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枕

妈妈七十岁时，得了肾炎，住了小半年医院，躺了很长时间。自从她得病之后，身体慢慢康复，脑子却不大好使了，经常说一些糊涂话；也明显见老，眼睛浑浊，面目清瘦。如果她说一些糊涂话时，我也只能是从不当真，但也不反驳拆穿，只是嗯嗯应付。

老太太晚上睡觉前，坐在床边呆呆地看着窗外，目光空茫地越过对面楼窗子里的灯光，看着暗蓝色的天空。其实，她的耳朵却听着楼道里传来的声音，只要楼道里一传来脚步声，她就会神情专注地倾听，就会问我：“石头，是不是你爸爸回来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她希望着能听到我父亲的脚步声。

她还会说：“石头，去给你爸爸开门。”

我不动。我知道，这不可能是爸爸的声音。我说：“爸爸还得等一会儿才能回来。”

“哦——”妈妈应一声，低下头，目光呆滞地看着地面；床头微闪的节能灯，散发着微蓝色的光；她就这样低着头，看着地面。我觉得那灯光昏暗，恐怕她在地上什么也看不见，或者她本来就是什么也没看，只是在心里琢磨什么呢；就这样呆好长时间，又好像突然睡醒了一觉似的，抬起头，不放心地皱着眉头，问，“不是你爸爸？”好像她的大脑那个电机转得特别慢，需要好长时间才能转到这个问题。也许她就一直在心里琢磨那个脚步声，努力地想把那个脚步声和父亲的脚步声进行对比。

“不是。”我说，“他可能又要加班。你先睡吧！不用等他！”

妈妈又认真地点点头，“哦——”又沉思着把目光垂下去，呆呆地看着地面。

她有时也挺明白，比如她在楼下听到的那些老太太们瞎议论的那些事。她回来跟我说：“2楼的夏娘娘她闺女又离婚啦！”接着又压低声音，悄悄地说：“她离了三次啦！”说着，伸出三个手指在面前比划，很认真的样子。又说：“3号楼的吴大妈她大儿，也是刚离婚！整天看见他在楼下走来走去的，看着挺好的孩子……”她说，瞪着眼睛，好像这问题很严重。说完又笑，“现在这么多离婚的呢！”

我嘿嘿笑两声，不以为然，说：“现在不比从前，都想开啦，过得不好就离婚。那天报纸上还说，一个外国的老头，七十二岁离了108次婚，七十二岁了还想结婚呢。”

老太太听了，开心地呵呵笑，说：“我的妈哎——他这是干什么呢！哈哈哈哈……七十二岁了还想结婚！哈哈哈哈……这老头有神经病！”

妈妈也是和爸爸离婚的。这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那还是很久以前的事。

一

我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家还住在原来老宿舍的平房里。那时妈妈也很年轻，梳着两只不长的辫子，也就是刚过肩头。

家里有一面水红色的窗帘，上面绣了一对戏水的鸳鸯，还有几片荷叶、两朵莲花，鸳鸯游动激起的微微的水纹清晰可见。它的颜色也是家里唯一的最好看的颜色。其它就全是或蓝或灰，或草绿，就连被面也是草绿色的军用被。母亲说，我刚学会说话的时候，就懂得了一些动物的名称，比如：小鸡、小鸭、小鸽子等等；我看见那窗帘上的鸳鸯，就口齿不清地叫：“小鸭子……”妈妈听了，就笑，纠正我说：“那是鸳——鸯——”

我们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一个院子三户；全是石灰砌的红砖房。我们家就在院子西北角的一间九平米的小房子里，房后还有一间三平米的小厨房。屋里除了一张床，还有一张旧三抽桌，一把椅子，两个木箱，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噢——还有两个马扎，两个小木凳，一张吃饭的折叠小圆桌。我快四岁的时候，又有了一个妹妹，爸爸就把那间三平米的小厨房收拾出来，用几块木板，两头垫砖，搭了一张床，让我住了进去。床板上铺了两层草席，一床褥子。小厨房很矮，也就两米那么高，要是个大人的话，一伸手就能摸到上面的檩条。爸爸找厂里的同事帮忙，又在院子里垒了个小厨房。是那种简易的厨房。

我再长大一点，就整天下河捉泥鳅了。墙外就是兴济河，河水的浅处，刚没过我的膝盖；也有深的地方，再往北就有一段很深，能没过一个大人。我不敢去那儿，只在浅的地方玩。夏天的时候，有很多小伙子在深水区扎猛子，扎下去又爬上来，然后又扎下去。我在河里玩时，认识了傻标。傻标和我同龄，也是厂里职工的孩子。我们很容易就说上了话。我逮着泥鳅，就装进一个玻璃罐头瓶——罐头瓶用一根铁丝拴住，做一个提手拎着。回家以后，爸爸就把这些泥鳅用盐和五香面一拌，用油炸了，很香。那时候，很少吃到鱼，泥鳅也不错。

我非常羡慕那些戴着红领巾挎着书包去上学的“红小兵”，经常问爸爸：“我什么时候能上学啊？当红小兵？”

“明年你就能上学了——你就能当红小兵了。上小学是红小兵，中学当红卫兵，然后就上山下乡……”

“再然后呢？”我问。

爸爸考虑了半天，也不知该说什么，就说：“我也不知道。这就是你的命运，儿子！”

我还不懂什么是命运，就问：“什么是命运？”

爸爸说：“长大你就知道了。”

可我觉得，看来爸爸也不知道。不然为什么他总是说：“长大你就知道了。”难道爸爸没长大吗？他都长大了还是不知道。

那时候很少吃到肉。我觉得人要是老长时间不吃肉，准得发疯。有一次，我和傻标在大坝上捡到一只死老鼠。好大的死老鼠！傻标说：“给王瞎子送去。他吃老鼠。”

