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一）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蓝德

外公

外公的生命之火是一点点熄掉的，这主要体现在脾气的改变。

外公脾气暴烈，无端大火常常发生，外婆大气不敢出，舅舅唯恐避之不及，而到年老，他身上的火气越来越下去了，直到最后连温度也没有了。就像一堆干柴，开始噼噼啪啪地燃，越烧越旺，越旺越烧，然后就是越烧越没火劲儿，直至成为灰烬。

晚年的外公常常以朗读报纸打发日子，外公早年当过兵，部队扫盲时识过几个大字，读报纸断断续续，常常向我讨教某个字词的音意，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愤怒。

外公的暴躁有遗传，在他的宗族谱子里记录着两位打死响马的武林好汉，外公的父亲也是个拳师，可惜死的早，武术没有留下，遗传下来的是暴躁的脾气。

外公早年当兵的时候处过相好，那时候脾气是很暴的，以至于外婆只能默默承受，外婆嫁他的时候年纪还小，长得也矮小，对外公的印象是高个子，脸色凶巴巴的。外公的照片就是这样，虎着脸，总要训人的样子，即使老了，这张唬人的脸也没改变。外公后来生了一场病，这场病使他的脾气更加暴躁了，外婆迈着小脚左伺候右伺候都不合他的意，后来同室的病人家属也咒起他快点死去倒好的话来。后来外公因为这场病瘸了，但暴躁的脾气一点儿没变。

暴归暴，外公其实是一个好人，心里不装事，躁一阵就过去了。他会厨艺，经常背着炒瓢给乡里乡亲帮忙，从来不沾事主一点便宜，落了一个好口碑。邻里乡村，舅舅和母亲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护着。“四清”和“文革”运动时，外公成份不好，但没遭过多少罪。政治运动并没有收敛他的暴躁脾气。

外公喜欢种菜，地里的活计精耕细作，为了做好，常常训斥别人，也跟自己生气，他做事没耐心，一件事重复两次做不好就发躁，倘若在一个地方连续跌两次跤就会将此地刨一个坑。外公村里有一个人比他还暴，有一次蹲在院子里吃饭，一只鸡在那人碗里抢食，那人二话不说，放下碗便追，直到捉住并从鸡嘴里掏出食且吃了它的肉。外公与这个人是朋友。

外公年龄大了以后耳朵背了，按理说耳背爱问，但他越来越沉默了，他可能知道不问倒好，省得为听不清又要发躁。外公病了以后更是如此，有时他一动不动地闭着眼坐在那里，时光在他跟前似乎也蹑起手脚了，坐在他身旁，我呆呆地盯着，他身上的暴躁似乎正一点点挥发掉。我发现他在不动声色地忍着病痛，微微战栗着，他强忍着，病痛反倒不如忍受暴躁更痛苦了。多年以后，因为一件事我有意强忍了愤怒，后果是胃疼了好几天。外公的额头沁着汗，脸色阴得很难看，仅此而已，倘若放在年轻时，该是摔盆子摔碗了。外公有时候喉咙里会发出唔唔的声音，仿佛一条狺狺的狗，外婆越发不安，伺候得愈发小心谨慎。

外公的病医生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结论，只说是老病，没有好办法，只有在家养着。外公不说疼，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忍耐力无时不刻不与病痛针锋相对。外婆后来也战栗，因为屁股处烂成了一个洞，但她唠叨自己的疼。外公没有外伤，他的疼隐在身体内部，连同他的暴躁。生命之火在一天天暗下去，外公几乎不再说话了，并非没有力气，而是忍受一切。

关于死，老人们最忌讳，外公也不例外。尽管快奄奄一息了，他仍然没有叮嘱自己身后的事情，但这并不能认定他对死没有看开。对于自己的病他很清楚，从我背他上车回老家的那一刻起就很清楚了，只是没有说透而已。他想把生和死的秘密藏在心里一并带走，不给他人留下念想，走得更为彻底。

