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

生产队

学校

学校只占一溜砖窑的东头两间，最东一间做教室，靠里一间是老师的宿舍，砌一堵泥墙将学校与农户相隔，农户是支书，本来在另一个村子里居住，也许活人臭，住不下去了，就搬到西贝山村，仗着权势占了公房。支书是二婚，媳妇是个美人，但人品糟糕，虐待支书前妻留下的两个孩子，村里人都看不下去。

全村20来个学生，四个年级，教师只有一个，采用复式教学，常常一个年级上课，其他年级自习。老师姓赵，一个健朗的中年人，隆鼻广颡，身材魁梧，声如洪钟，梳大背头，很有点大干部的派头。赵老师生活简朴，一身中山装几乎没下过身。节省学校办公开支，用烟煤刷黑板，一支粉笔必须用得一毫不剩。除了村里给学校分的自留地外，还带着学生辟荒地，捡麦穗，拾玉米，冬天捡煤渣，我们个个头上都压任务。赵老师粗茶淡饭，很少吃白面和炒肉菜，他家住山外，逢年过节村里送给他点好吃好喝的，连夜便运回家，往返四五十里山路，不影响第二天早晨的朗读课。吃不完的麦子、玉米、南瓜、蔬菜，冬天用的烧炭，都利用星期天回家之机肩挑背驮。他带着我们深山打柴，刈荆条。将枯根作成椅子，使学生们第一次见识了根艺。现在闷头回忆，那时的学校生活，学习倒是其次，劳动才带给我们无限乐趣。他不像老师，更像个生产队长。他性软，我们有些不怕他。他体罚学生的杀手锏是罚站，上午站不够下午接着站，由于站的时候不必读书、写作业，不喜欢学习的学生故意犯纪律受罚。为了不影响其他学生，罚站一般在他宿舍，宿舍和教室隔一道门帘，调皮的学生偷吃他的东西，或者干脆掀起他正在蒸玉米窝头的笼盖做手脚。

赵老师唯一的儿子叫小明，因为他的大拇指旁还有一个小指。不知什么缘故，每年冬天都会跟他父亲来住很长一段日子。与我年龄相仿，在我还不认识算盘的时候，他的珠算已经打得很顺溜，加减乘除，噼里啪啦，看得我眼冒金花。樊老师的女儿长得和她写的宋体小楷一样精巧玲珑，那些日子，赵老师常常要我陪他们学习，一起趴在杂乱但温暖的炕上，借着煤油灯写作业。这样的待遇自然很让其他同学羡慕，进而妒忌。能够陪老师的孩子读书对我来说如同陪公主和太子读书一样荣光，因此我有点骄纵。

上到三年级的时候，母亲带着满腔外乡调调儿的妹妹们回到西贝山村任教。仗着母亲，我在学校充老大，释放前几年自己所受的委屈，有点像贫农一朝翻身做了主人，过去欺我的高年级学生都由我指东打西。那时候还没有现成的作业本，条件好的买一张白纸叠成32Ｋ大小当作业本用。高年级学生巴结我，给我帮忙，弄不整齐，我便呵斥他们手笨，骂他们死猪。有时候农忙，母亲也会以权谋私，让学生给我家帮闲，村子尽管小，但关系总有三厚两薄的，你嫌偏他，他嫌顾你，生出了许多闲气，好在母亲个性强，不服人，没人奈何得她。

学校房顶有一堵漂亮的花栏墙，李奶奶总喜欢坐在墙头歇脚，更多的时候是骂街，比如地里的豆角让断子绝孙的贼偷了，院里的草垛让谁家挨刀子的猪拱了，自家的狗被哪个嫖客卖屄的给毒死了等等。忽一日，老太太连人带墙掉进学校的院子里，人没死，但胳膊摔成了麻花，村里人都说，丑女（她的名字）歇脚是假，往回偷砖才是真，终于偷得花栏墙失了平衡，脚一踏重，栽了下来，这一切都是报应云云。

这样，学校一侧的花栏墙没有了，秃得难看，没过多久，我也到了外地求学。没过两年，母亲也调到县城，后来学校卖给了一家农户，新校舍迁到另一处地方，后来新校舍成了危房，终于人去教室空，朗朗的诵书声彻底消失了。

夜深人静，每每想起少时的学校，心里默默地按着记忆用古老的音律诵书，但往往不得要令，只得黯然销魂，谁何曾想，响彻西贝山村数百年的抑扬诵书竟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成了绝唱，如今只能模糊地留在我们这一代的记忆里，无法复原，就像记忆里的那座学校一样。

