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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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
一
在北方农村长大的孩子，对于年画大概都不陌生，即便是当下被时代风尚充斥的农村屋舍里，每逢过年时节，或多或少地仍有贴年画的习俗，只不过现在所贴的年画大多是印刷品而已。我这里所说的年画，不是今天的印刷品年画，而是北方传统的木版水印年画，这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我故乡的平阳（临汾）木版年画。
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山西洪洞，这方厚土一方面被世人赞誉为“华人老家”，另一方面也被世人讥骂为“洪洞县里没好人”。其中原因，前者是因为明代的洪洞大槐树移民，这就使得遍布全世界各地的古槐后裔，都把故乡洪洞视为“根”，视为“家”，更视为寻根祭祖的源头；后者是因为国粹京剧《苏三起解》中有句家喻户晓的唱词“洪洞县里没好人”，就因为青楼女子玉堂春的这句哀怨唱词，使得故乡洪洞无故蒙受了几百年的污名。这苏三蒙冤的故事，确实发生在洪洞不假，最能证明此事的，是至今我们县城还保留有当年羁押苏三的明代监狱。但我觉得当年的冤妇玉堂春，骂的是让她蒙冤的洪洞县衙，而不是无辜的洪洞人民，——在苏三被押解往太原时，一路上格外照顾她的解差崇公道，不也是地道的洪洞人吗！所以要我说不管是谁家，锅底子上都难免有黑……就因为这一正一反两个历史事件，历经几百年的广泛传播，使得故乡洪洞的名气大大增加，逐渐成了全国最知名的县份之一。
地处华北的山西，隶属于内陆省份，且其地理位置因山多而交通欠发达，这就使得三晋大地相对比较闭塞，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比较缓慢，但缓慢并不代表着什么都落后，比如传统民风民俗的传承保存，就比一些沿海发达城市要完善，从文化学意义上来说这却是幸事。
位于晋南的我的故乡临汾，堪称是内陆中的内陆。临汾古称平阳，东汉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中说：“帝尧氏，始封唐，……及为天子都平阳。”平阳，这块古老神奇的大地，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其地上地下文物随处可见，被誉为华夏“文化博物馆”和“民间艺术宝库”。临汾，这方被史学家称为“华夏第一都”的宝地，其物产丰富人杰地灵，人文历史更是横贯古今，这里不仅有仓颉在此造字的传说，诞生过我国最早的诗歌《击壤歌》，还涌出过在元代就与北京元大都齐名的平阳戏曲，更有明清时期称霸全国的晋商和平阳木版年画……
毫无疑问，科技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但时代的进程绝不是一步完成的，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如同一个人的成长，需经过婴儿、童年、少年、成年、中年、老年这么个成长次序，不可能从婴儿直接跳到成年。同样，一方地域民风民俗的发展，也须遵循循序渐进的规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的故乡晋南临汾的农村，春节绝对是一年农人心中最隆重的节日，当悄无声息的日子一旦进入冬闲，事实上农人就为年事开始忙碌了。
在北方的农村乡下，不管农人的光景过得富裕还是贫困，过年最不可或缺的便是年画。自打我记事起，便隐约记得每年到了阴历十月，我们村冬闲的农人，就开始买纸购颜料准备印“爷爷像”和裁“挂落钱”了。“爷爷像”便是北方年画之一种，大致有“天地爷像”、“灶王爷像”、“财神爷像”、“马王爷像”、“土地爷像”。每年一到这个时候，白天或者晚上，先是由大人们用祖传的木制刻版，——把各种“爷爷像”的画胚印出来，随后家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大半截小子、上了年纪的老人，就会每人手持一支毛笔，围着一张饭桌或是铺了油布的炕头，蘸着盛在碟子里的各种颜料，往往一家人一边谈笑风生，一边一笔一笔分工且仔细地填充在“爷爷像”的各个部位。就这样在大家还不曾注意的工夫，一张颜色明快鲜亮的“爷爷像”便完成了。如此循环地劳作，一晌或一晚上，总有上百张的“爷爷像”完成，待时间长了积攒的张数多了，日月一进入腊月年集，或批发出去或自个设摊儿零售，家家总会有一笔不小的收入进账。