王瞎子可不是真的瞎子，那只是他的外号。但至于为什么叫他王瞎子，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王瞎子什么都吃，蝎子、长虫、刺猬、猫，他都吃。这些东西，济南人都说它们是“仙”，没大有人敢吃，尤其是长虫、刺猬、猫，都说吃了要倒霉。可王瞎子就敢吃。也有人说，他也吃死老鼠。这让我和傻标听起来都不敢相信，“死老鼠也吃？！”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想吃肉想疯了的那种。

傻标就喊：“给王瞎子送去！看他敢不敢吃！”

我们都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吃死老鼠。可当我用手拎着死老鼠的尾巴，晃里晃荡，走进宿舍区，吓得好多大人吱哇乱叫，可也让好多男孩子兴奋不已，就像一群苍蝇一样呼啦围过来，看我手里拎着的死老鼠，一个劲儿大叫：“好大的老鼠！黄毛的！毛都黄了！”齐呼啦地一大帮男孩子，跟着我们朝王瞎子家走。这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在经过我家院子大门口的时候，我妈从屋里跑出来了，看着她惊慌失措，脸都白了，嗷嗷直叫；我估计是有人给她通风报信了，她看见我右手拎着那只好大的死老鼠，被一大帮男孩子簇拥着正往这边走，吓得她大叫一声，“妈呀！”叫完就躲在大门口的墙垛子后面，只探出头，惊恐地叫着，好像这是只老虎，而不是一只死老鼠。

“石头赶紧给我扔了！快点儿！”

“我给王瞎子送去。”我洋洋得意地说。好像这是一种英雄壮举。

“赶紧扔了！听见了吗？看我不把你的腚，给你揍成八瓣！快点儿！”

我看着她大呼小叫，吓得那个样子，没办法，也只好扔了，就随手扔在一棵大杨树下。嘴里还嘟嘟囔囔：“一个死老鼠就吓成这样！”一个男人拿了前院一把破铁锨，铲起死老鼠，扔到河里去了。这让我们都觉得很没劲，看不成王瞎子吃死老鼠了。等我一把死老鼠扔掉，妈妈就立即气急败坏地从门垛子后面跑出来，上来就狠命地揪住我的耳朵，把我往院儿里拽，揪得那个疼，揪得我呲牙咧嘴，哭起来了。妈妈还在我耳边吼：“赶快去洗手！”我在妈妈的严厉监督和气急败坏地吼叫之下，就在小院子中间公共水池，洗了三遍手。尤其是捏过老鼠尾巴的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妈妈让我洗起来没完，皮都快搓烂了。

这让我感觉大人们都很胆小，干不出什么英雄业绩。连一只死老鼠都怕成那样。这也使我在那些男孩子心目中一下子成了英雄，很是风光了一段时间，整天洋洋自得。可是，大结巴说玩死老鼠会影响运气，“以后别——别玩死老鼠！”大结巴说。我对这种话嗤之以鼻，才不信这种鬼话。可是没几天我就开始相信大结巴的话了。因为在我玩死老鼠过了才没几天，妈妈就在工厂里出了事，受伤上医院了。这让我隐约感觉到“运气”这种东西是一只没头的苍蝇。

那天爸爸回来得特别早。一般情况是每天妈妈回来早一点儿，一般是晚上七点半左右到家。而爸爸就没准了，最早也要九点钟以后，有时遇到特殊情况，十一二点才回。而那天却是爸爸先回来了，这就让我感觉好像有什么事。

爸爸说：“你妈受伤上医院了。咱们先吃饭，赶紧吃，吃完给你妈送饭去。”

“俺妈怎么啦？”我问。

爸爸说：“你妈上大锅炉里去干活，锅炉里还着着火呢，把她的皮鞋底给烧坏了，把脚底给烧伤了！”

“她干么着着火就进去？”

“说你也不懂。赶紧吃饭。”

我们草草吃完饭。爸爸用一个铝饭盒盛好饭菜，又用一个暖瓶装了一些稀饭；还用一个网兜装上脸盆、毛巾、牙膏牙刷之类的洗漱用品，就用自行车带着我们俩，妹妹坐前面，我坐后面，让我拎着暖瓶，网兜挂在前车把上，去了医院。

妈妈已经住院了，就在医院后面的一个小二层楼里。住院部的走廊里有一种——那种“医院的味儿”，说不上是好闻还是难闻。

我跟着爸爸稀里糊涂在走廊里走了一段，进了一个病房门，铁管床，白油漆油过；墙面刷着一人高的绿油漆；地面是水磨石，感觉很豪华。

妈妈看见我们来了，就笑呵呵地让我们过去，跟爸爸说了几句话，后来就开始给爸爸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那天，车间锅炉的炉膛里有一根管子裂了，需要人进去把坏管子换下来，然后焊上它。主要是焊接，妈妈是干电焊的。还不能熄火停炉，修好之后立即要用。这种活一般只有技术经验比较丰富，并且胆大、能吃苦的人才行，干活麻利快，因为里面太热了，还有就是煤气，人根本就喘不上气来；不息炉，只在火上面压上厚厚的一层煤，暂时把火压住，等炉膛里面的温度差不多降到七八十度的时候，就可以进去干活了。那个炉膛可大，差不多两间房子那么大。一般人可干不了这活儿。里面太热了！平时一般都是妈妈的师傅老李干这活，他干过一次，还不错。这次还是他，可这次他却不行了，进去没一会儿，就被煤气熏得喘不上气来，他还是戴着浸水的口罩进去的，都不行，晕倒了！不行了，他年龄大了。人们费了好大劲才把他弄出来。再叫老三进去，可老三说他有气管炎，干不了。眼看就没办法了，再没有人能干得了。妈妈说：“他有什么气管炎啊？根本就是他不想干，不想受这个罪！平时活蹦乱跳的，到时候了，啊，出来个气管炎！我最看不惯这种人了！我一生气，一赌气，我说：‘我进去吧！’主任说：‘不行！这不是女人干的活儿！’”

