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昂三味

我一生中吃得最美味的是饿极了那一顿和妈妈做的每一顿。

我十岁那年，日历上正好是1980年，父亲把我和母亲从雪山下的一个傈僳村庄带到德宏。我们离开村子的时候，广播正在播放成包到户的消息。那时德宏的五个县还叫外五县，进德宏的路要经过许多哨卡。80年吃在我们家还是头等大事，父亲一个月四十斤的定额粮票就是我们一家的口粮。

每当夜色笼罩桥工队的工舍，我们家就生起了火，母亲在我们家的土灶前为我和父亲煮饭，火光照着她转来转去的身影，她在一切都是简易搭建的厨房忙碌，四根竹子撑着一片油毛毡做顶，没有墙，风大的时候火会在土灶炉里向母亲笑，下雨的时候，屋顶外下大雨屋顶里下小雨，当然月亮明的时候我们可以省去灯油。父亲还用竹片为母亲搭了一个长长的案几，我说的竹片就是把一根大龙竹破开，再照着竹心里的每个竹节竖着破几刀，摊平，这样一根竹子就被摊平整齐，每一片又因在竹节上破的不是同一水平线而相互缠连在一起，两块竹片就搭成了一个宽宽的案几，竹子有多长案几就有多长。案几上放着零乱的碗盏、刀、砧板和五颜六色的蔬菜，母亲哼着歌儿，双手上下翻飞，动作麻利地切菜，搅拌锅中食物。粗布缝纫的衣裳宽宽地罩着她瘦小的身子她，用食指沾锅铲上的汤汁尝盐味，是母亲一生中最可爱，最令我心悸的一个小动作，那个时候的母亲满脸都是柔情蜜意，心里有的，眼里全有，每天做饭是她对父亲和我表达爱的方式。

母亲那一双手上布满裂痕和茧子，这双粗陋的手从来没有绣出花儿朵儿，却能在荒芜的土地里，种出青青白白、红红绿绿的菜蔬，在缺油少盐的年代里给我可口的饭食，为我家贫寒的饭桌添了许多欢喜与骄敖。

在老家的那十年，爷爷还在，二叔当家，二婶娘主管一家吃喝用度。母亲在西厢房的缝机前挣工分，傈傈人旧时的大家庭，有一套自古传下的规矩，全家人必须听当家者的安排，谁也不可越位，二叔每天早饭时就安排种地，找猪草，放羊，担水，一切按部就班，而母亲只须剪裁缝纫，所以她没有学会烙面饼和搓沙沙饭。

母亲一身做德昂菜的绝技，直到我们一家三口团聚才显露而出。80年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还有着天壤之别，农村人到城市生活，就意味着没有粮食来源，虽然父亲的工作决定了我们只能住在野外，但父亲拥有城市户口。为了一家人在一起，母亲带着我选择了做家属，也开始了她做临工，开荒种菜，跟着季节上山找野菜的生活。但凡山上能找到的食物，母亲都会想方设法背回家来。从那时起，母亲就成为我心里面那个美食魔术师，她总能给我饥饿的胃一餐温暖的饭食，给我贪馋的嘴巴一个饱足。

我们家很少吃早餐，应该是父母亲很少吃早餐，天未亮母亲就出门做临工去了。父亲原来是石工，后来变成饲养员，天不亮就去了猪场。他们会给我留五分钱的饭票，这五分钱的饭票可以在父亲单位的食堂买到一个馒头或者一个肉包，我边吃边飞跑着去子弟小学上课，老师是父亲单位里抽调出来的上海知青，我刚刚从半汉语半傈僳的课堂转场，老师吴侬软语的讲课常常让我睡意浓重，还不到十一点，我就饿得心慌，十二点下课钟响一下，我就抱着书飞一样跑回家，最初我掐着钟声飞跑是因为饿，后来是为了躲避挨打和挨骂。我的整个少年时光都是掐着钟声飞跑，飞跑着离开学校，飞跑着躲开同学，飞跑着回家。说是家，其实就是一排简易油毛毡房，分成几间，一家人一间，隔墙是竹篾篱笆，房顶是油毛毡，一口喘气声都可以从第一间传到最后一间。

