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城金藏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关心《赵城金藏》并为之付出过努力的人们。

一

我是土生土长的洪洞人，要写《赵城金藏》，就不能不提最初发现并珍藏这部金代大藏经的千年古刹：广胜寺。

广胜寺，位于洪洞县城东北10公里处的霍山南麓,其寺区古柏苍翠，源流清澈，可谓山青水秀。这处闻名遐迩的佛教圣地，始建于1800多年前的东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初名俱卢舍寺，又名阿育王塔院。唐代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扩建后，当时的汾阳王郭子仪游历至此，看到这里山清水秀，风景独特，便奏请代宗皇帝李豫，赐额“大历广胜之寺”，意为“广大于天，名胜于世”，后来人们便简称其为“广胜寺”。

广胜寺在佛教中，属于禅宗的曹洞宗，是历史上有名的禅寺。禅宗是隋唐众多佛教宗派中的一派，是纯粹汉地佛教的产物，它倡议用禅宗涵盖佛教的全部修习。禅宗的创始人，是印度人菩提达摩，他从印度南部来到北魏，提出新的禅宗方式，创立了禅宗。禅宗的重要著作是《坛经》，其主体内容是六祖慧能在韶州大梵寺的说法汇集。佛教典籍《楞伽经》、《金刚经》、《大乘起信经》等，都曾对禅宗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禅宗的基本主旨认为心性本觉、佛性本有，强调不立文字，顿悟成佛。“顿悟成佛”加快了修行人成佛的步伐和进程，否定打坐参禅的同时，扩大了禅的范围。慧能的顿悟成佛说，为世人指出了一条便捷的成佛路径，反映了宗教改革面向社会的又一探索。禅宗既迎合了古代新兴士大夫集团的宗教要求，同时又为广大劳苦民众，提供了信佛的方便之门。

据唐代高僧道宣在佛教内典《法苑珠林》中记载，震旦（即中国）的十九座佛祖真身舍利塔中，就提到了“周晋州霍山南塔”，这毫无疑问就是指洪洞广胜寺塔。因为洪洞所属的临汾市，在北周时期称为“晋州”，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崇尚佛教的晋州守吏，重新修葺了当时濒临坍塌的广胜寺以及存放佛舍利的宝塔，因此受到了后世高僧的赞许，以至于把这一盛况写进了他的作品中。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飞虹琉璃宝塔，是在明代嘉靖年间重修的。它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琉璃瓦的运用上。琉璃瓦，是明代开始才被广泛运用于屋顶装饰的建筑材料。这一点也从碑碣中得到了验证。古往今来，赞美广胜寺和琉璃塔的名诗数不胜数。唐太宗李世民曾经率兵，在广胜寺附近打过一次大胜仗，所以在他存世不多的诗作中，就有一首赞美塔院的杰作《广胜寺赞》，诗曰：“鹤立蛇行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龙蟠梵质层峰峭，凤展翎仪已卷收。正觉应同真圣道，邪魔交闭绝踪由。儒门弟子应难识，穿耳胡僧笑点头。”在唐太宗的眼里，霍山连绵起伏，镌刻在山上的佛国文字艰涩难懂。

广胜寺之建筑群，分上寺、下寺、水神庙、霍泉和分水亭五部分。雄峙傲立于山顶的上寺，主要建筑由南向北，沿中轴线依次有山门、佛真身舍利琉璃塔（飞虹塔）、弥陀殿、大雄宝殿、毗卢殿，左右配殿有地藏殿、送子观音殿、韦驮殿等。下寺坐落于山脚，随地势高低，依次而建，殿宇高低错落，层迭有致，依山面水，是一组极富变化的北方寺庙建筑群。主要建筑有山门、前殿、元代大殿。下寺山门外为三晋名泉：霍泉。水神庙在下寺西侧，与寺院仅有一墙之隔，庙内供奉明应王，殿内四壁绘有元代壁画。水神庙山门外为分水亭。广胜寺历经千余年的兴废重建，现存建筑虽为明代形制，但结构仍保持了元代风格。

广胜寺历史悠久，驰名中外，素以建筑奇特，文物珍贵著称于世，其寺内古代塑像、壁画琳琅满目，历代碑碣题咏更是浩如烟海，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研究价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古建筑，当属上寺的飞虹宝塔，因其塔身饰有各色琉璃，晴日远观，塔体常现五彩纷呈、神奇异妙变化之象，其景犹如雨后彩虹，故而称之为飞虹塔，该塔之奇绝难觅，堪称天下第一；发现并旧藏于该寺的《赵城金藏》，系现存金代大藏经的传世孤本，可谓稀世罕有，实为当今国图四大镇馆宝藏之一；其水神庙中的元代壁画，更是内容丰富绘制精湛，为研究我国元代的社会状况，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史实资料。此寺三宝，被世人誉为“广胜三绝”。

二

广胜寺在洪洞，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在民间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因了该寺传承了上千年的古庙会。而这古庙会的一大特色，就是洪洞人视其为当地的“情人节”。每逢阴历三月十八古庙会主日这天，本地和周边县市的热恋情侣、订婚男女，还有已婚夫妇等，都会呼朋唤友结伴而行地去逛庙会，这似乎成了一年一度中约定俗成的群众事件，人们在广胜寺游玩赏景的同时，还可以进庙入寺上香祈福，祈求神佛保佑自己爱情美满、心想事成、财运亨通……

自儿时起，在故乡洪洞南垣的乡下，我耳朵里就塞满了广胜寺的各种传说，其中记忆最深刻的，是每年的广胜寺庙会主日（阴历三月十八）这天，老天都会喜降吉雨，以此沐洗那七彩琉璃飞虹宝塔。这些美丽的传说故事，得益于祖母和父亲对我的讲述。他们为什么会对广胜寺如此熟悉？我后来自己分析，总结出原因有二：一是我年迈祖母的娘家，就在广胜寺附近的村子里；二是父亲的中学时代，曾就读于广胜寺镇辖区的马头中学。正是有了这得天独厚的优势，使我自小比村里的同龄人，对广胜寺就多了几分了解。

了解得多，并不代表我去广胜寺就早，尽管路程并不遥远，现实是反而去得很晚。在没去广胜寺之前的很多年里，每遇晴好天气，尤其是每年的秋收过后，我或在田间地头劳作，或在村外的土路上游逛，每当自己抬头向东北方向远眺的时候，那远在霍山之巅的广胜寺飞虹塔，其高矗云霄的雄伟身影，就会隐约地浮现在眼前，这时候我就会感慨，将来等有了机会，自己一定要去广胜寺逛逛。

现在想想，我第一次去广胜寺时，居然都十八岁了。那年春季，我因种种原因辍学在家。那段日子，我从早到晚无所事事，心里整天的胡思乱想，思想曾一度钻进了牛角尖。那时候，我们村里的人正时兴贩卖羊羔，我一看自己闲着也是闲着，索性就去镇上买了担篓子，回来横放在了自行车的后座上，如此一折腾，我也加入到羊贩子的队伍中了。

要想当羊贩子，首先得走村串巷的收购羊羔，等收下货后再去赶集售卖，我们挣得就是其中的差价。对于这门生意，我尚属入门摸索，毕竟自己各方面都不熟悉，即便有时外出运气好些，能顺利地收到羊羔，卖完后所赚的钱总是不多，何况邻近的村子里，早被无孔不入的羊贩子们跑遍了，就是还有没卖的羊羔，大多都让人出过了价。一般遇到这种情况，羊主要价都会比较高，双方讨价来还价去，结果十有八九很难谈成。因此，为了能够顺利地收到羊羔，我就不惜体力地跑向了远处的村庄。

记得收羊途中的有天上午，我早早起来吃过母亲做的早饭，稍做收拾后就骑着带篓子的自行车，一路满怀信心地向北出发了。等过了洪安涧河，我发现路上多了不少行人，经向一位赶马车的老者打听，才知道那天是阴历三月十八，原来他们都是去赶广胜寺庙会的。猛然间知道了这个消息，久久储存在我脑海中的，——那个一直想去广胜寺的想法，这时瞬间就被点燃复苏了。于是，我即刻就改变了主意：那天不去收羊羔了，由此改道去逛广胜寺庙会。

这就是我第一次逛广胜寺庙会的缘由。尽管那次我舍不得花钱买门票，没能去飞虹塔所在的上寺参观，但我通过拾级而上的山石台阶，一步一步爬到了山顶，这让我近距离亲近了霍山的同时，也饱餐了它满山怡人的风景；下得山来，我混迹于摩肩擦踵逛庙会的人群中，或驻足于露天的书市前，翻阅查看新上市的图书，或停步于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戏台下，观看同台竞技的梨园子弟们，演绎古今风情不一的悲欢大戏，在那高亢激昂声震云霄的蒲州梆子腔中，我见证了广胜寺庙会的热闹与繁华；游逛累了，我顾不得歇息，又情不自禁地围绕着霍山脚下的海池，去探寻那传说中的五眼粗泉，最后在布满绿色水草的一棵斜身老柏旁，我终于找到了灌溉洪赵两县万亩良田霍泉的源头……

至此以后，我深深地爱上了故乡的广胜寺，并喜欢上了同它有关联的一切。

三

我最早知道《赵城金藏》，源于初中假期的一次秋夜看戏。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晚演出的剧目，是故乡的蒲剧现代戏《护经记》（又名《飞虹塔下》）。

该戏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山西洪洞，因广胜寺藏有国宝《赵城金藏》，故而引得各方势力关注垂涎，当年国民党、阎锡山、日本侵略者，三方均想霸占《赵城金藏》，在此危急情形下，爱国僧人广胜寺主持力空法师（洪洞许村人），不顾个人安危，率领众僧与敌巧妙周旋，经过多次的斗智斗勇，最终将《赵城金藏》托付给了太行山的八路军……

时隔多年，我为何对当年的一晚夜戏，还能如此的记忆犹新。因为那晚所唱的《护经记》，有几个难以让人忘怀的特点：一是该剧由洪洞的艺人，演绎了洪洞的真实故事；二是该剧的编剧，出自我们镇上；三是该剧男主角力空法师的扮演者，竟然是个女演员；四是剧中有个让人过目不忘的汉奸，而这汉奸演员并非旁人，他就是唱戏村里的后生。

有了这次看夜戏的经历，使我对广胜寺的历史更加着迷。后来，随着年龄与知识的增长，我听到《赵城金藏》的故事也越来越多，这就使得热爱文化的自己，开始有意搜集关于《赵城金藏》的各种资料，我想通过史料的记述，梳理出这部金代大藏经的前世今生。

首先，要想真正了解《赵城金藏》，就有必要弄清何为《赵城金藏》？我通过查阅资料得知，所谓《赵城金藏》，是指刻刊于金代（公元1115-1234年）的金版大藏经，该藏正确的名称应叫《金藏》，因供藏并发现于山西省赵城县（1954年并入洪洞县，现为赵城镇）的广胜寺，故而得名《赵城金藏》。

据相关资料记载，《赵城金藏》约开雕于金熙宗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完成于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全藏共收佛经1570部，6900余卷，分作682帙，每帙十卷，每一卷由多块版粘成，绝大部分是每版刻23行，每行14字，千字文帙号从“天”至“几”。《赵城金藏》在装帧上有一大特点，就是其不同于人们印象中的线装经书，而是采用了传统的卷轴装帧。每版版端小字刊雕经名简称、卷次、版片号、千字文号。部分经疏和经录的版式有所不同，每卷经首加装《释迦说法图》一幅，图的右上角刊“赵城县广胜寺”六字，有的经尾还刊刻了题记。

知道了《赵城金藏》的概况，我们不由地会想，在距今700多年前的金代，刊印如此大部头的佛家经藏，那非得官方组织才能完成。因为按我们惯常的思维，总认为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化工程，诸如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等典籍的编撰和刊印，都需要官方雄厚的财力、人力支持，这种高要求的必备条件，对于私人而言，往往很难办到。但让我出乎意料万万没想到的是，《赵城金藏》的诞生却并非官方所为，而是由一位断臂明志的女佛教徒，经多年在民间募化集资而来。当我们知道了这个重要信息，人人深感钦佩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能有如此大的能耐，更想知道同这女人相关的一切。

据史书记载，这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潞州民女崔法珍。

三

对于特定历史人物的事迹，我们总是充满了好奇，既然弄清楚了《赵城金藏》，是由潞州民女崔法珍募化而来，那么她是什么样的人？其人生有何传奇故事？她为什么会发愿雕刻刊印《赵城金藏》……这一个个待解的疑问，又出现在了我的心头。

为了能寻找到答案，我花费了很多时间，不仅阅读了许多文字资料，而且还回到故乡洪洞，进行了多次的民间调查，最终还真找到了关于这个故事的传说：

话说在南宋时期，潞州(今山西长治)平水的崔员外，膝下有一独生女，名叫禁女。此女模样俊秀，但却不会说话。禁女长到十八岁时，到了出阁年龄，崔员外心急如焚，四处求医，但总不见效果。

有一天，村里来了位瘦骨嶙峋的化缘和尚。崔员外施舍过银两之后，化缘僧人见他唉声叹气，闷闷不乐，便说道：“员外为何叹息？莫非贫僧……”说着便从布搭袋里摸出银两，送还到员外面前。

“不不不——”员外急了，双手将和尚的银子推回说，“并非在下心痛银钱，只是……”崔员外无奈，只得诉说了女儿的病情。

“原来如此，员外毋须发愁。”说着老僧从怀中掏出一小葫芦，并说：“此乃灵丹妙药，专治聋哑，每日服用十粒，吃过七七四十九天，方能治愈。”

崔员外听后欣喜若狂，赶忙接过药葫芦，并连声道谢：“多谢恩人，多谢师父！”又慌忙拉来禁女，父女双双跪拜谢恩。当父女拾起头来时，化缘僧人却不见了。父女俩只好跑出门去，四处寻觅，但跑遍了整个村庄，都没找见老僧的身影。

父女二人返回家后，发现葫芦底竟镌刻着几行小字:来年赵城广胜会，三月十八误不得。下边落款是：霍山老人。

“活佛哪——活佛——”崔员外惊异的连叫数声，接着便遵照霍山老人的吩咐，让女儿服了药。一天、两天、三天……转眼间，七七四十九天过去，女儿不仅会说话了，而且声音如同银铃般清脆。崔员外自是高兴得合不拢嘴，后来，他花重金聘请了私塾先生，教授禁女识字读书。没曾想女儿聪明过人，不过一年功夫，禁女便能熟读四书五经了。

转瞬间，就到了第二年的农历三月十八，父女俩翻山越岭赶到赵城广胜寺。他们不顾旅途疲劳，匆匆挤进寺内，在僧房叩见了霍山老人。父女俩感慨万千地畅谈着老人家的大恩大德，禁女更是把脑袋磕得当当响。

“阿弥陀佛，请起来！”老人只说了这一句便无话了。尔后就闭目养起了神，“老人家，莫非今日庙会空前，人语嘈杂，您老操劳过度累了？”崔员外揍近老僧耳旁轻声问道。

老僧听后摇了摇头。崔员外又向：“老人家，你是否有什么难事？请讲给在下听。”

“说也无用。”老僧慢腾腾地说，“你父女管不了佛家之事。”

“恩师，有心思您尽管说，只要我崔家能办的事，就是赴汤蹈火，弟子都在所不辞。”

霍山老人思忖了片刻道：“说也无妨，不过，非贫僧轻视你父子，这话我说了你父子听听亦可，我已虚度九十九载，眼看就是圆寂之物了，只是一桩心事尚未了却，我难西去矣！眼下，我寺僧侣中，最令老僧担心的是僧才奇缺，无人帮得上忙，我若提前西去，恐一生辛苦付之东流……”霍山老人声调凄惨地连声叹息：“我寺乏人，我寺乏人啊……”

听到这里，禁女不由鼻子一酸，泪水扑簌簌地流出眼眶，她“扑通”跪倒在地，央求老僧道:“恩师，小女子愿为您老效力，今日来寺，就为报答您的妙手回春之恩。刚才，恩师言说此处乏人，小女子愿留在您身边终生服侍，拜恩师为义父，不知老人家意下如何？”

霍山老人听后莞尔一笑说:“收你为义女，贫僧不敢，收你为佛门弟子，却是老僧的肺腑之言。但不知崔员外意下如何？”

崔员外听见老僧所言一时语塞，因为他就这么一个独生骨肉。留在异地他乡，崔员外着实舍不得啊！但为感恩，他最终还是点了头。

“只是禁女年到芳龄，不能常住禅院，恐怕难以胜任出家弟子。再者，禁女疾病刚愈，学识尚浅，也难担此重任。依老衲之见，你父女在寺上住上数日，还是回故里去吧!”