“没事。让我试试吧。你们准备好水管子，我不行的时候赶紧往外爬，你们赶紧往我身上刺水。”

干这活儿得穿上棉袄棉裤，厚底的大皮鞋；皮鞋就是那种电焊工专用的翻毛大皮鞋；戴上浸水的大口罩，全副武装，然后再在身上用水管从头到脚刺满水，再进去。最后，他们看着真是没办法了，就同意了。妈妈就穿好棉袄棉裤，大皮鞋，大口罩，再用头罩连头带脑裹住，全副武装，只露着眼睛，然后再在身上让人刺得浑身透湿，就从炉口钻了进去。

妈妈说：“热啊——！那个热啊——浑身大汗，刚刺了水也不行！你想想，大热天的，本来就热，再穿上那一套，再进到炉子里，那种感觉你想想吧！但说起来，眼最难受，眼珠子觉着热！我觉得可能说地狱就是这样的！还有煤烟，不能喘气，眼也几乎就是睁不开，那个难受你就别提啦！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我干了没几分钟就不行了，试着喘气，那根本就没有氧气，能把人呛死。我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就赶紧往外爬，他们都在炉口等着呢，我一露头，他们就七手八脚把我拖出去，水管子没命地往我身上刺水，赶紧给我降温。我闭着眼大口地喘气，大喊：‘头头头……’头上布太薄，头上才最热，让他们朝我的头刺水。那种感觉——又难受又舒服！等我又成了一个冰凉的落汤鸡以后，我又钻进去了。还是那样，一会儿又不行了，再钻出来，刺水……我钻进钻出十次以后，就感觉完了，又累又难受，难受得我恨不能干脆死了算啦！我再也不想进去了！我受不了了！感觉自己很委屈，都想哭出来了。可他们问我：‘怎么样？’我说：‘还行。接着来！’你说我这人真是——哎！你还别说，我这样一说：‘没事！’好像自己就真的没事了一样，马上就不想哭了，心里的委屈也没了，你说怪不？我就接着来！也是没办法。既然开了头，就得干完它！你说是吧？我是这么想的，干就干好它，干完它，别弄个半吊子。最后我的鞋底完了——这都怪我自己，可我得挪动着干活啊！他们探进去一块架板，就是让人踩在上面的，也有一块厚的小的木板，只是这人啊，只要一进去，就心急，就毛啦！只想着‘快！’其它什么也不想，那小木板太沉了，我用脚踢不动它，身上的棉袄棉裤本来就沉，再刺上水，更沉啦！走都费劲！也没心思管它了，就干脆直接踩到煤上，我先用脚踩了踩，试试，没事，不很暄，就直接踩上去了；到最后脚下感觉疼得要命，但还能坚持。有的地方有火慢慢洇上来了。可我想，我得干完。无论如何我得干完！就差一点儿了！我就是这样想的，我无论如何得干完！我总共钻进去二十三次，变成二十三次落汤鸡，终于把活干完了！我的天啊！总算完了！”

妈妈舒了一口气，对爸爸说：“累得我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现在，胳膊腿上的肌肉还一个劲儿哆嗦呢，一点儿都不想动弹；浑身上下全是痱子。你看，我的脚，起了好多泡。”妈妈的脚上抹了好多酱油一样的东西，全是泡。

爸爸看着她，只是没说什么。也许，这时候的确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要是说：“疼吗？”回答他的肯定是“废话！还能不疼？”他要是埋怨妈妈逞能，准得惹她发火，她要是发起火来，那可不得了。我可是知道，真惹急了她，她真能把你的皮给你扒下来。她说到做到！她经常说：“不信你就试试！”我可不敢惹她。爸爸也一样，他只能说好话。

他只说：“吃饭吧！看我给你带来了稀饭，看这稀饭熬得多好！多香啊！”

“是挺香的大米稀饭。我觉得自己吃的中午饭，好像是上辈子吃的一样。这一下午就像过了一辈子。这是第二辈子了。”说完，她好像又想起什么一样大声说：“还有，他们得赔我一双皮鞋。我的皮鞋完了。”

爸爸笑了，说：“他们肯定会赔你一双皮鞋。”

“那就行。”妈妈白了一眼爸爸，又说：“脚受伤了能长好，我那皮鞋可长不好了。”说着，也笑出来。

爸爸打开饭盒，拿出小勺，说：“来，吃饭吧。你的胳膊能行吗？不行，我就喂你吃？”

“不用。”

说着，妈妈开始吃饭。又问站在床边的我：“石头，你和妹妹吃了吗？”

“都吃了。”爸爸说。

“我又没问你！”妈妈又白了一眼爸爸，又转头看着我和妹妹，柔声地说：“俺问的是俺们家石头。是吧？石头。”说着，又用手无限慈爱地抚摸我的头。

“是。”我傻乎乎地说。

“是什么呀是？”妈妈又突然变脸说，“我想起那事我就生气！以后你要是再敢玩那些死东西，看我不砸断你的狗腿！听见了吗？”

“是。”我还是傻乎乎地说。我真搞不懂她了，几秒钟以前还柔声细气的，接着就要砸断我的狗腿了。

妈妈在医院躺了没几天，就不想在医院呆了，她想回家。爸爸就把她接了回来。

晚上，有几个人来家里看望妈妈。有人替妈妈打抱不平，说：“他们也真是，让你一个女人家干这种活儿！让我说停炉活该！就应该让他们停炉！”

“停炉，那可就成大事啦！谁也不敢啊！谁敢说这话？”

“是啊！弄不好就成了‘现行反革命’！”

“就是啊！”