母亲煮酸笋的味道传得最远，其次是烧干豆豉的味，这两种味诱人，也惹人嫌，有人寻着味来讨一块，也有人骂骂咧咧来斥责。无论那一种人来，父母都是说着好听的话，陪着最尴尬人笑，那是我最早懂得的卑微。这种卑微也许来自族类遗传，生生世世跟随着我们，在我身上也如附体般保存着。

从夏天说起吧，这个季节桥工队驻地四周的山最丰盈。母亲能从山中取回野菌、知了、水沫衣（苔藓类）、树花、竹虫、山竹笋及许多野菜野果，她在热带丛林中找山货的本领来自外婆。而面对父亲的雪山和高山针叶林时，母亲有着天生的畏惧。七月末，一场接一场的山雨之后，沟箐里的山竹笋就破土而出，背着背箩进一趟山，必是满满的收获。山笋很苦，不能直接食用，但只要经过母亲那一双巧手，总会变成美味食物。

德昂人一生与竹密不可分，住竹楼，用竹具，吃竹笋，女子缠竹腰篐，男子立竹幡杆，到最后也是一个竹棺笼送入土。加工山笋也是每个德昂女子与生俱来的本事，一年四季的饭桌上，几乎每一顿都不会少了笋。后来我们移居城市，当上了内心恐慌的城市边缘人，但这门手艺，在我们家一直保留着。

采回来的笋洁白又新鲜，泛着青竹微微的苦香，母亲在山里就剥去了笋衣，用山涧水洗干净，背下山新鲜的笋还饱满充盈，份量很重，母亲把背肩卡在头上，整箩重量都由头顶来承担，她空出来的两只手还不忘一只拎一袋，我吃的每箸山菜都是母亲翻山越岭用这个姿势背回来的。

每年夏天母亲就要做腌酸笋、臭笋、干笋和黄笋。

做腌酸笋要先擦笋丝，擦丝的工具叫擦子，是父亲在一块木板的中间镂出一个空位，再用一个捡来的圆形罐头盒拆成片，长钉在铁片上打出成排整齐的钉眼，把铁片镶在木板的镂空处，钉眼的反面向外，就做成了我们的擦子。擦子的底部抵在盛笋丝的大盆边，另一头握在左手上，右手就可唰唰唰地擦丝了，这是个技术活，要掌握擦子与笋的距离，更要把握笋与手的距离，稍不留意手指就会被锋利钉眼的倒口擦出丝条状。我常常会被堆积如山嫩笋子的苦味扰得心急火燎，就想一口气擦完。手快擦子更快，受伤就成了常事儿，母亲给我伤指缠上旧衣服上撕下来布条，又低头继续，笋汁浸着伤口疼得我嗷嗷叫，母亲就会说：你这性子，以后总要有吃不完的亏等着你。其实我是母亲的复印件，用我的一生复制着她的一生。也确如母亲所说，我一直在为我的急性子买所有的单。

母亲把擦好的笋丝一层一层地铺在大大的土陶罐里，我家腌笋的罐有半人高，大圆肚子那种，母亲弯着身子压实笋丝，我每次都担心瘦小的母亲会掉进罐里，也有时我暗暗希望她掉进去，这样我就可以抽身起来拉她一把，我随时盼望着可以有一秒钟的时间放下手上的擦子，让我又酸又疼的关节和手指得到解脱，但母亲摆弄起比她胖一倍的大罐游刃有余，干脆利落。罐中的笋丝被她瘦巴巴的手掌压得绵软厚实，只到渗出的水没过笋丝本身，罐口就盖上芭蕉叶，加块木板，木板，再压个石头，腌白笋就做好了。母亲总是用最后一盆笋丝腌香酸笋，所谓香酸笋其实就是用盐和切碎的小米辣拌匀，同腌白笋一样入罐，压实，封好，放置到屋角不动，一直到开坛入锅，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段，但母亲总会把开坛的时间拿捏得准准的。