崔员外听出了弦外之音，赶紧对霍山老人说:“老人家，非是在下在您面前夸小女，自打去年病好之后，在下为她请了私塾先生，如今小女喜好舞文弄墨、作诗赋词，先生都夸她是难得之才，巾帼豪杰呢！”

霍山老人听到这里，忽然将炯炯的目光移向了禁女。旋即，他又略有所思地说道：“我入佛门一生，没能为佛教作出宏大业绩，只是喜爱经文，百诵不厌。眼下我手头有抄录集经文几千卷，为弘扬佛法，我寻思将其刻印成书，供更多的佛徒享用……然而，佛门历来清苦，资金从无宽余，刻版印书，谈何容易。如若成功，还需募化银两，集聚钱财。据我估摸，没有二十年的化缘积累和编刻，很难完成此业。禁女天资聪慧，权且算个合适人选，只是此乃苦行僧生活，怕她吃不消这般苦。如若日后半途而废，贫僧将愧对佛祖，就是西渡彼岸，也不得解脱……”

禁女听罢，转身离开禅房。不一会儿，她手持一把菜刀又跨了进来，只见禁女举起菜刀“咔嚓”一声，剁掉了自己的左臂，顿时鲜血飞溅。此时她不仅不慌乱，反而斩钉截铁地发出了惊人誓言：“小女子如若今世不能完此大业，来世愿赴地狱，受碎尸万断之刑！”

禁女的行动，使霍山老人始料不及，崔员外与僧侣们也毫无思想准备。众人匆忙为禁女包扎断臂，连声抱怨其做事鲁莽。霍山老人急忙从禅房供桌的香炉下，取出一小纸包，将一撮白色粉沫涂于鲜血淋淋的断骨上。霎时间，止住了流血，又将断臂接于原处。不到半响功夫，伤口不痛了，且愈合得很快。霍山老人的灵药，使禁女断臂再植。从盟誓砍臂“事件”中，他看到了她的决心和毅力，看到了他积集“广胜藏经”(这是霍山老人自立的书名）的希望，同时，他仿佛还看到了一轴轴经书摞在眼前……

于是，霍山老人收禁女为门下弟子。禁女自此便成了广胜寺比丘尼（即尼姑），取法号为法珍。自那年起，法珍开始了佛门苦行僧的生涯。为不辜负师父的期望，她苦读经书，严格遵守寺律戒规。为使“广胜藏经”早日面世，她风餐露宿，四方化缘。所到之处，乡民们都被她的苦行募化所感动，纷纷串户联亲，解囊相助。即使家境贫寒者，也是尽力而为，没多有少。

法珍的苦没有白受，她的鞋子磨破了一双又一双，无数个春秋送走了她宝贵的青春年华，但她却获得了“广胜藏经”的经济基础——募化了一笔巨资和人才，这为藏经的成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法珍募化期间，她特别留心物色禅林高僧，察访民间雕刻能手，以及拜访著名画师和印刷技师。邀请这些专业人才，汇聚于解州（今山西运城市解州镇）西南隅二十里的静林山天宁寺，编版、书写、插图、刻版印刷、装帧卷轴……整整忙碌了二十四载，一部长达七千余卷的“广胜藏经”木刻版经书，终于在一位弱女子之手雕印成功了。为悼念已故师父之功勋，她特地在木刻本上铸刻了“赵城广胜寺”和“霍山老人”字样，印在了经卷的作者栏位。

后来，此经卷转呈于皇宫，金大定皇帝世宗赐于法珍“紫衣宏教大师”之称。十年后，大金国的翰林学士们，为法珍大师勒石立碑，以示永世留芳。

四

民间的传说故事，毕竟虚构的成分较多，内容多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奇闻轶事，其性质往往带有集体创作的色彩。不可否认，民间的传说故事，都有一定的史实基础，但经过岁月的变迁和人们的口口相传，在传播中难免会以讹传讹，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流传至今的故事文本，往往早已背离了历史事实。

既然如此，那么流传于民间的传说故事，就毫无用处了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要想厘清深埋于历史尘垢中的人与事，查阅相关的历史文献，自然必不可少，而与此相关的流传于民间的传说故事，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思路，故此它有不可替代的引导作用。这犹如织物的经纬二线，只是各自发挥的作用不同罢了。

在故乡洪洞找到了——崔法珍发誓愿雕造藏经的民间传说故事，只满足了我特殊的乡愁愿望，更让我对这事产生好奇的是，自己能否找到与此相关的历史文献。因为我明白，只有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才最有说服力，唯此才能破解崔法珍的传奇身世，和她献身佛教雕版藏经事业之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利用业余时间，查阅了大量关于赵城金藏的文字资料，心中时时祈祷会有所发现。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我查阅到署名为李际宁的《近三十年新发现的佛教大藏经及其价值》一文时，终于找到了崔法珍发誓愿雕造藏经的历史文献。当时，我高兴得简直要欣喜若狂，恨不得为自己的发现而大喊大叫，只见李际宁先生在他的长文中这样写道：

自蒋唯心撰写的《金藏雕印始末考》发表以来，为《金藏》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有关该藏的不少问题尚未解决，其原因即在于金代记载崔法珍刊雕《金藏》的原碑已经没有了，从明代修《永乐大典》以来，收录在《永乐大典》中的有关文字都比较简略，比如《析津志》、《永乐大典·顺天府》、《金史纪事本末》等，都仅仅是原碑文的摘抄或转抄，而原金章宗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由秘书丞兼翰林修撰赵沨书写、翰林侍学士党怀英篆额的记载崔法珍刊雕《金藏》情况的碑文《敕赐弘教大师雕藏经板院记》在明代中期已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笔者（这里指李际宁先生）在整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品中，发现了这条佚失已久的碑文，它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明代补刊《碛砂藏》本中间。明永乐九年，杭州惠因寺僧人补刊《碛沙藏》，感慨整理补刊经板之不易，想到当年崔法珍募缘刊雕《金藏》之艰难，遂将赵沨碑文全文录在《大宝积经》卷第二十九（千字文编号“火九”）和卷第一百五（千字文编号“文五”）的经卷尾题后：

最初敕赐弘教大师雕藏经板院记：

潞州长子县崔进之女，名法珍，自幼好道，年十三岁断臂出家。尝发誓愿雕造藏经，垂三十年，方克有成。大定十有八年（公元1178年），始印经一藏进于朝。奉敕旨，令左右街十大寺僧，香花迎经，于大圣安寺安置。既而宣法珍，见于宫中尼寺，赐坐设斋。法珍奏言：“臣所印藏经，已蒙圣恩，安置名刹。所造经板，亦愿上进。庶得流布圣教，仰报国恩。”奉诏许之，乃命圣安寺为法珍建坛，落发受具，为比丘尼。仍赐钱千万，洎内合五百万，起运经板。至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进到京师，其所进经板凡一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三，计陆千九百八十为卷。上命有司选通经沙门导遵等五人校正。至二十三（公元1183年）年，赐法珍紫衣，号弘教大师。其导遵等，亦赐紫衣德号。其同心协力雕经板杨惠温等七十二人，并给戒牒，许礼弘教大师为师。仍置经板于大昊天寺，遂流通焉。韪哉！眷遇之隆，古未有也。自昔释迦如来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灵山演法，各随众生根器利钝方便，分别大小乘教，为世津梁，后人因之。识心达本，悟无为法者，不可以数计矣。然教法之兴，虽系于人，亦由其时。自汉明帝，历晋魏以来，虽有释氏经典，所传由未广也。其后，玄奘、义净二大士跋涉轇海，至天竺国，不惮艰苦，磨以岁月，得经教焉。自是震旦佛法备矣。是以城邑山林、精蓝塔庙，或建宝藏，或为转轮，安置经典，为世福田。若缁若素，书写受持，顶戴奉行者，无处无之。盖如来本愿，欲使众生见闻而获福也。然今弘教大师借修苦行，以刊镂藏板为本愿。于是协力助缘刘法善等五十余人，亦皆断臂，燃臂燃指，刳眼割肝。至有舍家产、鬻男女者，助修经板胜事，始终三十年之久，方得成就。呜呼，可谓难也哉。己门人慧仁等，具言刊经本末，谒文于东平赵沨述记，时岁次已丑。

仙林讲寺袛殿鲍善恢为是本寺藏典缺少，当往碛砂、妙严二刹印补，见彼经板多有朽烂欠缺，发心备板，化募众缘，命工刊补，幸获完备。今善恢自思，刊补小缘，经久岁月，率难成就。想当时弘教大师自幼出家，断臂设誓，刊刻藏板，始终三十年方得成就，实为世间第一稀有功德，而复遇金世宗皇帝敕赐钱及号记焉。善哉！得非有是道，复有是人，有是人复遇是时，此其所以成难成之功，庶不负如来付嘱之意。鸣呼，前哲之功，于斯盛矣，惧夫久而泯其所由无传于世，因而刊之，使后贤观其所由，遂不昧弘教大师之功也耶！

时永乐九年岁辛卯孟冬望日杭州仙林万善戒坛袛殿善恢谨题。

该碑文为今天了解《金藏》的细节，提供了重要资料，比如，碑文正式的名称、崔法珍募缘刊雕《金藏》的过程、《金藏》的卷数和经板数量、《金藏》运送中都的过程及金章宗的态度、《金藏》输中都后的校勘补雕问题等等，为深入研究《赵城金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最初敕赐弘教大师雕藏经板院记》，虽然是古文记述，但我们通过仔细认真阅读，还是能够了解崔法珍的传奇人生，和她对佛教雕版藏经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此，我多么得感谢李际宁先生对《赵城金藏》的研究著述啊！

五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赵城金藏》的历史渊源，对于我们普通读者而言，有必要弄清楚何为佛教？什么是佛教经藏？

所谓佛教，简单点讲即是佛陀至善圆满的教育。一个好的佛教寺院，不仅要环境优美，寺院宏大，佛像庄严，而且要有丰富的佛教典籍和学术高深、道行深厚的僧人和信徒。所以学佛参禅必须阅读经藏。经藏就是佛教三藏典籍，即经、律、论的总称。

我们都知道，佛教经典来源于印度，中国译经开始于东汉时期，《四十二章经》就是早期的一部经典。尔后在大乘“般若”学派和小乘“禅教”学派的推动下，汉译佛经大量开展。为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我国的古代高僧也几次西行取经。中国第一位西行取经的僧人法显，就是山西平阳郡人（即现今临汾人）。法显，俗姓龚，他在五十多岁时，在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与道整等四人，从长安出发，西行取经。法显一行在斯里兰卡、印度等地搜寻到《杂阿毗昙心》、《萨婆多律》、《弥沙塞律》等多部佛教典籍。回国以后，法显南下建康，在道场寺与僧人一道译出佛经六部，共三十六卷。同时法显还把自己的游历记述成文，即影响后世的《佛国记》。到了唐代，又有著名的唐三藏西去天竺取经的故事。在佛教进入中国的2000年，中国共收集和译出了上万卷佛教典籍。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些佛教经典，后来在印度却逐渐地消失和衰亡了，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佛教典籍最丰富的国家。

随着译经和著述的大量增加，约在公元二世纪，我们的祖先即开始了汉译佛经的收集和目录整理。至唐开元年间，智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集其大成，首次将中国僧人的著作入藏流行，并创“千字文”各字为序的编次方法。

到了北宋开宝年间，我国第一部木刻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在成都雕刻完毕。它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第一次采用《千字文》编次顺序，起“天”字，终“英”字，共480帙、5048卷，卷轴式装帧。这部佛教大藏经，是一部庞大的丛书，一编便是数千大卷，数千万言。后世宋、辽、金、元、明、清等各朝官方和民间，均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进行大藏经的编辑和雕印。《开宝藏》是这些雕版大藏经的鼻祖。

在佛教典籍中，历代最重要的即是大藏经。所谓大藏经，就是指佛经的总称，包括经、律、论三大部分。大藏经是佛教典籍汇编而成丛书的总名，是一部百科式的佛教全书，它既是佛书，也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领域的包罗宏富的古籍，对中国和世界文化，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南北朝时期，曾把大藏经称之为“一切经”。汉文佛教大藏经，直接源于梵文经藏。梵文原本佛经现在大部分已散失，而汉文大藏经却几乎保存了梵文佛教典籍的全部内容。

话说历史发展到金代，在山西潞州（长治），出了一位奇女子崔法珍，其出家后苦心学佛，发下宏愿要造刻大藏经。为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十三岁的崔法珍，毅然断臂明志募缘，她舍身为佛的行为，感动了许多佛教信徒，于是人们纷纷捐资襄助。据佛教文献记载，当年的施主主要以村民为主，昔时那些虔诚信佛的善男信女们，不仅“施钱、施树、施骡、施布，倾其所有”，甚至“有破产鬻儿应之者”，崔法珍的劝募地区，遍及晋（山西）南和秦（陕西）西各州县。

大约在金熙宗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前后，在山西解州（运城西南）静林山天宁寺，组成了“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造，到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终于完工，历时约30年。《赵城金藏》以《千字文》编号，始于“天”，终于“几”，近7000卷，汇集了金代以前的全部佛教经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赵城金藏》刻成后，崔法珍于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视，在圣安寺设坛为崔法珍授比丘尼戒。三年后，崔法珍又将经版送到燕京刷印流通，因而被赐紫衣，并受封为“宏教大师”。后为赵城县（今洪洞县赵城镇）广胜寺所请，刷印一部藏经，运回山西供养并收藏。

《赵城金藏》为卷轴背，其版式分为两种：翻译的经、律、论、赞每版23行，行14字；入藏著述板框高出了3厘米，每版26行，行25、26字不等。部分经卷卷首有《赵城广胜寺造》本记，尾有“赵城县祖代经旨庞待诏自造本记”。其书品甚佳，被业内专家学者誉为“北派刻风，字体朴劲，行款疏密相间，绰有古趣。”

《赵城金藏》基本上是《开宝藏》的复刻本，并有部分是辽藏的复刻本与辽藏的坊刻本，装帧也同是卷轴式。它保留开宝蜀刻本的许多特点，在《开宝藏》早已散佚殆尽的情况下，还保存着数千卷开宝蜀本与辽藏的原貌，不论是在版本和校勘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截至目前，在各版大藏经中，留存的孤本已然不多了。《赵城金藏》是当今大藏善本中卷帧最多的，而且是世界上仅存的一部。这就是为什么《赵城金藏》一经出世，就会引起全世界关注的主要原因。

另外，金末元初，《赵城金藏》部分经版毁于兵火。约在元太宗窝阔台八年（公元1236年），耶律楚材主持以半官半私的名义，发动其所辖官员协助并在民间劝募，同时召集各地寺院会刻字的僧人，到弘法寺补雕缺损经版。补雕后的经版，基本上恢复《赵城金藏》旧刻的内容；“千字文”编次由“天”字到“几”字，共682帙，6900余卷。但工作草率，字体不一，版式也不一致。每版22～30行，每行14～27字不等，而且还杂有少量书册式经卷在内。现存的《赵城金藏》系元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的补雕印本，共4957卷（1952年又发现62种，162卷，此后还陆续发现过一些零散经册，现存5100余卷）。由于年久散失缺损，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解州静林山万寿禅寺僧悟顺曾抄补若干卷；清雍正九至十一年（公元1731-1733年），在信徒的赞助下，广胜寺又集僧俗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抄补。现存的补抄本200余卷，即这两次的补本。因系根据明代《永乐南藏》本进行抄録，编次多见错落重复。

