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医邹伯伯

——谨以此文献给邹福先伯伯和我多难的童年

1

邹伯伯是我的恩人，确切地说，是我三十多年前的恩人。

邹伯伯是军医，三十多年前，他随军驻守在我们洪洞县。那时候，邹伯伯三十多岁。我呢！也就五六岁的样子，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所不同的是，我不是一般的小屁孩，因为我贪玩儿，把自己的左小腿弄骨折了。

当年在乡下，小孩骨折算不得稀罕事。通常情况下遇这事，都是找村里的接骨师傅，骨折伤势严重的，那就必须得去医院。六岁那年，仲冬的某一天，我在负重的人力车上玩耍，骨折这事儿，突然就降临到了我头上。当时，骨折的并不严重，但却是关键部位。不幸发生后，父亲找了村里最好的接骨师傅，人家先为我成功接好了断骨，后又用木板帮我固定好，生怕因为活动错了位。后来又去医院拍了片子，片子显示断骨对接良好，这下所有的人都放了心。

但年幼天性好动，且顽劣的我，却不是个消停主儿。养伤的日子里，尽管父母千叮咛万嘱咐，没少说不要动不要动。可当年不懂事的我，哪里听得进父母的话，依旧是固执加任性，该怎么动还是怎么动，错把父母的话当耳旁风。结果是起固定作用的夹板，不仅把我小腿上的肌肉磨破了，由此而渐变成了肉疮，而且接好的断骨也错了位。这下再去找接骨师傅，人家就回天无力了，最后没办法只得去医院。

医院跑了好几家，先是县医院，后又去地区医院。当年，父亲带着年幼不懂事的我，曾辗转奔波于多家医疗机构。检查结果都说因有肉疮，不能马上手术，甚至有医院说，需要等到12岁，方才能诊治，父亲一听就发了愁。我可好，该怎么调皮，还怎么调皮，依然好动如昨，真是年少不知愁滋味。

后来，实在没办法，所谓有病乱投医。当时，家在县城郊的姑母，告诉父亲说，他们村有家部队医院，听人说那里的骨科不错，建议父亲带我去看看。就这样，我和邹伯伯就因病相遇了。

当年的洪洞部队医院，我现在只有些隐约印象，但大致的印象却是模糊的，毕竟我当年才六岁。总之，父亲是带我去了，接诊的医生不是别人，就是时任该驻军师医院——三所所长的邹伯伯。后来听父亲讲，邹伯伯先是为我拍了X片，后根据我走路的状况，仔细分析了病情，最后才提出手术方案：先后分两次手术，进行矫正治疗。随后不久，在洪洞部队医院，由邹伯伯亲自主刀，为我做了第一次骨科矫正手术。

手术前，我见到的邹伯伯，总是威武严肃的。印象中，那时候的他，似乎脾气不大好，中等身材体格阔大，常常穿着军装，有时候军装外边，也常套件白大褂。当年，在我这个小屁孩眼里，邹伯伯毕竟是医生，因而那时候每次相见，我总感觉有几分惧怕他。

手术麻醉过后，我恢复了意识。那时的手术部位，时时伴有撕心裂肺的疼痛，再看自己的小腿部和脚上，还打上了笨重的石膏。我在病床上，难得安分了几天，这期间时常因为疼痛难忍，我会哇哇大哭。当时年青的父母，一方面需要陪护我，一方面还得照顾嗷嗷待哺的小妹，可谓是事无巨细，处处都得父母操劳。看到我被疼痛折磨的样子，父母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苦于不能代替幼子受罪，惟有加倍哄宠情感安慰。其间，父亲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常给我买各种好吃的东西，还外出寻找木质材料，为我做了个连线木偶玩具。时至今日，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年我最爱吃的，是一种散卖的动物状饼干。有了好吃好玩东西的陪伴，和父母无微不至地关怀照料，后来，我感觉疼痛似乎也没那么厉害了。

住院期间，邹伯伯每天都带着大夫、护士查房。那时候，我人小嘴甜，大凡见了穿白大褂的，就伯伯、叔叔、阿姨不离口，所以他们一进我们的病房，就都特别喜欢逗我。尤其是邹伯伯，他更是喜欢逗我玩儿。时常一见到我，邹伯伯就用弯曲的食指和中指，上下交替地夹我的鼻子，还一边夹一边嘴里“洪洞小鸡巴——洪洞小鸡巴——”地喊着逗我玩。就这样时间一长，我就不那么怕他了。