外公去世的时候我不在他身边，只听表姊妹说，外公在炕上一言不发地打着滚，额头满是汗珠，他实在太痛苦了，但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为何要强忍痛苦而不呻吟或发一下脾气呢？他原本是一个不藏情绪的人啊。外公越是这样，我们越担心会发生点什么，我们对他越感到陌生。

外公去世的那天，我无端地暴怒着，用拳头将房门砸了一个窟窿，那个黄昏下了点雪，我并不知道外公已去了，等我知道的时候，他的暴躁脾气已传给了我。

他夭折了孙子，而我，是他唯一的外孙。

爷爷

爷爷双手垫于脑后靠在被子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土窑里的某处，这样的情景往往发生在上灯时分，深秋的寒风将窗外的梨树刮得哗哗响，梨子结得真繁，尽管已支了好几根桩子了，树枝也随时有折断的危险。奶奶常年咳嗽，医生给了一个土方：将梨剖开挖去核，填上白糖或蜂蜜蒸着吃清肺。爷爷由此栽下了这棵梨树。爷爷其实根本没看什么，而是用耳朵听窗外风吹树叶的声音，那声音太熟悉了，一响几十年，凭树叶声，爷爷就能判断出梨子的大与小，疏与密，还有多少日子就该摘了。而如今，这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那个最需要吃梨子的人走了。三十五年前，爷爷就这样躺着，他占的位置就是奶奶睡了几十年的位置，奶奶去了，他便将自己的铺盖从炕头挪到那里。

天已经很暗了，屋里依旧不点灯，坐在爷爷身旁，常常能够听到他一个人说话，似乎在与一位近在咫尺的人窃窃私语。爷爷将这种思念化为一层孤独的光芒罩在自己眸子上，使原本并不清澈的目光变得更加浑浊。

爷爷原本不是脆弱的，他的坚毅来自于悲惨的前半生。爷爷三岁失父，七岁死母，十二岁跟着骡帮驮卖炭，人太小，上下骡背得由人抱才行。他用坚毅创家业，土改时村里三分之一的土地都归他所有。兄弟二人，弟弟当兵死在异地，爷爷步行百里将弟弟的尸骨背回来埋在自己耕种的地里。解放战争时期，爷爷给共产党做事，被阎锡山的顽固兵知道了，绑了要枪毙，爷爷逢林就钻，遇沟便跳，枪林弹雨中躲过一劫，他从不软弱。

然而人总是有软肋的，奶奶的死让我分明感到爷爷的痛处，感觉到他衰老的开始。在我记事起，爷爷的失声痛哭只一次，奶奶的棺材被抬走要埋了，爷爷嚎了两声，那两声里究竟装了多少情愫，除了他本人外无人得知。小爸死了，爷爷带着掘墓人选坟地，上下地垄健步如初，一点也看不出是个年近七旬的老头，老年丧子，爷爷没有失去奶奶时表现得更为痛苦。

在爷爷身边生活，我可以真切感觉到爷爷一时不刻不在思念奶奶，他的枕手躺着盯某处成了奶奶死后一个标志性姿势，在他嚅嚅自语的时候，那种被我称为孤独之光的东西便爬上他的眸子，而且像翳一样拂之不去。到了晚年，爷爷常常彻夜不眠，半夜醒来，借着月光或炉子里的火光，我可以看见他眼里的那种东西在跳舞似地闪，爷爷偶尔会发出梦呓似地含糊的声音，我可以感觉到他身上那种所谓的精神在一点点耗损。岁月如此无情，原本如此坚韧的爷爷被思念这种东西变得一点点苍老下去。