仓库

当山岚将东西山头的黄栌叶染成七彩霞的时候，西贝山村仓库的三把锁子便同时打开了。管库的三个人分别是会计、队长和保管。保管是我的本家叔叔，一个实诚到木讷的人。然而某年却被怀疑做了贼，村里的仓库丢了玉米，民兵别着遗落的玉米粒走到了他家门口，公社里的郭干事将本家叔叔锁进屋子里，告诫他不老实交待就法办。本家叔叔像受惊的老鼠，最后究竟如何处置我不得而知，反正钥匙被没收（或者自动交出了）。后来有人放出风声，说会计陷害他。对于这一点我则宁愿相信，会计的确有许多行为不端之处。

仓库里储藏最多的是玉米，堆在墙角里，下面铺着薄薄的席子，蟑螂、水酸牛到处蹦跶，厚厚的霉味里人们很容易就会找到老鼠的幼崽，通体肉红，还没长毛呢。用铁铣或木铣搓出来，不及恶狗扑上去，胆大的小孩用脚已踏成了肉浆。毫不防备的成年老鼠被大人逮住了，用煤油浇透，然后划一根火柴点燃，老鼠像火球在地上吱吱地乱撺、扭曲、抽搐……

集体的粮食每年有两次晾晒，一次是入仓前的晾干，一次是第二年春天的翻晒，粮食摊在仓库前的院子里。家鸡野雀都喜欢。

一年一度秋风劲，山里更是如此。仲秋时节凉意已经很深了，西北风从树梢刮到了田野，旋起的玉米枯叶有十几丈高。那一年秋收，正是开仓的日子，一股旋风从脚下生起，越旋越大，像无形的脚在地上疾行，最终将农家的一棵苹果树旋倒，树像醉汉在众人的惊呼中摔倒下去，风又将它撂倒在十米开外。主人惊悚不安，以为引来了鬼——村里人将旋风看做鬼风。那一年村里的老鼠多得成了灾，被药毒死的老鼠尸陈遍野，也将许多家猫和多事的狗毒死了。有人说那场风刮坏了村里的风气。说来也怪，往日村民平和的人际关系出了巨大的裂痕，吵闹打架时常发生，张杵将李路的头叉成了筛子，止血的棉花将李路的脑袋裹成了血绒花，吴彪用镰剜了赵四的脚……西贝山村那几年乱成了一锅粥。

仓库里的东西实在太少了，我们都记不清里面倒底还放了些什么，仓库的窗子是封死的，最高处只留一个透气孔，这样的地方连野雀和燕子也不喜欢，如果不是院子宽，且离学校近，我们也懒得来这里玩儿。蝙蝠则喜欢这里，它们在暮秋的黄昏扑喇着沉重的翅膀在这里捉飞虫，我们将沾满泥巴的鞋拋起来，很高，有时高过它们，嘴里在嚷：“夜蝙蝠穿花鞋啰。”蝙蝠便拐过身子往里钻。

与仓库一样常年静默的是一间民居，住着我的本家爷爷，在外地工作，英俊潇洒，身高马大，颇有膂力，二百斤的麻袋靠一只臂就掮到自己肩上，妻子是邻县一个比西贝山村更偏僻的村子，深山出俊鸟，漂亮得很，只是爱嚼人舌头，与村里人不睦，常住娘家。我们偶尔偷偷趴在门缝里往他家里窥探，家俱洁净鲜亮；窗帘很是好看。

有一年的冬天似乎来的更早，中秋刚过地上已结了冰霜，风凛冽地割人的皮肤。仓库的窗下放着一台墨绿的机器，怪兽一样伏在地上，我们都不解它的用处，嘴里乱猜，甚至将它想象成坦克大炮。其实是一台电磨。电磨是被十几个村民从几十里远的山外抬回来的，暂且搁置在这里等候安装，作为最光鲜的记忆，它似乎比仓库更能占据我的脑海，当时我们几乎忘了辘辘饥肠。

电磨安装完备，村里的仓库似乎显得无足重轻了，它似乎更有空旷的理由了，我不知道自己这样认识有什么逻辑可循，反正我无故这样印象。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思维混乱的人来说，也许仓库是一个最不值得记忆的地方，但从有了电磨的那一刻，我却对它记忆深刻。

也许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菜窖

菜窖这一事物在中国北方的农村是普遍存在的，之所以我对之多加赘述，是因为它差点成了我走向另一个世界的通道。尽管如今它已随西贝山村的许多事物随风而逝了，但它依然石狮般踞守在我记忆的门口。