2

在医院住过一周，待伤口抽了缝合线，就可以回家静养了。回到家中，父亲给我借了一双木制拐子。时间又过了个把月，用于固定的石膏，这时也去掉了，我就开始拄着拐子锻炼。多半年后，我已能脱拐行走了，但脚跟却难以着地。这时候，因我到了入学年龄，母亲就把我送进了村小学。

在村小学，有了同龄小伙伴的陪伴，我好动调皮的天性又回归了。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光里，我总是班上最调皮捣蛋的孩子之一，因为自己腿脚有问题，所以就显得很突出。因此，老师没少责骂批评我。

就这样，读了一学期书，父亲就又思谋着，该为我做第二次手术了。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原先的洪洞部队医院，却因移防要迁往大同了。移防前，父亲又去找邹伯伯，邹伯伯告诉了父亲，部队要移防的消息，并安慰他说：待医院在大同驻地安排好了，就写信让我们去那边做手术。

日子还日出日落地过，我依然在村小学念书，父亲却盼望着，大同那边能早日来信。当时间悄无声息地，到了1987年晚秋，父亲终于盼来了邹伯伯的信。信上说，近日我们就可以去大同。父亲读过信很兴奋，很快就去学校，为我请了病假。待安置好了家里，并筹借好外出手术的费用，初冬时节，父亲便带着我，随同一位在大同工作，回来探亲的同村远亲，一起乘火车赶赴大同了。这次大同之行，对我和父亲意义重大，一是我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手术；二是父亲和我，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并且也是我们父子，平生第一次坐火车。

当年乘坐的绿皮火车，不仅行驶速度很慢，而且从洪洞到大同，还没有直达车。我们只得先乘火车到太原，然后再在太原倒车去大同。记忆中的火车上很热闹，我毕竟第一次乘坐，因而处处都感到好奇。记得在父亲旁的车座上，我一会儿看车窗外流动的风景，一会儿瞅邻座吃好吃的零食。那时候的人朴实，人家也让给我吃，但父亲总是呵斥不让。出门在外的旅人，都有大包小包的行李，因此车厢内几无空隙。幸好我们买的是有座车票，其实只父亲一个人买了票，我跟随着与我们同行的远亲舅舅。因那舅舅是铁路系统职工，所以他不用买票，我冒充了舅舅的孩子，故而也不用买票。

火车轰隆隆跑了多半天，我们才到了太原。其时天已黑透，我们需要转车去大同。等待火车的时间里，我们在火车站，简单地吃了点东西，总算填饱了肚子。那些同行转车的人，因为等车无事可干，好多都忙着买太原陈醋去了，说是太原陈醋出名，买些送给远方的亲戚朋友。当时，父亲和舅舅去买了没有，我现在还真记不得了。

后来，总算等来了去大同的火车。上车后，父亲和舅舅聊起了天，我则站在里面的座位上，不时地扭头向四处张望，然后想着属于我那个年龄段的心事。就这样，慢慢地我就感到困了，后来不知不觉中，我竟倒在父亲的腿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当父亲叫醒我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大同，只是这时火车还没到站。待父亲和舅舅，交替轮流地洗漱完，回来帮我穿戴好衣帽，并一一收拾好我们的行李，这时候，火车就缓缓地进了站。

出了火车，才知道大同的天气有多冷，因有舅舅的提前告知，故而我们来时带足了衣物。出了火车站，我们先去了距离较近的舅舅家。在舅舅家安置好他的行李，歇息了会儿并吃过早饭，随后舅舅便推着自行车，前梁上驮着我，后座上放着行李，同父亲一路步行着，去寻找从洪洞移防到大同的驻军。这边的部队驻地，似乎并不难找，大概是舅舅对大同熟悉的缘故吧！总之，路上没怎么费劲儿，我们就很顺利地找到了。到得部队驻地大门口，经向站岗的卫兵打听，我们顺着卫兵指示的方向，沿着大门口向内的大路，一直往里面走去，好像转了好几个弯儿，终于看到了部队医院的门诊楼。

走近门诊楼前，能看到阔大的门口，总有进进出出的人流，可见这里的患者，比洪洞要多得多。进了门诊楼，经向一位医务人员打听，我们很快就找到了邹伯伯。邹伯伯见到我们很高兴，他同父亲和舅舅寒暄的同时，还不忘伸手夹我的鼻子，并连续好几次说我长高了。舅舅帮我们找到了邹伯伯，因他单位有事要处理，故而就不敢在这边多呆。眼见我们也没什么事了，舅舅便向父亲告别。随后，在我们父子的目送中，舅舅骑着车子，逐渐消失在了来路的尽头。

