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风雨茅庐

风雨茅庐，是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在杭州的故居。

去年八月份，我顶着炎炎烈日，专门去看风雨茅庐。但因为疫情，当时没有开放。昨天上午，我又专门来到杭州场官弄63号，参观风雨茅庐。

虽然偏僻了一点，但还是陆陆续续有参观者的。来者，应该都是慕名而来，而且对文学情有独钟。如，从北京来的张女士。我原以为有可能就是我一个参观者，但没想到才过一会儿，背着双肩包一身行者打扮的张女士，就迈过门槛进来了。我问她，怎么会想到来看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她说，她每到一地，都会搜索一下，觉得值得一看的地方，就会去看看。跟她差不多同时进来的还有一位男士，我以为他们两个是结伴而来，但事实上是陌路人。那位男士静静地认认真真参观完之后，便又静静地离开了。紧接着，又进来了一位男士，背着双肩包。我以为他亦是远道而来，但不是，他是杭州本地的一位律师。

我个人认为，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他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出了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作品，是分不开的。而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写成于1923年7月15日），就是郁达夫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作品之代表作。

我是很早就读过《春风沉醉的晚上》的，而且还专门就这篇小说写过文学论文，题目是《论陈二妹之美》。《春风沉醉的晚上》描写失业知识分子“我”与孤苦无依的烟厂女工陈二妹的交往和友谊的故事，展示了陈二妹清纯、质朴、勤劳、节俭、坚强、温柔、正直、善良等诸多灵魂深处之美，以及反抗压迫的倔强意志和朴素的阶级同情心，是郁达夫脱离了“苦闷”的气氛之代表作。

如今想来，十几年前我写《论陈二妹之美》时，若有机会先参观一下风雨茅庐，想必会写得更好些的。但亦正是这个遗憾，才使得我于去年与今年，两次寻觅风雨茅庐。

一

对于风雨茅庐，里面有如下介绍——

1933年4月，郁达夫举家移居杭州，举债购进场官弄63号空地，亲自设计，并于1935年底动工，1936年春建起风雨茅庐。风雨茅庐整体布局分正屋和后院。其中三间正屋，坐北朝南，后院为书房和客房。风雨茅庐林木参差，环境幽雅，是一座典型的中式平房别墅。

自1936年郁达夫离开杭州南下投身抗战洪流之后，就没有回风雨茅庐居住，其后风雨茅庐产权也几经易手，解放后由政府置换收回。1986年4月23日，风雨茅庐被列为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上城区政府曾对风雨茅庐进行大面积保护修缮，并作短暂开放。

2015年8月，杭州市、上城区两级党委、政府对风雨茅庐进行了全面维护保养和陈列布展，并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此来展现郁达夫的文学成就，弘扬其贯穿一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我从以上文字介绍中发现，风雨茅庐建成后，郁达夫个人几乎就没有住几天，甚至是没有入住过！文字介绍中说“1936年春建起风雨茅庐”，而史载，郁达夫是于1936年2月离开杭州去福州任职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郁达夫离开杭州时，风雨茅庐有可能还没有建成。而文字介绍中的“自1936年郁达夫离开杭州南下投身抗战洪流之后，就没有回风雨茅庐居住”这一句，更是应证了我的“风雨茅庐建成后，郁达夫个人没有入住过”之观点。难怪我在补课的时候，居然看到这样的文字：“建成风雨茅庐，请马君武题写匾额。然而茅庐建成之后，只见女主人的笑容若隐若现，不见男主人的身影时进时出”！

这里的男主人，自然指的是郁达夫。而女主人呢？指的是郁达夫的第二任妻子王映霞。“若隐若现”之描述，说明王映霞在风雨茅庐里亦是没有住多久的。

我个人认为，风雨茅庐停留在爱情层面上的意义更多些，是郁达夫深爱王映霞的一个实体见证。而在居住层面上，对他们夫妻两个而言，意义委实不大！毕竟，他们成双成对入住的时间，几乎是零！也就是说，风雨茅庐，没有为郁达夫遮过一天风，挡过一天雨！尽管当时外面的世界，于郁达夫而言，是风雨交加！