晚上九点多，天黑了的时候，肖木他老婆也来了。她就住在我们家屋后北面不远，隔着五个院子。那女人长得挺漂亮，梳着运动头，身材苗条，列宁装，那时候有个用得很滥的词，叫“英姿飒爽”，可以用到她身上。肖木是上苏联留过学的工程师，很了不起。可是，妈妈对她不是很热情，只是照顾礼貌上的原因，敷衍着跟她聊了几句。等她走了以后，妈妈说：“我不喜欢让她来。她快倒霉了！”

“你怎么知道？”爸爸问。

“嗯。听说有人在审查她对象。”

爸爸没吱声。

妈妈又说：“但是，她穿上列宁装真好看。”

“是挺好看。”爸爸说。

“我要是穿上我那件小西服领的褂子，我们俩谁好看？”

爸爸狡猾的很，说：“当然是你好看。”

“真的？”

“真的。”

“谅你也不敢说不好看。只是我觉得还是她好看。”

爸爸说：“不。你们俩都好看，只是我更欣赏你这样的，所以，还是觉得你更好看。”

“滑头！”妈妈说。

虽然她这么说，但是心里还是很高兴。爸爸哈哈大笑，“好吧好吧。反正怎么说都没我的好处。”

“过来给我背。哎呀，痒死我了。全是痱子。”

爸爸过去给她痒痒，得她老笑，接着又急了，“你使点儿劲儿啊！用指甲！使劲儿！”

“我怕给你破了。”爸爸说。

“你用指甲听见了吗？你得又使劲儿，又不能破了。”

“这可真是高技术活儿，恐怕我没那个本事。”

“是啊。得八级工才行。”

“我还不够呢。”

“就是啊。谁让我嫁给你啦！没办法，只好先委屈委屈我啦……往下点儿——对，再往下点儿……哎——哎——对了……使劲儿……用指甲……啊——真舒服啊！呵呵……”

二

春节很快就随着一场大雪到来了。虽然屋子里生着煤球炉，可依然很冷，需要穿着棉袄。我和妹妹的棉袄是用爸爸发的一件工作用的黑色短大衣改的。一件短大衣的棉花做两件小棉袄正好。棉袄厚厚的，有些笨拙，但是很暖和。爸爸就穿着一件粗线衣过冬，而且还是用那种工作用的线手套拆了线，再织成的“线衣”，染成蓝色，外面是一件粗帆布工作服。

小孩子最喜欢过年的时候。有新衣服；有炮仗；有年糕；还挂灯笼，贴对联。给我家写对联的是王为清，石头叫他大爷。他精瘦，不高；双眼像铃铛，眼珠子要掉出来的那样；牙齿因为抽烟熏成了黑色。他来我家，就叫我爸：“石主任。”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主任，可能就是“主要任务”的意思，就像电影里的那些英雄一样，承担主要任务的。王大爷在门口跺着脚上的雪，进屋以后，在门口里面又跺了几脚。王大爷来了之后，字还没写，酒先上来了。他们支起吃饭用的小圆桌，拿两个马扎，对面而坐。爸爸让孩子们挨个儿叫大爷。我叫了大爷，没什么情况。妹妹发音不准，把“大爷”叫成了：“大牙——”他还高兴地不得了，喊着：“哎——好好好！好孩子——”我一听，来了精神，也跟着又叫了一声：“大牙！”他还是那样高兴地答应。我就幸灾乐祸地笑弯了腰，“大牙！大牙！”叫起来没完。下酒菜是一盘生白菜丝，用酱油和醋拌一拌，再就是花生米、萝卜干，这就是好菜了。花生米爸爸从不舍得自己吃，都是来了客人才拿出来，就连我和妹妹也捞不着吃。我记得我们家经常是那些花生米都长了虫，爸爸才想起来吃，而且他总是只吃长虫的花生米，不长虫他不吃，好像就在那里放着等着它长虫一样。要是来了人，就不拿长虫的了，就只挑好的拿出来招待客人。好像长虫是爸爸自己吃花生米的借口一样，要是不长虫，他吃着就有犯罪感，因为这是好花生米啊，是给来的客人留着的。所以，我觉得爸爸可能喜欢花生米长虫。他们开始聊天，都是说一些谁谁谁又被打成“走资派”了；又有谁成“反革命”了什么的。

妈妈可能是为了不打扰他们，叫着我，说：“石头，来帮我缠毛线。”说着，就牵着我和妹妹进了我的小屋，坐在里面的床沿上。她先把线手套拆开一个线头，然后让我拿着手套。我依在床沿上，把线手套拿在手里。她再把线一头揪在手里，绕着胳膊肘和手缠成线圈。可能又要给爸爸打线衣了。我看着自己手里手套上的线一层层地被轻松地抽走，给我的手的感觉，是一种密集的连续的轻微的震颤，那种感觉很舒服，就像从我的身上，通过我的手，往外抽一条柔软的细密的像链条一样的东西，像梦！或者像一条轻柔的长满小疙瘩的一缕烟，我看着那从我手里抽走的长满小疙瘩的烟一样的“梦”，缠成一个越来越密的线圈。妹妹自己在小床上拿着一只线手套玩儿，把一只手套套到她那胖嘟嘟的小手上，大而无当，然后再用另一只手抓扯着往嘴里送，弄得手套上净是哈喇子。妈妈把手套从她嘴里揪出来，说：“不能吃。”

过了一会儿，就听爸爸说让王大爷把他的收音机拿来听听。那也是爸爸做梦都想要的，就是一直没钱买。王大爷就出去了。爸爸就叫我们，出来等着听收音机。“你王大爷去拿了。”我们又挪到外屋，继续拆手套，一边等着听收音机。一会儿，果真王大爷回来了，双手抱着一个很大的电子管收音机。我兴奋得有点异常，脸都红了，看着他们插上电源，打开旋钮，吱扭扭调台，一会儿就找到了一个唱歌的电台，里面传出雄浑的唱歌的声音：“……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革命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爸爸高兴地跟着打起拍子唱起来，笑得合不上嘴了，王大爷则是笑着坐回他靠着门口的马扎上，瞪着他那铃铛一样的眼珠子，端起小酒杯，吱——来了一小口。妈妈笑着看着他们，好像也要跟他们唱起来了；家里有了歌声，就好像一下子变得生机勃勃！我也兴奋地想跟着学唱，只是还不大会，只能跟着哼哼。

