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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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就是兔年的春节了，几十年来过春节的情景历历在目，令人无限感怀、无限伤情、无限慨叹。
小时候过年，言行都是有许多禁忌的。除夕那天晚上睡觉，不能叫睡觉，要说是“挖金子银子”。年饭要大年三十晚上的十二点前后开吃，有的年份是十二点之前，有的年份是十二点之后，这都很有讲究。但到底是为什么，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吃年饭时，摆筷子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能掉筷子到地上，如果掉了，就意味着明年有人过不了年。过年时千万不能说“老虎”、“狮子”这些猛兽的名字，更不能说“死”“病”这些不吉利的字眼。大人发的红包，一块钱不能说成一块钱，要说是一万块钱。
每年过年之前，母亲都要给我们交待这些。但父亲是有反抗精神的，母亲说完之后，他会接着说：也不要太紧张了，童年无忌，大吉大利！小孩子怎么说都是好的。
父亲的这句话，确实起到了给我解放思想的作用，让我放松了许多。
除夕那天，晚饭是做得比较简单的，因为晚上有更好的东西吃。晚上八点左右要敬一次菩萨，敬完菩萨之后放鞭炮，然后吃年关肉和甜米酒。所谓年关肉，就是自家杀年猪后挂在梁上的肉，我们除了给肉用盐淹一下，从不进行特殊的什么柴火加工，而是任其自然的“腊”下来。
每到大年三十夜晚，我看到父亲或母亲踩在春凳上，从梁上取下腊肉来，放到一个煮猪潲的锅里炆。为什么放到煮猪潲的锅里炆呢？因为腊肉很大一块的，平时煮饭的铁锅太小了，是没有办法放进去煮的。所以那天早早煮好猪潲，把锅子洗干净，用来炆腊肉。那天猪的“晚餐”虽然比以前吃得早些，但这几天都可以吃不少带油水的剩菜，也是“伙食”最好的时期。
腊肉要炆一两个小时，翻滚的水、滋滋冒着的热气、喷香的肉味弥漫在木屋子里，再加上屋外的对联，路上没有人影的村子，这样的氛围，感到年味就来了。
腊肉炆好后，父亲就用整块的腊肉敬菩萨，口中念念有词。我觉得此时的父亲像个巫师，神秘得很。我不知父亲说些什么，父亲也从没有教过我怎么说。我就只是恭敬地站在一边，等到父亲让我做揖我就作揖。这段时间，我一直不敢吱声。直到母亲把甜酒摆上桌，把腊肉一块一块的切下来放到碗里端到桌上，说：吃砧板肉，多吃点。
腊肉喷香喷香的，所谓的山珍海味，也不过如此，或者比不上此。我这辈子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吃迹历过七星酒店和大排档。我不敢说吃遍了所有的名菜，因为我也从不记菜名，但最贵最好吃的菜我也是吃过的。但我这辈子是再也没有吃过比父母亲做的腊肉更好吃的东西。
吃完年关肉，父亲就提着一篮子猪崽炮，带着我们来到生产队里的一块坪地里。那时完没有燃放烟花鞭炮的风气，整个的除夕之夜棠里村都是静悄悄的，只有天上的繁星依稀洒下来淡淡的朦䏵的光，与从千家万户的农家窗户里飘出来的微弱的煤油灯光相映成趣。
父亲手里拿着一根燃着的香，从竹篮里拿出一个有小竹竿粗、用土纸紧紧地包裹着火药的猪崽炮，那炮看一眼都让人心里紧张，因为里面裹着的全是炸药。父亲点燃引线，等引线燃烧了大概一厘米长，还余下一厘米左右长的时候，手往后一摔，再用力朝前向天上抛去，猪崽炮被抛到半天云中的时候，“轰——”的一声炸响，顿时，整个村庄和山野都震动了，整个世界都晃动了。而爆炸所发出的强光，照亮了整个棠里村照亮了整个世界，我顿时心花怒放。
猪崽炮被一个一个地抛向空中，一个一个地在半空中炸响。成了我儿时重要的年味。
父亲突然对大哥说：“雄伟几，你也来放一个试试。”
大哥比我大六岁，天生的胆子大。他便他学着父亲的样子，把猪崽炮一个一个地往天空丢，猪崽一个一个地在空中炸响。我觉得好看极了、好听极了、刺激极了。父亲更是笑眯眯的。好像是看到放猪崽炮后继有人。
父亲喜欢放猪崽炮，其实并不完全是为了玩。解放前，村里只有一个号称恶霸地主的人放炮。我的爷爷是穷苦的农民，只能看着恶霸地主作威作福。等父亲和伯父长大当了挖煤工后，有了钱，也买炮放。就这样好像与恶霸地主打起了擂台。解放后的父亲，更是把这个习惯保持了下来。
