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

第一次参加高考，我就落榜了。那是1982年。

为了圆一个大学梦，还须卷土重来！可偏偏上面又来了新规定：为了限制高考人数，在基层学校实行“预考”制。这意味着有一半以上的应届毕业生连高考的大门都进不去。而我是个贪玩成性的顽小子，学习成绩本来就掉蛋，怎么努力也赶不上去。这正如赛跑，本来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又都鼓着猛劲儿，后者如何赶得上前者？因此，尽管我不傻，没比别人少做一道题，少上一堂课，可就只能在别人屁股后面闻臊儿。

于是，父亲当机立断，在临近高考的最后一个学期，通过关系把我送到最偏远的一所山村中学——寨子沟中学去。矮子里面选将军，县城学校里的尾巴生，也许就是乡村中学的尖子生，至少参加高考的可能性有了。也只有挤进那个考场，人生的希望才能在你面前闪闪发光啊！

故事，便从我进入寨子沟中学的第一天开始了。

一进寨子沟中学，第一印象就是这所学校如此破旧不堪，也不知是哪个年头盖的房子，小青砖墙已有些驳落粉饰，几排屋顶都呈波浪形，小小操场上除了一对篮球架之间比较光滑，整个场地芳草萋萋。尽管条件这样艰苦，我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学生仍然有负疚之感，好像自己侵占了别人的领土一样。于是在第一天早上吃罢早饭，就匆匆地钻进了校长给指示的教室，走到最后一排座位上坐下来，埋头整理自己的书本作业。

这时，陆续进来一些学生，径直走到自己的桌位上与人谈天说笑，也有突然看见我的，朝我凝视片刻，露出惊异的目光，然后又坐下来。

突然，有一个胖子冲进教室，朝一个高个子学生的桌位跑去，瓮声瓮气却掩饰不住心中的惊慌，连声说：“吴平吉，大事不好！”叫吴平吉的学生抬起头问：“什么事？”胖子说：“我刚才从班主任那里来，他说从城里来了一个高考生，要挤占我们的名额……”他还要说下去，吴平吉朝他直眨眼睛，然后朝我点一下头。说话声戛然而止，我的脸也唰的红了。

心里像塞进了栗包，孤孤单单地憋了一上午。在校长家里吃了中饭，我就照直进了教室，见有两三个学生已在各自的桌位上忙起来，其中就包括那个叫人尴尬的胖子和吴平吉。胖子首先看见我，四目一对，他的脸骤然红了，结结巴巴地说：“你、你来了，我、我对不起，上午不该说你那种话。”我被他的真诚打动了，连忙大度地说：“算什么，不足挂齿。”胖子啧了一声，称赞道：“到底是城里来的，开口带词儿。”我也说：“我还以为你是结巴，没想到开口带刺儿。”胖子站起来道：“我一激动就磕巴。对了，我还没自我介绍哩。我叫朱得仙，三朝元老。”我明白“三朝元老”的意思，便笑起来。这时吴平吉也开口介绍自己：“我叫吴平吉，两朝元老。”我说：“你们都是几代功臣，比我强。我是新科状元，叫金涛。”朱得仙道：“叫金涛不如叫金波。涛是大波浪，波是小波浪，人生怎能经得起大风大浪？”我说：“你的名字最棒，想得仙道。”朱得仙说：“别讽刺人。你们城里的学生，我知道，英语最棒了。”我问：“你们的英语怎么样？”朱得仙说：“别提了，连英语老师都没有。从县一中请了一个，说是每个星期天来讲课，已经三个月没来了，嫌路远，不好走。这臭地方！”吴平吉说：“你来这里也好，我们还得多多请教你哩。”朱得仙惊喜地说：“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我们总算找了个常居英语老师了。”我说：“我学得也不好，是班里最末等的。”……

学生接二连三地到了，我们就不再闲聊。坐下来做自己的参考试题……

学校最后排有一间房屋，是几位高考生的宿舍。每天晚上十点钟学完自习，他们就用凉水匆匆洗把脸洗把脚，坐在被窝里继续学习。我跟他们混熟之后，觉得和他们很谈得来，又本性好热闹，就动了与他们一起睡的念头。下了自习课，跟他们进了宿舍，闲谈了几句。再看朱得仙，已埋头书本，背诵地理，全然进了角色。我说：“到点就睡吧。睡晚了影响明日情绪。”吴平吉说：“没办法，我们的高考资料成山成海，学不完哪。”说完，也进入了学习状态。我一个人坐在床上，甚感孤单，就掏出一支烟抽起来。十一点，电灯灭了，几支蜡烛很麻利地点燃了，映着那一张张苍白而专注的脸。这时有人砸门，班主任李老师在门外喊：“朱得仙，你们快睡觉，不要学了。”朱得仙答应了，蜡烛也熄灭了。然而不久又点着了。