二

在风雨茅庐里，我看到了一张关于王映霞的文字介绍图片。内容如下——

王映霞(1908年一2000年)，浙江杭州人。本姓金，小名金锁，学名金宝琴。童年时过继给外祖父王三南(南杜社员)做孙女，易名为王旭，号映霞。在其外祖父教导下，自小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1928年2月，王映霞与郁达夫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成为那个时代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的明星式人物，被诗人柳亚子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1935年，移居杭州后，郁达夫亲自设计修筑与王映霞的爱巢“风雨茅庐”。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由于年龄、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间渐生罅隙，维持了12年的婚姻还是破裂了。1940年，夫妇俩在新加坡协议离婚。

我从以上文字中感受到，风雨茅庐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郁达夫专门为王映霞而建造的。王映霞是杭州人，而且是杭州当时的第一大美女。王映霞是郁达夫的至爱。郁达夫为了保护这份至爱，居然不听鲁迅的劝阻，即便是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亦不惜举债，为王映霞在杭州建造爱巢——风雨茅庐！足见郁达夫对王映霞的爱，有多么的深刻啊！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郁达夫与王映霞是怎么自由恋爱的呢？郁达夫当时为什么要从上海移居杭州呢？为什么要不惜举债建造风雨茅庐呢？鲁迅当时为什么又要劝阻郁达夫移居杭州呢？

我通过补课，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上海尚贤坊孙百刚（郁达夫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家，初见正值十九岁芳龄的王映霞（毕业于新式学堂——浙江省立女子师范之大家闺秀），便惊鸿一瞥已倾心，决意要尝一尝恋爱的滋味了！

郁达夫以往的恋人和情人大都出身于贫苦家庭，结发妻子孙荃，更是一桩包办婚姻。他为了得到王映霞的芳心，以退为进，发起猛烈攻势。他写信去劝导王映霞：“听说你对苕溪君的婚约将成，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但须想想你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考虑的路。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去。”

王映霞终是经不住郁达夫“举着火把的狂热追求”，最后与郁达夫结成“富春江上的神仙之侣”！

郁达夫与王映霞结婚后，租住在上海赫德路嘉禾里1476号，家具都是从木器店里租来的。郁达夫的口头禅是：“我们无产者惟一可靠的财产，便是自己的身体。”于是，王映霞的兴趣便集中在办好伙食上，他们不讲究穿，只讲究吃！

据悉，王映霞是新派女子，有很强的个性。她最不满意的是郁达夫于婚后的感情渐趋冷淡，将浪漫的爱情视为阶段性产物。

但我个人认为，郁达夫之所以会在婚后失去浪漫，不是不爱王映霞了，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与生活环境让郁达夫浪漫不起来了。

1930年后，郁达夫过得非常不顺，在家中与王映霞经常口角，在文坛上又被人家攻击，被踢出“左联”。1933年，郁达夫决意离开上海，移居杭州。他拿出全部积蓄，另外还从一位富阳籍丁姓女弟子处筹得一笔款项，合计一万五六千元，在杭州城东大学路场官弄购入一亩一分四厘地，建造风雨茅庐。

1936年2月上旬，郁达夫离开杭州，前往福州入职谋生计。1937年，芦沟桥事变。郁达夫从此加入抗战洪流！

为逃避战火，王映霞偕同老母亲和三个儿子，辗转于富阳和丽水两地。当时，浙江省政府的民、财、建、教四厅，均已搬到丽水县城。王映霞得到国民党政界一些人的帮助，住进了省政府临时宿舍。如此一来，她与住在楼上的教育厅长许绍棣便为邻居了。许绍棣年轻时亦留学过日本，与郁达夫有乡谊与交情。其时，许绍棣的老婆早已病逝，有三个女儿，与王映霞的三个儿子年龄相当，常常玩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许绍棣会热情帮助王映霞。来来往往多了，便有流言蜚语传到郁达夫耳朵里。而郁达夫居然亦就相信了，而且相信到“爱之愈深，恨之愈切”的地步！从此，这对“神仙之侣”渐行渐远，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令世人由之前的羡慕不已，居然到扼腕叹息不止！