3

当时我们父子俩，在门诊楼也没多呆，记得邹伯伯告诉父亲说，因医院床位紧张，马上还不能办理入院手续，后来他们又说了什么，我就不记得了。总之我们临走时，邹伯伯差人，带我们去了临时住处。

当年的临时住处，就在部队医院的营房宿舍里。记忆中的营房宿舍，是前后带檐的旧瓦房。其内面积不小，因是集体供暖，里面暖和如春，只见几张陈旧的上下铺木床，整齐有序地摆放在过道两旁；靠近窗户的地方，有张常见的军用办公桌，上面可以摆放舍员的生活用具，诸如餐具、茶缸之类。待安顿我们的人走后，我才发现，整个偌大的宿舍里，就只有我们父子二人。

有了住处，心便安顿了下来，这时已近中午，父亲先简单收拾了下。紧接着，他就带我出去吃午饭。外出吃饭的途中，凑巧我们又遇见了：下班回家的邹伯伯。邹伯伯要我们随他去家里吃饭，父亲却婉言谢绝了。这时候，邹伯伯问父亲生活上的打算，父亲说想自己做饭，邹伯伯说好，又说我家还有多余的锅灶碗筷，随后派人给你们送去。听了邹伯伯的话，父亲明显很高兴。这是因为医院食堂不对外，我们父子在此寄宿求医，总得要吃饭，因此首先要解决的，便是伙食问题。父亲本打算吃完饭，顺便去寻找买锅灶，有了邹伯伯的话，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傍晚下班时分，邹伯伯差人，把锅灶碗筷送来了。同时送来的，还有一包用报纸包的大米。由此可见，邹伯伯对我们父子，是多么地关心。傍晚，父亲去部队服务社，买回了挂面、鸡蛋、葱、白菜等主食和蔬菜。此时，有了锅灶碗筷，也有了烹饪用的蔬食，但去哪里做饭呢？这时的父亲又作了难。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父亲一边琢磨，一边开门出去倒水时，他看见了我们宿舍斜对过，有一个军人叔叔在和草泥。父亲感到好奇，就自动上前去打问，原来军人叔叔和草泥，是要罩他家厨房的炉子。同时，军人叔叔也正犯着难，原因是他从来没弄过这事，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父亲看他左右为难的样子，就主动地说，我帮你罩吧！这事我在老家弄过。军人叔叔一听来了救星，他就侧身闪在了一旁，为父亲打起了下手。这时的父亲，也真够卖力气，只见他把自己的棉衣袖子，向手臂上方挽了挽，然后就赤手抓泥，干劲十足地罩好了：军人叔叔家厨房的炉子。完事歇息的时间里，军人叔叔同父亲攀谈了起来，他才知道我们是来此，寄宿看病的新邻居。当军人叔叔得知，我们没地方做饭时，他爽快地对父亲说，你要是不嫌弃，就同我家合用一个炉子吧！父亲听了回答说，好是好，不会耽误你们做饭吧！军人叔叔说，这有什么耽误不耽误的，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你就来我家厨房做吧！不用客气！此时的父亲，也就没话可说了。

当晚，父亲就在军人叔叔家厨房，为我们做了晚饭。后来，我们逐渐熟悉起来，才知道这个军人叔叔，是部队医院的电工。更为难得的是，他家有个与我同龄的女儿，名字叫丽丽。那时候，父亲闲时也带我，去军人叔叔家串门，小孩子之间无陌生感，很快，我和丽丽就成了要好的玩伴。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年丽丽教我唱过《你拍一我拍一》儿歌，有次在玩儿骑马的游戏中，她还告诉过我一个小秘密，当时的丽丽，悄悄地对我耳语说，他们家是湖南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话，鬼机灵的丽丽，还特意领着我，观看了她们家腌制红辣椒的玻璃罐。丽丽说，妈妈告诉过她，湖南人爱吃辣椒，无论走到哪里，辣椒罐子就带到哪里。

现在想想，当年我在那么遥远陌生的地方求医，固然有父亲陪伴，但幸运的是，能有个同龄玩伴在一起嬉戏玩耍，这对于孩提时代的我而言，该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啊！现在事过多年，不知早已长大的丽丽，是否还在大同生活。