我躺在床上，想劝他们几句，见他们全神贯注的样子，便打消这个念头。我在黑暗和静寂的环境中睡惯了，翻了很久才抱住枕头睡了一觉。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惊醒，看见烛光依然亮着。再怎么也睡不着了，也没法埋怨人家，便坐起来，靠在墙上抽烟。

一扭头，发现床边有一本笔记簿，伸手拿过来一看，是朱得仙的。上面多记录着一些“人物描写”、“景物描写”，是为练习作文用的。翻到最后，是一篇自叙文，题目叫做《父母的眼神》。读着读着，不由得唏嘘起来。

有人说我有颤栗的毛病，其实不是生理的缘故。天冷不能使我颤栗，鬼哭狼嚎不能使我颤栗……只有父亲和母亲，是他们的眼神使我颤栗。

父亲和母亲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们平生最大的愿望是让我考上大学。第一年高考，爹卖了三间房，第二年卖了一头牛，今年又破例喂了五头大猪。爹说：这三年等于剥了他三层皮，但为了我能考上大学，他宁愿再剥几层皮。平时他们连吃的咸菜都不愿多放盐，为的是省点盐钱，却把好菜送给我吃。所以，我怕父母的眼神，那种渴望的眼神，那种辛苦操劳的眼神，那种黯淡忧伤的眼神，就像一本厚重的书，记载着半个世纪的沧桑。一见他们的眼神，我就颤栗，就磕巴。我懂得，我的前程不仅属于我自己的，也属于父母的，只有加倍努力才能安抚严父慈母的眼神。可是，我可怜的父母呀，万一我再落孙三，你们眼神里那绺微弱的光线还能亮下去吗……

我想：如果人被逼到这个份上，他还能轻松得了吗？又想道，农村孩子读书晚，他们折腾了这几年，大概也有二十好几了吧。人往高处走，鸟奔高枝飞，这本无可厚非，乡下孩子要捧上铁饭碗，不靠考学靠什么？叹了口气，不由得暗自庆幸自己不是乡下人。

直到天亮时才又睡了一觉……我作息有度，受了这一夜的折磨，第二天精神萎蘼不振，从此不愿和他们睡在一起了。

然而他们却像没事一般。

熬到五月初，毕业生们都提前毕业了，寨子沟中学只分配了三个名额参加高考。虽然学校向上争取过，可是寨子沟中学太落后了，这几年加在一起才送出两名中专生，据上面讲，三个名额也算照顾了。校长心中也有数，能把三个考生都送出去了，就破了天荒。就这样，我、朱得仙和吴平吉成了当然的人选。而预考中，数朱得仙的考分最高。朱得仙对我说：“这多亏了没考英语，否则第一名非你莫属。”由于本校高中班无英语老师，从县里请的张老师又没到校，才使英语这一关溜过去了。我说：“你应该在数学、语文上捞高分，以补充英语。”他摇摇头，忧心地说：“数学也好，语文也好，你想多捞，别人也想多捞，怎么补？”我想也对。

这个星期天，据说英语老师要来。校长说，好不容易请来了先生，不能亏待人家。于是，朱得仙抱来一只老鸡公，吴平吉提来了一篮子鸡蛋，我呢，到食品店买了十斤猪肉；为了找个干净住处，学校放了一个青年女教师的假，腾出来给英语老师休息。可左等右等，还是不见英语老师来。这时，校长赶来说，刚收到张老师的信，说是生病了，不能来了。校长叹口气，又道，一百多里山路，路又不平，坐一天车得休息两天，谁敢来？气得大家踢桌子砸凳子，吴平吉把蛋篮子高高举起，没等我们拦住，摔到地上，朱得仙浑身打战，说话结结巴巴的。我问怎么啦，他没回答，却呜的一声哭起来。李老师也骂了一声，让我们自学。朱得仙哭着嗓子提议让我来教。我觉得好笑，连忙摇手，说音标都没念准。朱得仙哀求说，高考又不考口语，只要题作对了就行，从今之后就把送英语老师的东西全送你给吃还不行吗？吴平吉也来加油，李老师便笑着说：你看，众望所归。有心不答应，他们一味说我保守，看他们个个挺可怜的，只得点头。于是每周抽出一天时间由我领大家学英语。其实绝大多数题作不出来，作出来的也没把握，反正他们也不懂，胡乱应着他们。又觉得这事真滑稽，一个狗屁不通的人却充当老师，这乡下学生也太好糊弄了。如果他们考上了大学，我一定劝他们报考师范学英语，毕业后再糊弄下面的学生。只是怕英语老师来了露出马脚，结果直到高考完了也不知道这张老师是男是女是丑是俊。