到开坛，一罐罐酸香的腌笋就成了我们全家的最爱。酸笋与任何一种菜相配都毫无违和，与谁搭都鲜香满口。我们家最常用酸笋煮洋芋、煮茄子、煮豇豆、煮蕨菜、煮瓜尖、煮青菜等等等等，这里不知道得用多少个等等才能表达酸笋百搭的魅力。后来生活好起来了，母亲的酸笋就煮鸡，煮鱼、煮五花肉，煮猪蹄、煮牛肉也成了我们全家的最爱。

说到酸笋煮青菜，其实这道菜还有另个名字酸菜，酸菜在德宏是一道最家常，最经典，最著名的菜肴，各民族之间做法也各不相同。德昂酸菜最讲究两点，一是酸味正，二是绝对素，不用骨头汤，不放糖，更是不沾一丝油腥，完全取植物的自然酸。有酸笋煮、酸木瓜煮、黏枣果煮、盐酸果煮、羊奶果煮、酸渣果（多依果）煮、干腌菜煮和青菜杆腌制的酸水煮，这么多的菜酸和果酸都可以与青菜搭成一道风味酸菜，拍几粒蒜同缅芫荽小米辣切碎加一勺酸菜汤，是酸菜标配的蘸水，这碗蘸水是任何一锅酸菜的灵魂，必不可少。

黄笋是把鲜笋破成四瓣，放入大锅中使劲煮，水沸时铲几铲热灶灰丢进锅，等到锅里的笋瓣变成深黄色，捞出泡在清水里，每天换水，保持水清洁，三天后笋原来的苦味就泡尽了，黄笋可炒，可凉拌，黄笋的灵魂伴侣则是姜叶，缺了姜叶无论怎么做都会差着那么一点点味。

煮香黄笋最有趣，用母亲的话说就是笋子煮笋子。我记下了母亲做这道菜的方法，将黄笋撕成细条，捞一些去年的酸笋用铝锅煮开，放入黄笋煮半小时，加盐、小米辣、鲜花椒、姜叶继续加火煮，锅中翻滚着白的笋丝，黄的笋条、红的辣椒、绿的姜叶，还有一粒粒花椒果，非常漂亮。一直煮到笋汤快干，起锅后放凉，就可以摆上我们家的竹篾饭桌了。我记得曾到处说我们家有怪味的二莲她妈妈，后来只要一闻到我家煮黄笋的味，就揣着个碗来：唐嫂子，我家二莲她爸让我来要一碗，然后就自己动手堆一尖碗。我家厨房没有门，当时我想要是有道门就好了，香的臭的都出不门去了。

干笋其实是最简单的，把黄笋摊在竹笆上晒干就是干笋了。干笋要搭肉做出来才好吃，我们家的干笋大多是拿上街去卖掉。母亲也会晒些酸笋干，用腌好的酸笋煮干水后晒干就行，酸笋干撒到任何一道汤里都可以提鲜。

臭笋也是每季必做的，母亲做的臭笋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从来没有被替代过。母亲在一个小竹箕上铺上南瓜叶，刚采回来的嫩笋破成小条叠放在南瓜叶上，淋一道井水，再铺上南瓜叶，放在土灶边，每隔三天淋一次井水，捂十五天后揭开南瓜叶，白森森的笋块已经变得微黑，曾经硬朗的身段也变成软绵绵地，扑鼻而来的是臭笋特有的臭。臭笋煮南瓜尖，煮洋芋，煮五花肉口感很独特，是那种马上就被浓烈气味包围了的感觉，一点也不雅美，却有一种原始的食欲力催促我：快吃，快吃！臭笋闻着臭，越煮越香，对我来说还是越吃越香。对于臭笋，没有亲自吃过，真的体会不到它的臭与香在胃里升腾那种充满渴求的美好。