生活在这样家庭的孩子，最初对年的感受和对美的认知，往往都是从画“爷爷像”大红大绿的颜色开始的。这些最朴素的民间色彩，不仅丰富了农人寄托各种寓意的“爷爷像”，更无意中给农家的孩子——上了人生第一堂美育课。
二
作为地道的农家子弟，起初我对于年画的认识，是断然不会上升到文化层面的。在我质朴的乡人心中，年画顾名思义，就是过年时才贴的画。每年的年底，不管是谁家的屋里头，按照北方一辈辈传下来的习俗，过年家里总是要换新的，而张贴新买的年画，则成了过年换新的主要内容之一。就因为有了这样的习俗，那一张张只有腊月里赶年集，才能挑选购买的大红大绿年画，便如同了过年家家户户贴春联一样，被主人精心安排地贴在了自家的屋墙上。它们不仅美化了农人的居住空间，更代表了春节的喜庆与祥和，同时也寄托了农人对新的一年生活的期盼和向往……
其实，我真正对平阳年画的关注，并不是在故乡时，而是我来京工作以后。原因是我一直从事传统书画媒介的编辑工作，这就使得我要接触不少书画艺术家。有时工作闲暇，当艺术家们客气地问询我老家是哪里时，我都会不厌其烦地一一告诉他们——山西洪洞。随后，这些艺术家绝大多数的不仅会向我打听大槐树，还会同我说他家这一姓氏，也是明代从洪洞大槐树移民到某某省某某地。一旦有了这一共同话题，从心理上来说，我们彼此就成了精神意义上的老乡。由此，这些艺术家老乡同我攀谈的话题，就不仅仅局限于大槐树移民，我们往往谈着谈着，话题会由洪洞跳跃至临汾，最后有可能蔓延至整个山西的文化。当谈到临汾时，总有不少的艺术家老乡，会同我聊起平阳木版年画，甚至还有人特意向我打听并嘱咐——通过老家的熟人，看能不能找到印刷平阳木版年画的老版，他愿意出高价收购。起初，偶尔有一俩个艺术家，把平阳木版年画作为话题向我提起，我还真没在意。当随着时间的推移，向我打听平阳木版年画的人，居然越来越多，这时候我就不能不关注——老家这昔日辉煌的文化现象了。
于是，我就开始刻意地搜集关于木版年画方面的资料，慢慢地随着资料的丰富和阅读，我逐渐对木版年画的发展有了了解。所谓树有其根，水有其源。要想深入地了解平阳木版年画，就必须了解这朵民族艺苑奇葩的发展史。
木版年画，又称民间张贴画，为古代年画的始祖。木版年画最早产于何地？专家学者都认为它肇始于黄河中游山西中南部的平阳府，也就是现在山西省的临汾、运城一带。
1998年，在临汾市尧庙乡下靳村，发掘的至今4500至5000年的古墓群遗址、襄汾县陶寺墓群遗址中出土的彩陶片、玉器、彩绘木案，特别是蟠龙纹陶盘，说明远在上古之时，平阳就有了雕版彩绘技术。《尚书·尧典》中有“象以典刑”，说舜把五种刑罚标画出来，广为宣传，对百姓进行教育，同时，还发明了用树脂油作漆作岩画。
春秋战国时期，平阳已经有了雕版刻印技艺。1954年、1958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临汾地区的洪洞县坊堆村，发现有商周时期的羊甲骨文片，上面有朱红文字和针形刻画的象形符号。上世纪60年代，在临汾地区的侯马考古发现的铁线篆文《庚儿鼎铭》、朱砂笔写于石片上的《盟书》，以及在新田晋国遗址出土的古铜印章，都足以证明当时平阳雕印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
晋人王嘉撰《拾遗记》中说：“尧在位七十年，有鸾雏岁岁来集”，“有痫支之国献重明之鸟”，“状如鸡，鸣似凤”，“其未来之时，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日，或刻木铸金，或图画为鸡于牖上。”有考古发掘的实物佐证和详实的文献资料记载，平阳为木版画“源头始祖”便昭然自明了。
相传在西晋末年，刘渊起兵反晋，建汉称帝，建都平阳金殿镇时，民间艺人已用木版雕印佛经和刘渊的行文令。《二十五史补编·补五代史艺文志》中说：“雕板书固肇于隋，行于唐，扩于五代，精于宋。”至北宋时，平阳已成为我国北方的雕印中心，金、元时期的平水版印刷十分有名，《赵城金藏》（旧藏于洪洞广胜寺）、《玄都宝藏》、《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刘知远诸宫调》、《丹渊集》、《通鉴节要》和木版水印画《随朝窈窕呈倾图之芳容》、《东方朔盗桃》等闻名世界的艺术珍品，皆出于此时。同时，今人还搜集到五代至宋初，北方平阳雕印的佛经书籍和佛图版画《文殊菩萨佛图》（五代后晋）、《佛说北斗七星经》（北宋雍熙三年）、《佛说炽盛光降发曜官房宿相》图、《药师琉璃光佛》图、《神农采药》图，足以证明当时平阳木版雕印技艺已相当成熟，这些木版雕印的图书字体清晰，图形优美，刀工有力，线条流畅，堪称珍品佳作。此后，元、明、清各代，都有发展，民间艺人称清时为木版年画的黄金时代。
难怪《中国古代印刷史》称平阳民间木版画为年画的“始祖”，《中国版画史》更有“版画之头，平阳启之”的记载。
三
那么，我们不仅要问，历史为何会选择古平阳：作为中国古代木版年画的“源头始祖”呢？