紧张的复习之后，终于迎来了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高考的前一天早上，我们三个考生由李老师带队，匆匆赶到车站，等候从县城发来的班车。按平常的时间，九点钟就来车了，可十点多了还未见车的影子，人们说这条山路老出事故，三天两头不通车是常见的事，我们的心一下子提紧了。

又等了一些时辰，眼看快正午了，等车的另外十几人陆续骂骂咧咧地走了，就剩下我们四位，急得直跺脚。李老师的眉头早拧起来了，突然命令道：“把包背好，把鞋带子也系好，走！”我“啊”了一声，差点没尿裤子，见那两位正按老师的吩咐办着，只好不吱声。李老师笑着问：“走进考场，一百八十里山路，你们有没有信心？”吴平吉兴奋地说：“没问题！小时候上刀背山上挖药材，陪着大人一起走，从没落后。”朱胖子也说：“年年进山打柴，早练成了一副铁脚板。”李老师笑着对我说：“看来就是金涛差点。”我硬着头皮苦笑道：“你们能，我也能。”李老师笑道：“好！那我们今天就横下一条心了。当年毛主席进北京，自谓进城赶考，决心考出好成绩；我们今天也要进城考出好成绩。各位加油啊。”大家说说笑笑顺着大路走去。

山沟里黑得早，一口气步行了四五十里，天就暗下来了。大家无不汗流浃背，也失去了初时的兴致，个个沉默起来，只管机械地迈着步子。最惨的是我，脚板早磨出四五个血泡，脚脖子也提不起来，踮着脚走，刚开始时咬着牙撑着，后来实在走不动了，只好歇着。谁知，越歇越动不得。在这种情况下，大个子和胖子一左一右牵着我的手一起走。还是不行！我越慢，他们越拉得紧，我俯着身子，像被押送的犯人。

这时，天已黑透。走近一个村子，李老师说：“大家歇会儿用点干粮。”于是大个子和胖子掏出馒头和锅巴，我们大家胡乱吃了一气，又到水井边喝了水。李老师看了看表，算了算路程，说道：“还是要抓紧，不然天亮了也赶不到。”胖子提议说：“吃饱了，我们小跑吧。”我“哎哟”一声，撑着地面半天未站起来。默不作声的吴平吉一把将我拉起来，就势背起我，甩开大步走开了。走了约四五里地，已累得气喘吁吁，浑身冒热气，我便滑了下来。胖子接着又来背，也背了四五里，比大个子还累得厉害。我站下地说：“这样背也不是好法儿。”李老师说：“背是唯一的方法了。”就站在我前面蹲下来。大个子说：“你这么大岁数，连你都得人背呢。还是我来。”两人轮番背了七八次，越背距离越短。我知道他们都累得够呛，虽是山里人，也算是半个文弱书生，本来走一二百里山路没问题，全是背我累的，再让他们背恐怕更不行了，便说：“还是我走吧。”于是他们轮番扶着我走，后又改成三人一起扶着。走了不到十里地，我已累得接不上气，脚板、脚脖子、大腿和屁股一起痛，咬着牙还是止不住呻吟着。但大家啥话也没有，都在咬着牙、可着劲走。

走到半夜一点，还有几十里路程。李老师也走累了，喘着气说：“像这样走，恐怕不行。”朱胖子早露出了女生相，呜呜哭着说：“这可怎么办啊，弄不好一年又白费了。”我实在坚持不住，一屁股坐下地，骂道：“去他妈的，我不考了。你们走你们的。”吴平吉也发狠说：“干脆朱得仙和李老师一起走，我陪金涛。”朱得仙结结巴巴地说：“那，撇下你们，我于心何忍？”吴平吉说：“别管那么多，考一个算一个，大不了我明年再复习一年。”我说：“还是你们一起走。你们都不容易，都是我拖累了你们，我是活该。”朱得仙泪眼蒙眬地望着李老师。李老师鼓着嘴巴，吼一声：“都别争了！一起走，爬也要爬进考场！”于是，我们手搭手地挤成一排，继续前进。有时我禁不住一趔趄，整个人墙便一颤抖，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那样子简直像电影上的残兵败将一样狼狈。喘息声、呻吟声杂着哭泣声，人人累成一滩泥。