德昂豆豉等同于其他食谱中的味精、鸡精、蚝油、酱油，豆豉是德昂菜最主要的调味品。母亲煮鱼不能缺豆豉，热油把豆豉煎微黄，加水，鱼也同时入锅，水开放水香菜、苤菜叶、折耳根和小米辣。豆豉臭与鱼腥气相遇，竟可以混合成一锅被平衡之后的香美鱼汤。也许平衡它们的是水香菜的香气，苤菜的呛气，折耳根腥气和小米辣的辣味。植物也有一套自生而成的相生相克系统，遵循着这套系统的规律，所以我们获得了舌尖上的美味。

凉拌不能缺豆豉，舂菜不能缺豆豉、炒菜不能缺豆鼓，煮汤也不能缺豆豉，比如杂菜汤，母亲就常做两种，一种用酸笋，一种用豆豉。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杂菜汤是否还有第三种做法。

就算什么菜也没有那天，母亲的一块火烧干豆豉就茶水泡饭，也能让我和父亲吃出伟大的满足。母亲会在初冬时节做豆豉，黄豆是舅舅寄来的德昂小豆种，母亲就种在离我家不远处的山坡上，豆枝小小的，豆叶小小的，豆粒也是小小的。一半坡地我们只收到五箩豆子，母亲留下明年的种子，其余的全总用来做豆豉。晒干后的黄豆，用清水泡一夜，淘洗干净，放进木甑蒸熟，倒进铺好笋叶壳的篾箩，趁着热气未散，用笋叶壳封好箩口，再用木板和石块压好，放在屋角发酵。等到豆粒之间可以拉出细丝，就可以倒出来，用木碓舂成泥，拌上姜丝、辣椒面、茴香籽和盐，捏成团晒干，就是我们的干豆豉。刚蒸出锅的豆，用两片枇杷叶包成小包，细篾条扎实，放置到土灶上方的竹箕上，随吃随取，这就是著名的德昂臭豆豉，枇杷叶包的豆子发酵会更好，丝拉得密，用姜丝，小米辣和盐拌一下臭豆豉马上就变成香辣可口的下饭菜。父亲曾笑母亲太败家了，米缸里一个月的米只放半个月就空了，顿顿做的菜都是催饭剂。可父亲砸着嘴的表情，分明是与幸福高度契合了。做臭豆豉手艺，在我这代就断了，现在我做菜都用老干妈代替。

我们家好像从来没有过味精，母亲卖山货的街天偶尔会带瓶酱油回来，用桔子汽水瓶装着，我和父亲就争着泡酱油饭，我们一直认为酱油浓浓的豆香能使饥饿的心情舒畅。那几年，特别容易饿，吃多饱都抵不住年少的疯跑，每次饿急急地回到家，母亲的饭菜就是最顶好的安慰。

有好多年，我们家的中午饭只有两种，茶水泡饭和米线汤泡饭。茶水泡饭看似简单，但母亲还是会费心准备，茶水要在炭火上用小陶罐烤香，沸水冲入陶罐，刚离开炭火的罐子受了水，会发出噗噗嗤嗤的声响，在火中煨到沸，果绿色的洋瓷碗盛满白米饭，微黄的茶水倒进去，相依的饭粒马上散开，被烤黑了的细小茶梗飘在白饭粒上面。我爬在摇摇晃晃的篾桌上看母亲做这一切，一度误以为母亲的双手是被仙姑点过才具有这样的魔力，而这双手上的魔法，最终会传给我。

我家的米饭也很特别，与别人家做饭完全不同，母亲早晨出门就泡上米，中午回来淘洗衣干净，直接放入木甑蒸，蒸到水汽完全透过米层，我母亲管这个过程叫上汽，在后来的生活中我再也没有遇到过上汽这个词。生米蒸饭，吃酸、吃臭和吃辣的饮食方式，加上父母亲少数民族思维和处世行为，让我们一家在当时成了独立特行的人家户，那些看不上的眼神，很不以为然。