这是因为我的故乡平阳，是我们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方厚重的黄土地，地理位置优越，气候适宜物产丰富，古时盛产棉、麻、竹、梨木、枣木、核桃木等，这些物产都是用于造纸、雕版的最佳材料，从而为平阳木版雕印的发达，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这方厚土，自古以来就人文荟萃，崇文重教，读书风气极盛。在民间，昔时不少人家的门首上，都镌刻或张贴着“耕读之家”、“耕读传家”门额，有钱人家更是素有藏书习惯，“家置书楼，人蓄文库”就是这种时尚的反映。
由于历史的种种厚爱，随着隋、唐雕版印刷术的兴起，古平阳以雕印佛经和佛像开始，大量地印制书籍、插图。平阳真正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化中心，得益于宋金时期的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从草原崛起的女真人，带着他们彪悍的马队跨过黄河，攻下了北宋的首都汴梁，除了俘虏了徽、钦二宗，还向宋庭索取杂剧、书画、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琶、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令开封府押赴军前，然后带着这些“战利品”，又转身回到了黄河北岸。他们把这些被掳掠来的大量工匠艺人迁到了平阳，为了便于管理，女真政权还在这里设置机构，管理民间的书坊商铺，使平阳成为了金代雕版印刷的中心。平阳成为印刷中心，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这里盛产优质的白麻纸。平阳白麻纸，为雕版印刷最佳材料，对平阳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用其书写契约、文字、经书之类，千年柜藏存贮，不霉不烂，湿水干燥后复原，平阳麻纸历来作为贡品，每年进贡皇宫，称为“贡纸”，历经元、明、清各代不断。
有了以上各种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古平阳成为当时全国雕印及经史书籍发行中心，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选择。昔日发现并旧藏于临汾洪洞广胜寺著名的佛教大典《赵城金藏》，就是金代平水系刻制的中国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注：《赵城金藏》共7000卷左右，约6000万字，682帙，每卷卷首印有《释迦说法图》一幅。）至宋代，平阳木版年画由宗教物，转变为反映世俗生活的民间商品，而成为独立的画种，并且通过木版印刷广泛传播。其间，宫廷画师和民间画师相互影响，尤其是山西的本土画家，为平阳木版年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如北宋时的知名画家王拙、王居正（永济人）和高克明、杨威（绛州人）等人，他们善画道释人物，并且由于熟悉农村生活，创作了许多民间喜爱的民俗性年画。其中有王拙、王居正的《纺车图》和杨威的《村田乐》。据传，杨威的《村田乐》画艺高超，在艺术水平上高于当时宫廷画院的画工的技艺，不仅为民间广大群众所喜爱，且为画院画工所青睐。这些绘画高手游走于宫廷和民间，不拘题材，自由创作，深刻地影响了平阳民间木版年画艺术，使之更加成熟和完善。
元帝国建立不久，有“帝师”之称的宰相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以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再一次强化了平阳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所说的“北方除京城大都以外，以平阳为文物最盛之地也。”有洁白柔韧的麻纸，有坚硬的枣木刻版原料，有成熟的工匠，有浓郁的文化氛围和繁荣的市场，平阳的木版年画迅速的繁荣了起来，并通过便利的交通传到了各地，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艺术珍品。
其后，许多平阳木版年画的内容，逐渐自然地融入了自《诗经》以来的古诗词意境。达官显贵家的中堂画、贡笺的内容，多用于教育后人，显示祥和吉庆，富贵荣华。这种习俗慢慢也影响到民间，“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到明清年间，由于文人雅士加入木版年画的行列，把他们的情趣和民众的期盼相融合，平阳木版年画就更有文化韵味了。