4

在营房的临时住处，等待床位的数日里，有时闲暇，父亲也带我去邹伯伯家串门。隐约的记忆里，邹伯伯家住的也是那种瓦房，同部队营房所不同的是，他家在一个独门小院里。现在回忆，总觉得邹伯伯家有个简易院门，门口似乎有几级青石台阶，院门上方好像搭建有木制藤架，藤架上缠绕着稀疏的藤蔓，因在冬日，那光秃错乱的藤蔓，便显得特别突出。也许我的童年记忆出现了错误，也许这种景象曾出现在我梦中，毕竟事隔多年，现在我已无从分辨真假，就容我姑且这么一写吧！

邹伯伯家有四个女儿，年龄都比我大，现在我对这四个姐姐，总体的印象都比较模糊，原因大概是同她们接触得不多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那几个姐姐，还是挺喜欢我这个小弟弟的。这其中有个插曲不得不提，就是当年邹伯伯和伯母，都特别喜欢我，因他们家女孩多无男孩，在洪洞时，邹伯伯就曾多次同父亲，半开玩笑半商量地说过，想收养我去他家做儿子。后来在大同，邹伯伯也同父亲郑重地谈过这事，但因我是家中长子，父母故而就舍不得，所以这事就没能如了邹伯伯家人的愿。

记忆中，每次去邹伯伯家，姐姐们不仅把她们的小人书，悉数地拿出来让我翻看，而且还送过我好几本呢！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个姐姐，在某个冬日的下午，还教我下过跳棋。现在回想，当年那些花花绿绿的棋子，对于我这个地道的乡下孩子而言，是多么地富有诱惑啊！至于好吃好喝的，那就更不用说了，当年邹伯伯的家人，对我就从来没有吝啬过。

当年在大同看病期间，曾因为我的调皮好动，有两件事给邹伯伯，惹过不小的麻烦，而且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我手术前。第一件事，是我独自一人，去了被隔离的肝病病房。那天下午，当时忘了父亲在忙什么，总之他疏忽了对我的看管，不知什么原因，我自个溜到了医院病房区。在住院病房的走廊里，我顺着墙根，一路走走停停，最后七拐八拐，不知不觉间，竟到了一个隐蔽的小院。记忆中，当时的小院空无一人，这时候我就更感到好奇了，随即转身抬头，向身边的病房窗户处瞅了瞅。这时候，我就看见了病房里，有个穿病号服的年轻叔叔，只见他一个人仰躺在病床上。与此同时，他也第一时间看见了我。一旦看到我，当时的年轻叔叔很是兴奋，他快速地下床穿鞋，第一时间就为我打开了房门，然后我毫无顾忌地，就随他走了进去。

彼时偶遇的年轻叔叔，人很是和善，他坐在床边，问我从哪里来？几岁了？叫什么名字？我都一一回答了。叔叔见我不仅人来熟，而且嘴甜，对他毫无陌生感，他就更愿意同我谈话了。后来又谈了些什么，我就不大记得了，总之是谈了很多。再后来，叔叔问我会不会写字，在得到我的答复后，他便侧身打开了床头柜抽屉，从里边拿出了削好的铅笔和信纸，然后递给我让我写字。当时我年幼无知，根本不知道该写什么，年轻叔叔看到我为难的样子，就出主意说我在上面写，你在下面抄我写的吧！我自然点头答应。至于当年叔叔写了什么，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总而言之，那天下午他写了很多，我也抄了很多。现在想想，这是我平生除过抄写老师布置的作业外，第一次为他人做了抄写公。

写字写累了，叔叔又为我讲故事，总之他不想让一分钟闲过，生怕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样子。冬日天短，时间不知不觉到了傍晚，我在一次无意的走神中，看见外面的天幕越来越暗。这时候，我想到该吃晚饭了，更想到自己偷偷溜出来，父亲肯定为找不着我而着急，如果再不回去，晚上自然免不了要挨打受训。想到了这些，我就告诉叔叔说我要回去了。叔叔听后，曾再三地挽留我，要我多陪他呆会儿，但我执意要回去，最后叔叔就没办法了。临走时，他起身从抽屉里，取出了枚红艳的“八一”帽徽，送给了我，说是留个纪念吧！