正在这时，眼前的山道拐弯处突然亮起两道灯光。大家几乎同声喊道：“有车！”我也精神一振，喊道：“把车拦住，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三十五十也行，六十八十也行，钱我掏。”吴平吉担心地说：“要是不停呢？”朱得仙说：“给司机说好话，下跪也行。”我“命令”道：“别多嘴，你们都听我的！我们三个就站在路中央别动，李老师去说情。现在只剩下这一线希望了，不行的话，就用刀子逼他！”吴平吉说：“对！他不答应，就把刀子架在他脖子上！”于是我们三人就站在路中间拉好架式，我把腰里的水果刀也拔了出来。吴平吉把刀子要了去，我说：“也好，你唱黑脸，我唱红脸，不达到目的不罢休。”李老师默许了我们的行动。车开到我们跟前不远，突然停住，是一辆吉普车，司机探出头问：“你们是从寨子沟来考试的吗？”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对呀！”李老师问：“你是哪里的？”司机跳下车道：“我是县教育局的。全县的考生都来了，就差你们寨子沟中学。教育局派人一打听，才知今天没通车，让我来接一下。”胖子和大个子像狼嗥一样欢呼起来，丢下我朝车奔去，把我摔到地上。李老师说：“先把金涛扶上去。”吴平吉急忙回头拉起我，一边喊道：“真是天助我也！”朱得仙也抖抖索索地喊：“吉人自有天相！”我咬着牙坐好，瞥一眼前面许久未吱声的李老师，见他正用袖子擦眼角的泪水……

到了目的地，天已微明。找到旅馆之后，李老师去联系准考证事宜，我们一头倒在床上睡着了。

不久，我们三人被一夜未合眼的李老师唤醒，匆匆吃了点东西去熟悉考场。这时，他们的身体已恢复，只有我还瘸着腿，被他们架着走。其他考生以为我是残疾人，远远地盯着我。

我们虽不在一个考场，但每门考试一结束，就凑在一起，对照各自的答案。我每次出场，总是点上一支烟，驱散考场中的郁闷。那两位倒是忙于对题，呱呱不休，特别是朱得仙，每天都激动两回，颤抖两回，也结巴两回。考英语时，一题也没作出来，出了考场就奔我哭。我说：“你真糊涂，像选择题，要选A都选A，要选B都选B，总会碰上的，不至于交白卷。”朱得仙身如筛糠，跺着脚说：“对呀，本来想到了，可一紧张就忘了！我有什么用？”我安慰他也没用。

考完试，接着又体检。朱得仙一直为英语白考自叹自艾。据他讲，本来就心慌，一进考场就止不住紧张，好像父母正在身旁看着他；考了英语后，就更紧张了，这情绪一直影响着他。体检时，样样通过，就血压过不了关。我找到他时，正在门外瑟瑟发抖。我问：“怎么样？”他说：“医生让我在门外等一等，等血压平稳了再去量。”我说：“你不要太激动，人一激动，血压就上升。”朱得仙说：“我也知道。可是没法不激动，可能今年又白费了，就算我没事，我爹我妈也得急疯。一想起我爹我妈，就、就、就……”接着就是痛责自己，捶自己的脑袋。这时医生又喊朱得仙进去，一量，还是高。医生不满地说：“怎么回事？要不去吃两支冰棒。不然我就如实写了。”我帮助他买了两根冰棒，让他慢慢吃下去，一边安慰他。吃了冰棒，再去量血压，勉强通过。正在这时，我遇到了原来的高中同学，被他们拉走了。从此，再也未见到朱得仙。

高考结束不久，我和吴平吉都接到了中等专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只有朱得仙再次落榜……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虽然有了工作，却面临了下岗的威胁。为了发展自己，我毅然辞去了工作，走上了“下海”之路，只是手头紧张。此时此刻，我想起了当年的考友朱得仙。我一直得不到他的消息。不过，我最近了解到昔日贫困的山区寨子沟，如今出现了许多专业户、富裕户，其中就有姓朱的，但愿他就是朱得仙。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向他伸出求援之手了。

是的，我一定要见他一面……

首发于《中国校园文学》2000年第1期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