1983年，我考上了大学，成为了解放后棠里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这时，父亲让我当起了放炮的主角。记得那一年回家过春节，天快黑的时候我开始放几个小花炮暖暖场，村里人看到花炮一闪，纷纷来到我家附近的干田里或小土坡上观看。我连放了十几个后，天也黑了，而村里的人也到得差不多了，便转身到屋里云拿大炮。有人见我要进屋，便问：“放完了吗？”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一个年轻村民不以为然地说：“开玩笑，就放完了，这还只是个加片！”全村的人都笑了。
所谓加片，就是那时农村放露天电影时，一般放一个时长两小时左右的正片，但在放正片之前，一般加放一个20分钟左右的科教片或政治宣传片，被称为“加片”。
他这个比喻，真的是太恰当了。
我拿出大炮来，一个又一个的花炮被点燃后火箭一样直冲天空，造形各异、五彩缤纷的花光棠里村的天空照得五光十色、异常耀眼，给棠里村增加了浓浓的年味。而看我放炮，也成了棠里村的年味。
八十年代后半期，村里放炮的人越来越多。你家放一挂两千响的，我家放一挂五千响的，他家放一挂一万响的。似乎都在比赛，看谁家的炮放的时间久。
到了八十代末期，就是家家户户都要放炮了。再也分不清是谁家在放炮，整个除夕夜，鞭炮响个不停，花炮往天上冲个不停。这个时候，我也不再少年不识愁滋味，为争风流强放炮了。除夕之夜，也不忘了要去床上挖一会儿金子银子。
有一年零点前后，父亲把我从床上叫醒，把我拉到我家的新房子外面，说：“杰伟，你听，这鞭炮，一直没有停过，就像煮粥一样！”
我听到了，这鞭炮声，似从遥远的天边传来，却又像从水库对面的棠里村那边传来，愈演愈烈，愈来愈稠密。这鞭炮声，就是年味，就是浓浓的乡愁啊！
那个时候，农村里到外头打工的，做包工头的，做生意的，着实都赚了钱。而我家，用妈妈的话说，是明显地落后了。我大学毕业后到农村当老师，从八十年代中期的五十二块钱一个月，到八十年代末的一百零三块钱一个月。这工资，是远远抵不了人家一个星期的烟钱。
为了活出一点样子来，我于是远离家乡，来到羊城，奉旨打工。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俗话：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从此，多年没有回家过年，但也没有挣一座金山银山。
每年的春节，我只是给父母打电话，从电话里听听家乡的鞭炮声，从电话里“闻一闻”家乡的年味。有一次，听着听着，我们几个打工兄弟就都流泪了，一起敲着碗当乐器唱着《流浪歌》，一边哭得稀里哗啦泪流满面。
有钱没钱，回去过年。有一年在经过了一再的纠结之后，我还是决定回家过年。于是花高价从黄牛手里买了一张回家的车票。耗了近四个小时，挤过比肉酱缸里的肉还要拥挤的人群，我终于挤上了车，十一个人挤在火车上的卫生间里，只能仰头出气，就像早晨出到水来呼吸、吃草的草鱼。但一算时间，广州到新化要16个小时，火车正点到新化的时候，正是午夜。这个时候肯定没有从县城回乡下的车。我在这时候长途步行，累得像个孤魂野鬼一样回到家里，是给父母亲惊喜还是惊吓呢？
想到此，在火车“咣当——”一声响起来之前的一刹那，使劲按着车窗一翻身，从火车上跳了下来，回到出租屋继续跟打工兄弟一起过流浪的年。
父母已垂垂老矣，可是我总以为父母亲会万万年，不管什么时候都会等着我回家。2001年，我结束打工生涯，带着年轻的妻子和才几个月的孩子回到了家，本以为这一年可以作为儿子再跟父母亲过一个儿时的年，但父亲就在这一年离我们而去。虽然在家里过年，但却是为父亲做新耗。春节里跪拜着回报来烧香的乡亲，内心里肝肠寸断。美好的春光在我眼里已是黯然无光。
父亲走了，我内心里不再有真正的欢乐。
而此时，虽然晚婚但毕竟已成家立业的我，也很少回家陪母亲过年。有的年份回家跟母亲过年，但再也找不到从前的年味。何况更多的年，我是因为妻子而决定过年的地方。妻弟在广州工作，岳父岳母也在广州居住，更多的年份，我们一家从娄底来到广州，过一个没有鞭炮、没有年味的年。虽然广州很美很现代，妻儿也很开心，但我的心里总是空落落的。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愁。
2021年鼠年的除夕，因慈母年初升天，我们四兄妹和子孙辈齐聚大哥家，给逝去的母亲拜年，闻听到比儿时过年更多的炮响，看到燃放在天空的更多花样的花炮，但对这一切，我已基本没有感觉了。这一次，我虽又一次吃到了久违的儿时味道的砧板肉。肉是香的，心却是悲的。
兔年的春节到来之前，我也曾为春节在哪里过而纠结过。但想到父母已经不在，与兄弟姐妹一起在新化过年当然能找回一些慰藉。但我在羊城的窝也是我的第三窟装修好已经很久，抱着让孩子多看世界，多长见识的想法，最后还是选择来到羊城过年。
在这里，妻儿快乐着他们的快乐，我忧伤着我的忧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