金代的《赵城金藏》能够在平阳募集资金，同时又在这里雕版印刷，并在赵城广胜寺保存700年（明代曾有修补），是佛教典籍中的大事，也是我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中华文化的奇事。《赵城金藏》在平阳雕版，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山西是我国最早出现雕版印书的地区之一。不仅因为山西古代文化积淀深厚，还因为山西盛产雕版印书所需用的三种主要材料，即纸、墨、和梨木或枣木。唐代的典籍中就记载有“绛州之墨，蒲州之油”，及细薄白纸。而且在金元时期，平阳（今临汾、运城地区）已成为黄河流域的刻书中心，目前我国各大图书馆珍藏的宋版、金版书籍中，平水刻书皆是难得的珍品。宋王朝南迁，金政权入主中原以后，汴京的不少刻书工匠，迁到未遭兵焚的晋南经济文化中心——平阳府，金国又置平水县令，所以在平阳周围便产生了几处刻书的地方，以致全国在平水还专门设置了管理印书的机构。《金史·地理志》称：平阳府“有书籍”。这里的“书籍”，当然不是指图书实指。清代学者钱大昕说：“史言平阳有书籍者，盖置局设官于此。”

《赵城金藏》在金代山西所有的刻书中，其卷帙最浩繁，雕印最艰巨，耗时也最长，堪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佛教典籍巨著。

六

《赵城金藏》自诞生并供养于广胜寺，历经700余年的春夏秋冬，其一直都是该寺的镇寺之宝。几百年来，《赵城金藏》成为广胜寺培养高僧大德，弘扬佛法的重要典籍，一般从不轻易示人，甚至在明清两代的全国学术界，都很少有人知道《赵城金藏》这部大藏经。

既然如此，那么问题随之就来了，我们禁不住要问，如此秘不示人的重要佛家典籍，它是怎么被世人知晓的？又是如何蜚声海内外僧俗两界的呢？

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影印《碛砂藏》说起。为了详细说明事由，以下我引用了李际宁先生《发现〈赵城金藏〉的前前后后》中的部分文字——

1930年陕西大旱，时任“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的朱庆澜将军在陕西救灾考察，他对数年前已经发现的收藏在西安开元寺、卧龙寺的大藏经做了调查，发现了极为罕见的宋元版《碛砂藏》。遂与叶恭绰等人联系，发起组织“影印宋版藏经会”，筹款影印这部大藏经。

“影印宋版藏经会”的目标，是编纂一部以宋元古本为底本的具有完整体系的佛教大藏经，编辑过程中却无奈地发现，即便以开元、卧龙两寺的收藏本配补，也难以凑齐一部完整大藏，尚有不少缺卷。于是“影印宋版藏经会”决定，用其它行款相同的大藏配补。1931年3月，理事会与拍摄方达成十五条合同条款，其第二条就要求拍摄方先拍摄西安收藏的《碛砂藏》，而后以北平松坡图书馆藏《思溪藏》配补缺本；理事会方派员编号。

1931年10月，“影印宋版藏经会”召开第三次常务理事会议，增补范成法师和黄赞熙为常务理事，加强影印组织工作。会议“议属范成理事携本会公函往西安，与杨虎城主席、李范一厅长、康寄遥居士说明派工赴西安摄影之困难”，希望允许将《碛砂藏》借到上海拍照。这是范成正式参与影印大藏经的工作。稍后，范成报告了康有为收藏一部《普宁藏》，行款与《碛砂藏》相同，可供配补。“影印宋版藏经会”遂增设“编订股”，推范成、蒋维乔为本股常务理事，办理编审经目，校订文字、 并“先行编订藏经样本”等事物。由此，遂有范成后来在晋、陕地区调查古本大藏经一事。

据范成在《宋藏遗珍》的序言中叙述道：“（民国）二十一年（即1932年，后据李际宁先生考证，实为1933年）夏，有老头陀性空者，朝拜五台，转向终南山潜修，途经西安庽所，承告赵城县广胜寺存古本藏经四橱，闻讯殊喜，雇车买骡，跋山涉水，行抵霍山。”

1933年夏，范成到达广胜寺。

广胜寺分上寺与下寺两处。范成初到广胜寺，震惊其宏伟庄严，遂述其规模，“松柏参天，殿宇雄伟，佛像庄严。五彩壁画，艺术惊人，惜为不肖者刮卖，仅存壁尖残余。”上寺“距其寺（下寺）四里山腰，遥见林木中高耸释迦牟尼佛舍利塔，装以绿色琉璃瓦，八角十三级层角造有天龙八部护法神像，飞舞活泼，行色各异，端悬钟铎，每风至，声闻数里，循声登石级而达上寺。”见寺里有元太祖像，范成又“遍读各碑，始知下寺建自元代至正年间”。

上寺住持明彻和尚，介绍了广胜寺的历史，并向范成介绍了古本大藏经的收藏情况。原来，老头陀所说的古本大藏经，初藏下寺，后因下寺“无人看管，乡邻任意窃取，为城区护法家张奇玉所知，于民国十七年嘱明彻移至上寺保存。”

范成到广胜寺后，主要做了三件事，其一，调查整理古经；其二，向周围村庄访求零散经卷；其三，协助徐森玉选编《宋藏遗珍》及有关事务。

范成在广胜寺调查整理古经，用了多长时间，目前的资料颇不统一。据蒋维乔《始末记》记载，当时经卷“尘秽封积，范成为整理三十馀日，始有头绪”。而据范成自己的说法，“余逐一检查，越两月之久。时方炎暑，寺邻纷至纳凉，亲见我辈之劳瘁”。同文又说：“计在寺检查五阅月，方底于成。”大致说来，可能是因为不同阶段的工作，而有不同叙述，费时不同吧！

关于这部藏经的版本，范成只来得及做初步调查，未及详细研究。蒋唯心在《

从文物角度讲，范成可称之为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大藏经的发现者。但是，当时范成对这部大藏经的结构、规模、主持刊雕者、助缘人、刊刻年代、地区等等，都没有弄清楚。从学术史讲，真正的功劳，还应该属于蒋唯心。

1934年秋，南京支那内学院创始人、院长欧阳竟无，派遣弟子蒋唯心赴广胜寺，详细调查这部古本大藏经的情况。蒋唯心一路颠簸，九死一生，终于取得学术界公认的巨大成就。1934年12月，蒋唯心考察报告《

“今秋，余谨衔师命，前往检校。九月二十九日渡江，十月一日抵潼关，阻雨不能前。三日侵晨微霁，赴河干唤渡，时风势未戢，舟子不敢应。适有临汾洪洞二客，归期急迫，冒险登舟，余即提箧随之。揽既解，浪涌舟横，橹楫失效，拕工罔措，惟禁转侧，听其漂流。东下约二十里，始着浅滩，四顾荒野，无援手者。舟子勉曳舟就岸，余随众缘草蛇行而上。偶失足落水，耳目皆着泥沙，后遂至目疾”，数十日不愈，至以后留下眼疾。

调查期间，蒋唯心每日请寺内两位僧人协助搬运并展舒收卷经卷，“前后历四十余日”，终于调查清楚这部大藏的基本结构和刊刻状况。有关考证调查详情，具在书中论述，此不赘述。今谨就蒋氏调查的重要结论，条列如下：

1、定名本部藏经为“金藏”。

2、首次将有关崔法珍的史料与本藏刊雕历史结合起来。

3、全藏千字文编号起“天”终“几”，凡680帙，推测全藏应有7000卷。

4、《金藏》之基本版式为每纸23行，行14字。其余著述部分，行款不同，盖“多由单行本收入藏中，覆刻原版，遂不能一也”。

5、大藏刊雕年代，虽“未必适在皇统九年与大定十三年，然据此推测，亦不过远”。

6、本部《赵城金藏》为元初太宗与其后听政时期补雕本。

蒋唯心调查报告最核心的学术价值，反映在他为这部大藏的定名。他在考察辨证了有关史料后，首次将崔法珍刊经与《金藏》雕刻史相吻合，使这段长期湮没的史实再现光芒。蒋唯心在定义这部大藏经的时候这样写道：“此经原刻自皇统八九年至大定十余年，前后约三十载，以晋西南隅为中心，由私人募资，于天宁寺开雕大藏经版会刻成之，固毫无疑义。今正其名为‘金藏’可也。”蒋唯心的贡献功不可没。至今，凡致力于《金藏》的研究者，都不能不重视蒋唯心的贡献，不能不读蒋唯心的这部专著：《

七

蒋唯心的扛鼎大作《<金藏>雕印始末考》，对于隐身于晋南一隅且与世隔绝几百年的《赵城金藏》而言，其犹如这部国宝大藏经的“再生父母”。如果没有他这篇学术严谨考证文章的发表，《赵城金藏》的定名极其日后在中外学界的影响力，恐怕都要大打折扣。因此，我特意把蒋氏的全文敬录出来，一是向读者原貌展示其文采斐然的学术功力，二是向这位佛教学者先贤致以崇高的敬意。

蒋唯心：《赵城金藏》雕印始末考

（一）

晋南赵城广胜寺，旧有大藏经数千卷，年来稍稍流传于外，内院尝勘其零本，审为金元故物，而资料缺乏，未能详其究竟也。今秋，余谨衔师命，前往检校。九月二十九日渡江，十月一日抵潼关，阻雨不能前。三日侵晨微霁，赴河干唤渡，时风势未戢，舟子不敢应。适有临汾、洪洞二客，归期急迫，冒险登舟，余即提箧随之。缆既解，浪涌舟横，橹楫失效，拕工罔措，惟禁同人转侧，听其飘流。东下约二十里，始着浅滩，四顾荒野，无援手者。舟子勉曳舟就岸，余随众缘草蛇行而上，偶失足落水，耳目皆着泥沙，后遂致目疾，山居数十日不愈，书生诚无用哉。是午赴风陵渡车站，取火略干衣物，即乘车行，晚宿运城。四日达临汾，驻军杨龙泉师长已先得朱兰荪先生介函，嘱员司伺余行止，故余到时即引就馆舍，相与谈游，知此君屣痕几遍燕赵，亦风雅人也。五日，李鉴三参谋长偕赴霍山，道出洪洞，史县宰逆于途，赠方志一种。午达山中，寄居广胜寺。适住持趋市，经函严扃，展礼无由，余遂以二日余暇，先事广胜建置之考察。

广胜寺今在赵城县东南四十里（据赵城县志二十七），居霍山南原，分上下寺（据平阳府志三十三）。下寺近山麓，右为明应王庙，短垣相共，今诣寺者皆取径于庙。庙门内有舞台，由其侧进趋明应王享殿，中历衡门，经广院，抵台阶，左右两古栢相向，虬屈龙蟠，大可三四围，皆数百年物也。享殿与下寺山门相并，故殿后垣侧门即通下寺之前院。院南山门内四天王像，两两背坐，中隔以墙，式不常见。院北毗卢殿，两翼有钟鼓亭，出入由钟亭下。殿中供如来像龛，两壁立诸天像数十尊，间有隤毁，大藏经昔尝庋于像前，作雀鼠巢穴，今犹想见其形势。毗卢殿后乃为正殿，甚宏敞，有三佛像，声闻弟子环坐其下，以龛界画，其间杂入关帝小像，则无知者为之也。南壁旧画无著天亲二大士，惜为不肖寺僧剥裂售之，今唯壁顶余痕斑驳而已。寺僧不常在，应门沙弥亦终日嬉戏山间，门庭启闭一任过客，荒落极矣。上寺去此约四里，山径尚平，半山有小亭，过亭翠栢成荫，枝皆南向，俗称广胜奇栢，谓昔有僧埋宝盆于左扭树下，遂成此状，实则谷风北来致之耳。惟丛栢环寺而生，周约一里，逾此即绝迹，亦觉奇趣。每秋深夜永，狂飙入林，幽壑激鸣，厉若山魈，和以塔铎，声惊数里。山中平时可聆虫唼者，至是对语莫闻矣。昔人题句云，“驻马登高万虑空，提壶豪饮听东风”，亦取此也。晋汾东岸，临洪诸郡，皆一平如砥，今由山径远眺，惟见杂林蓊郁，村落参差。至于日暮，西顾太行，烟织斜晖，紫障千里。而山下蜿蜒双流，映日余光，如虹卧地，此景清丽，疑非人世矣。上寺山门，迫临岩际，厥状欲坠，想以陵谷变迁故尔。门外坐二仁王尊，剥落几不成形。寺额张瑞玑书，近制也。门内有平阳郡守双江先生绘像刻石，据跋乃明嘉靖中其徒立之祠侧，或彼时曾分寺屋为贤良祠耶。再进为塔院，前门封塞，由左巷绕达院后弥勒殿，再沿殿阶入院，院中即塔所在也。塔基之外周以廊宇，倚塔架木，下供诸尊，今皆亡之，唯余台座。架上重阁，尚可攀登，其四隅皆饰瓷门，门前力士立侍，像极逼真。其塔门外亦有力士像，肩镌“正德十四年”五字。塔共十三层，高三十六丈，悉以砖构，外饰琉璃瓦，成八角形，瓦甬浮雕天龙象马梵剎窣堵等，皆尽态极妍，每微雨新晴，苍润欲滴，无异新制。塔顚铜剎，返照阳光，尤耀人目。塔基之内，因阻于廊宇，黝然不见一物，试扪壁碑，似皆没字。闻门阴有小石，述建塔因缘，余持烛觅之不得，岂此亦关眼福耶。中央铜佛一躯，由其后登短梯，守砖穴，达第二层，以砖铺地而下承穹窿，故不坠。旧有舍利小塔，今在于此。小塔陶制，色微褐黄，高约八尺，舍利密缄其内，不可见也。再上仅有木架支于塔心，以资攀缘，至第四层以上皆绕塔外而登，非常人所能胜。闻昔时可出塔顶，徜徉铜轮之下，周览四郊，后有人失足肇祸，遂泥封之矣。塔院后邻接弥勒殿，殿内近庋大藏经，故堵塞正门，以为秘藏。仍从后入，入即见布袋和尚像，殿称弥勒以此。但殿正面为释尊定印坐像，特高大，冠于全寺。相好庄严，方颐微笑，乃摹仿后殿旧制，而略变其情绪者。侧侍文殊普贤，釆饰致腻，璎珞交错，足下二兽，狰狞欲活，皆非近代物也。副梁色新，题清初某僧重建。然四壁坚厚，脊有“皇帝万岁”金字，殆犹元延佑六年碑云皇家祝寿处所之旧耶。大藏经橱沿左右壁骈列，则数年前所移置也。弥勒殿后一大院落，两庑寮房区为方丈、斋堂（在左）、客堂、库房等（在右，余即居客堂内间）。院中前半仅土场，后半砖地，达于正殿。檐深掩户，并辟五门，朔望则齐启，像至严肃。殿内本尊三龛，手印施无畏说法定印各异其式。而皆面如满月，衣褶简净，胸臆露见，与容颜同为铜色。侧侍作种种相，右龛二侍尤奇突。审其作风，与前弥勒殿造像相近，疑皆元时制作。像下石趺特高，故身不觉其巨。东西壁各置铁罗汉十余尊，坚凝如石，叩之铿然，亦不知其岁月久暂也。佛像后背立护法神。再后有门，常加筦钥。出门拾级而上，又平行约十丈，乃达后殿，僧亦谓之毗卢殿。左右廊供观音、地藏，装饰不合法度。后殿额曰“天中天”，为明人所立。门窗雕镂甚精，外壁复嵌数碑（此晋南寺观例程，若在晋北则多树之室内也）。殿中本尊像亦三躯，戴毗卢冠、凝睇丰颐、微髭蜷曲，与殿后壁所画及大藏经首所印均肖，殆亦辽金之遗欤。寺僧谓为唐作，未得其据。佛身色甚黝黑，似存旧状。惟背光金饰新艳，于花纹中杂缀文字，零落难解。两侧壁列小龛，供诸尊者，殿内黯淡，不能尽辨。至于后壁画诸大士像，非秉烛不覩矣。屋梁字迹颇密，惜为烟染不晰，依稀为某村贾某施造而已。广胜寺宇现状，略尽于此。