爸爸唱着唱着就禁不住声音哽咽了。有了酒，有了歌声，人就异常兴奋，他说：“从此走向繁荣富强！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课！这是他娘的什么革命？什么时候才能走向繁荣富强？”爸爸的泪水在眼眶里转。王大爷听了，大惊失色，那凸出的眼珠子更圆了，忙说：“你可不能乱说话！这也就是咱们俩，要是让别人听见了，你就完了！”说着，紧张地扭头看看门是否关好了。还好，门关着呢。

“我不怕！让他们打倒我好了！我就是要说！”爸爸的酒劲儿上来了。

王大爷急得瞪着眼皱着眉头，用很低的声音责备说：“你——你你你……”他说不下去了，伸手把爸爸的酒杯拿了过去，“我看你不能再喝了！你——”

王大爷吓得有点儿浑身颤抖，拿烟的手微微抖个不停，烟都快拿不住了，他干脆掐灭了烟头，把剩下的一截装进了衣兜。他还是一个劲儿劝着爸爸。妈妈也劝他。王大爷还说：“老石你要是这样，我就不在你这儿呆了。我走！”说着，他就真地站起身，做出要走的样子。爸爸这才算稍稍平息了一下激动的情绪。

外面偶尔有几声鞭炮声传进来，妈妈说：“石头你带着妹妹去放炮仗吧。”说着，收起了正缠着的线圈。我就带着妹妹，拿着炮仗、火柴和“滴滴筋儿”出去了。“滴滴筋儿”是像导火索一样的一种东西，是专门用来点炮仗用的，点上一根可以燃很长时间。现在见不到了，只有那个时候才有。

外面的夜空里有半弯残月。白天刚下过的新雪，地上和房顶上的雪泛着微光，空气很清冷；院子里堆了一个雪人，雪人眼睛是用两个煤球按上去的；那是我和妈妈堆的。院子外面的街道上，有几个小孩在放炮仗。他们把炮仗插进雪里炸雪；也有大胆的用手拿着点，点着了还不着急扔，拿在手中等一会儿，等火芯子快燃到根部时，才往空中一扔，“砰”的一声在空中炸响。

街上有几个附近的孩子在放炮仗，有鼻子筒（因为他好流鼻涕，鼻子底下老是挂着两条流出一半的鼻涕，还一抽，把那鼻涕再抽回去，可一会儿又出来了，再抽；还有干鼻涕形成的两条河堤一样的黑道；或者应该是四道，这点我已经记不清了，按说应该是四道）还有大结巴、二糊涂、马小子等，傻标也在里面。傻标看见我出来了，老远就喊：“石头你敢用手拿着放吗？”说着，炫耀似地用两个手指捏着一个小鞭的屁股，点燃了，高高举过头顶，把脑袋垂着使劲儿地往脖子里缩，要不是有肩膀挡着，他恐怕能把脑袋缩到裤裆里去，狠命地闭着眼，小鞭在他手里“啪”地炸响了。我看着他的手指，除了手指尖有点儿被火药熏黑了以外，好像没什么事。“这有什么不敢！”我不示弱地说，也拿出一个小鞭儿，用手指甲掐着小鞭的屁股放了。放的时候，我尽量显出自己不像傻标那样害怕。

过了一会儿，“小地主”出来了。“小地主”是他的外号，和我们差不多大，因为又白又胖，所以就有了这个外号。小地主有点内向，不大说话，玩也是自己玩。我跟他不大对眼，所以也不跟他说话。他爸爸就是肖木，就是那个上苏联留学的工程师。可他爸爸真让妈妈给说准了，他爸爸倒霉了。自从他爸爸被打成“苏修特务”以后，他就更不跟任何人玩儿了。本来我很羡慕甚至是敬畏他。因为他爸爸是个有学问的人，还出过国；他也经常穿一些好看的衣服，或拿着我从来也没见过的玩具。可自从他爸爸被打成“苏修特务”以后，我就不再羡慕敬畏他，而是把他当作“小特务”看待了。每次有批斗会或游街什么的，他爸爸都要被拉去批斗、游街。有一次，爸爸说，他爸爸被人打破了头，昏过去了，让人用地排车给拉回家来。爸爸给妈妈说，想去看看肖木，看看能帮上什么忙，可妈妈死活不肯让他去。

后来小地主的妈妈也被揪出来了，说也是个“潜藏很深”的“特务”，游街时还被在脖子上挂了两只破鞋；头发被剃成了阴阳头。从此，我再也没看见他妈妈出过门。

后来的一天晚上，爸妈聊天说，小地主的爸爸被送进了监狱，他妈妈因为太大的压力，几乎要疯了，最后终于上吊自杀。小地主他妈妈上吊那天，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在家里不知道干什么呢，突然听到外面小街上乱哄哄的，就出去看，发现有很多人朝北面跑，好像发生了什么事，都跑着去看热闹。我也跟着跑出院子，朝北面的一排房子跑。小地主家那排房子的院门口堆了一堆人，都挤不进去了。人们的表情带着好奇、恐惧、严肃、惊奇又木然，有的还笑嘻嘻的，好像发生了什么令人高兴的事，很兴奋，有许多女人不敢进去看，挤在大门口，小声唧唧喳喳。我胆大，极力往里钻，我的前面全是人腿，我在那些人腿之间钻来钻去，在人腿的空隙里看见小地主家门开着，看见一只脚，一只白皙的女人的小脚丫，惨白的瘦瘦的脚踝和瘦瘦的一小截小腿，半吊在离地面一尺多高的地方，有一个人正在抱住她的腿。这时候，有人说：“把小孩儿撵走。”我被人抓住胳膊拎出去了。后来我在院子门口等了老半天，想在外面等着他们把她弄出来，看看她，人家都说上吊死的人舌头是伸在外面的，就像戏里演的那种吊死鬼，我想等着看她的舌头。后来一直等了很久也没等着，直到妈妈把我叫回家，才很不情愿地回家。妈妈不敢看，害怕。听人说，后来小地主被他的一个亲戚接走了，从此再也没见过他。