不可否认，平阳木版年画有其特殊的地域性。山西晋南一带传统平民的土木房、砖瓦房、四合院，达官显贵的连进院，在全国传统民居中是不多见的，或者说这种传统民居形式，是从平阳传向外地的。平阳一带的地理环境，适合于修建土窑洞、砖窑洞、地窑院、下窑上房院，这都是当地居民所建的一种特殊的民居群。特殊的水土和民居，影响了这里民俗的殊异，因山区、丘陵川谷相阻，不同的生活条件，使人们对建筑的室内外装饰，有着不同的习惯与要求，多种多样的民俗风情，使平阳木版年画必然要适应当地的经济生活、精神文明需求而显示出其独有的特色。
往往历史中的实际情况是，每年从农历腊月到来年正月，民间村村镇镇的农人要大闹社火，悬挂灯笼，要送“灶王爷”，接“天地神”，这就出现了许多灯画、拂尘纸画等平阳独有的画种。灯画在现代影视产生前，民间农人是作为土戏来观赏的，而拂尘画既有观赏价值，又有“拂尘”的实用价值。作为年画，民间年节布置庭院、厅堂、居室，平阳人家从院落到居室内外，门窗、粮囤、面缸、碗柜、牛棚马厩等不同器物上均可张贴。中堂画、大贡笺一般张挂在厅堂正壁，两边配以条屏或楹联，居室多在炕面张贴屏条，内容有四条一个主题的，有一图两条的，或春兰秋菊夏荷冬梅、四君子，或四美人、四进士、四武人等等。门首或橱柜贴拂尘纸，院中照壁贴贡笺或福字大斗方；门外挂灯，灯上出现灯画，衣柜、粮囤上贴方子，都印有吉祥如意，红火热闹，出口吉利，合人心意的年画。
四
故乡的平阳木版年画，之所以能够如此地辉煌发达，除了以上原因外，还同古平阳的戏曲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
平阳号称中国“戏曲的摇篮”，从元代开始，平阳就成为杂剧艺术的中心。“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郑光祖就是平阳人，关汉卿也有其为河东人的记载。元代著名的杂剧艺人中都秀，也活动在这一带。洪洞广胜寺的那副著名的元代戏曲壁画，就记载了当时的演出盛况。现在还屹立在平阳（临汾）境内的魏村、王曲、东阳村的元代戏台，都雄辩地证明了昔日戏曲活动的繁荣。
蒲州梆子（蒲剧）的故乡和发源地，均在山西中南部的平阳一带。其传统剧目达四百多个，上至宫廷生活，下至民间悲喜，远至神话传说，小至民间故事，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它不仅充实了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也是历代民间文化教化民众的重要范本，更为民间木版年画的创作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故乡平阳昔日戏曲的繁荣，从历史资料的记载看是一定的，但就从现在的情况去猜测，唱戏这样的大事，也不是天天都有。对于农闲翘首期盼、念念不忘想看戏的晋南乡民们，和戏班儿走南闯北的时间差，让了解民俗民情的版画家们，找到了自己的创作发挥空间。于是，在灯画、条屏、拂尘纸等不甚严格的形式里，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便出现在平阳年画中了。
以戏曲为题材的平阳年画，其作品之多，造型之丰富，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这得感谢昔日聪明、睿智且了解民俗民情的版画家们，是他们用手中的画笔和刻刀，在思戏、盼戏、想戏的日子里，将动态的戏通过木版年画变为了静态的戏曲，变瞬间的美为永恒的美，让木版年画与传统戏曲交相辉映，形成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民间艺术圈。
就这样繁荣的戏曲艺术，自然而然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版画世界，不仅热闹了世俗生活，同时也充实丰富了版画内容。平阳木版戏曲年画的表现内容十分广泛：《打金枝》、《少华山》、《访白袍》、《黄鹤楼》、《高平关》、《西厢记》、《白水滩》、《卖水》、《美人图》、《三家店》、《通天犀》、《二度梅》、《三进士》……这些被改编成的戏曲年画，有的一图一剧，有的一剧多图，有的浓缩一个场景，有的像连环画一样依次展开。而其中所表现的故事，又大都是以当地发生的历史事件、民间传说为主，这就更增加了它的地域性特色。这些平阳戏曲木版年画，一般以灯画、条屏、拂尘纸横披等形式出现。其艺术特色正像山西民间美术专家王永豪先生所言：“……偶见之，似觉寻常，若仔细品摩，却自有其不凡之处。