广胜本为古剎，故方志备载其沿革，然不尽可信。今上下寺中碑碣关系史迹者，犹存敕建广胜寺牒（唐大历四年），筠溪长老寿塔铭（元至元九年，上二皆在上寺后殿外壁），重修太上佛神庙志（金贞元元年，在下寺正殿外右壁），重修明应王庙碑（元至元二十年），重修明应王殿碑（延佑六年，上二皆在明应王殿外），必综合诸碑而后广胜兴衰之迹历然可见也。广胜之有上下两寺，乃晚世所分，其先称广胜皆指今之上寺。此盖因育王塔而建。阿育王塔之在汉土者十九，霍山有其一，北周因其遗迹创建浮图，遂闻于世。如道宣三宝感通录云：“霍山南原大塠塔者，远近道俗咸称是育王塔，……亦是古基。”（录卷一）。又道世法苑珠林谓之周晋州霍山南塔，是也（珠林三十八本有此塔感应事缘，惜其文已佚）。唐大历中，郭子仪因五原郡王李光瓒状奏，请就塔设寺，敕准建置。如牒文云：“晋州赵城东南三十里霍山南脚，上古育王塔院一所。……郭子仪奏，臣据……李光瓒状称，前件塔接山带水，古迹见存，堪置伽蓝，自愿成立，伏乞奏置一寺，为国崇益福田，仍请以阿育王为额者。臣准状，牒州勘责得耆寿百姓陈仙童等，状与光瓒所请置寺，为广胜因，伏乞天恩，遂其诚愿。……中书门牒河东观察使牒，奉敕宜依，仍赐大历广胜之寺云云。”（见治平元年重刻唐牒）。是上寺之始建，实在中唐，额云广胜，即取奏状以广胜因之意。平阳府志赵城新志谓汉建和时建寺，皆传误也。（上寺有僧宗金刻唐太宗寺赞，似寺为唐初时有，然案赞文鹳立蛇行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之句，又全不似赞寺宇，疑亦有误。）上寺历五季宋金迄于元初，虽年深隳毁（见治平重刻唐牒跋语），时赖修葺而存，亦幸始终未改旧时规模也。考延佑重修明应王殿碑云：“泉之北古建大剎精蓝，揭名曰广胜，不虚誉耳，视其佳丽绝秀，非大雄能栖此乎，殿廊斋舍仅可百楹，僧行称是，可见其概。”迨及明代，寺稍颓废，塔亦倾圮，有达连大师，募资复葺，于正德中落成，今塔门力士像刻正德十四年，当即其纪年也。平阳府志谓：“塔于永乐十四年修，正德间僧达莲重修。”（志二十三）以正德十四年为永乐十四年，又以达连为达莲，皆误。（达连墓今在寺外，墓碣亦作连。）达连修塔用琉璃瓦雕饰绮丽，清人吕维擀游记云：“塔类金陵报恩，金碧错釆稍减，故称第二塔。”（赵城志三十四）今报恩已毁，则宇内唯此擅胜矣。至于房舍，明季清初屡经营缮（霍山志五广胜上寺舍利宝塔序），唐宋旧观，渺不可覩。然上寺地据林泉之胜，如宋人诗句所云“古寺藏岩腹，烟岚接杳冥”者（霍山志五），今犹昔也。其下寺之兴建，因缘又异。上寺前山之麓有霍泉，流渠分衍，足资灌溉，旧有神祠峙乎泉上曰明应王庙。另有庙在渠侧，合祀三教旧圣，曰太上佛神庙。金皇统初重修佛神庙，拓其北为九殿二十余间，历十三年而藏事（见贞元重修太上佛神庙志），泰和间补葺明应庙，亦顿其正殿于后（见至元重修明应王庙碑），二者乃渐邻接。金季兵戈之余，广胜寺僧以明应庙为寺福田，历有修复（见至元、延佑两碑），佛神庙则终于荒废。盖至元初广胜戒师道开，迁明应王庙于今基，复构僧舍于旁以备洒扫（见王元重修庙碑），似据佛神庙旧址为之（今贞元重修佛神庙志在下寺殿外，可为一证）。朱明以来渐有广胜下寺之称，清初诗文沿用不改（见霍山志四五），或者下寺名号即定于明代欤。广胜以释尊眞身所寄，灵迹常新，千年不废，近复出其藏经贡献于世，誉将益远，今上寺住持明澈上人，知见颇纯，吾知其能善为寺谋也。

（二）

广胜寺大藏经旧在上寺，观至元九年碑云“霍峰顶上窣堵波前晨夕香灯转读藏教”可知。明代迁下寺，故万历间解州僧悟顺于华严经卷八十末跋云：“云游到广胜下寺见古藏所坏，发心扫补，”清雍正间钞补残缺，下寺僧人亦参与其事。厥后管理乏人，散佚日甚，庙会游众至有攫经为覆瓿补壁之用者。民十七年，赵城邑绅张奇玉君见而惜之，乃乘上寺整理田产之便，复迁山顶，存于塔院前之弥勒殿。前夏如皋范成上人经访到寺，又为搜索残卷，分别部居，粗得其所。藏经之橱凡六，置于弥勒殿西壁，首末两橱南北向，故全体环列作曲尺形。橱内各纵分四行，每行叠置七箧（首尾两橱各十箧），箧阑四格，各著经一帙。箧制沉重，非壮夫不能举，故橱外无门，仅于两纵行间覆以木条加键而已。（殿之东壁复有六经橱，明南藏本在焉，橱制无此古朴也。）余居寺之客堂，于藏经处尚近，每日搬运经箧，舒卷收藏，皆二僧代为之，前后历四十日，毫无倦容，可感念也。

藏经依千字文编帙，自天字至几字，凡有六百八十二帙。几字帙收万善同归集，示功德圆满之意，旧刻殆即止于此。今检各帙完整者极少，有全帙俱缺者，综计原藏应有七千卷，今才存四千九百五十七卷，盖已残十之三矣（存佚细目皆见附编简目中）。经皆卷子式，黄表赤轴，长短大小略有参差。卷首附装释迦说法图一幅，状如上寺后殿造像，右端题“赵城县广胜寺”六字，间有“住持人霍山老人”一语，但不多见。此图非经原有，乃寺僧于装潢时所加刻也。（附图一）卷内版式分两大类。一、翻译之经律论赞，版心高约二十二公分，宽约四十七公分，每纸二十三行，行十四字，于纸首加注某经第几卷、第几纸、某字号、一小行。（全经自天字至虢字，又起字至威字，又雁字至塞字，凡五百九十四帙，皆如此。）二、入藏著述，版心较高较宽，又皆增减行格字数，与译籍为别。每纸自二十二行至三十行，每行自十五字至二十七字，其式甚繁。间有如梵册式，每五行则略留空白以便折叠者（如华严经合论一百二十卷皆作此式）。又有如书本式，加行线，或并有书口者（如传灯玉英集等）。此殆著述之类多由单行本收入藏中，覆刻原版，遂不能一律也（附图二）。经大半用白桑皮纸印，偶见腊黄纸印本，卷轴较大，首盖“兴国院大藏经”方形朱印。考此类印本之奄字帙千臂千钵经卷三第一幅纸后有墨记：“大金大安元年己巳岁睢州考城县太平兴国禅院，建修十方常住杂宝藏经，看检高流切须护惜，庶得”云云（庶得以下为纸黏覆不可辨识），是则考城兴国旧物流入广胜也。余所见兴国院本凡十卷，成字帙大般若经卷二百六十九及肥字帙毗沙门天王经各有一复本，尤关重要。以两复本对校，即见兴国院本字迹整齐而别一本草率，兴国边题完全而别本简略（如第几张但作第几，某字号但作某字），兴国不记刻工，而别本随处附记。加以刻技印纸等等之比较，可断言兴国院本版式为原刻，别一本版式为翻刻（附图三）。余凭此标准，分疏广胜寺全藏底版为原刻舆补雕两部以探索之，其雕造事实乃始末毕见矣（补雕之名即出于此类版片题记，引文见后）。

先言原刻，今存三十余处记载刻版年代。最早为金皇统九年，见日字帙大般若经卷八十二尾跋（附图四）。其文云：

“蒲州河津县第四都西母村，施雕大藏般若经囗卷，都维那毋戬、维那王行者，助缘维那等毋忧、薛谨、（人名略）奉为报答龙天八部四恩三有，法界众生，同成佛果。皇统九年己巳岁。”

最迟为大定十三年，见雁字帙大乘智印经尾跋（附图五），其文云：

“大定十三年三月日，藏经会下重雕造。”

于般若卷八十二以前尚有经八帙，智印经后有经七十余帙，刻版起讫虽未必适在皇统九年与大定十三年，然据此推测亦不过远。其间年月之见于尾跋者，有天德三年正月，（日帙大般若经八十七卷及九十卷末），贞元元年（缘帙瑜伽师地论八十九卷末），贞元二年（因帙瑜伽师地论四十八卷末），同年八月（虞帙大集经五十五卷末），贞元三年三月（场帙合部金光明经六卷末）、四月（陶帙十轮经一八九卷末）、十二月（宙帙大般若经五十九卷末，又见皇推国罪鸣食敢伤女才各帙），正隆元年（声帙金刚论释下卷末），同年八月（枝帙品类足论二卷末）、九月（外帙四分比丘戒本末）、十一月（连帙界身足论上卷末），正隆二年（不帙别译杂含三卷末，又画函马鸣传末），同年三月（孔帙发智论一卷末，又义帙大毗婆沙论九十一卷末）、四月（欲帙广显三昧经四卷末）、十二月（似帙增一阿含十卷末），正隆三年十月（敬帙摄大乘论释十卷末），大定五年（农帙止观辅行弘决十四卷末）。此等与卷帙次第不尽随顺，但可粗分段落，日字帙以后未见皇统、天德年号，画字帙以前未见大定年号，显然各为一时期。皇统、天德雕版伊始，卷帙不多。贞元、正隆八九年间刻成三百余帙，三千余卷，几占全藏之半，可称极盛，余则大定刊成之，经过时日特长。今存经版十九翻刻，详状不明。但至全藏垂将结束之农帙，犹有大定刻板题记，金源一代必已完成此藏也。刻版字体即准以上段落区分数类，皇统以来笔画雄浑，贞元、正隆渐趋纤丽，至于大定则严整而失之板滞（附图六）。今于经中无年月记载者，以此辨别之，亦能得其先后大概也。

原版纯为私人募刻，观其随处记载施主名氏可知。施主多在晋南秦西，试以年代编次，寻其劝募之途径，则始自河津（皇统九年、天德三年，见日帙经跋），渡河入秦达于白水、毗沙镇、蒲城（贞元元年至三年，见缘因声各帙），又折入晋南太平、解州、夏县、安邑诸地（贞元二、三年，见唐虞宙皇罪鸣食敢伤女各帙）。至于正隆以后，全以解州为中心，遍及所属安邑（见似连枝各帙），夏县（见外孔义各帙）、芮城（似帙）、平陆（见帙）、旁涉邻近之潞州长子（见覆是竞命禽各帙）、翼城（不帙）、临汾（馨帙）、万泉（见切磨二帙）、荣河（见密飞二帙）、猗氏（见节疑二帙）。秦中美原，亦偶尔一见（敬帙）。然至大定五年，犹在解属夏县（农帙），是必刻事与解地有甚深关系也。原版诸卷中始终未见都劝缘主之名（疑般若经首卷有之，惜此卷已佚），仅知总其成者为开雕大藏经版会，如前所引大乘智印经跋云云，即其一例。会名又见于宙帙大般若经第五十九卷尾跋，其文云：

“解州夏县如古乡赵村王德并妻李氏，同发虔诚，谨舍净财大藏经板会下施钱二千余贯。（中略）乙亥十二月八日，奉佛男弟子王德。”

王德刻经较多，故跋文叠于皇、推、国、罪、鸣、食、敢、伤、女、才诸帙载之。至于陶帙大集地藏十轮经第一第八第九各卷尾又记跋云：

“绛州太平县吴翼，奉为亡父吴海，特发虔心，谨就天宁寺开雕大藏经版会下镂雕地藏十轮经一部一十卷（中略）。大金贞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吴翼施。”

由此知大藏经版会设于天宁寺。连帙界身足论尾记：“解州安邑县三路李村住持僧惠深，特启愿心谨施净财于本院开雕藏经五卷。”枝帙品类足论卷二尾又记：“解州安邑县三路李村男弟子马福昌，并弟小马全，同发愿心，舍自己家生骡一头，施与本寺雕大藏经七卷。”本院本寺之称，皆可为在寺雕经之证。至于天宁寺之所在，由荣河村民之施普贤像（见飞帙付法藏因缘传第一卷尾），万泉村民之施梨树（见磨帙大毗婆沙论第一百三十一卷尾），及安邑村民之施骡（已见上引），推知寺距诸地必不过远，乃便輸将。又由虞帙大集经第五十五卷尾跋地名，有称“本州明教坊王氏施布雕经”之语，推知此寺当在某一州中。今即就安邑万泉附近诸州治求之，惟解州西二十里中条山阴有唐宋古刹曰静林山天宁寺者，至金不废（见解州志卷十一）。金代河东文物惟平阳迤南称盛，平水一带尤为刻版重心。解州地近平水，或者大藏经版会以刻工方便，设于州西之天宁寺耶？要之，此经原刻自皇统八九年至大定十余年，前后约三十载，以晋西南隅为中心，由私人募资，于天宁寺开雕大藏经版会刻成之，固毫无疑义。今正其名为金藏可也。

次言补雕，数约全藏四分之一，而年月题记极少。其时代确实可考者凡三则，皆见于恶帙瑜伽师地论。论第五十六卷二十四纸又二十六纸行间附记云：

“时大蒙古国蔚州普勤山僧性湛刊经二百五十连，壬寅年八月二十五日记。”又论第五十八卷第二十纸四行空白，亦记大体相同之文，但刻工作飞狐县家山寺僧智升。考蔚州飞狐均于元太祖六年以后入元版图（元史一），蒙古为元世祖至元八年建国号以前之通称（元史七）。蔚州飞狐僧所谓蒙古壬寅年，必为太祖世祖间之壬寅，即太宗后听政元年也。由此例推雅帙显宗论第一卷尾记“戊戌年监造雕经僧祖圆”，应为蒙古太宗十年，与帙摄大乘论释第四卷末记“癸卯年月沙门法空施雕此卷”，应为太宗后听政二年。是则补雕经版当在元初太宗与其后听政时期也。（蔚州僧性湛经中题记一作刘性湛，形同俗士，盖即辍耕录所称北方火宅僧，自创帙大般若经四百八十八卷以下时见其名，故其从事雕刊必不始于壬寅，此亦太宗时代已有补雕经版之一证。）

补雕经过情形见于经中题记者与原刻绝异，原刻多属乡民自乐净施，补雕则有地方长官之特加提倡，原刻用平常无名之刻工，补雕则以诸山名剎之雕字僧人为主体，此皆官私合作，非有绝大之约束力不易集事也。补版中才帙摩利支天陀罗尼末有跋云：

“平州路都功德主达鲁花赤行省万户相公祥崇助缘。”同帙其他二经皆有此记，但平州路或作兴平府路，祥崇或作塔本祥崇。此帙解节经末跋云：

“平州路行省相公刘夫人祥融，洎六姐祥最同施财。”和帙四分律藏卷二卷五卷九同有跋云：

“宣差大名府路达鲁花赤纳怜蒙古提举补修雕造。”守帙俱舍论第十九卷尾亦有此跋，但纳怜作纳麟，又无提举二字。由此数跋可见当时各地亲民长官固尝自为功德主输财提倡，又可见当时刻版属于补修而非续刻也。至于僧人为雕工，各卷行间散见名字，但其体例不一，或具出所隶寺名，或缺而无考，或署僧号，或兼加俗姓，或详云补雕藏经僧刊版，或只略云某刁，皆难一一为之董理。概括言之，幽燕僧工始终其事，山左诸僧多数补刊全藏前半各帙，山右诸僧则补后半。而其补刻之量视缺卷分配颇觉停匀，如前半墨帙以下约百卷委之山左僧工，后半富帙以下即有百帙为山右寺僧所补，其一例也。寺院地點可指者，有北京路之北京传教寺（见驹帙），燕京路之燕京弘法寺（枝帙），宣德路之蔚州普勤山大明寺（恶帙），飞狐家山寺（恶帙），矾山某寺（千帙），真定路之中山天宁寺（政帙），深州开元寺（摄帙），河间路之河间天宁寺（孝帙），莫州彰善寺（立帙），清州某寺（当帙），保州某寺（忘帙），东平路之阳谷某寺（长帙），泰安州某寺（正帙），益都路之寿光方林院（羔维二帙），临淄广化寺（立帙），即墨崇福寺（羔帙），密州龙兴寺、资福寺（墨念二帙），沂州某寺（李帙），滕州大明寺（德帙），济南路之莱州某寺（赞帙），掖县丈八佛寺（克帙），胶水圆明寺（克建二帙），登州某寺（建帙），太原路之太原惠明塔寺（阿帙），文水寿宁寺（家溪二帙），汾州治平寺（碑帙），西河宝峰寺（勒帙），平阳路之潞州某寺（是帙），潞城洪济院（正帙），浍水某寺（坚帙），劝募所及之大名平州二路犹不与焉。是其区域遍于当时中书省属，可谓广矣。而集合各地僧工于一处，适宜调御，必有严密组织乃为功。今于经跋中犹见有监造者（如前引之监造雕经僧祖圆，又临帙长阿含经第一至五卷识云监造范山），有调板者（如经帙无能胜陀罗尼经第三纸，又千帙頻那夜迦仪轨第四卷尾皆记调板僧高相德），有管经者（如诗帙苏悉地供养法卷上末记宁海州僧净因管经一百七十连），有刁字教首（如孝帙摄大乘论释卷七末题河间府天宁寺刁字教首至玉），皆其执事之一斑，惜详细组织无由知之耳。

