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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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算来，父亲去世也快有十五周年了。每在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总是会不由自主的想起他,这时我也常常会情不自禁的流下泪来。今写此文，算是一种纪念并怀念他老人家最好的方式吧。
父亲是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文盲，曾经历过改朝换代的动乱年代，也经历过三年饥荒的苦难岁月,典型的中国建国初期的农民。一生历经坎坷挫折,育我们姐弟五人。二姐很小的时候因冻饿而死，以后三姐也就很自然的顶替她的位置成为我现在的二姐了。在我的记忆中，少时家庭生活非常清苦,大多一天早晚二顿都是稀饭（沭阳西部地区有每天只用两顿饭的习惯）。母亲添一锅水再放进一些萝卜樱在锅里煮，然后抓几把玉米面混合在水里搅动，最后放进锅里煮成稀饭，就这样的饭也常常是难以为继。而当时只有几岁的我因为不爱吃萝卜樱，常常哭闹不休拒绝吃这样的饭,而此时父亲总会用筷子把我碗里的萝卜樱挑拣干净。我因为营养严重不良，面色枯黄饥瘦。当时村里人给我起了绰号叫“小瘦鬼”。 很小的时候，一天夜里我高烧烧得晕了过去，是父亲背着我走了两里多路去了医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看到父母亲红着眼眶在一旁呼唤着我的名字。这一夜，他们一直在旁边守候着我。
因少时我多灾多病，父亲怕我活不了，就用了一根红头绳围脖子一圈再打个结系起来,说这样就能保住我的性命,农村里戏称“扣狗绳”,说这样就能免灾,就好养活了,等长到一定的年纪再举行一个仪式剪掉,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开锁子”。
因为我挑食严重，父亲搞来一个小沙锅，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米留给我，常常给我开小灶,让母亲抓一把米放在沙锅里熬米粥给我喝,烟火经常熏红了母亲的眼眶。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点一点的长大。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家里人口多，口粮少,父亲与十几岁的大姐就经常去离家八十多里外的铁球山，给人家运石头做苦力赚一点小钱补贴家用。这些事当时我并不知道，直到前几年与大姐闲聊的时候我才知晓。
一次父亲的一位仲姓朋友来我家里串门，看见了我。就与父亲商量着把我领养过去（他家当时没有儿子）,说这样可以为我父亲减轻一些家庭负担,还承诺会给父亲一些粮食，父亲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尽管两家离的很近，交情很好，但是他也舍不得自己的骨肉送给别人。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在大姐还不足二十岁那年，就远嫁了几百里外的徐州农村，从此以后几乎都是大姐那边照顾着我们，这才渡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
因为家庭极度贫苦，大姐没有上得起学，至今都是文盲,二姐上了几年学堂，能认识几个字,大哥也是一样。到我上学的年纪，父亲再也拿不出钱来。尽管那时学费才二元钱一个学期，凑来凑去才凑到了一元钱。我上学的事情不能再耽误了，父亲为这事很发愁。好在二姐那时在学校读五年级，对我的启蒙老师陈怡凤很熟悉,她对陈老师说明了我的情况，说家里仅仅凑到了一元钱，欠缺的另一元钱能否拿家里的十个鸡蛋抵账，让我去她班级读书。这个南京下放来的五十多岁的陈老师很爽快的答应了，让为此事发愁的父亲终于露出了笑容。十一岁那年，我挎着母亲自制的书包终于走进了向往的学堂，接受了知识文化的教育。我很感激南京来的这个陈老师，在我走上社会后曾经打听并寻找过她老人家，遗憾的是她回南京后就失去联系，我多次寻找而无结果。