历史中，平阳人嗜戏如命的戏曲舞台的场面中，人物的喜怒、唱做的瞬间、功架的张弛、起程的动感，都被版画表现了出来。遍观这些平阳戏曲年画，其特别能引人入胜的，便是人物（角色）造型的准确得体与形象的生动传神，即我国古代论画者所谓的寓“神”于“形”中，而“形神兼备”。正如王永豪先生在他的《中国晋南戏曲版画》一书中所说的：“画家似乎把戏中有关角色应具备的唱、念、做、打，手、眼、身、法等一整套传统表现技艺，通过巧妙的构思、精湛的绘技，用画笔与雕刀，神情逼肖，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使观者犹有观其画如见其戏，听无音恰似有声的感觉。”“在画面布局上，它突破了舞台艺术的局限，把传统的戏剧人物、情节、背景和传统小说、民间故事、现实景物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使之相得益彰。它们夸张的造型充满了漫画的情趣，不仅是珍贵的美术品，而且还是研究戏曲史的重要资料。”
如此娴熟的技法，如此众多的剧目，如此丰富的表现，足可以说明这戏曲木版年画，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和创作的惊人的数量。看着这些贴在墙上的戏剧，耳边仿佛响起了戏场上铿锵的锣鼓和悦耳的丝弦，那神思也就飘荡了起来。毫无疑问，对于单调而艰辛的农家生活来说，这种瞬间的享受真好比夏夜里的一阵清风，可以消解满身的疲乏。
五
那么，传统平阳木版年画的制版及制作程序，又是如何完成的呢？
我根据查阅的相关资料，现整理如下：
平阳木版年画制版需要的工具——
刻刀：大号、小号。
木板：传统年画使用枣木、梨木板。
颜料：有些颜料需要自己调制。
胶片纸：描样时使用。
文房四宝：画图使用，配有相应笔帘、笔洗等。
棕刷：印刷时使用。
平阳木版年画制作工序与步骤——
壹：画样。
贰：描样。在胶片纸上描出黑线稿。
叁：拓样。把打磨好的木板刷上红颜料，颜料晾干后将木板刷湿。将画好的黑线稿贴上，线条拓印到木板上。
肆：雕刻。将红色部分全部刻掉，留下黑色线条部分。
伍：涂墨。把刻好的木板均匀涂抹黑墨。
陆：印刷。将宣纸轻轻放到涂墨后的木板上，用棕刷平均用力轻刷纸面。
柒：上色。根据自己的创意，为印出黑线条的年画上色。
捌：完成作品。
作为一门古老的工艺，平阳木版年画的制作程序相当讲究。首先根据年画的形式、内容选择一块合适的主版，把上好的麻纸裁成尺寸不一的纸块，然后再把选好的线条版均匀地刷上一层墨汁，把麻纸轻轻地铺平放在木版上，用一个特定的刷子来回反复推压，这样一幅图案清晰的木版年画就基本完成了。
制作平阳木版年画，通常从大的分工来讲有三道工序：第一是画工；第二是雕工；第三是印刷。在这三个大的工种下，还有小的工种，比如手绘、填色、装裱。具体到版画作坊的实际操作中，首先是画稿子，画稿子通常由作坊的人来指派画工，客户要什么样题材的东西，由画工来起草画稿子。刻工对画工也有很多要求，这是与印刷工艺的制约有关，一般要求刻版的线要直率、简洁、少拐弯，多流畅的线，细部表现要精准，精确，这样便于刻工不至于走偏了，这是第二点；因雕版在后期印刷过程中会有磨损，磨损会造成木版损耗下沉，这就要求刻工在刻版的过程中刻刀要保持抖刀立线，版上下一样宽，磨损后使这个版达到平整，再磨损也依然能保持原有的风格。
六
昔日故乡平阳木版年画鼎盛时期的辉煌，我们注定无法想象得出来，唯有借助文本史料的记载，和民间版画艺人、收藏者口头相传的遥远记忆，才能让我们感知到历史深处曾经的繁华。
版画收藏家崔晓东：平阳木版年画，在其兴盛时期带动了整个周边，不单单是平水和临汾，它带动了洪洞、襄汾、曲沃、霍州、新绛、稷山、河津、侯马等等一大片区域，可谓家家户户都有作坊，当时在经籍所鼎盛时期，就是基本上一个镇上有很大一批人，大家都是靠这个制版印刷来维持生计。整个全国的北方地区，当时的典籍、书籍的出处多数都靠这些。那么，当时没有技术的人做什么呢？他们靠做运输、贩运来维系他的生活，这就使得他们的生存状态以印刷为中心了。到平阳木版年画繁荣时期，它的产量十分地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几乎是当时家家户户不止一对门神，北方地区有多少人，它就印多少门神、多少幅年画。
明末清初，平阳木版年画进入了鼎盛时期，当时仅临汾城内就有“益顺”、“德隆”、“兴昌”等多家画店；洪洞县城内的瑞兰斋、天泰成画局；曲沃县的同成纸局，常年都雇佣很多工人印刷木版年画。据统计，明清时期临汾及周边地区有大小作坊百余户，每年印刷发行木版年画共计有近1亿张。有如此规模的画店和生产数量，使平阳逐渐成为了遍及晋南的北方雕版中心，产品远销华北、西北、东北等地，仅绛州南关的“益盛成”每年的印销量就要高达十几万份。旺盛的市场需求，直接刺激了工艺提高，也催生了各画店之间的竞争。