补雕经版之地未见明文刊记与原刻同，然残有考定之资料亦与原刻同。考珍帙大般若经第五百七十九卷末附记雕字僧名云：“本寺王普慈刁。”是必在某寺雕刻经，其寺僧乃可自称本寺。同帙大般若经第五百七十四卷第二纸十二行空白记“王普慈刁”，其第十七纸至二十二纸皆记“普轮刁”。王普慈与普轮补雕同一经卷，又同以普字派行，是必最相切近或即同隶于一寺。枝帙品类足论卷五末跋云：“大朝国燕京弘法寺雕造僧轮。”是普轮为弘法寺僧，普慈当亦为弘法僧也。各卷补雕僧工题名最详不过某处某寺某僧，此独正对金刻版曰大金者特书曰大朝国，以示其独异，雕经之与此寺特有关系可想见也。弘法本辽金巨刹，燕京又中书省治所在，补雕之事既遍集中书省属僧人，则以弘法寺为雕经之处亦事理所许矣。

（三）

遍览广胜寺大藏题跋，无论原刻补雕，皆不见发起者之为谁氏。以此藏卷轴之富，工事之钜，原刻历三十载星霜，补雕劳十余路僧众，创此伟业者，宁遂湮没不彰乎，理决其不然也。此藏原刻为金代私版，而金源私人倡成刻藏见诸载籍者即有崔法珍。陆光祖序募刻大藏经曰：

“昔有女子崔法珍，断臂募刻藏经，三十年始就绪，当时檀越有破产鬻儿应之者。圣朝道化宏广，越前朝远甚，岂无胜心豪杰乎。”（见刻藏缘起）

李有棠引旧文亦曰：

“大定十八年，潞州崔进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二十三年赐紫衣宏教大师，明昌四年立碑石，秘书丞兼翰林修撰赵沨记，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篆额。”（见金史纪事本末卷三十）

二文所记盖一事也。崔必金时人，故陆序称之曰前朝。崔所印经必其自身苦行倡成之大藏，故得骤膺国家之异典，创坛授戒。崔刻藏版稍后必适应需要法惠愈宏，故复得加赐紫衣宏教大师且铭之金石。今即比合陆序李引二文，寻绎崔刻藏经之特质，更得四点。一、以晋南一平民倡始刻藏（法珍父进于金史无考），即于晋地完成之。二、苦行感人至有不计财力破产以应募者。三、经三十年而后完刻。四、因刻经而受具于圣安，经版上应有关系圣安之形迹。试举此四点以较广胜寺藏之原刻，何其若合符节也。广胜寺藏募刻始终以晋南为中心，施主始终以村民为主体，此非晋南平民倡刻完雕者乎？村民有资产者每以一人输财至数千贯，刻经至数十卷（如宙帙般若经末记夏县赵村王德施钱二千余贯，外帙四分比丘戒本末记夏县西马村司马镇雕经三十卷），无余蓄者则施树、施骡、施布，倾其所有（均见前引），谓非由特别感动有类于破产以应者乎？刻事始于皇统九年己巳以前，毕于大定十三年癸巳以后，上下推移始终不越三十年之数，非适当崔氏刻藏之时日乎？藏经中鞠帙观无量寿佛经卷首今有另刻序文一篇，末署“丁丑九月十五日燕京大圣安寺晦堂和尚洪俊序”，元明各藏无此序文，亦无另刻加序之例，而今独有之者，据元一统志：“圣安于皇统初赐名大延圣寺，大定三年命晦堂主其事，七年二月诏改寺额为大圣安。”（顺天府志十六引）晦堂于大定中为圣安寺主，朝命崔氏受具圣安即應奉晦堂为阇黎，郑重其文，追加藏内，亦恒情也。（依原序甲子应是正隆二年，晦堂未主圣安时之作，其后刻版加题圣安耳。）由此不可见藏经之与圣安有特别因缘乎？晋南虽物力富饶，民情好佛，然绝无同一区域不先不后刻成两种藏经之理由，更无两藏皆与圣安晦堂有关之巧事。是则金藏原版与崔氏刻藏断然一事，倡成之者法珍一人而已。记载崔氏刻经之籍本甚普通，而日本随天作缘山大藏缘起，误读陆光祖序，竟错认法珍为明人之刻武林方册藏者，常盘大定著大藏经雕印考重袭其误，至今未改，盖皆未深考耳。崔氏之经蠹蚀尘埋不闻于世者既七百余年，今一旦得其故物，还诸原主，发潜德之幽光，传法林之盛事，诚此行所获最足称快者矣。

元初补刻经版，于载籍亦有可稽。辩伪录卷四云：

“大元启祚，睠意法门，太祖则明诏首班弘护兹道，太宗则试经造寺补雕藏经。”辩伪乃至元间奉敕实录，太宗补经云云当为信史。元史卷一：“太宗八年丙申六月，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由此知太宗致意文献自丙申为始，而耶律楚材实辅导之。今考楚材集，甲午丙申诸作之间即有补大藏经版疏云：“十年天下满兵埃，可惜金文半劫灰。欲剖微尘出经卷，随缘须动世间财。”（湛然文集卷十四）则太宗之因兵劫毁经发心雕补亦必在丙申以来，而赖楚材为之策画。楚材当时已领中书，以补版疏文婉导民间合力协作，其能于干戈甫定之际征集中书省各属之财力人力完成胜业，盖可知也。至于补雕工事所在之地，据弘教集，元世祖尝因大都弘法寺旧藏经版校补印造颁行天下（佛祖通载卷二十二所引）。太宗已有藏经，世祖不应不用。故弘法旧藏当即太宗所遗，而太宗补经亦应在弘法寺矣。凡此种种皆元初补经有征于记载者，今覆按广胜寺藏中补雕事迹，乃一一与之脗合，不啻为其佐证。则现存之广胜补版诸经即其实物，可不更待辞费也。果欲问发起补雕金藏者谁乎，名归太宗，实则耶律楚材耳。

崔刻藏经原版在晋，而元代补雕在燕京弘法，为此两事连锁，必更有输版入京归于弘法之一事。明昌四年赵沨为崔法珍撰碑当有记载，惜有明以来，碑石久毁，无足征也（析津日记谓正统十一年圣安易名普济寺，内官营建，既更新额，并毁旧碑）。姑从旁证，略推测之。崔法珍于大定十八年既受敕命授戒之异数，迨及二十三年，又蒙赐紫衣，称宏教大师，此不能无因。或即在五年间更进所刻经版于朝，故世宗复旌其功耶。明昌七年，赵沨撰济州普照寺照公禅师塔铭，敍述大定二十九年照公住寺建立轮藏云：“□□闻京师弘法寺有藏经版，当往彼印之，即日启行，遂至其寺，凡用钱二百万有畸，得金文二全藏以归，一宝轮藏，黄卷赤轴，□□□□□□殿中安置壁藏，皆□梵册，漆版金字以为严饰，庶几清众易于翻阅。（见金文最第一百十一卷，按碑文云得金文二全藏者非二种，乃二部，下文一宝轮藏云云，言其一部之装潢也。”委宛详至，与其他碑中涉及藏经概五千四十八卷之陈语一句了之者迥异。或沨于明昌四年为崔氏撰碑，详悉其刻藏归于弘法，印像既深，后三年为照公撰铭乃隨手而出此事欤？又或弘法之有藏版为当时一新耳日之事，故历历叙入，示有异于他本欤？普照寺之往弘法印藏在大定二十九年，恰当崔法珍刻经归燕之后。赤卷黄轴可作卷子装，漆版金字可作梵册装，又皆与崔刻版式适合（原刻每紙二十三行，加边缝一行，适可四折成册，六行一页，丽藏即同此式，至其间著述，版本已自蜕化为册子，更适宜矣），岂非弘法之经版即崔氏刻藏耶？此非徒一推测已也，从藏经版本之系统言，由弘法旧版蜕化为元弘法本，现存崔藏之编制如附录简目之所列者，与元本所据之弘法旧版（见至元录）无不恰合。至著述之一部分名目卷帙，尤可见崔刻藏之必为旧弘法而后来元本所因以增损者。且元泰顺间湖州妙严寺尝据弘法、普宁、思溪、福州、碛砂五本对校损益，重刻般若、宝积等经（见妙严刻本大般若经卷一跋）。幸得从其刻本略窥元代弘法本文句独异之一斑。如大宝积经第三十四卷末，不了眼性空一颂以后又有若了眼性空一颂（见上海影印碛砂藏帝帙所收妙严寺版宝积经本卷），以普宁本校之，无此颂也；思溪本、福州本校之，亦无此也；碛砂本出于思溪，应亦无有是也。妙严所据五本既无其四，则此颂出处必在于第五之弘法本耳。今勘崔氏刻藏中宝积此卷即明明有此颂在（见附图七，其文双行加刻，乃崔刻藏校改常见之式），谓非崔藏即元弘法本之据，而版在弘法寺者耶？（此处但举一例，其余类此尚多，故非孤证也。）

由崔刻藏即弘法旧版之一发现，对于藏经版本目录校勘诸种研究上将发生如何影响，将估定如何价值，此待有专深之研究以明之。然粗浅而言，崔氏刻藏最为一目了然之特色者，即在覆刻北宋官版大藏经，而不啻为其一肖影也。论其形式，作卷子装，行格每纸二十三行十四字，皆北宋官版藏经之原式也。（北宋版本今存于晋南青莲寺者即如此，又丽藏校正别录所记旧宋本行格亦如此，日人或谓为梵册式，每页五行，每行十五字，乃讹传耳。）短篇经之纸数各自起讫以便分合，原式也。避北宋诸帝名讳，原式也。文字时有校改，亦原式也。（景祐录卷十六有仍取天寿皇建二院经本参校大藏之记事，仍取云者，必其事不自当时始也。）至于经末偶存底本之题记不及刊落，尤足见其迳覆北宋官版而无疑也。（附图八，系广胜寺藏经被帙宝雨经卷十起帙法苑珠林卷末等所存覆版之证，又前文附图五大乘智印经尾页亦为一证。）更究其内容，祥符、贞元诸经编次错综，并有重出误收之诸籍，详以丽藏目录及丽藏校正别录勘之，在在证明为北宋覆版。（均见篇末简目，今附图九覆北宋官本独有之才帙六字神咒王经，示其一例。）著述一门，珍秘之籍触目琳琅，其实亦北宋官版之旧观也。天台、慈恩二家之作二百卷，于天圣年间入藏，天台诸籍且由杭驿版以进（见景祐录卷十七），杭版即钱俶从高丽搜访遗文符雕（见佛祖统记卷四十四），或记钱俶名字于版末，广胜藏亦一一覆之。（闻在摩诃止观，但余未见。）其所保存者美矣、备矣。近年经籍之研讨日盛，宋元诸版或校或印，无不可详，独为诸版共同祖本之北宋官刻藏经吉光片羽，似全豹无所可窥者，孰意天壤间犹有累积五千卷一覆再覆之广胜藏本存其完全面目耶？噫！斯诚不思议因缘矣。

（四）

广胜下寺比邻，延祐六年重修明应王殿碑云：“泉之北古建大刹精蓝，揭名曰广胜，不虚誉耳，……世祖薛禅皇帝御容，佛之舍利，恩赐藏经在焉。”是为记载广胜藏经来源之唯一文献。然碑文简略，不能决定延祐以前何年始有藏经之赐，又不能定所赐之经究为何种版本也。广胜现存大藏经大都有寺僧印来之题记，经内又随处以朱墨涂改，并有钞补，此全不似出于恩赐，而郑重视之者，可知非碑载之经也。余以为今日赐经果在，惟藏中兴国院残本粗可当之耳。此本印造精好，未见涂抹，奄帙千臂千钵经卷三首且有极大方印，仿佛国玺（惜朱文黯淡不能尽辨）。又其现存之籍自成帙大般若经第二百六十九至岳帙秘藏诠第十六，前后十卷，开元、贞元、祥符诸经及著述部分皆有其本，似昔日曾备全藏者。且广胜寺僧所印藏经中间有缺叶，當时即已钞补（此以补叶上有请经僧印知之，如雅帙显宗论卷二末纸钞补加印），势必寺中先有完本为之依据。凡此皆可证兴国院藏为当时恩赐物也。兴国在睢州考城，元以太宗四年取睢州，五年下南京，尽收其图籍（元史二），兴国院藏经当为其时所掠取。尔后数年，旧版藏经补雕未就，赐经寺院自唯有以旧物应付。广胜之得兴国赐本，或即在其时欤？（湛然文集卷八载，太宗三四年间以招提院余经藏赐燕京大觉寺，亦为经版未补修时用旧藏恩赐之例，广胜之得兴国院本无足异也。）

广胜寺现存大藏经，为元世祖中统初年所印。寺既有赐经复印此藏者，殆谋寺众转读之便，亦犹前记普照寺之备二大藏也。自天至欲一百九十帙，卷末常有墨书“祖怜印来”，或“祖怜印”，或但书“怜”字，又间有“惟玄印”、“惟朝印”，又有“教”“瑞”等字。自义帙以下则常见“印藏经会首祖美”长方形木记，淡赤色印（见前附图二，间有一二处墨书）。盖皆当时寺僧主持请印大藏者记名。但前百数十帙犹属散募（如食帙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三末墨书大名府李都管施经一卷，其劝募之地远至幽燕，亦足证明印经实在燕京也），至后则集会如千人邑法，故有会首之称也。弘法寺旧版在大定末印造一藏需钱百万有畸（见趙渢普照寺照公塔铭），元初印费谅亦相等，自非少数施主所能担任，其需相当时期，又数易主持者，均意中事也。广胜寺旧为临济宗派，僧徒以“善洪祖道惟德可存”等十六字派行（见守一所编诸家宗派）。祖怜至惟玄师徒三世合为之而不能毕事，祖美乃以别支代之耳。

印经来寺时似属散叶，故时发见缺纸加以钞补。而刻佛像与裱背，则皆任赵城庞经坊为之。如宇帙大般若经卷四十三，尾题外加淡墨长方木记曰：“汾西县祖代经方庞家造。”（附图十）称汾西祖代者，谓其原设汾西也。故菜帙放光般若经卷三末又墨书：“赵城县祖代经方庞待诏自造汾洒（西字写误）县主座老待诏，中统三年九月十五日记。”量帙中阴经末亦有墨记云：“汾西县祖代经方庞家，同共一七代照实代照（中略）。中统三年四月初四日。”当时称工技善巧者为待诏，如称平阳塑工贾叟为贾待诏之类（见续夷坚志卷二），此庞家装裱殆亦是名工欤。附记中统三年，则为此经在其前印来之一确证。至元九年筠溪长老寿塔铭记长老在舍利塔前转读藏教，是必至元初年已有藏经，与此年月恰相脗合，故可信也。