当我手里揣着帽徽，心情倍感高兴地，返回到普通住院区的时候，正好撞到了寻找我的医务人员。他们一经发现我，就大声地喊叫了起来：“找着了，找着了……”随后，我被一位大个子军人叔叔领着，去见邹伯伯和父亲了。事后，我才知道因自己的贪玩儿，给本就忙碌的邹伯伯，增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起初，父亲发现我不见了，他先是自己寻我，待把能找的地方都寻遍了，还是不见我的踪影，这下父亲就着急了，最后没有办法，他只得去找邹伯伯求援。邹伯伯知道后，召集了所有不值班的医务人员，发动大家分头去找我。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两三个小时都过去了，眼看天要黑了，居然还没我的音信，此时的邹伯伯，就感到事情有些大了。当他下令让几个医务人员外出寻我的时候，我竟不期然的自己回来了，大家一看到我，人人都松了口气。这时，处于高度紧张中的父亲却不答应了，他上前一把揪住了我，说着就要动手，教训自己不懂事的儿子，幸好被邹伯伯及时地阻止了。事后，邹伯伯嘱咐父亲，让他把我看紧点，说我下午去的是传染病（肝病）隔离区，那里病人的生活所需，医院都安排专人配送，如果一旦不慎被感染了，对于年少的我而言就会很麻烦。

第二件事，依然是关于我的失踪，有了上次的教训，和父亲的严加管束，这次我倒没舍近求远地去传染病隔离区，而是去了医院的太平间。这事具体发生在哪天？是上午还是下午，我现在确实是不记得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手术前的某一天，我确实因好动贪玩儿，不知怎么自己一人，竟误打误撞地去了医院的太平间，而且还在里面呆了好长时间。最能证明此事真实不虚的证据，是邹伯伯那天为这事，又大动干戈的组织了医务工作者，再次在院内院外的四处寻找我……

5

眼看离手术的日期越来越近，出乎意料的是，在手术的前夕，我身上居然发起了高烧，同时还伴随着出水痘。没有办法，邹伯伯知道这事后，只好把手术日期推迟，眼下最重要的事，是第一时间为我退烧和治疗水痘。接下来，我尚在发育中的身体，便因治疗遭了殃，每天吃药、打针、输液、涂抹药膏，这些使人痛苦的诊治措施，几乎成了我每日的家常便饭，更为要命的是，邹伯伯还特别地嘱咐父亲，要我必须时刻呆在屋子里，绝对不能出去放风玩耍，这样一是有利于我的治疗，二是杜绝传染别人。如此度日如年地过了一周，我身上的水痘终于治愈了，本以为囚禁的身心可以放松放松，但年少的我哪里知道：这仅仅只是开始，因为更为痛苦的手术还在后边。

治好了水痘，手术再次被排上了日程，这时我们也转移到了住院病房。其时的病房内有六张病床，因按出院者的顺序进入，故而我的病床被安排在了窗户下，再看其它的病床上，都有年龄不一的病人，唯独我的年龄最小。我们病房里，病友们均来自不同的地方，且都是伤筋动骨的患者，大多数需要手术治疗。他们看见有小孩住了进来，有事没事都喜欢逗我几句，以此消解个人暂时的病痛之忧，与此同时，这种言语交流，也增添了彼此同病相怜的精神慰藉。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到半天时间，我就同一病房的人混熟了，我依据每个人的年龄大小，尊称他们“叔叔”、“伯伯”，他们则都亲切地喊我“小洪洞”。

我住进病房的前三天，都是术前例行地输液消炎，还好每日下午只一瓶液体，到第四天的上午便要手术了。术前的前一天下午，有护士阿姨来为我备皮，做术前的准备工作，临走时她特别嘱咐父亲：要我晚上禁食。后来，邹伯伯也来看我了，他站在病床旁，一边伸手夹我的鼻子，一边笑着问我怕不怕手术，我嘴里虽说不怕，但心里却有些发怵，真不知明天该怎么度过。病友们知道了我第二天要手术，也都用言语安慰鼓励我，有人说我是他们大人的榜样，也有人说我是勇敢的“小洪洞”。那天晚上，为了消解我对手术的恐惧，父亲想尽了一切办法：安慰即将遭受手术之苦的儿子。