我和母亲是以家属的身份，作为父亲单位里一个小小的附带分子，是卑微的，这种卑微是从我们的居住上最先显示出来，无论到那一个工地，我们一家总是住在最边最远的工棚里，和工人区，双职工区之间划着一根无影无形的三八线，这根横拉竖划的线给了我另一个世界。

因为我家的臭笋和臭豆豉，我有了第一个绰号臭崩龙，桥工队里的大人孩子都叫我们一家臭崩龙，父亲手上多长了个指头是我第二绰号的来源，他们叫我猴子手，因为姓唐，所以糖鸡屎成了我的第三个绰号。我的整个在桥工队弟子学校的少年时代期间，我不记得有人叫过我的名字，但我永永远远地记得不叫我绰号的几个人，虽然我已经不记得他们的模样了，他们的名字却一直在。

我最怕放学回家的路，学校在中心地带，我们家在整个队的最边缘，回家的路要先穿过住宿区，每个先到家的同学都会站在自家门口等我路过，等着迎面甩给我一拳或者一巴头，再叫上几声臭崩龙、糖鸡屎、猴子手，他们才跑进家门去。是的，每一天都有重复。有时他们打完我后站在他们父母身后朝我吐着口水微笑，有时他们啪的关上门，仿佛是要与我做最干脆的隔绝。这三个绰号像三朵阴郁的云做成的帽子，一万顿般重重压在我头上，我难过了，哭泣了，它就变得更重，我想反抗却抓不到它的一丝一毫的痕迹。

我曾以为我会牢牢地记住那些给我取绰号，甩我拳头的人，数年后，在茫茫人海中，他们最终成了芸芸众生，一个都没有在我心里留下他们的姓名和模样。

我们家的茶水泡饭，有米香，有茶香，母亲还会配上烧豆豉、拌豆豉、脆黄的腌菜、舂菌和岩姜、折耳根等等等等。米线汤泡饭则是在忙的时候才会吃上一两顿，用一个特别大的搪瓷缸去父亲的食堂打碗米线，和打饭的师傅多要一勺汤，回家盛好三碗米饭，母亲把米线和汤均分在碗里，就是我们家的米线泡饭了，一家人坐在竹桌上吃米线泡饭，我从来没有觉出过米线泡饭是穷人的食物，我也一直都知道母亲会在我碗里多拔一些米线。

几十年光阴转瞬过去，我已经吃得起鱼肉了，茶水泡饭却依然是我的天降甘露。任满桌山珍海味，永远不及母亲的一碗茶水泡饭。我不知道我的孩子远离家门的时候，她会想念家里的什么，我想母亲，想起的全是她做给我的一碗汤，一餐饭。

每次头痛脑热生个小病，母亲必定会给我做猪油拌饭，挖一勺猪油在碗底，撒上盐和草果粉，刚出甑的热饭盖在上面拌开，粒粒白米饭裹上猪油，泛出晶亮诱人的光泽，油香、米香和草果香在口中四散开来，那绝妙而满足的味道，会让我忍不住因幸福而涌来的泪。吃完还不忘把碗里的油舔干净，我装病骗过母亲，就为了吃碗香腻的猪油拌饭。

那个时候生病，我家只吃两种药头痛粉与藿香正气水，这两种药包治百病，发烧、感冒、疲乏就吃又酸又苦的头痛粉。腹痛、拉肚、胃疼、呕吐就吃又辣又麻的藿香正气水。

如果不幸两种神药都没有治好，母亲就给我刮痧了，刮痧的工具是弯弯的镰刀背。母亲把我按倒，掀开上衣露出我瘦骨伶伶的背脊，抹上老虎牌的清凉油，抡起镰刀就嚓嚓刮，我的背脊就火上浇油般疼，那种生铁器的冰冷划过皮肤的感觉，永生难忘。母亲的理论，刮着疼就不是痧，刮不出血泡就治不好病。那就更惨了，要放指血了，放指血是母亲对我的升级治疗。用麻线缠紧手指，缝衣针刺破指尖，挤出血，十个指头依次进行，若指血乌黑则手到病除。被紧扎的手指每次放出的血都是乌黑的，我忍着指痛默默成全了母亲施展治疗绝技。母亲老去后，放指血真的成了绝技。刮痧被延续下来，这回换女儿给我刮痧，女儿用一块牛角刮痧板替换了镰刀背，我的上一代和我的下一代，在我的背脊上完成了她们对治疗我的工作交替。