广胜寺印造大藏经后似曾搜集若干零本之经疏，今杂见于藏经中者，犹存圆觉经略疏上下两卷，圆觉经略疏之钞卷四、六、八、十二（复木），共五卷，盂兰盆经孝衡疏卷上，观弥勒上生经疏卷下等，皆金代刻本，略仿藏经卷式，而行繁字密，间有行线。其圆觉疏钞复本，同一底版，一刻于山右，再刻于冀南（附图十一），表见当时流行之盛，尤足供参考研究。闻寺中昔有天眷二年印本法华经第七卷，系洪洞观音院旧物（日人桥川时雄曾见之于某处）。惜余未见此本，不知版式何若。其大藏经中法华经则七卷全存，第七卷末跋乙亥，为贞元三年，与天眷印本各异，固不可相混也。

元明以来，广胜寺宇兴废屡更，藏经随之渐有散佚。至明季败坏已甚，乃有悟顺比丘补经之事。首帙唐译华严末墨跋云：“大明国万历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解州静林山万寿禅寺罗汉洞僧二字悟顺，号名大方，云游到广胜下寺，见古藏所坏，发心扫补，同众化十方，永记与后人，再有所坏，有学道发心改补。此是千佛之文，菩萨之记，政者有万倍之功。”

又张帙大般若经第一百六十卷末墨记云：“悟顺号大方看藏一次。”

悟顺必曾通检全藏，计其残缺，发意修补，并得近县僧俗之赞助（宾帙大悲经卷一末墨记，万历二十一年十月望日洪洞千佛寺野衲月庵讳普照阅此经一周，即其一例）。但今藏中惟见弟帙集异门足论卷九末，“万历二十一年无射月性端书”一处，可证为当时抄本，则所补亦仅矣。然悟顺即以解州静林山僧来补天宁寺旧物，抑何因缘之奇妙耶。

迨清雍正九年至十一年，寺中复大补钞缺卷一次，今存钞本二百零七卷，十九皆是。其时去万历已久，何以忽赓前迹，竞其全功，原因颇难明了。但当时有梁友富及杨氏张氏等施银，故能多集僧俗，分任钞胥。从事最勤者，有韩松蔼、庆音，悟昙、性端、如暇、如玫等（悟昙即下寺僧人，如致则临汾僧人），颇称盛事。惟所据底本为寺中明版南藏，其间经卷开合帙号先后与金元藏经大异，而主持钞写者毫无所知，过缺即补。至有以分卷不同而重写（如息帙别译杂阿含原分十六卷，而钞者据明本分二十卷，又重为补写卷十七等），有以编次不同而误收（如若帙缺小乘经，而钞者依明藏若帙中过去千佛名经钞入等），重重误错，于本经无所裨益也（附图十二，示以明藏异帙经卷钞补之式）。然此等钞本今亦残失，当时缺本至如何程度，亦无由揣想矣。今之藏经，分帙整理，间有错乱，但已在政府详细登记，责守有人，或不致更添遗佚乎？

余勘经预定四十日，其间颇为目疾所苦，幸勉强支持，至十一月十二日如期毕事。新寒见逼，不可复居，遂辞寺主，赴赵城。蒙杨澄侯县长，倩价迎送，姜连璧旅长亦嘱所部优与款接。十四日首途往太原，适严子言先生调署阳曲，承王华阶兄转告，得握晤一堂，共话云中旧事，倍觉情浓。旋访经多福寺，无所获，遂南归，谒师复命，十一月已垂尽矣。余此行颇感晋中人士之热情相助，广胜明澈上人尤多予方便，故能于短期间得较大收获，记此文时，低徊思及，意犹难忘也。（注：本文原有附图十二幅，因原图模糊，无法制版，从缺。）

由此可以确定，蒋唯心才是《赵城金藏》的真正发现者，他的发现，奠定了这部藏经真正的学术地位和文物价值。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位学术天才，在1935年年底，奔赴四川崇庆县上古寺校验《洪武南藏》时，途中竟被无知的土匪绑架了，待到夜里想逃跑时，却不幸被土匪残忍杀害。知道了这个让人悲痛欲绝的消息，我们不禁感慨，如此一个伟大的人物，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逝在历史的虚无中了。

八

1933年夏，自范成法师发现《赵城金藏》始，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六十余年间，我国的文物研究，不时就会有重大发现。

时间到了2001年6月25日，山西运城市绛县的太阴寺，被国务院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当时的绛县文物旅游局，为了配合《三晋石刻大全·绛县卷》的编印，对所有的雕刻碑文悉数予以断句抄录。在抄录《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时，因为里面用了好多佛教用语，比较晦涩难懂，时任该局局长的柴广胜，让其古文基础较深厚的儿子对碑上的断句、释义进行校验。其子经过认真阅研，明确地说：根据碑文记载，太阴寺应是《赵城金藏》的雕印地。

历史老人似乎在这开了一个玩笑，七百年前历尽千辛万苦雕印而成的《赵城金藏》，由于种种原因被供奉并保存在了洪洞县（赵城镇）广胜寺，七百年后作为历史谜团《赵城金藏》雕印地的揭秘，又让一个叫柴广胜的文物旅游局局长发现，如果用佛家的话讲，这其中有太多的因缘际会交织在了一起，如此同《赵城金藏》有重大关联的两个“广胜”，应该绝不仅仅是某种历史巧合吧！？

这通蒙尘多年、晦涩难懂的碑文，居然藏着一段能够改写历史的往事。对于这一发现，柴广胜既觉兴奋又感震惊。为了尽快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播出去，他聚精会神，反复推敲，将碑文抄录并翻译注解，写成一篇题为《〈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碑文探析》的文章在媒体发表。

时任大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安大钧，对故乡绛县十分关心，对于来自家乡的各类信息都比较留意。当他看到柴广胜的这篇文稿后，自然欣喜异常。他立即把这篇文稿，传给友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资深专家、《中华大藏经》主编人员之一丁明夷先生，并与绛县有关方面联系，促成了丁明夷先生绛县太阴寺考察之行。

2011年9月18日，丁明夷先生专程赴绛县作了考察。丁明夷先生凝立在绛县太阴寺前院西侧所立高223厘米、宽97厘米的《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前，寻行数迹，字斟句酌，最终从专家学者的角度，确认了太阴寺是《赵城金藏》无可置疑的主要雕印地。

这通立于元大德元年的石碑，如时空拐点处的广角摄像机，完整收录了三代僧人苦心接力雕印大藏经及太阴寺起落毁立的全过程。甚至无须只字点墨的增删，就可成为一部古文物雕经史、一部优秀史剧的现成脚本。

《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碑记对《赵城金藏》的雕印地来了个石破天惊的倾覆——

一是碑文记载，藏金募刻劝缘发起人为尹矧乃，推翻了民国学者蒋唯心关于雕刻金藏的发起人是金人“潞州崔进女法珍”的说法，崔法珍为尹矧乃的弟子；

二是《赵城金藏》的补雕和后期整理工作是在太阴寺住持慈云及其门人法澍、法满等主持下完成的，慈云也是尹矧乃的弟子；

三是碑文记载了向朝廷献藏经的崔法珍曾是广胜寺住持，这解开了藏经为什么会在广胜寺存放的谜团；

四是碑文证实今天的晋南地区在金元时期是我国佛教文化重要的传播中心。

根据考察研究，丁明夷先生随后在有关学术研究场合以《〈赵城金藏〉与太阴寺碑》为题，对这一重大发现进行了声情并茂的演讲，逐步还原了《赵城金藏》刊印地的本来面目，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赵城金藏》刊印重地的新发现，在山西绛县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研究、宣传热潮。

2016年1月底，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李际宁，莅临绛县作了进一步考察，撰文进一步证实了丁明夷先生关于《赵城金藏》刊印地在绛县太阴寺的结论；

同年4月23日，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播出了纪录片《〈赵城金藏〉的绛县因缘》，分上下两集，每集40分钟；同名微电影除在影视网、凤凰网等网站播放外，还在绛县太阴寺循环播放；

5月13日，绛县太阴寺《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拓片正式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12月16日，在全国政协文史馆召开的《赵城金藏》文化促进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及佛教人士对《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的学术研究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

2017年7月，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正式拉开了重走《赵城金藏》之路的摄录工作，将绛县太阴寺作为此次拍摄的主要场所；

2019年，山西电视台摄制组来绛县拍摄制作了《赵城金藏》专题片，在全国广泛播放；

2020年7月，故宫出版社副编审张志辉，在同年第7期《文物》杂志发表的《山西绛县太阴寺金代法澍大椅研究》一文中，再次论证了《赵城金藏》的主要刊印地在绛县太阴寺。

……

绛县太阴寺，作为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赵城金藏》——《金代大藏经》的雕印重地，在佛教文化的上承下启中，向人们打开了一扇探古寻幽的视窗，它揭示了该书从开雕到补雕、印制，历经金、元两个朝代的全过程，彰显了作为当时佛教传播中心晋南一带的繁盛与辉煌。

如今，人们走进太阴寺，总要在这通石碑前驻足，阅读其千字碑文，聆听这部旷世孤本的前世传奇，体味华夏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

九

为了充分全面地说明情况，我不得不全文引录柴广胜先生的这篇《〈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碑文探析》：

太阴寺位于绛县卫庄镇张上村，始建设于距今约一千五百年左右的北魏时期（公元386-534年），原寺气势磅礴，碑刻林立。现存南大殿为金代遗构。殿内存有我国最大的木雕卧佛。二00一年太阴寺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太阴寺前院西侧，有一通元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所立石碑。青砂石质，碑高223厘米；宽97厘米；厚30厘米。碑阳刻有2169个汉字，碑文不仅记载了金大定二十年、壬辰年（公元1232年）、元大德元年三次重修太阴寺的经过，而且详细记载了雕印藏经的缘起、人物及雕印藏经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事件。

正文之前，述明碑文撰写、书丹、刊刻者姓名和身份。刊刻者杨瑗为绛县人士，书丹并篆额及撰文者是两位精通佛教三藏（经、律、论）的高僧。书丹并篆额者为《赵城金藏》开雕地天宁寺（在今解州）高僧妙性大师，撰文者为龙兴寺（在今新绛）高僧圆慧大师。

撰文者为僧人，因此，碑文以佛教经义开篇，篇中也多释禅礼佛之辞。

篇首几句：“夫妙觉灵明，名言之路攸绝，真如澄湛，性相之义都捐。然则发启心聋，资法雷而激响，奖导迷众，俟觉首以司方。”是唐中宗皇帝制《三藏圣教序》开篇句的化用。大意是说，世人将感悟佛教的基本义理都抛弃了，然而发启心智，促人醒悟的还首推佛理。一语道破开雕藏经的意义。

“繇是报身假起接十地之高机，化质权施诱五乘之浅识，或隐秽土为净土，或变大身而作小身，或现妇人形而度生，或示男子体而化工道，证理圆于一路，方便设于多门。”寥寥数语概括了佛祖修身成佛的过程与成果。藏经是弟子们记录佛祖一生中所讲之法的经典，可以说是佛教的教科书。作为僧人有必要把它刊印成卷，供人研读。从另一角度说明了雕印藏经的必要性。

接下来，以占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详细记述了藏经募刻劝缘的发起人实公律师尹矧乃从出生到圆寂的毕生经历及开雕藏经过程中的曲折故事。从撰文者所用篇幅之长和对开雕藏经的缘由、过程的动情叙述，足见其对尹矧乃的敬仰之情和对雕印藏经功绩的高度褒扬。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赵城金藏》募刻发起人之一，一直采信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蒋唯心在《金藏雕印始末考》中的记述，他在考察《赵城金藏》时发现了雕刻金藏的发起人是金人“潞州崔进女法珍”，称“倡成之者法珍一人而已”。他当时为这一发现而欣喜，把它看作是“诚此行所获最足称快者矣”，因为此前中日学术界，一直以为崔法珍是明朝人。然而《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中关于尹矧乃的记载，却又把蒋唯心的研究成果否定了。藏经募刻劝缘的真正发起人是尹矧乃，崔法珍只是他的弟子。而且藏经刻板的大部分工作在尹矧乃生前已基本完成。这可谓此碑对藏经历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

尹矧乃的出生富有神秘色彩，“其母夜梦于佛，因而身怀有孕”，童年时代他就有不同于凡人之处，“胎月既满，夜诞，红光晃室，状若白昼。岁当龆龀，不参时童作戏”，后在孟州天王院礼师出家，“笃好经书，年登十五，负笈游学。二十以来，洞晓经旨。内闲五教，外醉六经。行洁寒霜，戒圆秋月”。表现出了过人的聪慧和深厚的佛缘。

尹矧乃去五台山礼佛时，在归德府路遇宋徽宗御驾，获赐金刀、玉检。到五台山后，“恳祷志诚，感文殊菩萨空中显化，得法眼净见佛摩顶授记曰：汝于晋绛之地，大有缘法，雕造大藏经板”，这是尹矧乃雕造大藏经的缘起。

从五台山回来的路上，尹矧乃分别在长子县和太平县收了两个高徒：崔法珍和慈云。师徒几人到晋南后，在（解州）天宁寺“纠集门徒三千余众，同心戮力，于河、解、隰、吉、平水、绛阳，盛行化缘”，建起多处作坊，开始了浩瀚的大藏经板雕造工程。

金大定十六年，雕造大藏经的发起人尹矧乃圆寂前嘱托门徒：“我终之后，当以未雕大藏经板补雕圆者”。两年后，崔法珍“将所雕藏经部帙卷目，总录板数，表奏朝廷”。得到世宗皇帝的大肆表彰。这与蒋唯心先生考证的崔法珍献金藏的历史是一致的。

崔法珍、慈云和刘居士是协助尹矧乃雕刻大藏经的主要人士，但史书没有记载。蒋唯心在查阅《赵城金藏》时，也没有发现慈云、刘居士以及他们的师父是“雕藏经主”。这与崔法珍是献经人有关，与慈云他们的性情为人也有很大的关系。该碑文对慈云作了这样的刻画：“心恬清素，戒节孤高，不栖名闻，好居寂静”。这可能就是学术界误认崔法珍为藏经募刻发起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代刊刻大藏经中流传至今最早最完整的大藏经《赵城金藏》，是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被誉为有史以来第一大发心的藏经。大藏经从开雕到续雕、补雕、印制，历经金、元两个朝代。太阴寺《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明确记述，从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门人法澍再寻良匠，重录圣贤”。这说明，最少有12年，太阴寺中从事着大藏经的刻印工作。碑立之年为太阴寺再次重修的元大德元年，蒋唯心关于《赵城金藏》的研究认为，补刻工作是在元初。此时立碑，以“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为首题，雕藏经应是与重修工作相伴相行的。据此推断，太阴寺大藏经的补刻工作可能一直就没有停止。从慈云与崔法珍属尹矧乃同时期弟子，金大定二十年慈云为雕藏经重修太阴寺，金大定二十一年，藏经刻板开始运往燕京的史实，可以断定，太阴寺是当时藏经雕印的一个重要场所，也是《赵城金藏》部分内容的主要雕印地之一。

《赵城金藏》中有刻板年份记载的只有30余处，最早为金皇统九年。据此，学术界认为《赵城金藏》开雕时间大概是在金皇统九年或之前。《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中记述，藏经开雕是在尹矧乃五台山礼佛路遇宋徽宗到晋南后开始的。宋徽宗在位25年（公元1101-1125年），尹矧乃路遇宋徽宗的时间距金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最少也有24年，碑中所记之事说明藏经开雕时间的确是在皇统九年之前。

值得一提的是，碑中所记僧人大师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断臂燃指，乃至焚身，全然不顾，在所不惜。断臂燃指者：尹矧乃、崔法珍、慈云，刘居士先断左臂，继而在普救塔前，自燃其身。碑文中记述的澍公菩萨，至今太阴寺南大殿保存有他缺手的元代塑像，传说他为铸成太阴寺大钟，化左手于铁水之中。研读这篇碑文，他们为弘扬佛法所付出的艰辛和执着追求，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全碑文贯穿着两条很清晰的线索，那就是——“雕藏经”和“重修太阴寺”。从云公遵师遗嘱，再起作院，补雕藏经起，碑文记述开始从“雕藏经”转入了另一个主题——“重修太阴寺”。

碑文所记的太阴寺第一次重修，是在金大定二十年（公元1180年），重修的主持者是藏经募刻劝缘发起人尹矧乃的门徒慈云，他是一名“雕藏经主”。为完成师父遗愿，“於新田、翼城、古绛三处，再起作院，补雕藏经板数圆备”，选取作院之址时，慈云发现了太阴寺旧址。