只有这时，我才知道其实爷爷内心是脆弱的，因为缺少母爱，所以他的坚毅终归只是一个坚硬的外壳，一旦这层壳子裂了，柔软的瓤子便暴露出来。因为缺少母爱，爷爷才会把自己的妻子变成“母亲”。奶奶比爷爷大一岁，温顺慈爱，除了妻子还像他的母亲吧，爷爷年轻时胃口不好，奶奶给爷爷缝了一个肚兜，爷爷戴着他直到离世，奶奶给爷爷扯了一丈二尺长的腰带，爷爷春冬两季总要缠在腰里，还有腿带，奶奶不在了，他自己扎，一层又一层，女人一样扎得细致。他人面前，爷爷从不提奶奶的事情，但我可以从他的目光中找到奶奶的所在。曾有几次，我都想探究一下一位老人对另一位老人的思念究竟有多深，每次都欲言又止，我不忍扣击那个老人安静的柴门。

爷爷年轻时一定自以为是过，兴许会打过奶奶，但给他生过四男二女的那个羸弱的人走了后，爷爷一下子什么也不是了，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他得学会自己做饭，尽量注意少生病。在没有我们的几年里，爷爷一个人在乡下生活，他不想在自己尚有力气的时候拖累儿女，他眼睛不好，看不到肉碗里的苍蝇，看不到锅里的柴草，但他活着，自尊地活着，七十多岁了，种的粮食和蔬菜还供我们用。也许只有我知道，其实他不是一个人生活，还有他那位相濡以沫的妻子。他满身疲惫地坐在田埂喘息，他一定会觉得自己的妻子端着粗瓷碗就站在身边，只是一碗白开水，也只能是白开水，就足够了。空旷的土炕上只他一个人，不是的，分明又听见另一个人在陪着他微弱地呼吸，否则他是不会说话的。

晚年的爷爷居无定所，有时去伯伯家，有时去姑姑家，更多的时候跟着我们在县城里生活。爷爷根本不习惯这种生活，除了环境，还要看别人的脸色，爷爷的眼里曾经是揉不进沙子的；对奶奶的思念变成了更深的孤独，对爷爷来讲，这一切才是重负，但他得硬撑着，没有办法啊，太老了，一个人生活不了了。失眠的爷爷独语的次数更频繁了，半夜我仍旧可以看到那点光芒在他眼睛上跳舞。

爷爷生命中最后一段日子是跟着我和妻子过的，晚上他一个人睡，半夜起来我习惯听听他的动静，他喃喃的声音已经很高了，空旷的屋子回响着嗡嗡的声音。他的暮年，白天坐在沙发上，也一个人说话，甚至笑。生命之光在他身上逐渐淡了下去，而思念和孤独却愈加强烈。

爷爷病了，在生命最后前两分钟对父亲说：送我回家吧，我怕不行了，昨天病了一夜，你母亲当年就是病了一夜第二天走的。爷爷说这句话的时候如释重负，似乎这句话在他心里隐藏好多年了。

我抚闭了他双眼，蓦然发现，那层翳一样的孤独之光褪掉了，眸子变得孩子一样的洁净。

外婆

外婆在世的时候，我就想写一篇《逝者》的文字，那时她已病入膏肓了，躺在床上整天价地叫母亲和伺候者的名字，外婆的叫声里带着怨怒和仇气，年轻时的霸道和“难玩儿”显露了出来。起初，我们还很耐心，有叫必应，到她床前，说没事，你们歇着吧，显然她在试验自己的威信和考验他人对自己的重视程度。

外婆是因为摔了一跤而做腿骨折手术的，手术后其它地方出了问题，比如浑身肿疼、气喘、无食欲等等，医生说，老年人最怕跌跤，一跌，毛病就全出来了。外婆无法走动了，她很恼怒，对自己身体不争气的愤恨转嫁到伺候者的身上；有时候，她会敲打自己的脑袋，咒骂自己也不早死。我们都很小心，尽力不让她发怒，但为了遵照医嘱，还不得不限制她的行为和要求，比如控制她吃甜食，强迫她活动伤腿等等。外婆对管制很反感，孩子似的对着干，其实她很清楚那样做对她的健康恢复有好处，她偏不让别人指使她，外婆没病的时候我们也给过她一些建议，她很配合，尽量达到我们的要求。一旦病了，固执乃至偏激就来了。