版画家宁积贤：当时的平阳木版年画店确实很多，比如有些画店上面写有“同裕成”、“益盛成”，还有某某画店、某某局，这都表示这些画店的名牌、牌号，所以当时在我们临汾城里，鼓楼东街、贾安街一条街上最少有七八家，最多有十来家，包括摆地摊的就更多了。每年一进入腊月，摆地摊的在这一条街上，十步八步远就是一个地摊，所以当时很兴盛，画店也是为了弄出自己的名牌，所以画上把鼓楼东大街、贾安街都刻在上面，这样文图并茂，让人们感觉到一来显示节日气氛，再就把自己的品牌宣传出去了，就是做广告，也有比赛和竞争的气氛。当时鼓楼东街的木版年画以拂尘纸为主，贾安街以门神门画为主，所以互相之间既有分工又有竞争。
至迟到清初，平阳木版年画的艺术成就，日臻完善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门神无疑是艺人们最拿手的品种，你看他们刀下的尉迟恭和秦叔宝，造型饱满魁梧，色彩鲜艳明快，对比强烈，刻线流畅生动，加上铠甲、靠旗、头饰、兵器，整个构图给人以顶天立地、威武正义的效果；人物的神态则豪放而和蔼，充满了信任感和亲切感，它已不是一般的偶像崇拜，也走出了实用范围，而成为了一种纯粹的审美，甚至成了年节必须请到的家里坐一坐的亲戚。
版画家宁积贤：故乡的平阳木版年画，和我们当地人的性格相符，比较豪放，比较粗犷，不像一般南方的木版年画，还有天津的木版年画，它就比较纤细一点，我们这的年画和蒲剧一样，线条粗犷，颜色更加鲜亮，就同临汾威风锣鼓一样，给人一种豪放、粗犷的感觉，它的风格稚拙、厚朴、粗犷，和其它地方的木版年画有区别。这种区别是既像又不像，因为都是年画，我们有当地人的特点、生活习惯和风俗习惯，使他养成画出画的感觉——比较奔放粗壮有力。
版画收藏家崔晓东：平阳木版年画，一直保持着明清时代的古朴风格，它传承着中国真正民间年画的根本，它没有去产生变化，它依然保持着乡土气息，依然保持着大众接受的民间风格：不仅造型粗犷，而且色彩浑厚浓重。我想，这是它能够保存并流传下来的根本原因。
七
说到故乡的平阳木版年画，就不能不提闻名世界的《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蓉图》和《义勇武安王位图》，这两幅昔日由“平阳姬家”和“平阳徐家”创作的木版年画艺术珍品，足以代表故乡平阳木版年画的最高水平。
话说1908年，一支神秘的驼队，深入到内蒙古深处的一片沙漠里，这里分布着一些古代的废墟，当地人称黑水城，传说这里埋藏着无数的稀世珍宝。驼队的领队，是一名叫做科兹洛夫的俄国退役军官，他挖到了十多箱古代文物，全部运往俄罗斯。第二年，科兹洛夫再次来到黑水城，在一座佛塔中，他几乎挖出了一座古代的博物馆，包括无数的佛像、佛经和两幅精美的木版年画，其中一幅是《义勇武安王位图》，另一幅是《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又名《四美图》，在上面能清晰地看到“平阳姬家刻印”。
5年后的1915年，日本帝国大学狩野直喜博士，在俄国看到了这两幅平阳木版年画，赞叹其为稀世珍品。这就是被世人公认为世界存世最早的民间木版年画《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蓉图》（现藏圣彼得堡博物馆）和《义勇武安王位图》（现藏圣彼得堡博物馆），日本的学者植田寿藏和那波利贞，分别先后撰文介绍，发表在《艺文》杂志大正五年（1916年）三月号上和《支那学》杂志五卷一号（1929年），题为《柯兹洛夫氏发现南宋时代版画美人图考》。
此外，中国学者还在前苏联列宁格勒，发现了另一幅《增福相公》图，在西安碑林发现了彩印本《东方朔偷桃》图，这四幅作品为金代作品或类似金代作品，乃是我国民间木版年画的经典。
《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蓉图》（又称《四美图》），高57厘米，宽32.5厘米，图中四个美人，锦衣绣裳，窈窕淑美，意态娴雅，眉目传神。在造型上，取静中有动的态势，神态俊美丰腴，顾盼有姿，衣纹以流畅的长线条疏密有致地斜向飘动，似有“吴带当风”的韵致。从形象上看，图中刻画的是汉代与晋朝著名的四个美人，即：汉代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晋朝的绿珠。飞燕和绿珠在前排，一位侧身袖手，一位手持花束，后排左边持扇者为东汉史学家班姬，右边手捧诏卷者为王昭君。四美人身份不同，但都雍容华贵，光彩照人，相互之间呈呼应之势，人物与背景的山石栏杆，形成曲线与直线的对比，更强化了四美的优姿。全图以宋装的形式刻画出“天头”、“地头”、“惊燕”的鸾凤缠蔓纹样，其画面除刻有标题“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蓉”外，还有“平阳姬家雕印”字样。
《义勇武安王位图》刻画的是三国时的关羽，关公神色庄严，侧向握拳，稳坐虎皮椅，四周武士擎刀持旗，人物衣纹流畅多变。背景苍松掩映，祥云缭绕，整幅图气氛肃穆，表现出关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英雄气概。在构图上，呈稳定的三角四边方式，中心人物突出，全图稳中求变，看得出创作者的独具匠心。图中右上角标有“平阳府徐家印”字样。