云公上东华山，“登山四顾，见一胜所，林峦蓊郁，岩壑清奇，东连太行之高峰，西控中条之旷野，北观浍水，南望天台，中有太阴古寺”。太阴寺所处方位，东西南北山水相呼应，白云绕丹峤。因而，云公身体力行，“芟荆棘而终日无疲，拾瓦砾而长时不倦”，与门人法澍、法满等一起，在一年之内，复建了包括现存南大殿在内的太阴寺主要建筑。并在佛殿内“雕释迦卧佛丈六金身，刊弥陀三士一堂玉像”。云公复建太阴寺的主要目的是为补雕藏经，更好地弘扬佛法，也为了彰显晋绛之地的佛缘，这大概是云公雕造卧佛金身的缘起。有了这层论说认识，联系《赵城金藏》在佛教传播史上独特的地位，我们对太阴寺木雕卧佛的仰慕、对太阴款现存金代遗构的赏识，就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其艺术价值和建筑风格之上了。卧佛泰然自若的神情（“莲眸月面，绀发天容”），金代佛殿的雍容宏阔，无论僧俗臵身其中，心灵都会为之震撼，进而被净化。

贞佑二年（公元1214年）至公元1232年间，战火连绵，太阴寺屡遭破坏，澍公菩萨、满公上人等荐修被毁堂殿，再现太阴寺雄姿。

碑文最后，重笔记述了两位兄弟僧人，他们从襄陵县胡李村出家，“双桂并耸，长曰了志，礼童女菩萨孙无碍大师。次曰行光，礼华山云公菩萨门人满山主为师”。光公更是“敏而好学，冠岁之时，听习经论，绅年之日，性相精通，湛性海之波澜，朗慧天之星象，讲开鼎沸僧纳云奔。文质彬彬，刚毅木讷，童女菩萨孙空公戒师，风其仪彰慈相，德布仁风，传授菩萨大戒。于戊午年，上赐紫衣显教大师”。光公是大德元年重修太阴寺的主持者。此时，历经60多年兵火洗礼的太阴古寺，已“殿堂疏漏，楹栋颓隳”，文中以极富文采的一个对仗句，描述了当年太阴寺的荒凉凄惨之状：“庭招号风而夜悲，砌草垂露而朝泣”。此时，修复太阴寺，已非常力而能为，碑文极言其难：“谅蚊背而岂负太山，倾蠡心而奚测巨海”，在这种状况下，光公受命于危难之时，被请为太阴寺住持。由于他的勤劳，“长时屹屹，终日乾乾”，由于他“行业恢隆，声震时世，德之所感”，“心思所欲不求而获”，南堂、西舍、北殿、东厨，一举而就，太阴寺“钟鼓鸣于宝坊，揖乳焚于金鼎，晨夕礼念，旰午行持”，香火渐旺，一派繁荣。

碑文最后在对当世皇帝、皇室江山社稷一番颂祷后，以192字的骈体诗文重述碑记内容，给读者另一种形式的享受。

该碑落款时间为：大元国大德元年岁次丁丑孟夏。立石人为：冥生九叶本寺讲经律沙门了威等。

立石人之后，是州县主管官员名录。

官员名录给我们的信息也是比较丰富的。它反映了当时蒙古统治者管理体制和当时绛县的县况。同时也说明大德元年重修太阴寺时州县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从侧面反映了元朝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和对汉人的统治理念。

我想，随着日后更多相关文物资料的发现，定还会有关于《赵城金藏》身世秘密新证据的出现，且让我们拭目以待，盼望这些日子快点到来吧！

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值日寇侵华时期，《赵城金藏》甫一现世，立刻就轰动了学术界，当年可谓“中外人士联袂蹑履往赵城探讨者不绝”。国内外学术界、宗教界也异常重视这部“天壤间的孤本秘笈”，日本宗教界称《赵城金藏》与《碛砂藏》，是中国佛教的两大最重要发现。与此同时，这个重大发现也为《赵城金藏》引来了一场无妄之灾。

1936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怀着一种觊觎之心，派人到赵城考察，要以22万银洋收买这部稀世之宝，结果遭到了广胜寺僧人以及护法居士的断然拒绝。后来，日本人贼心不死，过了一阵子，又有日本僧人专程来拜访广胜寺，目的当然还是《赵城金藏》。这一回，开出的价码更是高得吓人：每市尺1银元。5000多卷经文，全部铺开，那该有多少尺呀？不过，当时也没有机会测量，因为广胜寺根本不愿卖。人们已经了解到了经藏无法估量的价值，况且，将国宝卖给日本人，岂不是成了民族罪人？　

但是，当时的情势却急转直下。因为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两个月后，山西雁北地区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半年后，日军已经占领了赵城、洪洞等县，而此时的广胜寺，正处于日军占领区。当时，日军的一个中队在赵城县城驻扎，距离寺院西北15公里；寺院西南15公里外的洪洞县，则驻扎着一个日军大队；南面的苏堡也有日本兵，那里距离广胜寺7公里；霍山脚下道觉村的一个日军驻点，离寺院只有2公里。

当时的情形真是虎狼环伺。僧人们深知，日本方面对《赵城金藏》觊觎已久，国宝命运堪忧。

那个时候，广胜寺的住持是位得道高僧力空法师。当初，力主把《赵城金藏》从下寺转移到上寺看护的人，正是这位力空法师。在日后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里，他是最关键的人物。

力空法师，1891年生于山西省赵城县许村，俗姓任，名重，后来改名为重远，字毅儒。6岁入私塾，13岁入赵城县简城书院学习，21岁当选县议员。1918年4月，任重远考入山西省行政研究所，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任命为安泽县第三区区长兼警佐，从此步入政界，先后担任过河北省行唐县、灵寿县和山西省定襄县县长。

任重远33岁那年大病一场，有人说他是奔波政界所累，建议他学点佛学。随后，他结识了一位高僧。在接受了佛教思想之后，更觉仕途险恶，任重远初步有了皈依佛门的想法。

1931年，任重远最心爱的第四子，突然暴病身亡。在任重远心中，这个儿子最聪明，学业最好。他把对下一代的希望，几乎全都倾注在这个儿子身上。然而，命运却如此作弄人，使他对未来的一切期望，都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任重远扔下官位、名利，于1932年8月2日，在太原城南双塔寺剃度为僧，法号力空，受戒完毕，即随妙舫法师回到赵城县兴唐寺，开始佛门生涯。1933年11月，力空法师当了太原崇善寺的住持；1936年，他又回到赵城老家，隐居于广胜寺；1937年2月，广胜寺住持波罗法师圆寂，力空被公推为广胜寺住持。

就在力空法师为日军包围下《赵城金藏》的安危而忧心忡忡的时候，一个名叫张奇玉的人跑来，给他传了一个口讯。

这位张奇玉先生，其实是赵城县的一位绅士，在当地颇有名望。他也希望力空法师把经卷交出来，但不是交给他，而是交给国民党军第14军军长李默庵。当时，国民党军第14军奉命驻防晋南，而军长李默庵就住在张奇玉家里。

张奇玉所转达的，其实是国民党方面的意思。他对力空说，李默庵军长奉蒋委员长之命，为了保护好经卷，准备将经卷运往西安，而李军长已经准备好火车车皮，要求寺院方面尽快整理、转运。按理说，这是中央政府的命令，理由出自民族大义，听上去也言之凿凿。但是，力空法师却犹豫了。

力空法师之所以犹豫，是有其原因的。因为在民国初期，一些僧侣勾结不法之徒，将广胜寺的一幅元代壁画，偷偷盗卖给了美国商人，该事曾在社会上引起过较大反响，寺院当家人也曾遭到过来自各方的诟病。而这次李默庵突然提出，要将寺院的经卷运走，力空法师必然心有顾虑，而且他从心底也不信任蒋介石及其军队。但又不好正面拒绝李默庵，于是力空法师找了个理由说：经卷属于赵城县保存的中华瑰宝、佛教经典，不是某个人的私物，不能作主。谁知李默庵并不甘心，既然力空法师说自己做不了主，他便召集了赵城的地方官员、当地绅士、寺院住持等人再次商议经卷转运事宜。

谁知，众人并不配合，反而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一个让李军长难于回答的难题——如果西安沦陷，能确保经卷无虞吗？李默庵只好说，如果西安紧急，经卷再往后方转移，可运往重庆。话里话外，毫无底气。当地官员、绅士、寺院僧人见状，进一步紧逼，要求李军长打出保票——中央军是否能够保证经卷安全。面对守护国宝的重任，李默庵不敢信口开河乱拍胸脯，他自然无法做出任何确保经卷安全的承诺，此事只好作罢。

第二天，力空法师便命僧众，将几千卷摆在弥陀殿明处的经卷，全部转移到上寺塔院的飞虹塔内，放置在塔内三四层暗藏起来，然后用砖将上塔通道门砌死，封存起来。对外宣称《赵城金藏》已经被李默庵军长运走了。

这时候，事情还远远没有完，虽说支走了一个蒋介石，但接着又来了一个阎锡山。

1938年2月7日，83师师长冯钦哉根据阎锡山的旨意，派人来到广胜寺见力空法师，又一次商谈起经卷转运的事情。据说，力空法师向来人一连提出了好几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往哪儿运？藏什么地方？是否安全可靠？来人告知，将把经卷转移到吉县的大山里去，那里是阎锡山的“克难城”，地势险要，能攻能守，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力空最后说，万一在路上遇到不测，这种损失永远都无法弥补。这句话终于吓退了来人，至此阎锡山转移《赵城金藏》的动议也搁浅了。

力空法师本来就对把经卷让阎锡山保管不太信任，更对路途上的运输安全顾虑重重。因为当时日本人占领了洪洞、赵城，封锁了南同蒲沿线各县，根本无法将经卷安全运送到阎锡山的“克难城”。

十一

拒绝了蒋介石和阎锡山的要求，力空法师又陷入了另一层担忧，怎么对付更为可恶的日本人。

故此，广胜寺早已故意放出风去，说《赵城金藏》已经被国民党的李默庵军长运走了。但显然没有骗过狡猾的日本人，力空法师听到风声，说日本方面仍然在探询佛经的下落，而道觉村据点的日军小队长小野时不时地上山来，参观寺庙，四处打探，总被众僧含糊过去。

此后两三年间，力空法师一步也不敢离开广胜寺。

1942年春天，道觉村据点驻扎的日军通知力空法师，说日本东方文化考察团要到广胜寺考察，并特意提出要上飞虹塔观光游览，日子特意选择在农历三月十八。

力空法师一听到消息，当时真是心急如焚。

自把《赵城金藏》藏于塔内之后，力空法师便以战乱为由，宣布飞虹塔不再向游人开放，更不得上塔观光。但农历三月十八这天是个特例，因为从每年的这天开始，广胜寺都要举办为期十来天的大型庙会，庙会规模甚大，附近的政、学、工、商各界以及村民都将云集此地。更关键之处在于，按照旧例，庙会期间，飞虹塔要对外开放，游人可以登塔参观。所以希望在这个特殊日子里登塔参观的要求不算过分。

这一招可谓老谋深算。显而易见，日本人很可能已经打听到佛经就藏在飞虹塔里的消息了。

当时的情况不仅十万火急，而且万分凶险。力空法师曾在多年后所写的回忆手记里这样写道：“闻知此息，日夜焦急，坐卧不安，数夜不能成眠”。危机时刻，力空法师想到了一个人。这人名叫杨泽生，时常到广胜寺来拜望力空法师，因此结缘。力空法师知道，这位杨泽生正是赵城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县政府县长。

力空法师“想来想去，只有请八路军运走此经，而有保存之希望。但是，运走之后，日军知情定要兴师来山问罪，必有性命之虞”，但他又想到：“我既誓愿在先，为法舍身，要我性命，这不是要我早离娑婆苦地么？”于是力空法师最后拿定主意，请八路军来保护《赵城金藏》。事不宜迟，他沿着崎岖山路，连夜赶往10多里以外的赵城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兴旺峪。

在自己的窑洞里见到力空法师，这让县长杨泽生觉得很意外，因为他知道力空法师一般不会离开广胜寺半步，一定是有什么重要事情。

力空法师详细报告了日本人要上飞虹塔意在夺经的情况。杨泽生一听，感觉事关重大，立即向县委书记吴辰、太岳二地委汇报。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当即向太岳区报告。当时，在霍山附近活跃着一支八路军队伍，叫太岳军区，这支队伍的领导人正是陈赓、薄一波等人。

太岳区党委迅速将此事上报中央。党中央回电指示全力抢救《赵城金藏》，并要求严格保密，限期完成任务。二地委书记史健命赵城县委负责人和力空法师共同研究转移、护送经卷的行动方案。

毕竟经卷不比一般的物品，力空法师一口气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经卷要装入布口袋；二、搬运时要装箱；三、尽量争取转运到延安，以防敌人扫荡时丢失。

对力空法师所提条件，杨泽生在日后的回忆中这样记录：“我们都答应了，当时的想法就是先抢救出来再说。……期间往返商谈联络人是石门峪教员杨百顺。”

经过秘密商谈，确定了抢运时间必须在农历三月十八日以前，最后定在4月27日(农历三月十三)夜里行动。

十二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时任太岳军区二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的王万荣被紧急召唤到军分区。

一见面，司令员李明如就问他们：是否知道唐僧到西天取经的故事？连同先一步到达的基干营教导员刘一新、副营长罗志友都一头雾水，他们只是使劲地点头。

李明如诙谐地说，这次任务是当一回唐僧——取经：急行军170里山路，务必在4月27日到达霍山，转移《赵城金藏》。

为了这次行动，军分区派出了基干营一个连的兵力，带队的是副营长罗志友和王万荣。县游击大队作配合，负责抢运现场和周边对敌警戒。县长杨泽生坐镇郭家节村转运站统一指挥。

任务布置完毕，连队马上集合出发。

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27日下午4时左右，到达一片桃树林驻扎，这里距广胜寺只有20多公里。部队就地休息，一是等待侦察员回来报告情况，二是等待天黑执行任务。

战士们靠着树干小憩。一个名叫陈宗文的安徽籍小战士，颇感好奇地问王万荣，《赵城金藏》是金银财宝还是珍珠玛瑙？旁边的一个老兵告诉小战士，《赵城金藏》是和尚念的经书。小战士当时就糊涂了，疑惑不解地问，八路军不信佛，为什么非要把它弄出来不可呢？王万荣解释说，《赵城金藏》可不是一般的经书，而是国宝。

与此同时，山下正上演着一出声东击西的好戏。在中共赵城县委、县政府的布置下，当地民兵在山下村庄活动，造成声势，并故意放出风声——游击队要攻打距广胜寺西南15华里的明姜村日寇据点，从而转移了敌人注意力。

天一擦黑，连队马上行动，悄无声息地来到广胜寺周围。这时，配合行动的游击大队也部署完毕，他们埋伏在通往广胜寺三条必经之路的两旁，密切注视着几公里之外的日寇据点。

此时的力空法师，早已率领众僧把经卷从飞虹塔里传递出来，堆放在了院子里。因为他明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5000多卷经卷从飞虹塔里搬运出来，确实非常不容易。

飞虹塔的整体造型为八角十三级，塔身通高47米，全部砖砌。塔内楼梯陡峭、狭窄，只能容一人通行，两人无法错身，一至三层没有窗户，里面漆黑一片，两旁没有扶手，只有每隔一定距离砌在墙壁上的凹槽供人攀爬时着力。那些爱国爱教的僧众，就是从这狭窄、陡峭、漆黑的通道里，凭着感觉手手相传，把几千卷经卷快速地传递了出来。

夜里10时左右，广胜寺里影影绰绰的一大群人紧张地忙碌起来，四五个人的小分队，一队接一队地出了寺院，个个猫着腰，背着沉甸甸的包袱，沿着寺院后山的羊肠小道，急匆匆地往东北方向赶去……

这群身背包袱的队伍前往的目的地，便是5公里开外的郭家节村——这次行动的转运站。

而在郭家节村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驮运队也做好了一切准备。

一队、两队……小分队源源不断地到达这里，大伙儿来不及歇脚，又匆匆地往回返，继续搬运。

每当一个小分队到达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党员、民兵就立即迎上去，帮助卸下包袱、装筐、挂上驴背；一些群众忙着给走了十几里山路的同志们端茶水，递毛巾；也有一些群众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拿来草料。