四十多年前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一群妇女正在热热闹闹地围着生产队的菜窖切土豆种籽，万物复苏，一切欣欣向荣，春风将女人的心花吹开了。一个男婴被别人抱着进了她们中间。对于一个只有百十口人家的山村，新生婴儿稀奇呀，妇女们在欢笑中向男婴传递着温暖和柔情，男孩肯定是禁受不起太多，终于从一个女人的手中挣脱出来，“嗵”地落入她们脚下的深渊。

这个男婴就是我。

在讶然之后的沉寂中，一个中年妇女果敢地跳下窖，此时的我已经软成了一堆泥，女人将我口袋一样搭在肩上驮出的时候，我紧闭双目，脸弊成了紫茄子，几乎所有的人都摇了头。又是这个女人，掐住我的人中，生生地将我从黄泉路上拖了回来，这个女人就是我的邻家奶奶——生命中除了父母之外最大的恩人。

当然以上这些记述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尽管细节上说法各异，但留在我心中的却是一致的，并且不止一次与梦结合，因此成了我坚强的癔想——似乎自己见证了这一切，其实那时还不到两岁。人类不像其它动物，两岁的记忆比两岁的身体更柔弱。

关于我掉进菜窖没有丧命这一事实成了我迁出村之后每次回乡与乡亲交流时最重要的话题，纯朴的人们总会将你领到菜窖旁给你复述当时的情状，那时候菜窖还很健全，但比我想象得要浅了许多，如果将我的记忆喻作一条甬道，那么它就是全部。多少年来，每当高烧时，出现幻觉最多的就是一个窖，自己的身子慢慢地往里沉，往里沉……

队里的菜窖在我家圪塔院畔，童年每一天我都亲眼目睹，它像队里的仓库一样经常封着——用厚厚的沙岩盖住。雨过天晴，我们会在它上面和泥巴做泥碗往墙上砸响儿。

农户家家都有菜窖，日子过得再寒碜也不可缺。菜窖里储藏土豆、萝卜等。窖的宽度以人和筐子上下自由为主，内壁凿格台。窖底挖侧窑，蔬菜就藏在里面。窖口加盖板，沙岩居多。白菜则不必，挖半米深一个宽坑，将菜整齐摆放在一处，用草席盖了，冬天在雪地里扒。

由于贫穷，在农村人们对生死有些淡漠，对生喜悦多一些，对死悲伤少许多。如此而已，对待救命恩人就不必成为负担。譬如我，周奶奶救了我的命，她经常挂在嘴上，唯恐我家忘记，困难时期我们倾力接济她家，后来由于宅基地也闹过别扭。对于我来讲，感恩尽管常记心中，却极少行为表达。唯一一次是在七岁那年，我随爷爷去了一趟太原，提着点心回村，一见到她居然说：“奶奶，吃点心！”恩人乐得合不拢嘴，吃不吃次要，没有忘记她才是关键。这种潜意识中对她表达出的感恩行为以后的岁月里都没有重现。尽管她是我心中的菩萨，我却没有焚过香叩过头。冥冥苍天，我心中的祈祷能否为她带去福祉？但我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大，岁月的涤荡，良心中的东西会攻占性格中的缺陷。

菜窑里有别人盛给我的爱，也有我抛给别人的恨。

在我的一生中最需要得到关爱的时候，我和爷爷相依为命，由于姊妹多，父母工作都在外地，爷爷成为我事实上的监护人，尽管从没有过埋怨父母的念头，但爱的某些残缺却是事实存在着，比如我的内向、自卑、暴躁等等，都与此有紧密关联。小爸实诚，小妈强势，尽管我们不在一起生活，但同住一院，动辄也受谩骂和发难。尤其看不管她骂爷爷和姑姑们，用笤帚撵我家的鸡……久而久之，心怀怨恨。忽一日（那时母亲已经回乡教学）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居然产生了一个恶毒的想法。山村的冬夜又黑又冷又怕，拉肚子的我悄悄地移开小爸家的菜窖盖儿，一泡稀屎稀稀拉拉地流下去……事情做得很草率，第二天便被发现了，挨着大人的板子，心里却着实痛快。

爱与恨使得菜窑这一稀松平常的事物在我眼中丰富了许多内涵。如今这两个菜窑都被填平了，菜窑这一稀松平常的农家事物也逐渐随风而逝，然而我希望填平的是恨，播下的却是爱，爱的菩提像村头那棵古榆一样粗壮，爱的根系装满一个个深深浅浅的菜窖。