八
现如今，在我的故乡临汾，一提起平阳木版年画的传承和发展，就绕不开赵大勇祖孙二人。
当上世纪多苦多难的岁月，熬到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占领了临汾，此时的平阳木版年画大受破坏，临汾、洪洞、襄汾、新绛一带木版年画的作坊，多被烧毁几近绝迹。新中国成立后，民间年画作坊恢复极少，我省的美术工作者，曾为木版年画的恢复做过大量工作。晋南的美术工作者赵大勇、宁积贤等人，在广泛收集原存的旧木版年画的基础上，于上世纪50年代酝酿筹资，恢复平阳木版年画的生产。但至此，平阳木版年画的“元气”，始终都没能恢复过来。看着平阳木版年画的窘境，当年二十多岁正是血气方刚青年的赵大勇，遂立志挑起了拯救平阳木版年画的重担。这位守护民间文化瑰宝的老人，一路风雨，一路坎坷，为此整整奋斗了六十年。
赵大勇生在一个民间艺术之家。他的曾祖母、祖母、姑妈、母亲等都是民间艺人，像民间剪纸、刺绣，作画，她们样样精通。赵大勇就是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中长大的。当他七、八岁时就拿起剪刀，操起画笔，跟祖母学剪纸、作画。当年，老人们制作木版年画的一招一式，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十九岁那年，赵大勇师范毕业，被临汾县文化馆录用。这为他日后穷尽一生，传承木版年画事业搭建了重要平台。
痴迷于木版年画的赵大勇，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走上了搜集、传承木版年画的漫漫之路。
五、六十年代，故乡临汾的交通极不发达。为了搜集木版年画，赵大勇迈开了两条腿，一年四季奔波在晋南大地。那个时候，能坐个马车，骑个毛驴就算是“享大福”了。大部分时间，他是靠着两条腿走，鞋子不知道磨破了多少双，这些都见证了赵大勇老人：昔日为搜集木版年画，而付出了种种艰辛。
为探寻木版年画的历史发展。赵大勇每到一地总是挨门挨户地搜寻，生怕丢掉一张“宝贝”。有一年，他到襄汾县河西调查“平水版”的历史渊源。在贾罕村一位民间老艺人家里，发现了印有“盘瓠”故事的两幅年画。赵大勇眼前一亮，从这幅画里，他看出了明、清时期这一地区：举办结婚喜事时的风俗习惯，用此画借喻“早生贵子”。他用所带的干粮和一双未上脚的鞋子，换下了这两幅画，才使得这罕见的“平水版”，侥幸地逃脱了灭绝的命运。
八十岁高龄时，赵大勇老人年衰体弱，已不能下乡去搜寻木版年画了，但他仍放心不下这项事业。有一天，不知他从哪里得到一条消息，说是尧都区有一位来先生，手里握有一套珍稀的平阳木版年画。他坐不住了，叫上孙子，开上车就走。在来先生家里，他仔细欣赏、品味了这组八件套的以戏剧故事为题材的平阳木版年画。凭着多年对木版年画研究的经验，他惊喜地发现，这组年画生产于清代中期，是当时流行于襄汾一代的“戏出”灯影画，工艺水平极高，在临汾尚为首次发现。这组年画对研究晋南木版年画、戏剧发展史和民俗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看着画面上的《杨门女将》、《黄鹤楼》、《三打白骨精》等栩栩如生的形象，赵大勇老人两眼放出了光芒，并产生了收藏此套画作的强烈愿望，只是由于来先生对这组画太喜爱了，几经协商不成。赵大勇只好让孙子按下了快门，把图片放大，存在电脑里，用来进行欣赏和研究。
赵大勇老人辛劳了一辈子，搜集到的木版年画已有两千余张。其中，清代“康乾盛世”至辛亥革命前的年画珍品有四、五百张。这些传世之宝，全都堆积到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库房里。为了使这些珍遗的文化遗产为更多的人认识，使其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赵大勇老人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建一所平阳木版年画博物馆。他多次召开家庭会议，反复讲解建立博物馆的重大意义，终于统一了全家人的思想。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举全家之力，分两次建成了现为600平方米的“平阳木版年画博物馆”。这是山西省首家，也是唯一的一家民办木版年画博物馆。