每回生病，母亲就给我做病号饭。如果吃过猪油拌饭还不见好，母亲就开始做糖水荷包蛋了。煮荷包蛋的红糖是母亲自己做的，甘蔗成熟了，母亲会买一手扶拖拉机甘蔗回来，剥掉叶子，用毛巾擦干净，断成小段，在大铁盆里用父亲做的木槌把小段的甘蔗砸碎，去掉蔗渣，再用纱布滤一道，把甘蔗水放入大锅，架火熬煮，煮至浓稠，盛进洋瓷碗中放凉，倒出来就成了小盖小盖的红糖。母亲做的手工红糖，色泽微黄晶亮，才入眼就口齿生甜，那种甜香隽久地在我记忆里存储着。红糖也是我最美好的零食，母亲会将一部分红糖敲成小块，放在一个陶罐里，放学回来我可以吃上一块，那些在学校里受的委屈和被甩来拳头掀起的恨意，就会被母亲制作的甘甜稀释掉。曾有小伙伴用大白兔来跟我交换母亲做的红糖块，那一分钟我实实在在地骄傲过一下。

我家的鸡下蛋不勤，母亲也轻易不拿鸡蛋来做菜，鸡窝里收来的蛋，被母亲直接就埋进米缸里养着，只有我生病或者来亲戚，母亲才会把手伸进米缸扒拉着翻出来煮糖水荷包蛋。红糖切碎放入沸水中煮出颜色，鸡蛋一个一个打下去，撤掉柴块只留炭火，等蛋白紧紧地包住蛋黄，再放一勺砂仁粉和一勺猪油，盛起来就是发着药香的糖水荷包蛋了。母亲的糖水荷包蛋是我们家病号的最高待遇，一碗下肚，病就去了一半。

过年的时候，我们家才做甜白酒，按需供给的粮票还不够吃饭，糯米是稀缺，甜白酒就是我们家的奢侈品。做甜白酒也用陶缸，平口，有点像如今常见的风水缸，只是没有风水缸精美，缸底到半腰上着黑釉，半腰到缸口是黄釉，母亲用旧布包裹好底部，每每搬动都是轻拿轻放，极其爱惜。父亲做个带手柄的木盖子盖上，盖子掀开酒香扑鼻，瞬间舒爽心醉，甜白酒荷包蛋只在大年初一能吃上一次。

母亲制作美食的工具大多是粗陶制品，易碎。因为父亲的工作是修桥，修好一座桥我们就得搬一次家，每次搬家，母亲最先拾掇一个破旧的细条篾箩，篾箩里放着很多各色花布缝成的小布袋，每个小布袋子里放着母亲的种子，鼓鼓囊囊花花绿绿地塞满了蔑箩，收拾好了这些种子母亲就用一块绿色的塑料布把蔑箩包好，再把她的器皿都用稻草和报纸包紧，连同奶奶留下的一幅唐卡装进几个深箩。搬家的车来了，母亲最先搬上车的是她的箩箩筐筐。每到一个新的营地，母亲总是在还没有安顿好家，就慌忙去找可以耕种的土地。

那个时候父亲的桥工队常常驻扎在某个江边的荒郊野外，我们住的油毡工棚的房前屋后就会有大片的荒地，面对这些长满荒枝野草的土地，矮小瘦弱的母亲显出无比的兴奋，就好象拾到了个天大的元宝。母亲会唠唠叨叨跟父亲说着那块地土质肥沃，那块地少水份，该先垦那边，种什么种子。而父亲回答母亲的永远的只有一句话：盘菜蔬，那是你们女人的事。母亲也许天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她热衷于挖地，除草，浇水，施肥，做这些农活时母亲耐心细致，热情饱满。我成了母亲种菜的帮手，种出萝卜，豆荚，西红柿，黄瓜，玉米等许多蔬菜。我无知无觉无药可救地热爱上土地，是我与母亲一样有着与一块土地生生相息的心念。