外婆也有缴械的时候，从表面看她很愉快，越是这样，我们越得小心翼翼，因为一不小心变了情绪，后果不好收拾。看着别人的表情，她会很得意地笑，像一个顽童捉弄别人后的开心。坐在病床上看着她菊花般地开心，分明能看到外婆心中那团希望之火在快速枯萎。她的笑是恓惶的，对自己生的嘲笑和死的接纳。送外婆回家的那天，她笑得很粲然，其实她自己比谁都清楚是回家等死了。我们的表情有些尴尬，凝重的气氛让人窒息。看着别人的怪模怪样，外婆似乎有些幸灾乐祸。我说：姥姥，等你身体养好了我再接您回城里来住呵。她回答：你还想让姥姥活多少哦，姥姥已经八九十了，能吃得吃了，能喝的喝了，满足了。外婆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她蔑视死亡和他人对自己无奈的处置。外婆的笑像锥子一样刺着在场的每个人的心，人们不得不陪着她笑，她也在笑看每个人僵笑背后的东西。现在她是每个人情绪的主宰者，所以她又找到了自我。

在回家的救护车里，外婆执意要坐起来。靠在表姐的怀里，她安静地看着自己熟悉的山山水水，她的眼神像小孩看着吃食，眼角湿润着，虚汗从她的额头沁了出来，呼吸微弱。有时候，她并不清楚自己看到了什么，只是尚存想看到什么的愿望，她甚至不清楚自己已回到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屋，但她某些瞬间的记忆却是异乎寻常的清晰。外婆晚年常常犯迷糊，许多时候，她分不清眼前的子子孙孙，甚至管自己的女儿叫妈，也不知道舅舅是她的儿子，但她知道讨好妗子，知道避过舅舅妗子喊她夭折了的唯一的孙子的名字。她分不清白天黑夜，但对自己的后事可以很清楚地嘱托下来，她的思路惊人的清晰，不得不让人猜想大段大段的遗嘱其实是酝酿很久了。

对于死，外婆并不甘于就范，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喝药，生病期间，唯一持续的记忆就是吃药，她以为药可以救她的命。外婆脉搏近无了，儿女们铰她身上的旧衣服，换寿衣，外婆的耳朵很灵，噌噌的剪子声引起她的警觉，这声音对她一生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外婆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她用尽最后的力气瞪圆眼睛看着别人忙乱，其实她已没有办法看到一切了。她的瞳孔放大了。

尽管不想死，但死去的外婆是安祥的，她的脸甚至比生时还漂亮，躺在棺材里，人们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这张脸，她紧闭着眼和嘴，很富态。也只有这时，我才意识到，那个活生生的外婆的确走了。

老舅

外婆去世不到二十天，她的哥哥，我的老舅也去了。

晚年的老舅常常来我家。他没有女儿，儿子是抱养的，跟他感情不和；母亲是他唯一的外甥女。过去老舅来我家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孙子孙女要开学了（当然不会让他开口，母亲会准备的），二是向父母诉诉养子的不是。近几年老舅到我家的目的只剩一个，就是诉诉心里的怨气，他没地方说呵。老舅活到八十八岁，身体硬朗，还有力量生闲气，自己的儿子嗜酒，喝醉了会揣他的门，还会打他，老舅身体再好，也不是儿子的对手，只好逃到外甥女家骂儿子不争气，骂自己命苦。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老舅每次下城里，晚上我都带着他去父亲办公室住，那时他的耳朵还好，他给我讲自己辉煌的过去，我给他表演唱歌和花拳绣腿。对于这段往事，他很津于乐道，似乎是讨好我的唯一方法，然而我却不愿意忆那些幼稚的往事，我大了，他老了，我们没有共同语言了，加上他的耳朵实在太背了，我们坐在一起只能沉默。他跟母亲诉儿子的不是，母亲不想听他烦心的家事，有时候还会训他几句，老舅便找父亲说，父亲很有耐心，中间还会礼貌性地添上一两句，他找到了知已，诉苦的情绪就更大了。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肯定会凉场，老舅就奉承父亲，专挑好的说：“人活一世争名望，看看咱们那一方人，那个比得上你强？他们见了我就夸你”“瞧你给后代创了多大的家业”云云，有时候说得太露骨了，母亲就要顶撞，父亲摆摆手，其实他也清楚，一出了这个门，话就会变样的，埋怨父亲懒，说母亲给过他难看的脸色。