三

我很快就上学了，和傻标成了同班同学。上学对于我来说，充满了无比的新奇，当我拿到书本的时候，喜欢那书本的香气。我拿起书本，打开，凑到鼻子上闻了又闻，总是闻不够。我很奇怪，这书为什么这么香呢？上学以后，我也有了更多的玩伴。学校是职工子弟小学，就在宿舍区的北面，离大坝也是有一墙之隔。二道坝西面是一片苗圃和郊区农民的庄稼地，种着小麦、白菜、胡萝卜、玉米，有时也种西红柿和黄瓜，这倒是给这些学生们找到了吃的东西。我们经常在上体育课时，从学校的男厕所爬墙出去，趟过河，去庄稼地里拔胡萝卜吃；那胡萝卜老是那么细小，好像那地里的胡萝卜从来就没长大过，总是像小手指头那么粗细；还有就是喜欢学校组织去看游街的，看着那些在脖子上被挂了大牌子，或在脖子后面插了个高高的大牌子，或者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的人，站在汽车上垂头丧气的样子，就觉得很过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喜欢看，觉得那些人都是“坏人”，就应该对他们这样。每次看游街的，我们这些孩子们都很兴奋。一般我们在经十路西立交桥边上看，桥边上一拉溜全是人，一直到看不见的马路尽头，还是黑鸦鸦的人，桥上桥下，人山人海。孩子们趴在桥边沿上，瞅着东面马路的尽头，等着汽车来。一会儿等不及，就东张西望。不知道谁喊了一声：“来了来了。”所有的目光就齐刷刷往东望，“毛驴车来了！”恶作剧的人就哈哈大笑，也引来了一片骂声和哄笑。

这一段时间，爸爸总是闹疼痛病，好像浑身都疼，总是让妈妈在晚上给他贴“伤湿止痛膏”，这里一块，那里一块，像个补满补丁的布口袋；无论是贴新膏药，还是揭了旧膏药，都好像很疼的样子，妈妈一动，他就咝咝哈哈叫，嘴里说：“啊——哈——慢点！”那种叫声又像在笑。妈妈的泪就在眼眶里转，心疼地说：“他们怎么这么狠！”

我就问：“爸爸你怎么了？”

爸爸笑着说：“没什么！干活累的！没事儿！”

我就相信是干活累的。可我又觉得不像。一天半夜里，我被一阵女人低低的哭泣声惊醒。那哭声是从爸爸妈妈的房间里传来的，声音压得很低，也许就是为了不吵醒我和妹妹。我的心里一惊：那是妈妈在哭！外面的夜空异常宁静，只有蛐蛐的叫声，此起彼伏，更显得夜的寂静。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妈妈哭着说：“他们逼着我揭发你！让我写揭发材料。我就是不写！”

接着又是妈妈的抽泣。没有爸爸的回声。好像爸爸在抽烟。

过了一会儿，爸爸低声说：“别哭了，啊！没什么了不起！这怕什么！他们叫你写，你写就是了。”

“我写什么啊？叫我瞎编啊？俺不写！”

又是沉默。过了一会儿，爸爸又说：“哎——这样——反正就是这样了——他们说我什么，你就写什么，不另外加就是了。行吧？这样——我写，你再抄一遍，交给他们不就行了嘛！”

“俺不！”妈妈已经停止了哭声。

“不——你一定得写。你想想咱们的孩子！咱们得保住你的工资！”

妈妈沉默了。接着，是抽泣声。

爸爸又说：“无论怎么也要保住你，保住了你就是保住了孩子。你不想想肖木他两口子吗！我的工资已经停发了，你的要是再停发，咱们怎么办啊？他们就是让你跟我划清界线，甚至逼着你和我离婚，也得……”

“不！你别说了！就是死也得死在一块儿！”妈妈说着，又哭了，“我不——俺不离婚！”

爸爸说：“我只是说说，不要哭啊！可话又说回来，要是真到了关键时刻，需要的时候，也真得这样！不然咱们的孩子怎么办？”

“……”妈妈又哭了。

我听到爸爸无奈的声音：“咱们没别的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和孩子有了着落，我就什么也不怕了！行吗？别哭了，啊！”

“不——”妈妈还是哭。

爸爸又劝，说：“……你和孩子是我最大的牵挂。只要你们没事，我就什么事都没有！行吗？……”爸爸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说：“一定要挺住，为了咱们的孩子！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你都要挺住！”

妈妈哭声小了一点，可是没有说话。

我听见爸爸抽烟的声音，和妈妈偶尔的抽噎声。不知什么时候，我迷迷糊糊又睡过去了。

四

可是后来有一天，学校里组织去看游街。还是在经十路上的那个立交桥边，我在一大溜解放牌汽车上看见了爸爸，爸爸的脖子上也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用黑字写着名字和罪名，又用红墨水在名字上画个大大的×，被两个胸前挎着冲锋枪的民兵押着。爸爸的头压得很低，可我还是认出了爸爸。我一下子蒙了，脸煞白，脸一下子很凉，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是怎么啦！这是怎么回事！我不大相信站在汽车上被人押着的就是爸爸。也有其他的同学认出了我的爸爸。一个叫“非洲”的同学看见了，不自觉地叫了出来。

“哎——那不是石头他爸爸吗？”他扭头又对我喊：“石头——你爸爸是个大坏蛋！”