当初，鲁迅先生是不赞同他们两个移居杭州的。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力阻之——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鲁迅先生写此诗，是在劝阻郁达夫和王映霞夫妇不要躲到杭州去，认为杭州那儿的国民党反动派更凶。劝他们不要存有幻想，最后像伍子胥和岳飞那样，落得悲惨的下场；也劝他们不要像林和靖那样，过那“平楚日和”和“小山香满”的生活。而要面对现实，迎着扑面的风沙，勇猛地，像雄鹰那样展翅高飞！

郁达夫后来在《忆鲁迅》一文中写道：“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了，结果竟是不出他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

三

郁达夫是一个文学家，但同时亦是一个战士。爱国，是他一生中的主旋律。他在所谓的“家破人亡”之后，并没有沉沦下去，而是积极勇敢地投入到了抗日战争中去。

据悉，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三年多时间里，写了大量号召海外华侨团结爱国、支援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政论、杂感、文艺评论，发表在华文报刊上。通过他的大声疾呼，使侨胞们坚定了抗日信念。他还发动义演、义卖、献金、献物，将所得寄回国内。他身在异国，心在祖国。当国内文化界的一些进步人士以及国内进步文艺团体来新加坡时，他都亲切接待，做好相互配合与舆论支援的工作，旨在共同开展抗日宣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成立文化界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1942年初，陈嘉庚领导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成立，郁达夫担任执行委员并兼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2月4日，日军攻占新加坡前夕，他和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王纪元、汪金丁等抗委工作人员，同乘一艘小电船，撤出新加坡。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已对新加坡方面表示过不欢迎这批文化人回国，他们只好渡海到对岸的荷属殖民地苏门答腊。不料登岸不久，新加坡的英军向日本投降，荷兰驻印尼总督也宣布向日本投降。他们不得不改名换姓，突击学习印尼语，在苏门答腊内地作长期隐蔽的打算。

1942年6月，郁达夫化名赵廉，在苏西小镇巴爷公务定居下来，集资开设“赵豫记”酒厂，借以掩护抗日文化人的秘密工作，维持抗日文化人的流亡生活。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日本占领军发现他精通日语，就强迫他到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部充当翻译。在宪兵部里，他小心翼翼地隐蔽下来，始终装成一个富商，表示只懂做生意，不懂政治。在他充当翻译的几个月中，他通过多种力所能及的办法，帮助和营救了不少善良的印尼人和侨胞，使他们从法西斯的屠刀下死里逃生。

1943年春，他终于买通日本医生给他证明患有肺结核病，才得以获准辞职，回巴爷公务继续经营酒厂。

1944年初，一个福建籍的华侨汉奸洪根培，从新加坡调到武吉丁宜宪兵部工作。此人熟悉新加坡文化界情况，向日本宪兵部告密：赵廉就是抗日作家郁达夫，是间谍。宪兵部立即对其进行秘密监视，并立案侦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正当人们欢欣鼓舞地庆祝胜利的时候，日本宪兵部在盟军迟迟未来接管的间隙对郁达夫下了毒手。8月29日晚，一个陌生的青年登门约郁达夫外出谈事，将他引入僻巷，由日本宪兵把他劫持上车，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48岁！

昨天下午，我在风雨茅庐里看到这样一张图片介绍，内容是：1951年12月，郁达夫被确认为革命烈士。1957年6月，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中央人民政府颁发光荣纪念证。1983年6月，国家民政部授予郁达夫革命烈士证书。2014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认定郁达夫为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之列。

风雨茅庐，尽管没有为郁达夫遮过一天风，挡过一天雨。但难能可贵的是，郁达夫离开杭州之后，却以实际行动，践行了鲁迅先生当年劝说的“风波浩荡足行吟”！不仅“面对现实，迎着扑面的风沙，勇猛地，像雄鹰那样展翅高飞”！而且，不惜为国捐躯，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之胜利，遮风挡雨了！

令人欣慰的是，郁达夫当年举债建造风雨茅庐时在后院栽下的那棵小榉树，如今，居然长成了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直刺云天了！

四

写此文，权当是对郁达夫与王映霞当年那段“轰轰烈烈的爱情”之纪念，亦权当是对风雨茅庐之纪念吧！

2023.3.14.于杭州新湖菲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