进入七十岁以后，赵老把精力集中到了对木版年画的学术研究上。经过数年的“爬格子”，他先后编写出版了《尧都平阳与尧、舜、禹》、《平阳木版年画选》、《平阳新年画选》等八部书籍和数篇论文。为平阳木版年画的保护和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其“一级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2008年，平阳木版年画首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赵老把牌匾悬挂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满含着喜泪，一遍又一遍地自言自语：“木版年画的春天就要来临了……”
赵大勇老人的孙子赵国琦，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的幼年时期，不像现在的娱乐业那么发达，可以整天在儿童乐园里疯。小小年纪的他，没什么好玩的，就和爷爷泡在木版年画的作坊里。兴致来了，有时候也涂几笔，画得倒是像模像样，常常受到爷爷的夸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木版年画的兴趣越来越浓。为了使自己飞得更高，在爷爷的支持下，赵国琦北上太原一所高等艺术院校，专攻工艺美术专业。整整三年，他遨游在书籍的海洋里，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底；忙活在实习车间里，掌握了复杂的操作技能。毕业后，他回到了临汾，决心在木版年画的领域里大显身手。
在爷爷的调教下，赵国琦的手艺越来越纯熟。他起五更，睡半夜，痴迷于木版年画的艺术创作。转眼间，二十五年过去了，他的木版年画创作，取得了令人仰慕的成绩。《新版武门神》、《新版文门神》、《春节财神》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等一系列木版年画作品，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好评，引起了同仁们极大的关注。
尤为可喜的是，现今平阳木版年画已漂洋过海，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融入了西方文化的价值观。2009年，在春暖花开的季节。一位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澳大利亚小伙子威恩·科罗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木版年画的发源地——临汾，亲身感受这门神奇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魅力。一幅幅美轮美奂的雕版年画让他大饱眼福。尽管小伙子一路走来，花费不薄，但他还是满怀喜悦。他对随行的翻译说，真是大开了眼界，这一趟，值！值！值！
“木版年画的春天就要来临了……”但愿赵大勇老人的心声能够实现。
九
在中国人众多的节日里，年是最重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它不仅是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结束，也是人世间四季更迭的一个段落。当阳光从南回归线开始，又一次照临大地的时候，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希望也就接着升起在人们的心里。有意思的是，这个时候在我们北方，却还是昏暗萧瑟的冰雪世界。在这个叫做春节的节日里，却还远远感受不到春天的温暖，也许正因为如此，故乡的人们，便赋予了平阳木版年画大红大绿艳丽明快的色彩。
遥想当年，正是这些红红绿绿的木版年画，装点了严寒包裹下的北方村落，在冬天的尽头，先于自然一步让人们感觉到春天的气息，正是这些威武的门神，吉祥的中堂，红红的窗花，亲切的灶王和响亮的鞭炮一起，渲染了节日的气氛，点缀和表达了人们快乐的心境。从这个意义上讲，故乡的平阳木版年画，实在属于人间的春色，也是人造的文化的春色。昔日平阳大地所生产的木版年画，不仅造福于汾河两岸，也把这春色送到了北方的千家万户。
而今，日月轮回，光阴飞逝。和许多诞生在农业文明中的传统工艺一样，故乡的平阳木版年画，终于在现代的进化大门前停下了自己的脚步。现代印刷技术所支持的招贴画，接过了祖宗画工们手中的火炬，以更加亮丽的色彩，装点着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但我们在它们身上，却不难看出古老的平阳木版年画的血脉和影响。
那些温暖过中国人的色彩和图案，必将沉淀为一种审美的精神，长久地伴随着我们日益美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