吃过心心念念惦记的糖水荷包蛋还不见好转，母亲的食疗方案就调整成拌酸木瓜了。酸木瓜成熟的时候，买两箩回来，一部分切丝晒干，一部分泡成盐水木瓜。遇上久病不思茶饭，母亲就捞出两个削成薄片，用小米辣和白糖渍一个下午，脆黄的木瓜片上点点红色小米辣，白糖渍出的汁酸酸甜甜，一碗吃下去，剩下那半病情就被摧毁了。到晚饭时，空了几天的胃就生出了强烈饥饿感。

那个年代，吃饭和睡觉也是治病的方法，我父亲的口头禅：能吃就病不倒。没有一个觉睡不好的病。每次生病父母就想着法子给我打开胃口，他们的理论吃饱肚子，好好睡一觉，病就自去了。穷家穷路的人家，父母什么病都用身体去扛，以至到晚年，二老都病痛缠身。

母亲用烟丝治疗外伤，小磕小碰就一把烟丝覆伤口，一块破布包扎起来。无论大伤小伤，母亲第一时间要炒一碗豆豉饭让我吃下，看着我吃光，她才放心去忙。民间有酸笋、豆豉和公鸡肉是最毒的发物之说，诱发疾病和伤口，母亲却用发物来止发。这个没有科学道理的方法，很灵应。生女儿时难产剖腹，我才出手术室母亲就送来热腾腾的豆豉炒饭，二十多年来，腹部的刀口从来没有痒疼过，就连伤口愈合那几天都没有过症状。不知道换成别人家的豆豉，换成别人的母亲，是不是也灵应，也许心里信，一切就灵了。

少年时的事，有的忘记，有的模糊。有关吃鱼的笑话，一直清晰记得。有一天，邻居家弄来了一条大红鲤鱼，一家四口蹲在门外杀鱼，我听到动静也跑去，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鱼，我蹲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爸爸刮鱼鳞剖鱼肚，一条红鲤鱼，在我眼里全是白白的肉，毫无知觉地流出止不住的口水，其实我当时是意识到要掩藏起我流口水这个事情的，但他们家孩子一声惊叫：看，猴子手淌口水了，他们一家哄堂大笑，他们家妈妈还仰着脖子朝我们家喊：唐嫂，唐嫂，快来看你家姑娘。母亲红着脸把我拉回家一顿胖揍，我记得母亲那天哭了。

说实话，那天之前我从未吃过鱼。到现在也没想明白，我怎么会对着一条自己从来不知道是什么味的鱼流了那么多口水。估计我是用想像出来的美味把自己陶醉了。第二天，母亲用正在下蛋的一只母鸡换回了三条青鱼，杀鱼的时候，还去邻居家请教了杀鱼要领。两条渍上盐，就挂在门边的篾芭墙上，时不时高声撵下苍蝇蚊虫。另一条做成酸笋鱼，晚饭时母亲把盛鱼的搪瓷盆重重放在我面前说：多吃点，省得去别人家门口现眼。虽然有鱼吃，可心里不美，害我那顿鱼是什么味都没有记住。到是两条鱼干被母亲用来做舂菜的味引子，我们家吃了好几顿。

这仅有的一生，我们都是被岁月的灯照着的红尘路上人。母亲用饥饿的智慧，维护穷人的自尊，她的点点滴滴陪伴我走过漫长的四季，教会我在生存的路上，敬畏天地赋予的每一样食物。

