烧出的砖是蓝砖，不洇是红砖，红砖盖房会被农民小瞧。
盖房是秋天了，村里几乎倾家出动给我家帮忙，那时的人多淳朴呀，我们全家都笑脸相迎好吃好喝地待着。我的一位表叔看上了村里谢姓姑娘，那姑娘有几分姿色，爷爷不同意，人家也嫌表叔家穷，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小爸在县磷肥厂上班，那年带回马牧一位同事的弟弟回家，那家伙长得憨，人也憨，但有些膂力，一只臂可以托十来块砖，饭量也了得，不能夸，一夸就将肚子吃得像青蛙一样鼓起来。放映员看准他的憨劲，便雇他把守售票门，他倒也落得有吃有喝逍遥自在。
等到我从刘家垣七制校放假回来时，我的双脚已踏进漂亮的新房子里了。发生在土窑里的往事则化为永久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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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沟煤矿需要大量矿工，父亲奶奶娘家的一位表侄来这里挖煤，食宿我家，他除了上班，其余时间便给我家做做杂活儿，其实也没多少事情可干，譬如担担水，劈劈柴，我在家的时候便同他一起玩儿。他胆大，喜欢黑灯瞎火地走山路。深夜，常带我去别的村子玩，也没正事，在村头打一通唿哨便回家了。山路旁是一堆堆坟墓，有一位年轻时打核桃从树上跌死的人就躺在我们脚下，还有几位喝农药上吊的自杀鬼，碰到初雨过后，荒冢间还有磷火跳动，村里人叫鬼灯，这些他都不怕。贴着他的身子，我亦步亦趋。
后来有一件事让他的胆量小了下去。
为了多挣点钱，有段日子他上夜班很早，同班的人还在路上，他已独自进入了煤窝剜了一堆，然后点根烟蹲下歇会，等待拉工来装，然而他听到不远处隐隐约约有人叫喊：“快来拉，快来拉。”起初他并不在意，以为是邻巷的剜工在叫唤。拉工迟迟不来，他以为只管照顾那位了，有些牢骚。如此三四天，后来他找拉工挨个儿问，人家都不承认有这事，他开始发毛，去找领班，领班是个老矿工，说自己过去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没过几日，他的屁股被另一个矿工误捣了一锄。他说，他原本心里是不装神神鬼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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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刘家垣中学后，可以住校。住校比住亲戚家少许多拘束。但排外的平川学生仍然存在，他们专找我们这些山里孩子的岔子欺负，目的让你臣服。我天生倔脾气，不吃这一套。班长喜欢别人巴结，我偏不，便老找我的麻烦，在班主任陈国民处打我的小报告，许多事情子虚乌有，班主任搞“一言堂”，视我为敌，在他的课上不是批评我就是罚我站，后来竟然停我的课。我的成绩直落而下，从此一蹶不振。
由于孤独和自卑，对文学更加情有独钟。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位陕西老头儿，姓任，操一口不伦不类的普通话，同学们都不怕他，甚至戏弄他。他对我很好，常叫我去他办公室帮他批改同学的作文，并向我请教许多方言，譬如为何将“麻雀”发成“xuwar”音之类。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作文，他很激动，问我是否抄袭，并说可以投给《山西文学》或《火花》杂志之类的话。他的鼓励使我很亢奋，以致于爱写作文连其它课也荒废了。那时候我的日记常常出板报。写得好的还有一位同学，后来当了老师，在我家乡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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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家垣中学，由于四面楚歌，我的学习境况很差，后来经常逃学。楼村嘚儿哥家离学校不远，我常常去他家住，他三弟小娃与我同岁，我们玩得来。表婶待人热情，但家景不好，没什么好吃的待我，那年赶上雨涝，田里的麦子下雨下得收不成，在地里沤了，出了芽，无法做面条，表婶就烙饼给我吃。表伯是个有趣的人，早年在省城一家工厂上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得实在没办法，加上父母年事已高，便辞了工作回村当了农民。每次放假，由他陪我回西贝山村，步行二十多里山路，可以说上一路，我不累也不觉得路长。
有时候我也去小姑家，小姑家在下村，有同学可以结伴去，小姑家有枣树，可以吃到醇香的酒枣，姑夫有些文化，在村里教书，会写毛笔字。那时候大妹在小姑家借读，小姑饭做得好吃。我与她的三儿子三蛋儿同岁，同她的小儿子白娃儿却玩得来，教他长拳套路，他忍着疼做我的陪练。
从下村回西贝山村比楼村要近得多，翻过横亘在西面的高山就没多少里地了。我提着哨棒英雄样地走过一次，仓皇逃窜的情节在一篇文章中详细描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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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主任陈老师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父亲，这次他不是被招来的，而是为我办转学。离开这所学校，尤其这个班级，我没有丝毫眷恋之情，在这里，我浪费了一年多光阴，这是我求学当中最不堪回首的一场噩梦。当然我不能也没有将这一切罪过全部推给他人，但我绝不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重演。那时，我初一的那位语文老师退休回老家了，便再也没有念想了。
回望远处的青山，通向那里的山路印有我稚嫩的足迹，今后我再也不会放假后走过那里了，我要接受新的学习和生活。青山悠悠，雁过无痕，我将从另外一条路返回西贝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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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学习和生活后，我仍旧常常回老家，因为那里有我年迈的爷爷。爷爷个性倔强，他觉得自己还能自食其力，不愿意给拖家带口的父母添麻烦。
每年规模最大的一次回家就是农历六月十六，这一天是爷爷的生日。父母带全家回老家给爷爷过寿，有了条件后，还带专业摄像师给爷爷的生日录场景。爷爷子女多，孙辈更多，屋里屋外人声鼎沸，过节一样热闹。其实爷爷从来没闹过大寿，亲朋好友都是自发来的。
自从外地求学后，每次回来，山村在我眼里总要陌生一些，村民对我的问候也多了客气和拘束，我也渐渐地觉得蜕皮一样，脱离了西贝山村这个肉身，背叛成了一位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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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日子，我也偶尔回家，跟着伙伴去坡里放牛，有一度我读一本科技故事书，照猫画虎地为村民判断起气象来。村民们对我越来越客气了，也越来越生疏了，我们之间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张力起作用。我努力同他们混在一起，但从他们的眼神中我发现自己的影子越来越模糊，他们已经将我排斥出西贝山村，将我视为异乡人。
随着爷爷的去世，西贝山村越来越淡出了我的视野，除每年一度的清明上坟，我基本要同它失去联系了。与乡亲偶尔在小城里会撞见，彼此言不由衷地寒暄，都恨不得尽快逃走。等到分开后，每个人都在想自己的心思，那个曾经在同一个村子里生活的人已在脑中彻底消失了。
随着年龄的增加，失眠次数渐多起来。每每深夜醒来，孤寂的眼神总会穿透黑暗，将流浪的心带回以往的西贝山村，也只有这时，才知道西贝山村这棵树在我眼里也许倒了，但根却深深扎在我的心里，也只有这时，我才醒悟过来我到底是谁——一个永远都不会改变的西贝山村的子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