术前心绪的烦躁，焦虑，恐惧和不安，导致我感觉那夜有了无边的漫长。尽管如此，第二天的太阳，该升起时还是照常升起了。随着手术时间的如期而至，我依旧烦乱的心绪，已没时间想这想那了，很快，我便被一位护士推进了手术室。这次手术不同于第一次，首先区别在身体的麻醉上，第一次手术因是全麻，术时我如同睡着了一般，整个人丧失了意识，手术过程我没一丝一毫的印象，待苏醒过来感觉到的只有疼痛，而此时的人，早已躺在了病床上。这次手术，只采用了半麻（或叫作局麻），整个手术过程，我的意识一直都是清醒的，这就让我对这次手术，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大约两个小时后，我被送回到了病房，“手术是成功的”，邹伯伯高兴地告诉父亲，起码在他看来，达到了术前的预期效果。有了邹伯伯这句话，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松了口气，父亲更是高兴，唯独躺在病床上的我满面愁容，因为这时我已隐隐感到了疼痛，我知道再过会儿，等麻醉彻底消失后，那撕心裂肺般的疼痛，又重新会光顾到我的身上。

术后养病的日子里，我依旧过着囚禁般的住院生活。在此期间记忆深刻的，是有位在该师服役的临汾老乡，是叔叔还是阿姨，我现在记不清了，他（她）从别人处听说，有洪洞老乡在这里住院，有天休息时间，这位老乡竟买了水果，专门来医院寻访我们。现在想想，当年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仅凭着所谓的乡情乡谊，就能如此热心地去看望老乡。由此可见，那时候的人是多么的朴实重感情，同时，这也印证了我们晋南人，自古就有重乡情的传统。

一周过后，等我拆了手术缝合线，就可以出院回家了。父亲从住院收费处结账回来，才知道我们来时所带的钱根本不够用，他只勉强交付了为我手术相关的费用，至于治疗高烧和出水痘的钱，现在还拖欠着医院。父亲一看钱快花完了，心里不由得就着了急，他想去远亲舅舅处筹借，但因要照顾我，马上还走不开，所以那时的父亲就犯了难。凑巧下午下班前，邹伯伯带着值班医生来查房了，攀谈中当他得知父亲去结过账时，邹伯伯特意问父亲有没有困难，随后还要来了收费单看了看。父亲无奈，只得把真实情况告诉了邹伯伯，并承诺说近两日就去远亲舅舅处筹借，邹伯伯听完父亲的话后，也没说什么，只是他离开时，一同把收费单拿走了。

第二天下午，有护士阿姨通知父亲，让他去趟邹伯伯的办公室，父亲安顿好我便走了。后来我才知道，邹伯伯让父亲去，是为了告诉他：我们剩下的医药费不用交了。因为邹伯伯上午把我们的情况，如实地向医院作了反映，院领导根据相关的照顾政策，最终决定减免掉我们所剩的医药费。听到这个意外的好消息，父亲心里既高兴又难过，更重要的是他打心底里感激：邹伯伯对我们父子的关怀照顾。

又住过一日，收拾完了行李，父亲便背着我，特地去向邹伯伯辞行，就这样，我们父子便在寒冬腊月出院回家了。

至此以后，我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有了特别的感情。

谁曾想，我同邹伯伯大同一别，待到再次重逢时，已然是三十年之后了。

6

从大同回到洪洞老家，我又静养了段日子，就能下地走路了。如果与没去大同前比较，这次手术确实效果明显，它基本解决了我先前脚跟难以着地的问题，当然同正常人相比，我的跛行还比较突出。因那年我还不满八周岁，身体毕竟处于发育的黄金阶段，父母一方面鼓励我好好锻炼，一方面寄希望于我能好好学习，以此期盼自己儿子的人生，会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

在家锻炼了半年多，随着秋季开学季的到来，我又重新回归了学校生活，至此，我便开始了自己人生的学习生涯。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日子真的是太不经过，倏忽间，二十多年就如同做梦般的过去了，我也遵循了人生的轨迹，从儿童、少年、青年，一步步迎来了自己的而立之年，这时我早已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都三个年头了。在这二十多年里，父亲有时候会不经意间地谈起邹伯伯，更会谈起我们当年在大同就医时的往事，每次他都会不无感慨地说：老邹是个好人啊！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大同？而我记忆中的邹伯伯，却是周伯伯，因为“周”与“邹”读音相似，可能儿时我年龄尚小分辨不清，所以就一直误以为是周伯伯。

2009年春节期间，我还乡洪洞过年，有天晚上全家人在一起看电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心里突然就想起了周伯伯，随即我扭头问父亲：当年给我做手术的周伯伯，叫什么名字？父亲听后沉思了片刻告我说：邹福先。当时因有电视的噪音相伴，他怕我听不清楚，故而又大声重复了一遍，后来我问父亲是哪几个字，这时候我才知道，自己记忆了二十多年的“周伯伯”原来是“邹伯伯”。