——菜窖装过农民的日子，菜窖就在我的心中。

饲养处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农村长大的孩子都忘不了人畜共居的生活，外间是牛马骡驴的圈儿，里屋则是人的起居室；更为贫寒的人家干脆与牲畜共住一屋，靠窗的前面是自己的领地，后半部则是牲畜的棚子，一进屋，一股粪薰扑面而来，如果是冬天，热烘烘的粪气直拱你的鼻脸。对于村里人来讲，这是多么心安理得的感觉！这种温馨当时没有感觉，岁月过后回忆时才更深切的触动人的心，就像母爱，其实潜移默化地渗到你的血液里了。

城里厌恶的许多东西在村里则受到欢迎，比如这臭烘烘的粪味。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乡下人，牛马骡驴粪味比香水味更容易接受。牲畜的喘气和人的呼吸共同构成了乡村的夜晚，它们饥饿时跺跺的踢踏声和昏夜幽幽发亮的眼睛会给寂静的山村之梦添上一条艳丽的光晕。山村的夜神就像骡马的刘海，下面是一双或闭或睁的眼睛。

我要写的饲养处就是队里的，饲养处与队部似乎混为一谈，由于时光有些旧远，留在我记忆的是一些零星的痕迹，像珍珠一样晶莹透亮。

饲养处是一溜砖房，比民居的土窑洞高级许多，几十头牲口住在里面，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还有专人伺候。它们在田里是奴隶，回到圈里则是老爷。饲养员姓秦，谦逊和气，祖籍河南，大概是他这一辈逃荒来的，不伦不类的口音。饲养号墙头挂着似乎永远不熄的马灯，我们聚在灯下听一位姓赵的会计讲《杨家将》，听寇准背靴、牤牛阵、穆桂英挂帅。赵会计也是外乡人，论辈分该叫他爷爷，在这间饲养号里，他父亲给集体干活时铡掉了一根手指头，从草堆里捡出的断指在炕沿上一耸一耸地动。赵会计有些小聪明，后来干过煤窑，听说还给人掐掐算算，到底都没有干成。秦姓饲养员尽管谦和，但也有发脾气的时候。俗话说：好人不恼，恼了不了。恼他的不是人，是养了多年的骡子。骡子被栓在院子里的木柱上，用牛皮鞭子狠狠地抽，队长也劝不了，似乎天经地仪地抽打自己的儿子。结果愤怒的骡子踢掉了他的门牙，他捂着嘴，血流满面，嗷嗷地将代表饲养员职务的马灯塞给队长手里。

饲养处有一条长两米的旧石槽，足有七八百斤重，须五六个汉子才能挪动。相传我们村有一位汉子，即可抱起。说是与人打赌，条件是蒸一箅子馒头。那人一顿吃尽，腰带一束，用力一抱，轻轻将之放到主人指定的地方。有一年村里来了许多车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骄傲的马儿，蓬松的尾巴，尤其披长的马鬃，比骡子不知漂亮多少倍。说来也怪，那些人居然肯卖一匹马驹给村里。马驹金贵，自然不能与牛驴混着养。爷爷那时年老，人也细心，马驹就交给他。爷爷给它安置了新房，我们也搬过去一起住，然而那年冬天，眼神不好的爷爷因火种灭不及时差点引起火灾，之后，那匹马便没有了下文，似乎卖掉了。

村里有了电磨后，饲养处腾出一间做了磨坊。那时候仍没有电，磨由柴油机头传动。看磨的师傅姓李，幼时随父母落户本村，有些文化，这是件既轻松又体面的活计，工分又不少挣，因此有些骄傲，可以随意呵斥小孩儿的不安份，而我们又喜欢在这里凑热闹，喜欢看他拿着皮带油在传送带上磨，喜欢看他招着摇把发动柴油机，喜欢看他换箩子，喜欢跟着磨面机有节奏地轰响哼革命歌曲，当然还喜欢沐浴在阳光里的飞扬的粉尘以及呼吸带着土香的味道。

饲养处还是组织社员开会的地方，传达上边的精神，年终的时候唱工分儿，分发《毛泽东选集》，厚厚的几大本。不久之后是毛主席的追悼会，干部社员们胸别白花，神色肃穆，男人们嘤嘤地哽，妇女们号啕大哭，孩子们感到事态的严重，小心翼翼，目不转睛。再后来是抓阄儿，分核桃树、分地、分牛、分羊。

土地承包责任制后，饲养处变卖了，小爸买了两间，没有住，圈牛。如今，小爸的儿子做了村支书，又重新作了队部，已是三十多年后的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