我立刻就像疯了一样，冲着那个同学喊着：“你爸爸才是个大坏蛋！”说着，就冲上前去，一拳把那小子打倒在地，两个人滚做一团。

游行的车队还没有过去，我们已经在下面打起来了。老师过来拉开了我们。可我再也没有勇气看下去了，撒腿往家跑，我的眼里噙着泪水，看不清路，我不得不去用手臂擦那让我感觉很丢人的泪水，一路狂奔跑回了家。

当天夜里，我又听见了妈妈的哭声。那哭声很压抑。我感觉到了内心的痛苦，也听见了他们谈离婚的事。好像是有人要逼着他们离婚，划清界线！

听见爸爸叹息地说：“……唉——没办法！……”

妈妈还在哭。爸爸在抽烟。很久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又劝着妈妈别哭。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妈妈说。那是一种期待的声音，期待能出现什么奇迹。

“……”爸爸不吱声，这种无声显得是那么残酷。

“就算是死了！我也认……”妈妈语气坚决地说，好像真的是准备去死。

“别说傻话了！”

“我就是带着孩子去要饭……”

“别说傻话了！”爸爸又打断她，语气是温柔的。

妈妈叹了口气，抽噎起来，“……我也知道……就是我们都死了也白搭。我也知道，要是真的去要饭，我们……我跟孩子们可能会被人当成盲流抓起来……可是……我害怕！”说到“我害怕”她就不禁痛哭失声，几乎是和着哭声一起说出来的。

“我知道！”爸爸轻声说，安慰着她，“我知道……我明白……别怕！没什么大不了！”爸爸抽了口烟，说：“……就算权益之计吧……”

妈妈没有了声音，她那颗看似坚强实则柔弱的心，不得不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不得不无奈地表示妥协！屈服！所以，她也痛恨自己的软弱。

妈妈说：“是！我明白！我们得活着！我们得吃饭！我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变成盲流！去要饭，被人像野狗一样打死！”

“好吧！”妈妈接着说，“那也只能是表面上离婚，而我的心里是不会承认的！”

“嗯，当然！没人能拆散我们这个家！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没人能拆散！”

“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就是个手续……”妈妈说。

他们就这样商量好了离婚。划清界限！只是在他们离婚没几天，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他们自己想的那样，“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而是，爸爸要被发配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劳动改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在爸爸回来取东西的时候，全家吃了最后一顿团圆饭。爸爸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也给妈妈倒了一杯。爸爸还故意地开玩笑，可是我却笑不出来。妈妈死板着脸，也不肯笑，只有妹妹不知忧愁地哈哈大笑。那一天，好像我一下就长大了许多。可我还不大懂“离婚”是什么。就问爸爸：“什么是离婚？”

爸爸想了想，犹豫了一下，说：“离婚——就是爸爸要‘离’开，到很远的地方，妈妈想爸爸想得‘昏’倒了。”说着，微笑着看了看妈妈。

妈妈还是死板着脸。我看见爸爸给妈妈使眼色，好像是暗示她，让她笑一笑，可她就是不笑。

我又问：“爸爸。你真的是‘坏蛋’吗？”

我这句话一出口，妈妈一挥手，一个耳光就狠狠地扇过来，扇在我的左耳朵和脸颊上，扇得我耳朵嗡嗡直响，脸热呼喇地疼，头蒙蒙的。跟着就是妈妈的斥责：“石头你胡说什么？”说完，妈妈就用手捂住了嘴，说不下去了，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我眼里也满含泪水了。我并不觉得自己错了。难道我问这个问题不对吗？

爸爸的脸沉下来，对妈妈说：“别这样。孩子没错！”他又低下头，一阵沉默。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眼睛里也满是泪水。他疼爱地抚摸着我的脑袋瓜，慢慢地说：“妈妈打你不对！孩子——长大了，你就懂了。”

他又对妈妈说：“我有几句话对你说，你一定要记住，牢牢地记在心里，好吗？”

妈妈眼里含泪，嘴唇哆嗦，点点头。

“人往往并不是被生活的艰难压倒的，哪怕是再加上屈辱、痛苦和磨难，都不能把人压倒！人只是被自己心中的绝望和胆怯压倒的；所以，面对生活，面对任何形式的艰难生活，你只要敢于接受，敢于面对它，你就已经战胜了它！你只要记住，希望和坚持！生活——在你面前，就永远是个失败者！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强大，多么无法改变，只要你敢于面对，接受它，就意味着你正在改变它！千万要记住！你——要做一个胜利者！”

妈妈泪如泉涌，又点点头。

妈妈能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怕妈妈走肖木他老婆那条路。他要鼓励她坚强地生活下去。也许还包括爸爸自己。

爸爸吃完饭以后就要背着行李走了。临走前，爸爸抱起妹妹亲了又亲，又把我揽在怀里，亲了又亲，眼里流出泪来。妈妈的泪水就像水龙头没关紧一样，不断线地流，嘴唇哆嗦着，舌头不听使唤，说不出话。爸爸又僵硬地笑着，说：“别哭！——没什么了不起！过一段时间我就回来了！……”这时候，妹妹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一下子使劲儿抱住爸爸的脖子，大哭，嘴里喊着：“爸爸我不让你走——爸爸我不让你走——爸爸你别走——”爸爸抱着妹妹，亲了又亲，亲个没完，泪水像泉水一样涌出来；他用手摸着她的头，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别哭……”爸爸带着哭腔，说不下去了……过会儿又哽咽着说：“爸爸很快就会回来……”“我不——”她抱得爸爸的脖子更紧了。最后，他一下子挣开妹妹死死抱住他脖子的小胳膊，一把把妹妹塞进妈妈的怀里，拎起行李转身就走，再没回一下头，就这样走了……

五

有一年春节前，妈妈突然高兴地说：“你爸爸来信了！”