年假期满返京后，我闲暇上网在“百度”搜索邹伯伯的名字，希望能通过网络，找到邹伯伯的线索，最终还真没让我失望。当我根据网页的相关链接，打开一个名叫“中国陆军28军”的纪念论坛时，我在其子版块的“82师医院”中找到了邹伯伯的线索，为了证明这就是我要找的信息，我又浏览了该版块中的其它帖子，最终肯定这就是邹伯伯的线索无疑。

有了邹伯伯的线索，我心里很是兴奋与高兴，这就说明通过网上的信息，我极有可能同邹伯伯取得联系。于是，我赶紧第一时间，在那个论坛注册了账号，随后在有邹伯伯信息的帖子下留了言，内容大致是求助寻找邹伯伯的文字，同时后边还附有我当年：在洪洞和大同就医的信息，以及自己的联系方式。以此期望有知道邹伯伯线索的网友，能够回复或者直接联系我。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第二天我又上网查看，让我感到惊喜的是，还真有网友回复了我的留言。其内容虽然不长，但却提供了关键信息，留言说邹伯伯现已转业回了赣州老家，又说如想了解他的近况，可以添加其所留的QQ详聊。通过QQ聊天，我才知道给我留言的朱清明叔叔，既是邹伯伯的战友、同乡，同时当年他也在洪洞和大同服过役。更为高兴的是，朱叔叔还把邹伯伯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我，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同邹伯伯联系了。

那天晚上，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拨通了邹伯伯的手机号，数秒短暂的铃声过后，对方接听电话的是个男声老者，他问我哪位？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便断定对方就是邹伯伯。为什么我敢如此肯定？因为我听见了自己记忆深处——那既熟悉又久违的声音，虽说时隔多年，但邹伯伯独有的发声音色基本没变，这音色虽然经过了岁月的洗礼，但它早已镌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所以当他一开口说话，我就断定是邹伯伯无疑。

那晚的通话事实证明，我的断定是正确的。当我问邹伯伯是否还记得，当年在洪洞和大同，有个特别调皮的乡下小男孩，您先后给他做了两次手术，他也给您添了很多麻烦时，邹伯伯即刻就回答我说：记得！记得！后来，我们就各自的近况及家里的情况，也进行了交流，最后还互留了QQ号码，以便在网上联系。总之，那晚我和邹伯伯谈了很多。

再后来，我们QQ聊天时，邹伯伯发给我好几张他在洪洞、大同时的旧照，还有两张是他与伯母的旅游合影。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久久储存在我脑海中的邹伯伯、伯母形象，才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起来，毕竟他们年青时的形象，早已定格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了。可见岁月的年轮，是多么的沧桑无情，它把军中昔日的青年伉俪，变成了如今两鬓苍白的暮年老者，更把昔日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变成了如今的漂京艺术青年。

7

随着岁月的流逝，每遇逢年过节，我都会发短信或微信，问候祝福邹伯伯和他的家人。这期间，邹伯伯也曾多次邀请我去赣州做客，但因我一直忙于生计，所以就一直未能成行。

时间到了2016年，这年注定是我人生之中的多事之秋，本打算国庆节还乡结婚，但出乎意外的是，国庆前的阴历七月下旬，母亲却因突发心梗猝然离世，这沉重的人生打击，让我过早地承受了丧母之痛，令我终生遗憾的是，母亲在她临终之前，都没看到自己最牵挂的儿子结婚。至此，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我情感的天空似乎塌了一角。

2017年国庆节过后，有天下午，我收到了邹伯伯的微信，他说近日会和伯母一起，去北京的三女儿家小住，届时很想见我一面，看我近期在不在京。我一看微信内容，心里自然很是高兴，当即就回复邹伯伯：届时我一定去看望您和伯母。

一周后的10月19日晚上，我又收到了邹伯伯的微信，他说和伯母已来京，看我明天下午有没有时间，如果方便，可去空军总医院附近见面一聚，时间约在了三点半。我当即回复：好的！邹伯伯，我们明天下午见！