老舅有一副眼镜，以前来我家老戴，他是个老粗儿，大字不识一个，眼睛并不近视，他说眼睛老流泪，一戴上就好了，有时候来我家并不戴，但从没看到过他流过泪，他偶尔会摘下来给父亲看，说是石头的，宝贝。父亲喜欢收藏旧物，有一次老舅将石头镜裹了交给父亲，父亲不好要他的东西，硬给，说了许多儿子的不孝和我父母待他好的话来，迫于情面，父亲只好暂时替他保管起来。我和母亲反对父亲保管的做法，很不厚道地猜想老舅这样做另有所图。没隔多久，老舅又来了，这一次神情有些不自然，对父亲说，那副眼镜本来是要家传的。听话听音，父亲当即还给他，第二天，他就走了。

俗话说，一个手掌拍不响，两个手掌都有过。养子不孝，老舅也有责任，听村里人讲，过去他常常对儿子儿媳动辄破口大骂，以至于连孙子孙女对他也不敬了。他到我家，每次都背嫩玉米、豆子、杂面等土特产，甚至还会去山里摘野果子给我们，而这些东西都是向别人讨要或亲自采摘甚至从他人地里偷的。八九十岁的人了，每次下城都是单身，儿子孙子并不管他去哪里或者死与活。他的诉苦，起先我们都很同情，说多了，听得也烦了，有时也认为他有些夸大其辞。每年外婆生日，我们都会聚在一起热闹一番，这样的待遇他是没有的，前年外婆生日，我们驱车去看望他，老舅坐在院子的柴堆里，浑身灰土的不像个人样儿，远远地看到我们，挣扎了几次都没能站起来，后来终于起来了，要去扶，他摆摆手，扶着墙挪步领我们进了他住的屋子。屋里乱得像一个杂货铺，炕角堆满了大包小包的衣服，全是旧的，每年母亲和他的侄女们都会给他做新衣服，但从来没见他穿过，以为他藏着舍不得穿，家里居然也没有看到。他经常说家里丢钱和衣物，过去我们并不太信。摊在炕上的被子很破了，天气已经很凉了，仍是夏被。后来到我家他才说，其实那次腰疼是儿子醉酒后打的。他知道那天外婆生日，呼啦啦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看他，他情绪架不住，坐在炕头哭得如丧考妣。一会儿，他的儿子回来了，两只眼睛瞪得滚圆，他才噤了声。病重的外婆想见一下老舅，她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位苦命的哥哥，老舅被接来了，平素硬朗的腿像企鹅一样来回摆开了，我们都怀疑他又吃了儿子的棍子。

外婆发丧期间，听说老舅病重了，看望的人回来说，其实病并不严重，输点液或许会好起来的，只是没人给他治，躺在床上等咽气。正月初五，来消息说老舅过世了，其实有可能过年期间就死掉了，说不定新年的饺子也没吃上。当地规矩正月初五之前不埋人的，那能就恰好死在正月初五这一天呢？死就死了，死了，老舅也不用受苦了。

老舅死了，有一桩秘事却留下了：几十年前当村长时，他偷偷给国民党做过事，人家发给他一张委任状，不敢放在家里，藏在村头的石崖下，他隔三差五还会去看的。

我很想看看这张东西究竟什么样儿？可惜他没有告诉我具体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