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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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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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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中两年

我的初中是两年制,那时还没有三年制的初中;走读,走的基本上是田间道,稍微宽一点的田埂。那时农村中学还没有条件供学生寄宿。

我是1977年9月1日在老家南门中学入的初中。所谓的南门中学,实际上就是我农村老家的南门大队办的中学,不过,教学业务还是归属当时的东方红公社教办和当时的高安县教育局管理。只有初中部,没有高中,设初一和初二班级。我读初一时,初一班级是两个班,我是初一<1>班;我读初二时,初二班级好像有三个班,为什么会比初一时多出一个班呢?印象中好像是隔壁的聂圩大队的中学合并了过来。

这样的两年岁月,有什么好写的呢?

是的,入这样的一个初中,我才14岁,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农村少年,似乎确实没有什么好写的。但是,近几年只要我回老家,如果一不小心开车路过当年的南门中学所在地——郑家自然村时,头脑中就会情不自禁的出现当年读初中时候的一幕幕,尽管当年的南门中学——那两排低矮的平房,室内都是土做的地面,与室外一样——很早很早就已经无影无踪了。

1977年,是个划时代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终于从苦难和灾难中的1976年走了出来。1976年,中国经历了周总理、朱德元帅、毛主席的逝世,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同时,亦经历了粉碎“四人帮”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到了1977年,中国就开始抓纲治国了,最大的变化就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恢复了高考。

恢复了高考,在当时于农村的孩子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读书终于有用了,一旦考上,就可以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地方,就可以吃上商品粮了,就可以穿上皮鞋了,等等。总而言之,凡是过去不敢想的事情,在1977年,都是可以想一想的了!

凡事,只要有了想头,干起来就会有劲头。我的印象中,在1977年之前,农村是不怎么兴读书的,认为读了书也没有什么用,因为大多数还是在农村作田。加之,那时有的课程的课本都没有,一个学期下来,都是借上一届学生的旧书读的,借不到的,就全凭课堂上做点笔记,权当书来读。所以,在1977年之前,即使是读小学,基本上亦是半工半读的,即:上半天课后,义务劳动半天。

到了我上初中的时候,学习气氛逐渐浓了起来。义务劳动的时间尽管还是有,但少多了,一个星期一次或者两次而已。不仅如此,晚上还要统一到校进行夜自习。那时,农村还没有电灯,我们夜自习的时候是点煤油灯的,各自从家里带一盏过来。蜡烛是点不起的,一般的家庭没有,需用钱去买。而钱,在那时,即使是一分钱,也是非常珍贵的,不能随便乱花的。有时,班主任老师会提供一盏稍微大一点的煤油灯,供大家共用。夜自习的时间是两个小时左右(第二天早上洗漱的时候,会发现鼻腔里被熏黑了),晚上九点,原则上就下课了,各回各的家。

那两年,我学的非常充实起劲。尤其是做起数学题来,没完没了,到处找其他同学的课外题来做。因为,课本上的作业题,早已提前做完了。遗憾的是,那时,基本上没有什么课外资料。因为,课本都是难以保障的。

我是真正的“埋头读书”。白天不用说,晚上也是早早的到校。那时,我家到学校的距离,急急忙忙的走路,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夜自习完了之后赶到家,就快十点了。但我一般都会在家继续,在煤油灯下,趴在用铺板做的床上,自学起来。往往是在我父亲催促了的情况下,才会上床休息。躺在床上,一时半刻也是睡不着的,头脑里还在放电影,回忆白天和晚上学习的一幕幕。在这样的回忆中,才慢慢入睡的。第二天一大早,就醒了过来,匆匆忙忙洗漱一下,吃点早饭,又紧赶慢赶走路去学校了。风雨无阻,风雪无阻,不知苦和累,只有读书带来的甜与乐。

那时,农村里的家庭环境都比较清苦,营养不良,我就经常会感觉到有点头晕,需要在课桌上趴一下才能缓解。老师们也都知道我的情况,装作没有看见,从来不批评我。但下课后,会提醒我注意身体,多吃点。但那时的农村,粮食产量非常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才刚刚推广,生产队分配给各家各户的粮食都是不够吃的,更不用说吃其他的食物了。鸡蛋,我家里是经常会有几个的,但不能随便吃,需要积攒起来,留着,一起卖了,8分钱一个,变现钱后父母用来买油盐酱醋之类。家里的零花钱,全指望着卖几个鸡蛋的。

我是班长,从初一到初二。老师们对我都寄予厚望。其实,那时的老师们,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有的还不是公办老师,需要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功课,备战高考;有的尽管是公办老师,但每天还是要走路来走路去的,家境也不是很好。但他们或者她们,对教学都是认认真真负责的,那种盼学生成龙成凤的紧迫感和焦虑感,比我们这些做学生的还要强烈。

1979年7月的一天,我初中毕业了,离开了南门中学。后来的消息是,那年考上高中的,只有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我的考上高中,既在我的意料之内,又在我的意料之外。意料之内,是因为平时的成绩还算优秀;意料之外,是因为那时的之前,是讲阶级成分的,阶级成分不好的农村家庭,其孩子即使考上了,也是读不了高中的,因为政审这一关过不了。而我的家庭成分就不好,我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现行历史反革命。为此,我是担心自己读不了高中的。我的二哥当年之所以没有读高中,除了家里需要劳动力接济这个原因外,与当时的阶级成分论也是有关系的。他初中也是在南门中学读的,学习成绩也是优秀的。

我居然考上了。这说明阶级成分论在当时已经松动了,也意味着我的父亲摘帽可期了。

没有考上高中的,全部到其他地方读初三。也就是说,从1979年9月1日开始,初中就是三年制了。

后来,我一直在纠结这样一个问题:要是当年的初中,我也读了三年,后来的人生之路,是否会更顺畅一些呢?

人生没有如果。现在想来,我后来的军营岁月和记者生涯,应该是在南门中学就打下了基础。四十二年过去了,当年农村老家的懵懂一少年,如今回老家,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岁月如歌,中国巨变。

……

2021.6.19.夜。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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