第二天下午，我早早就为去见邹伯伯做准备了。吃过午饭，因时间还早，我需先得去为邹伯伯、伯母购买礼物。在选取礼物方面，我还确实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思来想去，在万柳的一家大型购物中心，我选取了最能代表山西特产的坛装汾酒，和产自北京的北京蜂王精口服液，前者自然是送给邹伯伯，后者则送给伯母。

购买好了礼物，我就迫不及待地驾车，向空军总医院的方向奔去了。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可能是我出于兴奋，也可能是我记错了位置，总之是我去了与目的地方向相反的海军总医院。到了那边，我疏忽了查看是否是空军总医院，然后就快速地给邹伯伯打了电话，他说他们在门诊楼门口等我，等我提着礼物去了门诊楼门口，却怎么也找不见邹伯伯夫妇。后来，又颇费了一番周折，才弄明白我所到的地方，根本就不是空军总医院。焦急中，我忙给邹伯伯打电话解释，让他们再稍等会儿，然后又去停车场开车，这次不敢大意，我开了手机导航，好的是两院在同一条主干道上，并且距离也不远，所不同的是海军总医院在东边，而我要去的空军总医院却在西边。

大约十来分钟后，我就到了空军总医院附近，在马路边的停车区泊车时，我看到了邹伯伯夫妇，在对面的路口探寻张望，待我下得车来，忙向他们招手致意。见面后邹伯伯告我说，因女儿家住的家属楼在装修施工，所以不方便去家里，他建议我们在附近找个饭店坐会儿，我欣然同意并补充说，这样就省得我们待会儿再去饭店了，这时候的伯母也应声称是。于是，我们三人便结伴而行，去了空军总医院附近的一家涮锅店。

下午四点左右的北京，毕竟还不到饭点，纵观整个涮锅店里，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位客人，我们向服务员说明了来意，顺便要了茶水，就找了个僻静的桌子坐了下来。离别多年的故人相见，一旦打开话匣子，大家就陷入到了陈年往事的记忆中：邹伯伯给我讲他参军后的学医、工作经历；讲他1997年秋季，从大同部队医院的师级院长，转业到老家赣州的一所大学校医院工作；也讲他退休后，被一家民营医院返聘为骨科主任的往事……最不能让邹伯伯忘怀的，是他90年代初期，曾先后几次受洪洞当地医院的邀请，回去为多个患者做过手术。伯母则给我讲他们全家，在洪洞生活十余年的点点滴滴，说直到如今，她的几个女儿一谈到小时候，就会提起当年在洪洞的种种童年记忆……听了伯母的述说，我岂能不知，这就是中国军人和他们家属的奉献精神，因为不论人民军队移防驻守在哪里，哪里便是他们的故乡。正是有了这种乐于奉献的报国坚守，才让数以万计的祖国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

那天下午，我们谈论更多的，还是我当年就医时的趣闻乐事，邹伯伯说我现在比小时候沉稳多了，犹如换了一个人；伯母不仅夸我还是那么聪明、精干、帅气，还提起了他们家当年，想收养我做儿子的陈年往事。说着说着，就谈起了我父母的现状，我不无遗憾地告诉他们说，我母亲已于前年秋季去世了，邹伯伯和伯母听了，先后不由得发出了哀叹，他们深表同情惋惜的同时，还不忘安慰我，随后我平静了下自己的情绪，接着又继续说，我父亲的身体还好，他现在仍在老家种田劳作。

不知不觉中，外面的天幕竟黑了下来，此时的涮锅店里早已是华灯初上，客人也明显多了起来，我知道该吃晚饭了，随即喊了服务员过来，请邹伯伯、伯母点了肉和菜。没过几分钟，热腾腾的火锅就端了上来，接下来我们便以茶代酒，边吃边聊。闲谈中，邹伯伯夫妇多次提到，日后如有机会，很想再回洪洞和大同，去当年的驻地走走看看，以解他们对第二故乡的思念之情。我说好，并答应他们届时可以一起去。

吃完晚饭，邹伯伯看看时间不早了，他心多怕耽误人家涮锅店的生意，于是就提议我们该回去了。我尊重邹伯伯的想法，结完帐后我们走至门口，我特意请服务员为我和邹伯伯、伯母合了影，就这样出了饭店。到了停车的地方，我本想送他们回去，但邹伯伯执意不让，最后没有办法，只得就此分别了。

在北京秋夜繁华街景的路灯下，我注视着已至暮年的邹伯伯和伯母，他们彼此牵着手逐步地远去，望着二老垂垂老矣的背影，我的眼眶竟不由自主地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