父亲是一位心地善良之人。一次家里来了一个讨饭的男人，自称与我家同姓，称呼父亲为大哥。父亲看他可怜，留他吃了一顿，送他走的时候还让母亲给叠了十几张刚烙好的煎饼，并用一块白布包好送给他路上吃。我不解的问过父亲，为什么我们家都快吃不上饭了，还送他这么多煎饼。父亲淡淡的说了一句话：“哪个就没有一点难处呢？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父亲还是一位大度宽容之人。一次四祖父家的三叔要结婚了，恰巧那年遇到他出河工的时间与婚期重叠。（以前农村的规矩是男子20-40周岁壮年时，每年出一次劳工去外地修理河道）。因为我家里经济比较拮据，四祖父就找到我父亲要求他代替三叔到外地出劳工，而四祖父则说好愿意拿出三十元钱给我家作为劳工费，先付十元，另二十元等河工结束后回家再付，可是河工结束以后四祖父再也不肯给那剩余的二十元了，理由是村里给民工凑的出工钱被我父亲领了，顶账了。而在那个大家都吃不饱饭的年代，四祖父家里每天都有十几个人为他家做义务工，四祖父有一手精湛的木工手艺，手下的徒子徒孙十几个人跟着他学手艺，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大富户。他承诺过该给父亲的劳工费用最后却食言没有兑现，但是我父亲因为四祖父是长辈，后来也没有和他计较。
父亲对我也有比较严厉的一面。少时的我经常与村上一起玩的小伙伴去偷摘大叔家还没成熟的栗子果实，有时候也去偷摘大姨家门前的石榴。那时年纪还小不懂事，不知道这些果实没有成熟，摘了也是不能吃的，摘下来只能是白糟蹋了这些东西。这些事情终于被我父亲知道了，用巴掌使劲的扇了我的后脑勺。我便嚎啕起来，等我平静下来之后他就给我说：“少年偷针，长大偷牛，现在就这样，我如不管教你，长大后如何得了？以后再也不准许去干这些事情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私自去拿过别人一点东西。
父亲也是一位懦弱之人。我们这里很早就有养花的习惯，虽然我家土地不多，也在非常紧张的口粮田里挤出三分地率先种起了花草。在那个国家都穷的吐血的年代,更没有人会拿闲钱来买我们的花草了，种的花草每年几乎都是被人偷去大半,也经常会招来一些无赖来收一些什么特产税的，或者以其他名堂来敲诈的，而父亲则总是无休止的不断满足他们。我曾问过为什么要给他们钱，我们也没在花草上赚到钱,父亲总是无奈的说,“我也不想给，不给他们能让你安心的生活吗？会放过我们吗？”此时我总是无言以对。后来国家的经济情况逐渐好转，对绿化也重视起来，绿化苗销售情况也好起来，我们的花草也扩大了生产规模，还租了别人两亩地来种花草。虽然我们付出了很多，但是所有的辛劳总是付之东流。
一天夜里，由于白天我干活太累，夜里睡的太深，所种花草一夜之间几乎被贼人偷拔了个精光。父亲在地里看着这场景很是心疼，叹了一口气说道：“好财不发命穷人啊，也许是我命里就该穷呢。”然后默默的把贼人遗漏下来的花草树木整理一下重新种在一起,留下大片的空地在种一些蔬菜。
父亲对待村子上的人也很和善，我家养花早，他总是会赠送一些花草给村民做母本,于是慢慢我们村庄的花木种植逐渐扩大起来。
转眼我也成为大龄青年，由于本人长相欠佳家庭贫穷,因此一直单身，说媒提亲的热心人不下四十多个，但是女方一看我面黄肌瘦，身材单薄，家境清苦，没有几个女孩子愿意与我结亲的,这时就有嘴尖刻薄的老妇当面讥笑道：“穷的烧蚂蚁吃的人家，不要说女人了，就是个男人也找不到了，一坨狗屎，沤粪差不多。”听到如此恶毒的嘲讽，我心里更加不是滋味。说真的，也不是就没有女孩子愿意跟我过日子,我只是想找一个合适的罢了。毕竟这是自己一辈子的大事，草率不得的,之前就有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孩子纠缠过我，但我认为极不合适而断然拒绝了她。
父亲知道此事后心情更加沉重了，脾气变得暴躁起来,动不动就因为一点点小事跟我吵架，责骂我，说被我愁死了,前世欠我的债怎么还都还不完。
而我此时也只能默然面对。在我二十九岁的那一年春天，经过一个热心人说合，终于定了亲事,父亲终于高兴了，脾气也好了很多，说话也与以前一样亲切和气了。我曾经问过恋爱时候的妻子，我们两家的情况相差这么多，为什么还愿意跟着我过苦日子。她告诉我她曾经打听过我的为人，人家告诉过她，说我心地善良人又勤快，跟着我很放心。
我结婚的时候父亲把家庭里的上了年纪的长辈们都请来喝酒,事后又把上了年纪的四祖父，五祖父他们掏的随礼钱一一退还给他们。父亲告诉我说，他们家都有人出了随礼钱，老长辈们请过来喝酒吃饭那是礼数，而他们给的钱是万万不能要的。尽管我们家还欠了一大笔债，但是不该拿的钱还是不能拿的。父亲对此事的态度让我敬佩有加，家贫骨气在，人穷志不丢!