“是吗？”

“是——你爸爸说要回来过年！劳改农场允许他今年过节回家看孩子。就在家呆三天！三天！三天也好！”

看着妈妈高兴的样子，我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高兴。“爸爸要回来了！”是的，当然应该高兴！可我却怎么高兴不起来！爸爸还是被人说成是个“坏人”，也能在过年的时候回家看孩子……我想着，可我想不明白。

妈妈又突然叹了口气，是那种很欣慰的叹息，自言自语地说：“三天！三天就是三年啊！”她又问我，“石头。你还记得肖木他老婆吗？”

我点点头，看着妈妈。

妈妈说：“我真后悔，那次拦着你爸爸不让他去看他们。我真后悔！也许有你爸爸去看看他们，给他们一点儿安慰，说几句安慰鼓励的话，也许，沈维就不会死了。”说着，她抬起头，看着窗外的夜空，慢慢地说：“有时候，一句话就能救一条命！”

沈维就是肖木他老婆。

妈妈又自言自语说：“都是我不好！我太自私！”说完，又想了想，说：“只是——唉——”叹口气，没再说下去。又开始补她手里的一只袜子。也许她想说：“没办法！”好给自己心中潜藏的内疚找一点宽慰。她手里的那只袜子的前面已经被脚趾头顶出了好几个洞，缝了好几个地方了，还在补。

妈妈这几天一直很高兴，动不动就把妹妹抱起来，原地转上几个圈，颠着、跳着，嘴里唱起了歌，又发出了她那银铃般的笑声。妈妈开始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床单洗了；被子拆了，被里被面也洗了；还有那个她最喜欢的窗帘。她总是单独洗那个窗帘，让它保持纤尘不染。洗完后再小心翼翼地挂上它，默默地盯着那一对鸳鸯看上一会儿。她这次却没有把窗帘再装上去，而是把那个心爱的窗帘铰了，把爸妈他们俩的枕头也拆了，枕头里面的谷皮都倒了出来，装进了用那个窗帘做成的一个长长的大口袋里，再把绣有一对鸳鸯的那一面朝上，拍拍打打，成了一个很长很大的鼓鼓囊囊的大口袋，趴在床上像个大豆虫。但是，它和长口袋不同的是它有一溜好看的荷叶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甚至都不知道它叫什么。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似地问：“妈，你不是和爸爸‘离婚’了吗？还和他‘划清界线’了！”

这时候，我已经知道什么是离婚了。妈妈没吭声，只是笑。又说：“小孩子家！你懂什么！”

我看着那个长长的口袋一样的东西，不知道它是什么，就问：“妈，你做的是什么？”

妈妈低着头，神秘地抿着嘴儿笑，轻声地说：“这叫鸳鸯枕！”

我不懂什么是“鸳鸯枕”，好像那里面潜藏着什么秘密似的。

可是，爸爸一直没有回来。我们一天天等，一天天盼，爸爸始终没有回来。妈妈也不敢去问，也不知道该去问谁。等过了年，终于等到了爸爸的消息：爸爸在回来的路上，因为天黑，山里又下着大雪，路很滑，他坐的那辆汽车在盘山公路上掉到了悬崖下面，爸爸再也回不来了。爸爸——死了！

六

有一次，傻标还问我，“你妈会不会给你找个后爹？”

“我不知道。”我说。那时候，我很怕她给自己找个后爹。因为我不知道，如果妈妈真的要给我找个后爹，那人会不会打我？这我拿不准。而且的确是有过很多人给她介绍男人。我就碰见过那个王大爷上门来，叫着妈妈去相亲，可妈妈说，“你别管啦！我们很好！”

妈妈一辈子再也没有结婚。也许她一直记得爸爸临走时说过的那些话，还有就是“希望和坚持”！也许更重要的是她根本就不可能再去想要另外一个男人！也许是这样。因为她始终没说过。

等妈妈老了以后，她的脑子开始变得越来越糊涂了。她甚至以为爸爸没有死，还会像原来一样，下了班就回家来。所以，她一听到有上楼的脚步声，就会专注地支起耳朵细听；她沉默地低着头坐在床边，空洞的目光望着地面，让人感觉到她的孤独就在她那不声不响的沉默里；要是上楼的脚步声很重，是个男人的声音，她就会说：“石头，你爸爸回来了。去给你爸爸开门。”

我知道，妈妈已经糊涂了，可我不忍心对她说：爸爸早死了！已经死了快四十年了！

我说不出口！

我只能含糊着骗她，说：“爸爸今天加班。你先睡吧。别等他了！”

妈妈就会认真地抬起眼睛，看看我，那种目光带着期待和失望，让人看了就想哭，心里说不出的那种酸楚。妈妈用那种既期待又失望的眼神看看我，又咧开嘴笑了，边笑边皱着眉头问：“又加班？”看那种表情，很是认真。

我也认真地点点头。“是。刚来过电话。”

“他整天加班！”老母亲眼里露出了厌烦，埋怨道；说完，又笑起来，笑得又是那么开心，说：“你爸爸这班儿上的，呵呵呵……上班上得连家都不要了！呵呵呵呵……”好像埋怨归埋怨，她还是很能理解她的丈夫的。

然后，她就用手拍打拍打那个双人枕头。这个双人枕头就是她用那块带有一对鸳鸯的窗帘布改做的，已经非常破旧了；妈妈总是枕着里面靠墙的那一半，外面的一半是留给爸爸的，爸爸的这一半明显要比妈妈的那一半显得新一些，因为还没有什么磨损，只是经过无数次的清洗，还是掉了一些颜色。这个枕头她已经枕了三十多年了。她还是枕到自己靠里面的那一半，在床上挪动着身子，拉过被子，说：“我不等他了。我困了。”说着，就面朝墙侧躺在床上。一会儿她就会进入梦乡。

完

原发《齐鲁文学作品年展2013小说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