到十月，我们驻地周围的水田里，翻起金色的稻浪，稻谷熟了。母亲早已用她的方式与周边村庄的人相熟，她也就成了这稻田里收割的短工，一天算一个工，三个工可以得到一邦谷子抵工钱。邦是德宏一带的一种度量工具，用大龙竹制成，借竹节做底部，上面开口，容量五市斤。母亲帮工很尽力，割谷子，掼谷子，担谷子，晒谷子，她什么都干，掼斗差不多高过她胸口，她踮着脚掼谷粒的样子，一想起就心里发紧发疼。母亲在谁家帮工都有始有终，从收割，脱粒、运回家，凉晒，装袋到入仓，都是做完一家，才去找下一家，母亲口碑很好，年年秋收都有人请母亲。忙过秋收，母亲地里的菜蔬也该收了。成片的青菜被砍倒，就在它们生长的位置上晾晒两天，才背回家清洗。母亲开始做刀布拉了，刀布拉就是腌菜。我们一家主要用汉语交流，只有在不想让别人知道说话内容时才用傈僳语，德昂语我和父亲都不会，刀布拉这个词是我们家唯一个一直用着的德昂语。

成堆的被晒得皱巴巴的青菜，统一清洗后挂在铁丝上晒干水气，然后拣出较大又偏老的青菜棵，菜头上划十字，把精壮的菜根划成四瓣，这样可以让菜根与菜叶同时酸，也不影响菜棵的完整。齐齐地码进大陶罐，用糯米面熬一锅稀薄的汤，放凉倒进罐中没过菜棵，用火烤软的芭蕉叶盖好罐口。一个月后就变酸了，捞出菜棵，用罐中腌酸的水熬煮菜棵，煮到酸水干尽，再把煮瘦了的菜棵挂竹干上晒干，就是干干刀布拉。晒干后用油纸包好，可以放一年四季，随取随吃，配上小米辣、姜丝、洋葱和盐，开水一冲就是我们的酸汤。

另一些滤过水份的青菜，在竹箕上大刀切段，放酒、盐、姜丝、苤菜根、茴香籽和红糖，揉搓到青菜出汁，放入大罐压实后倒半瓶酒，铺一层盐，牛皮纸扎紧罐口放置屋角。三个月后，绿色的青菜变成脆黄的刀布拉，用来配茶水泡饭最美。

我们家午饭简单，母亲在意晚餐，会更用心准备晚餐。她认为劳累一天，要好好慰劳胃肠，吃得饱才会睡得好，睡好了第二天才更有精力去劳动。如果有肉，也必定要安排在晚餐桌上。父亲单位里的年轻人会寻着煮黄笋的香味来我家，母亲煮一大盆端上来，他们哄抢着拔进自己碗里。渐渐地，也有了来讨豆豉的人，来讨地里青白小菜和葱花芫荽的人。母亲很慷慨，有求必应，每逢食堂里供应肉，爱来我家的那几个小年轻就会打一份送给我们，母亲拣出肥肉回锅炼一下，有时能炼出小半碗油，就着油锅用刀布拉炒拣出的瘦肉，刀布拉有了油的滋润，酸酸脆脆粘满了肉味，这就是我永远吃不厌的腌菜炒肉。

那些母亲为吃操劳辛苦的日子，突然间就变成了历史。我匆匆忙忙上学，工作，结婚，生女，再也不是那个母亲身边的小帮手。而母亲不知不觉就老了，她再也不会在我匆匆回去的时候和我讨论吃，只是沉默不语地从她的坛坛罐罐里拿些刀布拉、豆豉装在好看的玻璃瓶里让我带走。

想到母亲，总有舌尖上曾经的酸辣苦甜陪伴着一起回到记忆里来。母亲在饮食上的努力从来没有离开过酸、辣、臭，母亲用这三种味搭配出上百种吃食，供养我长大。我知道酸笋和豆豉在德昂食谱中占主要地位，辣是这两个主角的灵魂引子。母亲朴素的双手为我准备粮草，陪我长大，送我远行，在她引以为豪的坛坛罐罐中孤独地等我回家。

当我的额头也爬出一络白发，我想起母亲，想起山坡上的豆苗和番茄花，想起放指血的针尖，想起烤茶罐里的沸腾。

母亲把我当做她的未来，她却在她等的未来里老去，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