大约凌晨2时，原来隐蔽在广胜寺附近交通要道旁边的八路军开始撤退。而在郭家节村的转运站，最后一批物资也已抬上驴背，在夜幕的掩护下，一头头毛驴驮着满筐的东西，往大山深处、往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进发。

原本打算一场恶战的经卷转移，不费一枪一弹，未伤一人一马，在敌人不知不觉中悄然完成了。

将经卷运走之后，县长杨泽生还特意给力空法师写了一个借条，借条上加盖了赵城县抗日政府的县印和县长名章，以便日军追查时，可让众僧人推卸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

果然不出所料，日军闻讯后，立即到寺庙兴师问罪。力空法师早已躲藏到寺东的吕祖洞里，日军没有抓到力空法师，便将20多名僧人捆绑抓走了，这20多名僧人后来下落不明。

力空法师一直在黑暗潮湿的洞里躲藏了三个多月，后来前往兴唐寺避难。

十三

4月28日清晨，经卷安全到达地委机关所在地安泽县亢驿村，由地委秘书长曾远安排，暂时存放在机关院内的北房和西北房里。

当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物资相当缺乏，纸张更为稀缺，地委机关的个别同志，不知道这些经卷的宝贵程度，将一些经卷卷头的空白部分剪下来，装订成本子使用。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知道后，大发雷霆，并下令谁也不许乱动那些“宝贝”。此后再没有祸害经卷的事情发生。

尽管《赵城金藏》顺利地从广胜寺里抢运出来了，但在此后几年的烽火岁月里，抗日战场上“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艰苦卓绝，《赵城金藏》辗转颠沛的命运才刚刚开始。

按照原计划，《赵城金藏》将马上转送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保存，然而，还没来得及转移，敌人就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地委机关被迫转移。出发之前，史健要求大家每个人都要背上几卷经卷。同时还宣布一条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纪律处分。”

据兴旺峪村的老支书，现已是八秩老翁的张宝运回忆：“那年我12岁，亲眼看见八路军把经卷背到了后山的龙王庙。两天后，他们又把经卷往山里运，村里的民兵、干部都跑去帮忙。”根据老人的讲述，经卷运到兴旺峪村的龙王庙，应该是敌人“五一”大扫荡期间，地委机关转移途中的一次临时寄存。

就这样，地委机关的同志们，在“反扫荡”斗争中，背着经卷在太岳山区的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家把经卷当自己的生命一样地呵护着，7月初，“反扫荡”战斗结束后，经卷才终于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

敌人的大规模“扫荡”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对根据地的骚扰仍然非常频繁。太岳区行署主任牛佩琮，考虑到沁源县是太岳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容易受到敌人的骚扰，于是又秘密地把全部经卷运到山势更为险峻的棉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

为了保管好经卷，棉上县的党政领导经常派人到窑里检查，由于煤窑年久失修，不但窑底积水，而且顶部渗水，窑里的水含硫量高，对纸张损毁严重，检查的同志经常把经卷搬出来晾晒。太岳区党委负责人兼军区政委薄一波对经卷十分关心，也经常派人前往煤窑检查。一次，他的秘书刘元璋在前往煤窑检查经卷的途中，与日军遭遇英勇牺牲。

《赵城金藏》就这样在棉上县的煤窑里存放了三年之久。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存放在棉上县煤窑里的经卷交北方大学保存。因为北方大学西迁，经卷运到太行山区涉县温村后，就地存放在该村的天主教堂内，北方大学派历史学教师张文教负责看管。

据张文教后来回忆，他接手时，只有4000多卷经卷，分装在42个大木箱里，许多经卷因在煤窑里存放时间过长，受潮发霉，已经糟朽不堪。他深感保管经卷之责任重大，决心想办法好好救护。

张文教对保护古书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他知道受了潮的经卷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否则纸张容易发脆而折损，必须慢慢阴干。可当时已是深秋季节，天气转冷，单靠自然阴干，速度太慢。他惟恐经卷受损失，毅然决定用火炕来烤干，于是跑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挑来木柴烧炕。但木柴火焰太急，容易损坏经卷，便改用锯末，用锯末微火慢烧，效果很好。

经卷烤干以后，张文教又在长乐村一户地主家里，找到了一个通风、干燥的小阁楼，把经卷由温村的天主教堂搬到了长乐村的小阁楼里。

张文教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呕心沥血看管着经卷。因操劳过度肺病复发，他被组织上送到后方医院治疗，经卷再次由太行行署保管。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根据中央政府指令，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电令将《赵城金藏》运至北平，交北平图书馆收藏。

张文教再次奉命，担负起护送经卷的任务，于4月初返回长乐村，把42箱经卷用毛驴驮运至涉县县城，然后用小火车运往邯郸。当时，平汉铁路不通车，从邯郸只好用汽车运到北平，张文教白天黑夜守在卡车上，直到把《赵城金藏》全部安全运抵北平，交由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保管。至此，《赵城金藏》终于告别了颠沛流离的日子。

一部保护《赵城金藏》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浴血奋战的历史缩影，她见证了中国人民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十四

1949年5月14日，北平图书馆挑选了部分经卷展出，并邀请了社会各界人士座谈，商讨修复、保藏《赵城金藏》的办法。

据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的杜伟生先生回忆，“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的编制，还是托《赵城金藏》的福才有的呢，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么个编制单位。”“是因为1949年《赵城金藏》到了北平图书馆之后，大量经卷需要修复，才临时成立了一个古籍修复组。”

在商讨修复《赵城金藏》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缺乏一种与《赵城金藏》纸质相同、拉力和韧劲都很大、而且颜色一致的广西棉纸。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表示，纸张由佛教协会募化，后来两广佛教徒捐赠了数万张广西棉纸，解决了用纸问题。

接下来便是具体而繁琐的修复工作。杜伟生曾经师从最早参与修复《赵城金藏》工作的肖顺华、韩魁占等老先生，提起师傅当年修复《赵城金藏》的工作，杜伟生不无感慨地说：“那可是古籍修复中难度少见的大工程。”

入藏国家图书馆的《赵城金藏》，因在潮湿的煤窑里存放过较长时间，有的经卷被水泡过后，紧紧粘在一起，皱缩成一根根“棒子”，几乎无法打开；有的外表覆满了霉菌和煤灰，完全变黑了；也有的一碰就碎。当年参与清点《赵城金藏》的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冀淑英女士发现，由于水浸、虫蛀和霉菌侵蚀，已经有近一半经卷面目全非。

虽说解放初期民间修书传统还很盛行，但要请到手艺高强的师傅还真不容易，北京图书馆开出了每月200多斤小米的工钱，才请来韩魁占等4位手艺高强的修书师傅。

《赵城金藏》修复的难度虽然很大，但修补工艺却相对简单，主要任务就是要将粘连在一起的经卷揭开、装裱。其修复工艺的主要步骤为——

蒸：将因霉变粘在一起的经卷裹上宣纸、包上毛巾，放在特制的笼屉里蒸。

揭：将蒸过的经卷外面的纸轻轻揭开，直到揭不开为止。然后再蒸，再揭，直到书叶全部揭开为止。

托：在揭开的书叶背面粘贴一层纸，上墙绷平。

裁方：将托好的书叶裁成四方形。

接纸：将书叶按顺序粘连在一起。

上褙：在书叶背面粘上褙纸，上墙绷平。

轧光：在褙纸上打蜡，用石头轧光。

裁齐：裁齐经卷的上下两班。

装天地杆：在经卷首尾两端加装天地杆。

而要修复这些紧紧粘连在一起的经卷，其关键环节就是——“蒸”。因为受损的经卷很脆，很容易将纸张弄碎了，而“蒸”的工艺，就是利用热的水分子渗透力强的特点，浸润到经卷纸张内部，为揭开纸张做好准备。具体的做法就是把需要修复的经卷先用宣纸包好，然后再包上毛巾，放入一个柳木做成的笼屉里，像蒸馒头一样地蒸，这样，表层的经卷纸张就可以被蒸汽慢慢润松，而又不被水滴浸泡。每蒸10分钟左右就拿出来，用针或者镊子慢慢地将表层松软的部分一点点挑开，直到挑不动了，再放入笼屉蒸，这样循环往复，直到一卷经卷全部揭开。

杜伟生先生回忆说：“一开始，有4位师傅在从事这项工作，到1956年，因为各种原因，只有一位师傅坚守在《赵城金藏》修复的岗位上。”，“就在这一年，一位政协委员在‘两会’上就此提了一个提案，建议要加快《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于是拨调人员十多名，修复进度大大加快。”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 1965年，《赵城金藏》修复全部竣工。

1982年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稀世国宝赵城金藏整修一新》的报道。

对于《赵城金藏》的价值，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研究馆员李际宁这样评价：“一是《赵城金藏》保留了《开宝藏》的版式和风格；二是可以利用《赵城金藏》研究恢复《开宝藏》的目录结构；三是《赵城金藏》本身包含和保存了很多佛教文献中的稀宝遗珍；四是为后人研究我国金代文化保留了一些重要资料。”

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教授主持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赵城金藏》为底本的佛教文献鸿篇巨制《中华大藏经》共107册，于1994年编辑完成，陆续出版与世人见面。

1985年5月9日，《中华大藏经》编辑出版局派人，专程从北京把《中华大藏经》第一套赠送给广胜寺，该套佛经现供奉在广胜寺上寺的弥勒殿，正是昔日《赵城金藏》存放的地方。

十五

国家图书馆目前保有《赵城金藏》4813卷，其中绝大部分是张文教受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指示运抵北平的，还有191卷是当时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保管员陈恩惠等人从北平的藏书家和古玩店里收购所得。1952年，洪洞县堤村乡好义村的张筱衡，将家里收藏的152卷《赵城金藏》捐献给国家。

1982年8月底，山西省洪洞县政府召开了2000多人的大会，隆重表彰了该县冯玉璋、冯玉玺兄弟捐献两卷《赵城金藏》的事迹。

冯氏兄弟的老家，在当年八路军深夜运经的必经之地——南山底村。1942年4月28日清晨，也就是八路军运走经卷的第二天一大早，冯玉玺的父亲冯俊到野外捡粪，在路边拾得了两卷经卷。

“爷爷是文盲，根本不识字，但爷爷奶奶都信佛，拾得经卷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啥东西，但发现卷头有栩栩如生的佛像，爷爷认为佛能保佑家人平安，于是就拿回家供了起来。”冯玉玺的女儿冯建英如是说。

1981年6月，新华书店总店在广州举办全国省区市新华书店经理读书班，冯玉玺和同来参加学习的中国书店经理郑宝瑞谈论起一些古籍的价值。

学习班结束一回到太原，冯玉玺迫不及待地给远在洪洞县老家的哥哥冯玉璋写信，询问两卷经卷的下落，并嘱咐哥哥，如果经卷还在，一定要好好保管，绝对保密。当时洪洞一带文物贩子、古董盗贼活动异常猖獗，冯玉玺深怕有所闪失。

冯玉璋很快就回信告知，佛经还在，保存得也很好。冯玉玺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冯玉玺与北京图书馆取得联系，北京图书馆寄来了一封带有调查性质的回信，要求他提供两卷《赵城金藏》的名称、编号、卷次等具体信息。冯玉玺再次去信，详细回答了图书馆所提出的问题：一卷为《起世因本经》，“取”字号，第十卷；另一卷为《佛母出生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微”字号，第二卷。并告知什么地方有残缺部分。

经北京图书馆的专家清理、核查，发现冯家所保存的两卷经卷，正好把现存的《赵城金藏》几个部分连接起来，把这两卷经卷找回来归于整体意义重大。1982年8月，北京图书馆派出薛殿玺、王玉良两位专家，专程来到太原鉴定和商谈两卷经卷事宜，冯玉玺带领北京来的两位专家和太原市文物局的一位专家回到洪洞老家，冯玉璋把两卷经卷从土窑洞的神龛后面取了出来，3位鉴定专家顿时都惊呆了：“原来这宝贝就在家里放着啊？”

薛殿玺虽然很兴奋，但毕竟有点夺人所爱的感觉，真诚地对冯玉璋说，要多少钱，请开个价。冯玉璋老人却毫不犹豫地回答，国家的东西，还给国家，拿走吧！一分钱也不要！就这样，《起世因本经》和《佛母出生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回到了《赵城金藏》的大家庭里。

时至今日，《赵城金藏》中的一些散卷，至今仍然流落于民间，希望它们有朝一日能够回归大家族，实现《赵城金藏》全体成员的大团圆。

十六

现如今，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新馆的一间藏书库里，一排排书柜比肩而立，里面的幅幅卷轴，码放得齐整且从容。不论春夏秋冬，室内温度始终保持在20摄氏度，走进这里，似乎总有淡淡的书香弥漫。此地所珍藏的，就是我们的国宝《赵城金藏》，这部历尽劫难的金代大藏经与《永乐大典》、《敦煌遗书》、《四库全书》，名列国图四大镇馆之宝。

据悉，《赵城金藏》电子文本校编工程，2006年4月已经启动，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已取得重大进展。《赵城金藏》电子覆刻本1.0版（竖排）已顺利完成，收入整部《赵城金藏》，共计1570部经，近50000页。

目前的学界，普遍认可电子佛典的应用，重视佛典电子化进程的普及。《赵城金藏》校编项目，是大陆佛典电子化制作时间最长、成果最突出的工程之一，在电子佛典的应用流通、疑难字积累、经文校勘、技术平台开发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尤其是该项目首次制作完成了古本大藏经的电子覆刻本，此项成果在佛教界、学术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佛教史、藏经流通史上，更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前，限于公布资料的手段有限，如今数字化之后，《赵城金藏》的文献研究才刚刚开始。实事求是地用学术的方法做好研究，用平实的心态了解《赵城金藏》的来龙去脉，或许是对古人以青春、生命来促成、保存、修复的这部佛教大藏经的最好回响。

回顾《赵城金藏》的历史，有藏经募刻劝缘的真正发起人尹矧乃，和其门下的一众弟子如崔法珍等人；发现瑰宝的范成和尚；评估考证的蒋唯心；组织抢救的史健；精心护理的张文教；捐献国家的张筱衡；揭裱修复的韩魁占……有名字记载的不下数十人。更多的则是成千上万没有留下名字的无名英雄，他们是捐募的村民，刻经的工匠，补雕的僧徒，流血牺牲的战士，爱护大藏经的人民。我愿引用向达教授《记〈赵城金藏〉的归来》一文中的一句话作为小结：“看看展览的古代经卷，似乎每一卷上都染有人民战士的血花，才渐渐明白文物的保存不是容易的事，而人民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只有靠人民的力量才能保存，才能光大。时间的考验，英雄帝王，像电光石火，终不免黄土一抷，人民却永垂不朽，人民所创造的也永垂不朽。”

的确，人民的《赵城金藏》必将与人民共存，与日月争辉。

佛教是至善圆满的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现在我故乡洪洞的广胜寺，尽管昔日藏于此发现于此的国宝《赵城金藏》，虽然早已移居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但由其为底本的佛教文献鸿篇巨制《中华大藏经》，依然守候着这座永远矗立在霍山之颠的千年古刹，继续见证着晋南大地上地发展变化。

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广胜寺要继续“广大于天，广胜于世”，作为佛教活动的重要道场，其必须把自己建设成为佛学教育和佛教艺术结合在一起的“教育机构”，就像把学校和博物馆结合起来一样。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一座好的寺院，就是一座好的“学校”，住持就是一个好的“校长”，中国过去称之为“丛林”，丛林就是佛教大学。愿故乡的广胜寺，在今后的和谐社会发展中，能够继续走在时代前列。

广胜寺要在今后继续“广大于天，广胜于世”，就必须弘扬佛学思想的精神，把有助于人格完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有助于中华文明的建设作为根本教义。使广胜寺贴近世间生活，关心和化解人类社会的矛盾、问题，关心信教群众及芸芸众生，当人们的身心遇到烦恼时，借助佛教教义将之化解，帮助人们得到觉悟和解脱，充分发挥佛学思想对精神文明的建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