由于艰苦岁月的摧残，父亲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好多，刚六十岁出头的他，也是满头花白，身材瘦弱的他佝偻着腰，看起来很老的样子，与他的实际年纪极不般配。一次为了生计，带着刚从学堂里出来的我用平板车载着水缸沿村叫卖，一位老人问他：“老先生这么大的年纪还出来干这种重活？起码应该有七十多岁了吧？”父亲则笑着回答：“哪里有那么大啊，我才六十岁刚出头呢。哎！这辈子吃的苦太多了。遭的罪多了人就看老的快啊！”
虽然时节已是初冬，晚上我们住不起旅店，就在一户人家的草垛旁准备露地宿营休息，这时一个大娘过来了，对我们说道：“现在夜里很冷的呢，在这里过夜哪能行啊？还是去我家的柴房里过夜吧！”父亲很高兴，大娘搞来一些稻草放在柴房里，我们父子当夜就宿在那里。那位大娘很是善良，招待我们吃她烙的韭菜饼子，父亲很感激的连连道谢，而那位好心的大娘则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啊，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出门在外不容易，吃点饼子不用这么客气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告辞出发的时候，父亲掏出二元钱让我拿给老人的儿媳妇作为酬谢(注：八八年前后的二元几乎是一个农民工一天的工资,我当年给人家盖房子做小工工资一天才2元5角钱,当时我与父亲卖水缸大约一天赚不到6元钱)。而老人的儿媳妇则连连摆手不要，说这些都不算事，我们一再道谢！直到今天我还常常想起此事，心中感慨万千！一个好人做一件好事总会有人永远记住他的。
在2000年夏天，父亲的脚腕处与手的关节都红肿起来，疼痛使他难以入眠，我们姐弟几人带他去县医院检查也查不出什么病来，常常是无原因的高烧不退，医生也束手无策，我们只得寻求风湿关节炎偏方来治，但是情况还是越来越糟。我的一位同学是医生，我曾求助于他帮我父亲想想办法。他告诉我说：“大爷的身体极度虚弱，都是以前受累落下的病根，现在也非常严重，医治很困难，只能每天输点葡糖糖液维持生命，让他老人家多过一段时间。”我就给了他300元买了几箱子葡萄糖注射液来家请人每天给父亲输液。说也奇怪，挂了几天葡糖糖液以后，以前难以医治的高烧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因为长期患病，父亲很久都没能走出家门，胡子头发很长很凌乱，我就去镇上请来一个老年理发师，为他清理一下头发胡子，让他尽可能的舒服一些。
过了2001年新年以后，父亲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一年之计在于春，这话对于我们花农来说再也合适不过了。春天要种花浇水除草，我还要到外面跑销售，照顾父亲全凭母亲一个人来操劳。
一次回家看到父亲，他也不能起身，说话声音很微弱。我拉着他的手，泪水也簌簌而下。他说他时间可能不多了，最放心不下的是我大哥的房子还没建好，还有担心我身体单薄将来能否赚到钱生活。我答应他我会尽可能帮助大哥建房子。既然老天爷当初没有饿死我，让我活了下来，以后我就能够活的很好，让他别瞎担心了。以后再一次回家的时候，父亲也没有力气言语。看样子是不行了，我们便把他从我家的偏房转移到主房子的堂屋里。
2001年3月16日的那一次外出，是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情。我因为生意上的事情要去别的地方办事，上午我看了一眼父亲，他很安详的睡着了，下午我便动身与表哥去了另一个城市，在一百多里外的目的地刚下车，手机里便传来家里的电话通知，父亲走了。我转身便急着往家赶。父亲临终前身边没有一个子女陪在他身边。夜晚我与哥哥一夜没有合眼守护在父亲的遗体旁，第二天一早极度伤心的大姐也从徐州赶回家里奔丧，去殡仪馆火化父亲的遗体，苍天也伤心落泪的下起了小雨。气氛很是伤感。
父亲去了天堂，但愿天堂里不再有劳累，不再有误解，不再有饥饿，不再有敲诈，不再有弱肉强食的纷争，也不再有世人的烦恼！愿父亲在天堂里能够活的好一些！
父亲的一生就是我家的一部辛酸史。他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留下的是一些让我记忆深刻的往事，今天满怀深情的写下来，在这里留下追思父亲的墨迹，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极其普通的庄稼人，但是在他身上，却有一种闪光的精神——博爱，正直，善良，勤劳，谦逊与朴实。而这些，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精神脊梁！
